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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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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的半个月期间，我领略了日本全民性的环保运动，环境保护观念已经深入日本国民人心。人们开会讨论生产方式问题，更讨论生活方式问题。虽然当时日本经济受到股市破灭的影响，80年代的傲气已经消失，但日本仍是当时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但越是在这样的富国，人们越在讨论如何过一种简朴的生活，节约的生活。日本有着大量的民间组织，许多民间组织都在举办各种环保教育。我和梁从诫教授就参观过一个青年会举办的晚间环保知识教育课。
日本国民的这种简朴精神，与当时中国的社会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当时刚经过了两年经济高增长，两年的经济过热，使社会上流行着一种暴发户心理。在短短的几年里，突然变富了的人们对金钱一时不知所措。特别是外资大量涌入所产生的财富效应，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富裕假象。超前消费、夸富比富、贪污腐败等想象在这几年里大量发生。许多干部就是在这几年里经不住金钱的腐蚀栽倒了。
反思这几年中国人对国民待遇的追求，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财富。物质主义成了一切，一个原先排斥物质享受的社会突然在追求物欲的大坑中陷得这么深。或许是中国人穷得时间太长，穷得程度太厉害，一旦有了机会，便暴露出强烈的贪婪性和享受性。但在这一场物欲大追求过程中，中国的生态环境和资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透支。在去年《中国与世界》网上杂志传来的一篇文章中，里边有这样一个数字：近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了6倍，而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40余倍。如果我们继续以这样的方式发展和追赶，那么今后的生存便面临着巨大挑战。
但是，在那样一个社会风气之中，发展方式的问题，环境保护的呼声，在社会上十分微弱，根本引不起人们的注意。这时我才意识到，人类是需要教训的，环境灾难不落到人们头上，是不会引起注意的。你过早地敲响环境警钟，人们会以为你精神有毛病。这种现象现在被称为“半夜鸡叫”。所以，这些年来，我总是避免充当前卫人物，总是在社会潮流中踽踽跟行。
其实人们应当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越向大自然索取，大自然就会变得越吝啬。如果你过度地索取了大自然，那么你就会遭到大自然加倍的惩罚。恩格斯早在一百年前就指出了这种现象。中国人应当清醒地了解自己的资源情况和环境情况，从现在开始就要树立一种“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思想方式。我一家三口至今居住在一套狭小的居室里，但对此我没有任何怨言。就象孔子说家徒四壁的颜回一样，“回也不改其乐”。不仅如此，还要居安思危，准备迎接过度环境破坏带来的大自然报复。中国人如果没有这种意识，那么等待我们的的确不是一个美妙的前景。
1998年末，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再一次下降，我写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关卡”一文。这篇文章被社会广泛转载，社科院经济所写的“‘九五’以来中国经济史学科研究简况”一文，把我的观点引用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中。这篇文章应当说是研究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一个重要关头时出现的一个重要观察。现在我特意把它引述如下，它使我们看到了传统发展模式的终结。
中国经济增长的关卡
仲大军
（1999年第4期《科技智囊》，）
提到中国经济减速，更多的人在议论内需不足。但为什么内需不足？盲目地增加内需是否可行？本人建议从以下几个角度思考一些问题。什么因素在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
一、环境污染每年使中国经济损失巨大。
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在今后２０年间，至少有这４种因素在驱动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制约因素也不可视而不见。举例来讲，大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和交通拥挤已严重地制约了汽车的产出。三大汽车厂为何生产能力过剩，与环境和空间的制约密不可分。
概括地说，中国２０年来的经济发展是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及资源消耗为代价换来的。到今天，环境和生态的承受能力正在达到极限。譬如水污染的问题，全国７０％的河流污染严重，５０％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淮河流域的污染企业首先遭到了关闭，继之是太湖地区的污染企
业。长江的年排污水量为１３０多亿立方米，水质已严重恶化。下一个治理的将是长江沿江污染企业。森林方面的生态破坏已经使中国在１９９８年不得不全面停止了天然林砍伐。《中国经济时报》曾报道过河北邯郸市的例子，１９９３年邯郸市国民生产总值约３６０亿元，而当地滏阳河流域污染对工农业造
成的损失是７．５亿元，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失为９亿元，对环境质量造成的损失为１５．４亿元，损失总额高达３２亿元，约占当年ＧＤＰ的９％。这就是说，如果将环境和资源成本计算进去，我们每年的经济增长入不敷出。
由于靠污染环境发展生产代价太大，贵州省截至１９９８年底在５年的时间里关闭了“五小企业１２０００余家。１９９９年国家和各地更是加大了治污力度。可以说，１９９８年是一道明显的分水岭：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已经走到了尽头。按传统的发展方式，实际上是增长多少就被治理成本抵
消多少。以产值为目标的发展观是最不科学最愚昧的增长方法。环境治理前些年是欠帐，今后几年是要帐的时候了。中国需要寻找全新的发展道路。各级领导干部要转变思路，再也不宜盲目地追求产值，不宜盲目地提倡高速度，高增长。
二、空间制约：中国还有可开发的土地吗？
18世纪，中国的东北地区还是人烟稀少的地区。自清末起，内地人口就大批涌进这些未开发的地区。解放以后，中国仍然有北大荒这样一些地方可以移民开发。但到了今天，边疆地区不仅已不能移民开发，反而要恢复生态，加强保护了。中国是人口众多、土地狭小的国家。空间制约主要表现在交通和住宅上面。交通堵塞和拥挤影响了国民对汽车的消费，由此连累了一大批机械工业。土地紧缺使城市住宅难以向郊区发展，市内地价昂贵，每亩价格五六百万元。平民大众消费不起。商品房大量积压，由此影响其他商品的消费。加上对土地供应的严格控制，空间制约已成了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大患。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为什么不能向郊区大片发展，与落后的城市管理和城市发展观念有关。实际上中国的土地不是紧缺问题，而是如何合理地使用问题。搞那么多开发区撂荒在那里才是浪费。多批点土地扩大城市范围，集中人口是应该的。看来城市是扩大了，占地增多了，但农村人口减少了，土地相应增加了。两者相较是合算的。
中国非常像日本。战后２０年间，日本的土地价格上涨了５０倍。到了８０年代，日本东京的地价大约是美国大城市地价的１００倍。土地昂贵是整个东亚国家共同的现象。这些国家共同的特点是人口众多，空间狭校中国在这一时期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好土地供应政策和实行土地商品化，那么经济发展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中国的土地问题在许多方面处在一种模糊状态。譬如城市人到乡下买地建房子的问题，不是本地户口的人有没有拥有土地的合法权利？农民有没有买卖土地的权利？不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中国经济便难以发展。
事实上，中国今天的空间环境比５０年代建国初期恶化了许多，我们再也没有北大荒可以开垦，边远地区也已经人满为患。因此有人提出“朔天河工程”，建议从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向北方调水。以每年调水２５００亿立方米计算，可以向西北地区移民上亿人。
三、重复建设，浪费了多少？
五、中国经济的新边疆在哪儿？
鉴于以上几种原因，中国经济出现阶段性的减速是必然的。这种减速引起最大的后果是社会劳动力闲置。中国目前城乡过剩劳动力将近２亿人。如果实现将近２亿人的充分就业，可以增加ＧＤＰ几万亿元。但环境、空间和资源都与庞大的过剩劳动力形成尖锐的矛盾与冲突。到底照顾哪一方？照顾环境还是照顾人？不管怎样，建立大范围的社会保障来减轻贫困人口的生活压力，看来是势在必行了。
１９９８年，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达到２８６５０亿元，比上一年增加３７００亿元，增幅达到１５％。这其中，国有工业企业的投资大幅增加，但民间投资有一定幅度的下降。１９９９年社会总投资能达到多少，还难断定。主要是难以掌握民间投资的变化。这一块由市场和体制来决定的投资约占中国社会总投资的５０％，它既反映着中国经济的状况，又反映着我国经济改革的进程。能否调动好民间资金为失业者增加就业岗位，已成为当前头等重要的问题。因此，体制问题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以上各点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的难度。如果那些情况更糟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摆脱不了谷底困境，那么１９９９年全球经济将不会有什么起色，能保持平稳的减速也就不错了。从环保角度看，困难国家的人民要降低生活期望值，准备过朴素的生活。这不失是拯救地球和世界经济的一副良药。在这一历史时期，最好的办法是不断调整过时的经济关系，深化改革，加大教育和科研投入，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效益。
最近美国人提出要开拓经济的“新疆土”，像当年开发西部那样开发信息
技术产业。知识经济已成了一片等待人们开发的新边疆。面对这片广阔的沃土，德、法、英、日等发达国家摩拳擦掌正在进行“热身赛”。大家目光都瞅上了网络这块新领域。中国这些发展中国家应该怎么办，有没有可能走捷径赶上欧美发达国家？
应当说我在这篇文章最后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世纪性主题。中国人为此奋斗了整整一个世纪，至今我们没有走出这一历史使命。但是，一个世纪来我们追赶的效果到底怎样？我们所采用手段和方法怎样？今天还要好好反思。如果采取的方法错了，那么良好的主观愿望会与实际结果背道而驰。因此我认为，直到今天我们可能还是在以一种错误的方法在追赶。
7， 朴素生活与人力资源开发
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要过一种素朴的生活，但这几乎与当代经济学根本不相容。自1998年以来，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是严重的需求不足，是连续两年多的通货紧缩。如果人们都过一种素朴的生活，减少消费，虽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会减少，但由于生产萎缩，失业加剧，会影响一部分人的生活。所以，当代的工业经济，恰象一个吃错药了的人，尽管这种药有毒，对身体有害，他还是要吃，直到把自己吃死。这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危害和缺点。幸运的是，世界当今的经济学内容也正在发生变化。例如将资源消耗和生态破坏纳入生产成本的统计范畴。但这种思想太前卫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现在还根本顾不上考虑。当前的中国宁肯每年拿出1000多亿元的治污费，也不肯降低经济活动程度，也不肯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可怕的是，当今中国社会还处在一种盲目追求生活享受、不科学地追求生活奢侈的风气中。看看电视台播放的那些家庭装修节目，极尽奢华，纸醉金迷，既不卫生和环保，也不利于健康。许多建筑开发商也处在一种盲目的铺张浪费式的小区建设中。大家有空时可以去北京北郊回龙观文化居住区中心花园看看，这是一处典型的败笔。几公顷的一块面积几乎没有多少绿地和树木。地面都被人工湖面和人工的建筑覆盖了。花园中心和东北角入口各建了一个圆形喷水设施，一年也用不上几次，反而占据了大片本该是树林的面积。这种不伦不类的西洋式追求正是中国建筑界水平低下的表现。如果你把这几公顷的土地全都栽上树，等大树长起来的时候那将是什么效果！建筑设计师们可以说对此并无研究。
环保主义者廖晓义女士在2001年6月5日的“世界环境保护日”说了这么一句话：“一个人可以挣很多钱，但当他的消费行为不环保时，那他就与文盲一样。”当前中国的环境文盲和绿色文盲真是太多太多，浪费也是太大太大。因此，如果仅靠物质开发去赶超先进，恐怕事与愿违。仅仅靠朴素的生活还不行，还要靠开发人的大脑去追赶先进。一个国家的进步首先是大脑中思想观念的先进，没有先进的文化和思想，这个国家永远谈不上先进。
要想走这条路，那就需要开发人力资源，放弃在资源上和物质上与西方发达国家比拼，注重知识和技术的追赶，将人力资源成为创造国民财富的主要源泉。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GDP国民核算体系研究表明，不合理地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将使自然资产损失。反之，投资于人民，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是创造和增加国民财富的主要源泉。
多少年来，我们搞的经济发展完全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发展，整天盯的就是产量数字。这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唯物主义的产物。90年代中期以后，我写了大量文章批评这种发展模式。可喜的是，近些年来，科学的发展思路越来越被人们认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说到底是相对于过去的以军力为本的发展战略。以人为本便是以每个人都能达到发展为目标，而不是仅仅发展少数人，忽视大多数人。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的基本手段是通过提高人力资源水平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而提高人力资源水平是提高人均收入的基础，人均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是增加国民财富的基础。既然我国的自然资源秉赋条件差，那就通过增加人力资源和生产性资产来获得财富。
我们国家人力资源情况怎么样呢？尽管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人力资源总量充足，但结构问题严重，第一是总量过大，到2020年将达到14。5亿；第二是人口老龄化，到202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4％。我国将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去承担发达国家人口高龄化的压力；第三是技术人才资源不足，2000年，我国大学生和科研人员的比例仅占总人口的1％，到2020年可达到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更严重的是，我国技术人才结构是典型的工业化时期的人才结构，高新技术人才比例很小。
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995年以来，世界银行采用新的国民财富测量方法发现，把人力资源做为国民财富的一项重要资源。按这种新方法计算，人力资源占国民财富总量的比重最大，在40－80％之间，如北美地区为76％，西欧地区为74％，东亚地区为77％。1995年9月17日，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题为《世界银行制定新的国家财富计算法》的公告，在这份公告中，中国的国民财富排在世界 162位，其中人力资源占77％，创造的资产占15％，自然资本仅占8％。由此可见中国的自然资源缺乏程度。尽管这一测量方法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它使人们重新认识国民财富的来源。
人力资源是最大的国民财富，但是在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被人们严重忽略，导致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主要资源集中在物质建设而非人力建设上。我国在工业生产中有过多的投资浪费，但在人力资源的投资上却严重滞后。其结果，是我国人力资源的劳动力素质极其落后。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1999年中国总人口占世界总量的20．9％，劳动力人口占25．90，分别相当于美国的4．58倍和5．40倍，但是人力资源的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44．3％。中国是世界上人力资本第一大国，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分别占世界总数的20．5％和22％，但是反映人力资源最主要的指标劳动力回报率即劳动生产率，中国大大低于美国、日本和韩国。美中两国相比，平均劳动生产率相差10．9倍，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差23．8倍，工业劳动生产率相差4．5倍，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差8．6倍。
这就是我国的人力资源状况和生产率状况。以这样一幅水平，你的人均GDP怎能高？你的工资水平怎么能高？特别是，在人力资源素质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搞生产，搞建设，往往会出现大跃进式的严重浪费。中国这些年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物质资源，更由于决策错误造成许多重大的浪费。这些教训已足以使清醒了。
鉴于此，一些专家学者提出许多方案和建议，如政府应大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积极促进全民健康运动，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进一步提高人口预期寿命，加速发展各类各级教育，大幅度提高中等教育普及率和高等教育普及率，中国应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对紧缺性自然资源实行战略性保护开发，调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大规模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进一步加速市场化改革，开放国内市场，引入竞争机制等等。但在所有这些提法中，人们都没有将国民待遇问题提到首位。既然要开发人力资源，就不能绕过国民待遇，就不能再搞“一国两制”式的不平等国民待遇，就必须废除建国后计划经济下制定和形成的种种不合理制度和歧视性政策。
今天，中国的发展方式面临着重大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既然涉及到人，就要涉及到待遇和权利。所以，中国社会今后发展的杠杆问题是国民待遇问题。不解决好国民待遇，中国的发展还将是一个畸形的发展。
50年来，中国是以地区和人际间的巨大差别代价发展起来的国家。如果这种代价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抵抗外国侵略，挽救国家威望，中国人民是愿意并可以承受的。但在外部压力逐渐消失的时候，这种以多数人牺牲而换来的少数人发展便不可避免地受到抵抗和反对。在下一章里，我将着重论述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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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新著
《国民待遇启示录二元结构下的中国》
第六章：发展战略与国民待遇
1，惊人的城乡差距
2000年6月，在西部大开发炒得最热的时候，我应邀参加了在西安进行了一次投资考察和研讨活动。这是一个庞大的由东部企业家组成的投资考察团，主要目的是到陕西看看有什么可投资的项目，而我的任务仅仅是在论坛会上做个演讲。
在宾馆下榻之后，就是翻阅会议材料。这一袋大约3公斤的材料大部分是陕西各地招商引资的材料。看着看着，我发现了两份值得关注的内容。一份是陕西柞水县工商联在招商项目之余写的一封令人看后心酸的信。信中这样写到：
“柞水县有贫困户6300户，贫困人口2。4万人，特困失学儿童1500名，我工商联曾想救助500名失学儿童重新返学，但由于经济落后，每位干部和执委包两名也仅能保证34名儿童上学，还有460名无法照顾到，他们所缺少的仅仅是每人每年100元共4。6万元的助学金。望着那一双双充满泪水和渴盼知识而无助的眼睛，我们无颜以对只有寄期望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伸出友谊之手，为贫困山区的孩子奉献一片爱心，你们节省下的每一条烟、一瓶酒；对失学的孩子都是一份福音”
仅仅是4。6万元啊，还不及城市里一个家庭的住宅装修费！却令整个县工商联的机关人员为之发愁。就是把全部的特困失学儿童所需的费用全加起来，也不过是15万元。15万元这点数目，对于有些部门或有些人来说算得了什么！
正在我为柞水县的贫困状况而感叹的时候，眼前出现了这样一份招商报告。此项目是西安中讯国际娱乐大厦的招商计划。此大厦建在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占地25亩，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计划投资3亿元。大厦内设有大型室内水上乐园、国际先进的三维动感电影、网球场、壁球室、健身运动中心、康体休闲水疗馆、夜总会、中西餐厅、国际标准会议中心、写字楼及配套的宾馆客房。招商项目书最后说：“此大厦目前已投资了近2亿元，还需1亿元左右的资金，急需国内外企业以各种形式加盟投资合作。”
看到这里，我被惊人的反差惊呆了。这就是目前我们的中国，城市与农村已经拉开如此巨大的差距。一些人为一掷千金的吃喝玩乐缺钱而发愁，一些人为所能接受的最基本的小学教育每年100元的学费而发愁。这时多么严酷的社会现实啊！而这现实一个时期以来是被严重地忽视了的，有时甚至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没有人站出来指出这些事实有问题，那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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