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第2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有问题，那么这种巨大的贫富差别就会被人们熟视无睹。
　　回来后，我写了一篇题目为“中国应当怎样发展”的文章发表在《中华工商时报》上，就中国地区发展的极其不平衡以及明显的城乡差别发表了一番感慨。我特意搜集了一些数字来观察这种发展的差别。例如，象陕西这样一个中部大省，199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487亿元，在全国排在第21位上，第一位的广东省是8450亿元，江苏和山东分别是7700亿和7660亿元，东西地区的产出差距是相当大。
　　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陕西省仅为4136元，排位更靠后，仅排在西藏、甘肃和贵州前面，居全国第28位。全国人均GDP最高的是深圳市，人均3。4万元，第二是上海市，人均2。75万元，两者分别是陕西省的8。2倍和6。6倍。其次是北京＇1。7万元＇和天津＇1。4万元＇。最低的省份是贵州，只有2479元，比上海相差11倍。
　　看起来陕西与东部地区差别比较大，但在陕西省内，地区差别或许更大。以西安市为例，199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30亿元，占陕西全省的42％。这意味着陕西省将近一半的资源和财富聚集在西安。如果再加上与西安市毗邻的咸阳市，这两个位于渭河平原中部的城市，总产出将占陕西全省GDP的70％以上。这种产出和财富高度的集中其背后说明了什么？说明陕西省是个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非常大的省份。看看西安城内，连出租司机都自豪地透露：每月纯收入在六七千元，甚至高过北京的出租司机收入。
　　从产出可以测算出人均收入，由此可以看出陕西省各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状况。有的地方农村，一户农民能一年收入几百元就不错。象前面提到的柞水县，就位于西安市南部的秦岭山区，距西安没多远，翻过山就是。但只要出了城市，贫富差别就这样大。这反映出我们中国的发展不仅地区差别很大，城乡差别更大。
　　西安其实也是中国的缩影，国民财富高度集中于城市，由此造成城乡差别巨大。其实西安在全国15个副省级的城市里经济实力几乎是最差的。广州市的GDP产值将近3000亿元，连宁波、青岛和大连这样的城市GDP都在1000亿元左右。西安只能和厦门比一比，排在15个副省级市的最后面。即使这样，它也与周围的地区拉开了巨大的差距。这种发展模式与旧中国几乎没什么区别。1949年上海解放时，其工业产值约占全国的一半，中国工业产出的半壁江山集中于上海，可见当时的地区差距之大。
　　市场经济将更加拉大这种地区发展差距。以我们这个中外企业家投资考察团为例，在西安的活动主要是参观了两个经济开发区。一个是位于城南面的高新技术经济开发区，一个是位城北面的西安经济开发区。有了项目就往开发区里边拉，集中发展，成片发展，辐射周边。按这一趋势发展，西安和咸阳的经济比重将来占到全省的80％甚至90％都是有可能的。
　　这就是我们当前的社会现实，也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模式，先沿海，再腹地，再什么地方呢？由于资金和资源高度地集中于大城市，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是柞水县为1500名失学儿童的15万元助学金发愁，一方面是建高档娱乐中心为1亿元发愁。人民在国民待遇方面拉开了巨大的差距。
　　看到这里，唐朝大诗人杜甫的话似乎在耳边回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在人民中间拉开如此大的差距吗？我们中国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到底是什么？中国到底应当怎样发展？应当采取什么模式来发展？是以人为中心，还是继续以追赶为中心？追赶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让少数人与发达国家看齐，仅仅创造几个地区样板给外国人看，然后证明中国已达到先进水平了？这种发展公平合理吗？资源的配置是继续集中于城市人口，还是应当均衡配置？
　　我一连串提了这么多问题。实际上是在为一种国民待遇不平等而鸣不平，实际上是在质疑中国的现代化。农民一生下来就该受穷，城里人一生下来就该高于农村人吗？一个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革命和政权，今天怎么走到远离农民利益的道路上去了呢？看看当前的城乡差距，从199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上看，农业部分只占GDP总数的17％，然而农业户口的人口却占全国总人口的70％多，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的一半，即全国7亿劳动力里面有3。5亿人从事农业生产。以如此微小的产出去除如此巨大的人口分母，可以想象农业生产人员的收入状况和生活水平。所以，自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问题，农民、农业、农村这“三农”问题已成了中国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已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中国的城乡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农民为什么这么穷？这要从建国后中国的发展战略说起。
　　2，重工业优先战略
　　1949年建国后，经过长年战乱的中国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结束了中国历时一个多世纪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但却面对着一个残破的家底。建国初期中国的经济是副什么样？现在只能找到1952年的数字。这一年，我国能源产量4871万吨标准煤＇其中煤炭占96。7％，原油占1。3％，水电占2％＇，钢产量135万吨，生铁193万吨，火电发电量73亿千瓦小时，水电13亿千瓦小时，水泥286万吨，木材1233万立方米，粮食1。6亿吨。＇《中国年鉴1993》，第444、449页。＇
　　当时中国的国力降到什么程度，让我们再来看一张表。通过这张表，可以看出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里，中国的人均国民总产值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然而这一百年却是西方列强国家飞速发展的一百年。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拉开差距就是在这一百多年里。
　　中国人均实际国民总产值的世界比较
　　＇按美国1965年实际国民总产值的相对指标＇
　　国家　1820年　1870年　1913年　1950年　
　　中国　118　118　149　127　
　　巴西　97　101　169　309　
　　印度　123　123　159　152　
　　墨西哥　112　110　143　282　
　　法国　254　424　794　1142　
　　英国　312　668　1025　1439　
　　美国　276　567　1344　2384　
　　注：表中数字是一国农、林、渔、工业和服务业五个部门生产实际数值的综合指标。＇杨坚白等《新中国经济的变迁和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6页。＇＇
　　解放前，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很大。外国列强通过在华取得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以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来看，外国资本在华企业约为43亿美元，其中工业资本约占中国整个工业资本的40％。外资在华企业的产品份额分别占中国生铁产量的80％，原煤产量的80％，发电量的76％，棉布产量的69％，卷烟产量的57％，航运吨位的69。5％，铁路里程的90％，外资在华银行32家，分行与支行141所，在华资产19亿美元，在金融业务中占垄断地位。＇赵穗謦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7…68页。＇　以当时的青岛为例，经济命脉完全是由日本资本控制着的。1931年；青岛的生产值接近1亿元；而日本垄断的纺织工业的产值就占全市总产值的60％。1936年；日本又在青岛增建了3个纺织厂；使青岛拥有的纱锭总数占整个华北地区的60％，在中国北方占绝对优势。　
　　二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和大员通过没收日本及汉奸在华资产，使中国的官僚资本几乎掌握了占中国近代产业资本80％的资产。当时的官僚资本，实际上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就是在没收旧中国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开始进行的。
　　面队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家底子，如何快速赶上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水平，成了建国后第一代新中国领导人的首要思想。经济上要追赶，要摆脱贫穷的面貌，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军事上还要对抗，要成为战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强国，在意识形态上最终在世界全球实现共产主义。这两件事情成了建国后国家领导人不遗余力实现的主要奋斗目标。
　　1950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爆发了朝鲜战争。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朝参战，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对抗拉开了序幕。从此，中国经济的一切目标都带上了军事意义。中国经济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能在军事上与帝国主义相抗衡，其中包括输出无产阶级革命，支援他国与美帝国主义对抗。另外，在经济上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重要目标。在15年内“赶英超美”，一度成为党和国家提出的口号。
　　要想增强国防力量，就必须拥有强大的重工业。因此，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成了中国建国后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里实施的基本发展战略。要想发展重工业，就必须从各个经济部门向重工业倾斜资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工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小，可能只占15％，农业产值比重比较大，约占国民总产值的80％以上。因此，发展重工业，中国可以吸取资金的领域只有农业。
　　面对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怎样从农业吸取资金呢？方法有三条，一条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第二条是将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成立农业合作社以利于粮食收购，第三条是限制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减少工业部门的人口压力。粮食统购统销的实质是限制农业产品的利润率，不许农民高价卖粮食，只能以极其微薄的利润卖粮食。然而国家对工业产品却实行高利润价格。在农产品与工业产品这一低一高的交换过程中，农民的利润几乎完全丧失，农民的生活只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只是保持在一个温饱的水平上。
　　在这30年里，国家通过统购统销粮食剪刀差，通过提高工业产品的利润率，从农民手中获取了大量工业建设的原始资本。据研究农业问题的老专家吴象先生1998年1月23日在《中国经济时报》“新视点”拦目上写的一篇文章中透露：“建国30多年来，农民通过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6000亿元以上的原始积累，却没有分享到任何工业化带来的文明和进步。贫困、落后和愚昧状况依然如故。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使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没有缩小反而扩大。农村由于人口急剧增长，不少地方人均占有下降，每况愈下，连温饱也难以解决。十亿人民八亿农民搞饭吃，这种经济结构是中国长期难以摆脱贫困的症结所在。”
　　吴象先生在这里提出的“人均占有”概念很值得思索。仔细想一下就可以明白，在统购统销和户籍管制下，农民怎能不贫穷，土地就那么多，人口却增长了一倍。有限的资源被无限的人口所分割，人口越多，人均资源就越少。我小时候生活过的那个山东蓬莱范家村，50年代只有400多人，现在增加到700多人，这还是有大量人口外出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外出人口，那么这个小村今天的人口足能达到1000人。但是，农民的土地资源和生产资料状况改变了吗？土地面积是根本没变，至多是农具变得机械化了一点，肥料工业化了一点。但农民要靠土地提高多少效益才能抵消人口增加带来的需求增长呢？这就是中国农村长期难以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些问题的所有根源都是建国后所搞的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和与西方国家的军事对抗。
　　在1949年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我国制定的第一部新宪法中，都明明白白地写着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到了1958年，国务院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条例》毫无留情地就将中国人民的这一权利剥夺了。在我阅读建国后制定的几部宪法中，特别注意公民权利中“迁徙自由”这一条款。结果发现，在建国初期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有迁徙自由这一项。但到了1975年宪法，这一内容便被取消了。实际上中国人被取消迁徙自由的时间是从1958年开始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建国后那一段历史，可以说是人民群众工作和迁移最活跃的期间。解放了，自由了，人民群众对新生活充满了渴望与期盼，流动和迁徙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据资料记载，1949年到1958年是中国历史上户口迁移最频繁的时期，仅从1954年到1958年的3年间，全国迁移人数就达7700万人　＇殷志静、郁奇虹的《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6页＇。在迁移形式上，有沿海城市的企业及其职工和家属迁往内地和边疆，有从东部人口稠密地区向地广人稀的省区组织集体移民开垦荒地，有从农村招收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参加工矿企业建设，还有更多的是大量农民自发进入城镇到企业里找活干，大批农民自发移民到边疆地区垦荒。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城市人口出现了阶段性的高增长。建国之初的1949年，我国城市人口仅有5700多万人，但到了1953年，城镇人口便达到了7826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2000多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原来的大约10％迅速上升到13。3％。农民进了城不仅要做工，更主要的是还要吃饭。要吃饭就要有粮食，但在当时，中国的粮食供应并不充足。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仅有1。6亿吨多一点，人均288公斤，每月48斤。虽说从总量上看，粮食并不算少，但由于当时中国的农村是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粮食销售的成本较高，运往城市的渠道不畅，于是城市中便经常出现粮食紧缺的现象。越是紧缺，某些粮商越是囤积居奇，兴风作浪。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粮库出现巨大的缺口，摆在中央政府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
　　1953年，对于新中国的领导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验时间，也是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继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针路线，实行市场经济，还是大胆迈向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在当时那种激进的情势下，崇尚共产主义的中国政府义无返顾地引导着中国迈入了社会主义的大门。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经济一步步走上了强制和管制性的计划经济。随之出现的便是粮食统购统销、公私合营、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以及户籍管制。到了1958年之后，市场经济彻底退出中国，私有制几乎彻底被消灭，农民被彻底束缚在土地之上。
　　对于这一段历史，新华社的老记者杨继绳同志写得最为精彩。当他1998年写出了《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记实》一书时，我在北京三味书屋专门为这本书举办过研讨会。对于这本书，我津津有味地阅读过的章节就是他小时候在农村的那段经历。现在我把这段内容摘录于下：
　　　　“毛泽东彻底毁灭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地主制度。这本来可以为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创造条件。但他留下的是人民公社制度。他给中国农民留下的还是贫穷。从我亲身经历的情况来看，中国农民真正舒心的日子是1950年到1953年。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我目睹并亲身享受到了那一时期的农家乐：交完了公粮都是自己的，多余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吃饱了饭的农民，唱着歌把最好的粮食送给国家。我们这些系着红领巾的孩子，在长长的送公粮的队伍旁边奔跑、雀跃，分享着大人们的欢乐。但是，好景不长。1953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农村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介绍，由于城镇人口的增加，粮食供求矛盾开始尖锐。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40亿斤的赤字，库存减少。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还要大幅度增加，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毛泽东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即除国家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做粮食买卖。农民的粮食只能卖给国家，不能卖给他人。《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中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统购统销不仅是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手段，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统购统销是1953年10月实行的。当时在农村的口号是：把余粮卖给国家。但实际上，地方官员为了超额完成征购任务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强制性地要求农民卖掉所有的粮食。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由于打场后粮食全部被强迫卖给国家了，秋收后一个多月，农民就没有吃的了。这时乡政府不得不再开供应粮食的条子，农民拿着条子去买粮食。每到星期日，我们这些小学生都到乡政府去排长队开条子，每次只开5斤到10斤。我们拿着这宝贵的条子再到粮库去排队买粮食。
　　“和有些地方比起来，我们家乡还算幸运的。为了完成过高的征购任务，有的地方对没有完成征购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犯法和‘自发势力’的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据《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记载：‘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八九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对一名用部分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111人。’可以说，从统购统销以后，一直到70年代末，中国农民中大多数人没有真正吃饱过肚子。”
　　这是杨继绳同志以亲身经历写出的历史，十分感人，今天的人一看就可以明了当时的情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卢跃刚同志，虽然50年代对于他来说可能还是一个不记事的年代，但却在他那本惹官司的著名著作《大国寡民》一书中对统购统销的年代做了生动的描写，并且进行了精辟地分析。我这里也特地将它们摘出来与大家共享：
　　“这里面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背景，就是1953年的粮食危机。史家注意到，1953年底加速农业合作化进程与当年的粮食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几年，由于急速推进工业化，城市人口膨胀，1953年城里人的粮食消耗量比上一年增加了31。6％，而政府从农民手里征收的粮食只增加了8。9％，　形成了粮食收支的巨大缺口。1953年夏季，国库存粮仅能维持城里人两个月！而且，长江流域水灾，夏粮减产已成定局。形势极其严峻。私商也趁火打劫，大量囤积粮食，粮价攀涨。农民不跟政府合作，要么瞒产，要么囤积备荒，挨家挨户核实征购，既不现实，也会惹起事端。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惊呼‘挑了一担炸药’：前边是城市，后边是农村。1953年10月，毛泽东说：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据说陈云向政治局提交了解决危机的八种办法，政治局挑选了最严厉的‘统购统销’。该政策的核心是，关闭粮食市场，政府行使粮食专买专卖权，农民必须按政府核准的数量、价格、品种将粮食交给国家，卖给国家，灾荒年歉收也不得减免。如果交完不够吃，由政府核准后‘返销’。前者叫‘公购粮’，后者叫‘返销粮’，再后来又搞了一个‘超产超购’政策，有的地方包括陕西美其名曰：‘爱国粮’。其核心是，不超产也超购，以弥补公购粮之不足。总之，想方设法地从农民的手里多拿些粮食。烽火当时流行着一个顺口溜：‘合作合作，王米面坨蛇。单干单干，白米细面。’讲合作与单干的生活差距。
　　“1953年10月，“统购统销”政策公布实行，一个多月后，合作化《决议》公布，以保障政策的实施。也就是说，合作化是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度保证。合作化运动像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一边翅膀是统购统销，一边翅膀是合作化。合作化不到半年的时间，政府完成了粮食征购计划，而且超征了60亿斤。
　　“这是一场大博弈。政府与农民的博弈。政府是赢家。谁也挡不住奔腾的潮流。合作化不久，就是人民公社，再加上户籍制度，农民就被牢牢地管住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朝代能把一盘散沙的农民聚拢起来，而且是用如此高的组织形态聚拢起来，将众多的小辫子梳成了大辫子。”
　　这两篇东西都写得相当精彩。它们清楚地记叙了中国人是怎样进入计划经济的樊笼里的。至于说户籍制度，是经济紧箍咒之外的另一道绳索，它死死地捆缚住人们的人身流动自由。这就是说经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口登记条例之后，不仅农民生产和销售的自由被抑制了，连人身流动的自由也丧失了。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统统地给套上了“紧箍咒”。关于这一问题，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雷颐研究员也做了大量研究。他在《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