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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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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北京西南方向房山区的田村河。这是一个与华西村相同的富裕村，有兴趣者可去参观。
5，如何评价计划经济和赶超战略？
叙述完中国建国后50年来走过的路，现在有必要对这段历史作些回顾与评述。如何评价建国后中国所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当前的学界对此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肯定派有之，否定有之。并且，随着新左派的出现，肯定派意见几有占上风的趋势。有的学者居然把外国学者的观点奉若神明，一再搬用某些观点，例如一位外国学者在书中这样写道：
“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482－483页。＇
“在现在被谴责的‘文革十年’里，农村中、小学的注册人数引人注目地增加了，十年里小学的注册人数从大约1。16亿增加到1。5亿人，中学的注册人数从1500万上升到5800万人。” ＇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424页。＇
这种观点很是受到国内一些新左派学者的赞赏。甚至连杨继绳同志的书中也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作了如下的描述：“毛泽东治国初期，国家经济迅速复兴。“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和1949年相比，钢产量增加了76．4倍，石油产量增加了93．3倍，原煤产量增加了6．25倍，水泥产量增加了23．8倍，粮食产量增加了72％。1965年，国有企业拥有固定资产1445．8亿元（按当时汇率约为1200亿美元）。即使把比较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考虑在内，其增长速度也是很可观的。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总产值每年以13．5％的速度增长。改革起始年代1978年和1952年相比，国民收入由589亿元增长到3010亿元，增长了4．11倍，财政收入由183．7亿元增长到1121．1亿元，增长了5．1倍。”＇见《邓小平时代》，＇
但是，这种发展战略的巨大代价便是悬殊的城乡差别、缓慢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可能有人不同意我这种说法，有人会说，假如不用这种手段集中原始资本，中国的工业怎么能这么快发展起来？的确，如果不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发展，那就只有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这种方式是可以想象出来，如在农村通过竞争，产生新的地主和商业资本，然后将资本转移到工业中来，转移到城市中来，最后再与国外资本相结合，发展成跨国资本和跨国企业。这种模式建立在私有制和国有混合的基础上，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到底以哪种模式发展会更好？现在的确是个难以说清楚的事。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和强大的政治意识气氛中，后一种模式是根本不可能采取的。当时的中国，在军事上与帝国主义对抗，在政治上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敌视，根本没有国际资本往来和国际贸易的可能，只能在国内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独立自主地搞发展。也就是说只能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搞公有制来发展经济。
现在从数字上看这种发展，成绩和效果的确不能说很差，但问题也是大量存在的。2000年5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了一个题目为《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座谈会。在谈到统购统销问题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陈锡文同志指出，统购统销制度的阴影直到现在还在影响中国农业，统购统销制度不仅影响农产品的流通和市场化过程，最主要的是使生产要素不能流动和重新组合。
林毅夫教授认为，教授陈锡文先生的观察是对的。统购统销制度对生产力本身的影响大约为3％，但是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远远超过3％。原因在于统购统销制度使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还限制了农民的创造力和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统购统销制度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可能会超过20％。
中国改革基金会研究所的王小鲁副所长补充道，1958年农业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太大，一个公社有20个村子，这个村子的粮食要在全公社的20个村子里平均分配，因而沉重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后来恢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大锅饭的“锅”变小一些，人民公社才能维持二十年，否则公社制度可能在60年代就垮掉了。在统购统销制度下，由于官方的价格调整很缓慢，再加上农业生产供给调节的滞后性，中国农业生产的波动程度变得更大了。
坦率地说，这些学者在理论的研究上往往是无懈可击的，但这些理论有时不一定能解释中国的历史。以我的亲身经历来看这一段历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虽然问题很大，浪费很多，但成绩也不可抹杀。
1958年春天，我从山东济南来到故乡蓬莱大季家公社范家村。由于母亲那一年到北京人民大学学习，就把我寄养在姑姑家。我正是在一个热火朝天、翻天覆地的年头来到农村的。这一年，当地农民敲锣打鼓成立了人民公社，展开了轰轰烈烈地大炼钢铁和大跃进运动。为了炼钢铁，村干部挨家挨户收集废铜废铁，结果把各家大柜小柜上的铜把手都给摘走了。为了搜集钢铁，连死人的坟墓也不放过。记得在一个黑了天的晚上，我来到村南山坡上的一个茔地，看见一些大人扒开坟墓，打着灯笼在棺材里搜寻金银手镯之类的东西，据说最后连钉棺材板的铁钉也给搜走了。
1958年，那是个丰产不丰收的岁月。大人都去公社炼钢铁去了，到了秋收时分，庄稼都撂在地里。我那年已经上学了。秋天农忙时分小学生都要到地里干活的。记得当时地里的花生遍地都是，拣都拣不过来。有些地瓜地，只用犁耕一遍，把露出地面的地瓜拣起来就是，剩下的埋在地里的至少有一半。
愚蠢的事就不说了，但有益的事情也不能不提。58年那年冬天，村里没有一个闲人，也没有一个整壮劳力留在村里。就连我们这些一年级的小学生，也被合并到邻村李家去上学，吃住都在李家村。但是，在李家也让我开了眼界。这个村的南部正在修建一个大水库，全公社上千人马集中在李家村。有一天，我来到水库工地上，看到了密密麻麻的人群，看到了大的施工场面。那热闹情景至今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后来听大人说，当年冬天出去修水库的人不仅有去李家的，还有去房山水库和门楼水库的。房山水库的规模比李家大，劳工人数也多。至于说门楼水库，规模更大，这个储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的水库至今是烟台市的用水生命线。当时聚集在这个水库上的民工至少有上万人。
就是在大跃进这短短的一年中，范家村周围的三个大水库建成了。这些水库后来都成了重要的水利设施。如果不是大跃进，农民们可能会与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时期一样，抄着手在家里过冬。正是由于大跃进，三座大水库出现了。要是在今天修建这三座水库，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可能要付出巨大的开支。但在当时，只用几个人海战术就完成了。这种低成本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上。所以，用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的办法搞建设，不一定就比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办法效率高。不用说，在大冬天里修水库，那滋味肯定不好受，肯定不如趴在热炕头上好受。但共产党居然将农民发动起来了，心甘情愿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中去。
通过这段历史，我对劳动力的巨大弹性深有体会。看看今天中国的社会，如果人们全象大跃进时期那样干活，中国的经济增长连续保持15％的速度增长十年都没有问题。人身上可以挖掘的潜力太大了。我所感动的主要是我们的农民，勤劳善良，吃苦耐劳。尽管他们有怨气，有牢骚，但他们接受了共产党给他们的安排，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并且，到现在基本认可了这种制度。如果现在改变这种集体经济的社会制度，肯定要遇到农民的抵抗。中国为什么能实行平均主义？就是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土地资源和这样的农民。如果换一种制度，可能不会有这种奇迹般的劳动效率。
就说生产队吧，80年代包产到户时山东烟台地区曾对这一形式的放弃恋恋不舍。我从人民公社成立的那一天就在生产队里干活。从当时农民的觉悟和心情上看，这种集体形式的劳动生产率并不算低，大家还都是卖着命干活的。农村人由于他们狭小的生活空间，彼此之间对每个人的特性都非常了解。谁干的活好，谁干的活差，谁的能力大，谁的能力小，谁偷懒磨滑，大家心理都清楚，生产队长在管理和分配上都有分寸。这种组织形式在效率上有一定的优势，它特别适应搞公共建筑，例如修水库，修路，修水渠等。当然，生产队最大的问题是不自由，劳动者失去了能动性。60年代我感觉生产队还是挺景气的，到了70年代，生产队长便感觉社员不好管理了，生产效率和效益都在下降。到了1984年，持续了26年的生产队组织形式终于在我的家乡范家村消失了。那一年范家实行了分田到户。也是那一年，由于风调雨顺，庄稼长得特别好，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民收入有了大幅增长。农民们第一次尝到了单干的甜头。
总起来看，计划经济在一定历史时期还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极高的生产效率的。如果不是政治运动一次次地起破坏作用，计划经济的确能取得很高成就。我在工厂那几年就有深刻的体会，1971年，林彪倒台后，一声令下抓生产，工厂顿时就大干起来，工人们加班加点，无私奉献，产量立刻大增。那种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计划经济的确具有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优势。
对于这一点，苏联的历史也曾经做出过证明，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秦晖先生对此比较有研究。1999年1月23日，我们在北京三味书屋举办研讨会时他的一段发言我还清清楚楚地记着。他说，俄国受近代工业文明影响大，搞的计划经济有资源配置方面的合理性。我们搞的是在战争年代时农民大哄大嗡的做法。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从政治经济学转向数理经济学，其测算方法在世界上都占优势，很多计划是根据电脑计算出来的。例如苏联的铁路系统，由于高度集权，使行车效率高于西方国家4倍。这是理性化的结果。虽然计划经济不人道，抹杀人的主动性，但比人类历史上的命令经济强得多。赫鲁晓夫50年代执政时盛气凌人，苏联的成就当时使西方国家都刮目相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计划经济的优势。
按秦晖的意见，中国与苏联还不同，实质是命令经济，指令经济，没有科学，只有统治者的干预，因此，效率要低一些。薄一波同志曾讲过“一长制”被破坏后灾难性的影响，车间废除主任负责制，党小组负责，后来塞进些苏联的东西，才使经济没有崩溃。但文革期间又都被破坏。1975年邓小平上台后搞整改，把大哄大嗡扔掉，恢复苏联的一套，经济马上有改善。秦晖讲的这一过程，与我当时在工厂的体会是一致的。文革时的中国经济既无市场又无计划，就是靠长官意志和行政命令。因此，中国的国情使计划经济在中国大打折扣。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效率还是很高的，仍然取得了迈斯纳所说的高增长。
问题是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人民群众的生活得不到提高。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认为关键是军备竞争和输出无产阶级革命这些政治因素严重地消耗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如果没有政治对抗，中国人民的经济水平和国民待遇不会到今天还处于低水平。计划经济可以高度地集中资本，但当资本集中起来之后，怎样才能运用和利用好资本呢？
杨继绳先生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不无讽刺地写下了着段话：“不幸的是，这么一个强盛的大国，又是一个十分贫困的大国。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国家手里。到1978年国有经济比重高达80％以上。这些国有资产几乎都由中央政府支配。中央政府集中如此巨额的财富可以干出前无古人的事业。新中国40年来投人了800多亿元的专项资金治理大江大河，历史上被称之为“中国的忧患”的黄河，那30年是岁岁平安的。全国还修建了8．6万座水库和长达20多万公里的防洪堤。当然，中央政府手中的财富也可以用来馈赠第三世界的穷国以显示中国的国威。毛泽东随便一句话就赠给阿·尤布汗4亿元，还轻松地说：‘只要我们扫扫仓库就够了。’这位巴基斯坦总统拿到这4亿元后，回国就被反对派推翻了。”
在一个政治对峙的年代，任何国家都不会顺利地发展。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军事竞赛上投入的财力和物力估计可能各占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0％左右。举例来说，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国国防费用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41％，次年增至43％。其后大幅下降，1960年仅为8。87％，1968年反弹至26％，1973年降至18％以下，到80年代降为9％以下。从军费与GDP的比例看，在80年代以前，我国的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超过10％，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比例才大大下降，这些年一直在1…2％之间。＇参见董国政的文章，《经济学茶座》第三期，＇
战争和政治对抗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对经济建设影响最大的因素。假如没有军事对抗因素，中国人民的生活今天会好得多。改革开放后，中国军费大大减少，因此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据胡鞍钢计算，过去的20年，中国是世界上人均GDP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一。1913年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3％，1950年降至为6。4％，1973年为7。1％，但到2000年则迅速上升为23％。试想如果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没有战争，中国人民会过上什么样的幸福生活！
遗憾的是，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完全倒向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那个蜜月时期，中国和苏联签署了一系列友好条约和互助协议。50年代中期，中国接受苏联的援助，引进了156个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但这些项目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破裂，有很多半途而废。一边倒的政策使中国既获得了一些利益，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那是1967年的夏天，我们山东师范学院附中的学生到济南郊区下乡劳动，地点就在黄河边上。吃完午饭休息的时候，我们一伙学生去游黄河，当我们游到河对岸时，发现了一座高大的桥墩和引桥。它孤零零地耸立在黄河岸边，长年累月地在风吹雨淋和日晒中低头思索。它似乎在品味中苏关系结下的苦果。记得我当时惊讶地感叹道：这么大的一个工程需要花多少钱啊！但就这样白白地废弃了。这件事对当时的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估计这座废弃的桥梁就是当时150多个苏联援助项目之一。
一边倒的政策，使中国在经济上也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苏联搞集体农庄，中国也要实行。于是，在1957年反右派之后，三面红旗出现了。这三面红旗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结果没过多久，中苏关系破裂，友好关系变成了敌对关系。在这时候，中国加紧了原子弹的研制，1965年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了欢送赫鲁晓夫下台的礼炮。中国为发展核工业在当时投入了多少国力，现在无从得知。1968年，东北乌苏里江边境上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中苏战争一触及发。为了准备战争，全国上下展开了“深挖洞，广积粮”运动。大批企业迁往西部山区，象第二汽车厂建到了湖北十堰，一些军工厂都搬到了陕西汉中和四川山沟里。这些被称为“三线”的地区建设和企业建设不知花掉了当时国家多少财力物力。我这里没有数字，但这一数字肯定是左右当时国家经济的。并且，这一工业布局在改革开放后又要花费巨资进行调整。军工企业从此成了连年亏损的行业，20年来，国家为三线企业贴进去多少钱？可能又是个天文数字。
我从1969年便在厂里挖防空干道，后来又到济南市里挖了一年。当时一个厂负责挖一段，我们456厂就在山东剧院到实验中学这一段路上分别完成了两期任务。济南是个泉城，地下水相当丰富。我们整天头戴安全帽，脚穿高腰胶靴，在泥水里作业。70年代，趵突泉的水还汩汩地冒。防空干道挖通后，济南地下水受到破坏，从此，泉城再也见不到喷涌的泉水了。
现在回想起来，挖防空干道那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啊！无数吨的水泥、钢筋、木材往地下扔。如果当年将这些钱用在民用建筑上，城镇居民在住房上何至于受那拥挤！今天城镇人均住房的面积恐怕也不会只有15平方米。如果当年将这些钱用到修建地下铁路上，中国地铁的总长度今天也不会只有50多公里，还不及纽约地铁的一个零头。现在来看，挖了这么多防空洞有什么用？今天在新的城市建设中，许多地下通道已被切断，有的成了建筑施工的拦路虎。这不是浪费是什么？
所以，从统计数字上看，中国那些年里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确不慢，但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毫无关系。如果不是为了学者们在纸上谈兵，数字可以说是毫无用处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人民仍在付出，仍在牺牲。这种发展战略有什么用处？这种经济高速增长又有什么用处？
尽管从莫里斯·迈斯纳的数字上看，从1950年到197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3。5％，但国民生产总值中每年要扣去高达10％以上的军费开支，扣除庞大的对外援助，扣除天灾、人灾造成的损失，实际上在这些年里，人民群众在生活上几乎没有获益，有的地区甚至生活水平还在下降。譬如安徽的小岗村，到分田到户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穷得没有任何出路。70年代安徽已经出现大批逃荒要饭者。当时我在青岛，每到饭馆吃饭，总有要饭者出现。对于这些事实，外国学者没有亲身体会，只是从书本上做学问，当然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我们中国学者就要好好考虑一下了。盲目引用这些外国人的观点，甚至捧若圣明，这种做法是否可取？
另外，莫里斯在他的那本《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中还提到，文革十年里，农村中小学的注册人数引人注目地增加了，小学的注册人数从大约1。16亿增加到1。5亿人，中学的注册人数从1500万上升到5800万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但看事情不能仅看表面，要看实质。尽管升学率提高了，但教学质量却下降了。在那10年里，学校里能学到什么知识呢？学英语唯一记住的就是一句“Long Live Chairmen Mao！”＇毛主席万岁＇。大量形式主义的东西充斥教材，学了根本没用处。这种教育与其有不如无。特别是对我们这代人教育的耽误，损失更是巨大。从1966年夏天到1968年冬，整整两年半的时间，我们这些中学生没上过一堂课，没学一点课本知识。这是上亿人的荒废啊！要是把这种人力资源的损失换算成人民币，那么这种上亿人的智力和知识损失至少相当于当时几千亿元的人民币。并且，由此引起的后续损失无法估计。看看今天48岁以上这代人，在企业里的大部分已经退休或离职回家，用清华大学社会学学者孙立平教授的话说，对于那代人的一批人来说，失业就是永远的失业，根本没有再就业的可能。
由于有着这些亲身经历，所以今天我对军事对抗、政治对抗和阶级斗争深恶痛绝。人类有什么必要将宝贵的财富投入对抗和战争？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友好地解决问题？如果老一代人陷入了那种思维逻辑，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否非要重蹈对抗和斗争的道路？鉴于这种思想，今天我对那些故意挑起事端、自以为在为民请命的左派风头学者并不抱好感，对那些自以为代表民主运动方向的激进民运分子也十分小心。人世间的事为什么不能好好说呢？为什么总是要刀兵相见呢？如果仔细观察，就可以知道：凡是好斗好闹事的人无一不是别有用心的人。因为这些人的思考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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