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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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刀兵相见呢？如果仔细观察，就可以知道：凡是好斗好闹事的人无一不是别有用心的人。因为这些人的思考肯定不是从民众的疾苦出发的。除了权欲熏心或利欲熏心，没有别的解释。
　　激进导致的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义和团运动导致的庚子赔款使中国背上数亿两白银外流。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后，由于连年内战和抗日战争，军费平均支出约达整个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见附表＇。
　　附表：1927…1949年国民政府军费开支＇单位：百万元＇与占财政开支比重＇％＇
　　年度　军费开支　财政比重　年度　军费开支　财政比重　
　　1927　131．2　88．4％　1937　1388　66．4％　
　　1928　209．5　50．8％　1938　689　59．7％　
　　1929　245．4　45．2％　1939　1601　53．7％　
　　1930　311．6　43．1％　1940　3912　74％　
　　1931　303．8　44．5％　1941　6617　66．3％　
　　1932　320．7　49．7％　1942　15216　62．2％　
　　1933　372．9　48．5％　1943　42939　73％　
　　1934　386．6　32．1％　1944　131080　76．3　
　　1935　362　27．1％　1945　1060737　87．3％　
　　1936　555　29．3％　合计　1264179　84．7％　
　　合计　3198．9　38．3％　　　　　　　
　　＇转引黄天华《中国财政史纲》449…450页，＇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共消耗各种物质560万吨，开支战费62亿元人民币。在越南抗美战争中，从1965年到1973年，中国政府对越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总值超过200亿美元＇见董国政的文章，《经济学茶座》第三期＇。至于说建国后中国支援亚非拉各国武装斗争花了多少钱，以及支援第三世界贫穷国家花了多少钱，至今没有统计，至今也没有人研究。反正在2000年北京召开的非洲部长会议上，中国外经贸部长石广生代表国家宣布：免去非洲国家100多亿元的债务。这些债务是非洲国家什么什么时候欠下的？可能就是六七十年代那个极左的时候。
　　对此，国外学者并不是没有明白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1997年专门为中国读者写过一句话。这句话算是说到中国问题的点子上。他说：“如果今后中国能避免战争、政治动乱和乌托邦式的集体主义，那么，当美国和西欧在下一个20年里经济增长率徘徊了2％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见《探求智慧之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
　　在那个时期，中国政府真是太高尚了，让人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为别国慷慨奉献。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无意指责领袖们的国际主义胸怀，只是觉得我们的精神要现实一点，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人民的忍受和奉献是有限度的。人民的政治热情也决不可能永远支持这种发展战略。1978年之后，所以中国要改革开放，就是因为这种发展战略、公有制制度和政治外交走到了尽头，国情国力无法支撑下去，人民的政治热情无法支撑下去。庞大的军事对抗成本和对外援助耗竭了中国人民建国30年里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建设成果。到了文革末期，中国经济的确处在崩溃的边缘。当时担任国务院生产小组副组长的袁宝华同志深有体会。他说，我这个生产组长实际上是个救火队长，补窟窿的队长，哪里出了问题跑向哪里。当时的中国经济在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破坏下已经千孔百疮，摇摇欲坠。
　　因此，当今天总结历史经验时，我并不刻意指责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这种形式，相反，我认为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仅仅是工具，工具可以被用来实现各种目的。如果目的是错的，工具并没有责任。建国以后最大的错误我认为是目标错了。在向这一目标的努力下，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付出了巨大代价。如果将对抗的目标纠正过来，我认为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照样可以为新的目标服务。真正需要改正的是我党的发展战略目标。与西方对抗的目标一天不取消，国民财富和资源就会继续无谓的消耗，国民生活和国民待遇就会继续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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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大军新著
　　《国民待遇启示录二元结构下的中国》
　　第七章：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生与危害
　　1，二元结构的实质是所有制歧视
　　2000年春节过后，我应陕西韩城矿务局的邀请，前去给全矿200多名处长级以上的干部做经济形势报告。报告做完后，我去参观此局的桑树坪煤矿。煤矿坐落在山沟里，工人们的宿舍楼依山傍河而建，那种景象与我60年代末在工厂时的情景没什么两样。看完矿井，我要求陈思聪矿长一起到山沟里面看看农村的情况和山坡植被的情况。
　　那是一条幽静的山沟，两边的山丘不高，河床背阴处上经常可见到白色的冰挂和冻结了的瀑布。轿车行驶了大约一个小时，来到了一个小村庄的村头。山风在旷野中吹着，太阳暖洋洋地照耀初春的土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北京的世界。下车走进路边的农户院子，受到一位老大娘热情的招呼。在一条大黄狗汪汪叫的声音里，我们参观了这家人的主卧室两座窑洞。在窑洞前的一间厢房里，我惊讶地看到了一架纺车，纺车上还有一匹正在纺织的鲜艳的蓝布。这样的纺机，在1958年我回山东蓬莱老家时在厢房里见到过，想不到40多年后又在陕西黄土高原上见到了它。老大娘今天依然用它纺织布匹，补充家用。这就是当今的中国农村，很多地区保持着完全的小农经济和自然风貌。它们与城市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天地。
　　2000年9月份，社科院社会学所召集社会各界人马开会，讨论这一年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写作。应课题组负责人李培林和陆建华先生的邀请，我也参加了此会，并被分配了一个题目，叫“经济改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这个题目太大，无法动笔。于是我写了一篇“二元结构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这一文章与陆学艺、温铁军、胡鞍钢的文章一起被列在“专题篇”里。在这篇文章里，我对二元结构做了一些探讨，并指出二元结构的危害。
　　我认为，经济二元结构和社会二元结构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史上都会存在，但相比较而言，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特别明显。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两种不同的身份划分，把中国人民清清楚楚地分割成两个世界。一国两制，圈而治之，分而治之，成为中国社会中最明显的特色。
　　所谓二元结构，简而言之，不过是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的区分，即一个社会的经济和人口划分为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都进入了工业化进程。发达国家发展到今天，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传统的农业部门经机械化之后也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因此，在一些发达国家，社会上基本上已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和传统的农业部门仍然极其鲜明的存在着，并且二元结构的表现也不尽相同。有的国家在经济方面二元结构比较明显，农业部门大，工业部门小。有的国家在社会方面二元结构比较突出，城市人口少，农村人口多，中国就属于这一类国家。
　　二元结构再抽象一点讲，是一个社会分为现代和传统两大部分。现代部分无论是从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都不同于传统部分。在中国，建国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和经济的二元结构仍然十分鲜明而明显，属于现代部分的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少数，属于传统部分的人口仍占绝大多数，70％的人口仍然留在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里。
　　二元结构不仅表现在生产方式上，还表现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上。生活在两种不同结构中的人群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还有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传统的思维方式里，那表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十分有限。它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必然仍然带有浓重的封建传统色彩，其结果必然影响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看看当前中国的政治文化就可以看出来，具有浓厚的封建习气，清官治国仍在主宰我国的政治模式。法律社会是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的。只有在移民社会里，法律意识才会空前高涨。而在传统的乡村，宗族意识和血缘意识必然占主导地位。
　　从历史上看，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繁华的都市，但当时的社会并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今天意义的二元结构。在没有工业生产的农业社会里，城市和农村的区别和差别并不大。我这里所讲的二元化，主要是指工业化之后形成的两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还有在中国特殊情况下赋予的行政制度方式。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城乡差别，但却没有中国的户籍制度和人口分割。因此，我这里所讲的二元化是中国特有的用社会行政制度固化的社会形式和经济形式。勿庸置言，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近现代的工业化进程中，都会出现现代意义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但中国的二元结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化体制所造成的巨大的城乡差别是在建国后搞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下形成的，说到底，是冷战和理想主义的产物。
　　为了赶超西方强国，中国不得不依靠农业积累原始工业资本。50年代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使农业利润被国家最大限度地拿走。据《中国经济时报》一篇文章记载，从1952年到1986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的巨额资金，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34年间国家共从农业抽走了6868。12亿元的资金，约占这些年间农业所创造价值的18。5％。另有估计，在1978年之前，农民通过“剪刀差”每年向国家提供二三百亿元的贡献。即使是改革开放后的1991年，农民因“剪刀差”因素而减少的收入也有136亿元。
　　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制度保障是户籍制度的实行，禁止农业人口的自由流动。自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之后，中国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便结束了，中国城市与乡村在物质基础、文化水平特别的社会福利待遇上的差别逐渐拉大。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继续加剧之势。目前，上海市的人均收入现已达到1万多元，而西部某些地区的人均收入仅1000多元。建国初期我国城市与农村的人均收入差距只有不到2倍，今天最高与最低的差距已经拉大到10倍。
　　差别不仅表现在人均收入和物质生活方面，还表现在福利、文化生活方面。以1987年的数字资料来看，这一年城镇职工人均劳保费达237元，还不包括各项补贴，而农村每个劳动力仅12元，城乡差距为20：1。在医疗卫生方面，城镇居民不仅有公费医疗，还有良好的医院服务设施，而农村人看大病只有奔大城市大医院一条路。本来收入就少，却要奔波往返于城乡之间，医疗成本要比城市高许多。
　　中国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不仅阻止了城乡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也筑起一堵无形的隔离墙，甚至连城乡男女相爱和通婚的权益也受到实际限制。两种结构中的人享受着不同的待遇，不要说在医疗保健等方面，就是在就业方面，城市里的人下了岗需要政府帮助再就业，而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二元结构的最大问题是一个社会中的人民在经济文化各方面不能整体性地均衡发展，一部分群体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明显地高于另一部分群体。这种情形导致现代化在一个国家中出现断层，即一小部分人实现了现代化，大多数人却与现代化无缘。社会经济和社会消费出现断层现象，社会生活也带有明显的差别。不仅如此，中国特殊的固化的二元结构还带来了生态和环境问题，扩大了的国民素质差距，还造成愚昧、封建、迷信等低劣文化的繁衍和传播。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国有经济成分的产出已占整个国家的65％，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达50…60％，但户籍制度却几乎没有多少松动。之所以这种户籍管制难以松动，主要是城乡居民的福利待遇仍然有着较大差别，更主要的是，户籍制度仍然是将农民排除在社会保障范围之外的一个重要障碍。城市居民在失业后可以享受失业金或领取最低生活保证金，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社会保障的各种好处，但农民对这一切都无缘。中国的社会福利待遇波及不到农民。
　　经过缜密的思考，我感到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除了与赶超战略有关，还与所有制优劣观念有关，与公有制崇拜有关。说到底，中国二元结构的实质是一种所有制的歧视。对于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国家赋予的国民待遇就要高得多，对于集体经济的农村居民，国民待遇就要低人一等。对于个体私营，那更是另眼相待，不消灭就不错了，怎能列入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范畴。说到底，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一大二公”思想的产物，是中国极左思想的产物，是空想共产主义的产物。
　　分析到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建国后中国国民待遇差别的一条主导线索，即在所有制方面公有程度越高，国民待遇越高，所有制公有程度越低，国民待遇就越低。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这么多民私企业戴着国有企业的“红帽子”隐蔽生存，就是为了躲避这种所有制歧视。为什么建国后工人的地位最高？就是因为国有企业是完全的国家所有。而农民就稍逊风骚了。农民吃亏就吃亏在所有制的形式上。中国农民如果象苏联农民那样完全实现了集体农庄化，那各种待遇恐怕也会好得多。但就是因为中国农民不争气，达不到高度公有化的程度，所以，中国农民的地位自建国以来节节下降。到了今天，农民的地位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一落千丈。中国政权的主要内容“工农联盟”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居民享受着比农村居民高得多的福利待遇，改革开放后所享受到各种优越待遇仍然比农村居民多得多。这就形成了“高下相倾”的现象，农村居民千方百计向往大城市。可以说当今中国的高素质人才全部集中于大城市，人才结构呈典型的金字塔形状。农村的教育基础设施薄弱，城乡师资分配结构极不合理，教育投资布局也重城市轻农村，国家财政用于教育上的经费，绝大部分花在城市学校建设上。农村则基本上是依靠农民集资、摊派和征收教育附加费来办学。
　　1999年12月我在山东青岛市做报告，谈到城乡二元化的问题，市团委的一位副书记补充说，80年代为什么乡镇企业蓬勃兴起，主要是当时农村积攒了一批人才。从此之后，农村的人才不断外流，导致乡镇企业人力资源接济不上，创造精神和创业资源缺乏和枯竭，这也是最近几年乡镇企业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
　　城乡差别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的财富资源在城市高度集中，而财富资源不仅包括实物资产，更包括人力资源。也就是说农村的贫穷还有知识和人才的贫穷。当今的中国，凡是有能力的人没有愿待在农村的。几十年来，农村的智力资源大批向城市集中，凡是头脑聪明的，都通过考学进入了城市，凡是有点门路的都通过招工、投亲等渠道涌向城市。最后剩在农村的大多是智力一般的人。
　　曲茵同志写在《党风月刊》2001年第5期上的一篇文章特别能说明改革开放前后农村的人才状况。我读了这篇文章好象又回到了自己的中学时代。文章这样写道：
　　“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很兴奋，全乡只录取了两名。当晚我在昏暗的油灯下给母亲看那小小的纸片，那是1979年8月里的一天，那一年我15岁。高中的校园坐落在＇辽宁建平＇县城边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世外桃源一样。它是全县人的骄傲拥有一流的教师队伍，高考升学率连续几年在80％以上。那里有着一些最好的老师，敬业，爱学生，教学水平高。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是不会去那穷乡僻壤的。他们改变了许许多多山村孩子的命运。1981年，我们参加了高考，全班除了一名同学因身体原因没有考上外，其余全部进了大学，北京、上海、广州哪都有。我考得不好，在班里好象排在第35名，被辽宁大学录取。短短几年间，我们家先后有五个人从这里走了出去，小弟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
　　建平县在辽宁省最西边的朝阳地区，看看地图就可以知道这个偏僻地区的贫困情况。但在那个时候，此县高中的考大学录取率能达到80％，说明此地的教育水平与发达地区并没有拉开多大差别。应当说在80年代以前，由于毛泽东时代实行的上山下乡运动和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政策，使农村里聚集了不少优秀人才。一些农村中学的教师都是从城里重点大学里毕业的尖子人才，这使那些农村中学的升学率一点也不亚于城市。这种状况对改变一些农民子弟的命运起了很大作用，对减少城乡差别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实际上在文革期间，人们挂在嘴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消灭城乡差别”，“缩小三大差别”。改革开放之后，这句话已被人们早已忘到脑后边去了。因此，在今天，社会上重新泛起对“文革”的回忆，是可以理解的。　
　　清华大学的青年教师旷新年同志在他那篇“毛泽东的遗产”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本人正好在70年代完成中小学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学期的学费分别从1。5元到7。5元，而今天则是从几百元到几万元。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我又在80年代初免费完成了大学教育。如果没有毛泽东，我就不可能有上中学的机会。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我则会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毛泽东时代，在中国所进行的主要是基础工业、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建设，尤其过分偏重于重工业，相对来说忽视了粮食、住房和日用消费品的发展。与此同时，相对忽视了上层阶级的利益，而发展了下层阶级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反映了这个政权的‘工农联盟’性质。可以说，毛泽东的政治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见《中国与世界》杂志，2000年12期，＇
　　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今天社会上，凡是对建国后前30年怀念的人，大多是在那个年代受益的社会下层人，其中不乏很多农民出身的人。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大大改变了。社会上主要涌动的回城潮，返城成了80年代一大现象。其结果，农村被冷落了。农村的教育水平持续下降。
　　2001年6月7日的《中国经济时报》登出一则消息：“农村辍学率上升”，消息说，“近两年全国农村普通初中辍学率在4。2％左右，有关部门对南方几省区的调查表明，一些地方初中辍学率达30％，个别地方高达50％。从小学读到中学又考入大学的只有15％。”
　　一名化名叫“微易”的网友在他那篇长长的“农村问题体验报告”中反映道：我就读的初中，82年以前教学质量很高。后来，那些被下放的老师陆续回城、或者调到生活条件更好的学校去啦。在我考上高中的前两年，200多个毕业生中没有一个考上高中的，以后一个也没有，现在已经停办啦。还有教育方向问题。上学是为了考大学，是农民子弟离开农村的独木桥，使农村的仅有的几个人才进了城。所学内容与农村现实脱节，读了10几年书如果考不上大学，没有多少用处，是对有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我初中同学，有不少上了农村技校，毕业后也想在农村起科技带头作用。但在经受了搞养殖、种植的一系列打击后，都不干啦。有几个又从初一读起，考上初中中专，跳出了农门。　
　　我相信这位年轻人反映的都是实情。值得注意的是，人才的流动是与物质的流动相伴随的。与人才一起流走的不仅是农村优秀的人才，更有大量的资金。据统计，1985年至1994年，净流出农村的资金累计达3057亿元，年均300亿元。农业投资在整个国民经济总投资中的比重持续呈下降趋势。“一五”至“五五”期间，农业投资所占比重一般稳定在10％左右，但从1981年起，这个比重逐渐缩减。1985年，全国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了45％，而农业投资却下降了0。5％。多年来，中国农业投资一直处于欠帐状态。
　　中国农村经过统购统销、上山下乡几次挫折，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元气大伤，积重难返。由于这种情况，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怀旧情绪是不可避免的。《读书》杂志上出现了一篇署名“高家庄”的文章，此文将文革期间说成是农村教育最好的时间。有人对此不赞成，写文章反驳，但我对这种文章是理解的。新左派在近几年里在中国冒出水面，是有它的时代土壤和气候的。但要形成“派”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