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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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投进关有数十名男人的屋子。在接下来的两天两夜里，她被众多暴徒轮奸了。这位26岁的妇女是湖南人，与珠海一家公司签订了小饰品代理销售协议。但在广州，一场飞来横祸彻底毁灭了这宗生意给小家庭带来的美好憧憬。　2000年7月16日，也就是那场飞来横祸发生一年之后，在几位热心记者的资助之下，已患有严重精神恐惧症的那位妇女由其父亲陪同从江苏专程赶来广州，在记者面前断断续续地讲述了1999年发生的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内容摘录如下：　
　　　　那天（1999年7月11日）中午，我下了火车，一手提着一个皮箱，肩背行李包，胸前紧紧抱着一个布娃娃，随着拥挤的人流来到广州火车站广场。当时天正下着雨，广场乱哄哄的。突然，不知从哪里突然蹿出几个凶神恶煞般的人，几下就抢走了我的皮箱和行李。　
　　　　我惊呆了，继而坐在地上大声哭喊。箱里不但有我的全部衣物和家用，而且还有向亲朋借来的4000多元钱。我今后怎么过啊！庆幸的是，胸前的布娃娃没有被抢走，因为怕出意外，我特意将8000多元缝在里面，时刻紧紧地抱着。　
　　　　这时候，两位巡警走了过来，也不说什么，拉起我就走。我赶快拿出揣在身上的结婚证、外出务工证和珠海市的暂住证递过去，可他们连看都没看，顺手便扔了。随后，我被强行推上了一辆后厢封闭的警车。　
　　　　警车把我拉到了公安局的一间临时留置室里。约一个小时后，他们话也不问，又强行把我拖上了那辆警车。我死活不肯上车，并大声申辩，但他们毫不理睬。最后连我想捡起放在留置室椅子上的布娃娃，也不允许。　
　　　　大约黄昏时刻，车到了康宁医院。我被强行拽了下来，投进该医院二楼的一间房里。里面有几个老太太，也有很多衣衫褴褛的男人，个个身上散发着刺鼻的臭味。他们围着我，不怀好意地笑着。　
　　　　天黑不久，那房间里的一个男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强奸了我。有很多人在帮他，还威胁要杀死我。我怕极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喊，但不敢作任何反抗。进来几个小时了，也没人告诉我这是个什么地方，简直就是人们常说的地狱！　
　　　　过了些时候，几个男人威胁着我，把我挟持上三楼一间有更多男人的房间里。在那里，两个男人在几十个男人的起哄下，又分别强奸了我，直到我昏死过去。　
　　　　究竟有多少男人强奸了我？我也说不清。当时他们强奸完我后，可能是看到我已经昏死过去，就把我推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半梦半醒中，我已经没有任何知觉了，只是觉得又饿又累，同时还不断有人在我身上蹭来蹭去，我不知道那时是不是也在被人强奸。　
　　　　第二天，来了一个说是医生的人，问我一些问题。我就把随身装在口袋里的电话号码本给了那位医生，请他给我丈夫家里打电话。次日凌晨，我丈夫找到了我。就在我丈夫到来的几个小时前，一个男人又再次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我进行了强奸。有个人还抓了一把药丸硬塞到我的嘴里＇见《中国青年报》文章“谁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轮奸案”，2000年7月26日星期三，本报记者林炜，《法制日报》游春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黄少焕。＇
　　这件事情被正直而敬业的记者们报道出来之后，在社会上好象没有激起任何涟漪，至多作为茶余饭后的一则笑谈，很快就过去了，只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当时办的“中国评论网”上发出了几篇有深度和力度的评论。社会堕落到这个程度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这不能说不是中国的悲剧。
　　从这件轮奸案中，人们可以看出中国流动民工的悲惨待遇。说抓就是抓，说关就关，没有任何人身保护。广州火车站广场上的那两名巡警对于那位妇女的证件连看都不看一眼就给扔掉了。这种做法已经成了中国许多城市值勤人员的普遍做法。我第一次听说这种事情是2000年装修房子的时候，安徽的一位进京农民向我讲述过他遇到的这种事情，巡查人员当着他的面将他的证件撕掉，然后再问他：你还有证件吗？没证件了就要被抓到昌平筛沙子干活，挣够路费后打发人回家。
　　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的一位农村出身的博士面对此现象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假如我不考上大学，假如我仍然是一个农民，我可能来北京打工，然后被抓去筛沙子。这就是我们中国农民的国民待遇。自从1958年户口登记制度出台以后，盲流收容所和遣返站一类的机构便成了中国的特色。1967年“五一”节我从济南来北京玩，回去时没买火车票，便在天津的遣返站与小偷和老右派一起被关了两天，直到身份查请后才得以回家。
　　看看广州增城这家盲流收容中心的条件，“不过是一个大房间，里面分成几间小房，其中有一间是女“盲流”住的。但所谓的几小间其实形同虚设，各小间房门没有上锁，更没有专人看管，所有的伤残和精神病“盲流”，不分男女，都可以在一大间内随便走动，共用一个卫生间”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被收容人员产生自虐心理。当一个人不能被当人对待时，他对别人也不会正常对待。收容所发生的轮奸案就是典型的这种心理发作。在这种空间里，人身上所有恶劣的品行都容易被诱发出来。
　　轮奸还是轻的。当社会低层人被压抑得过头之后，就出现了石家庄靳如超制造的惊天爆破大案，江西省芳林小学的爆炸事件，就出现了杀人、抢劫、放火、投毒、爆破等种种疯狂的报复。制造贫困、愚昧和残暴者，必然遭到愚昧和残暴的报复。
　　1999年，中国南部海洋上发生的一宗特大劫船杀人案，船上23名船员被13名歹徒残忍地杀害。作案者竟然是一伙20岁到25岁的农村青年。为首的一名主犯叫贾红伟，25岁，家住河南省南阳农村，高中文化，另一名23岁的男青年来自陕西户县农村。当劫船案发生时，公安破案人员一开始还以为这是一起职业犯罪，是富有经验的国际海盗做的案。当案件被侦破后，公安人员简直难以相信：残酷杀人的竟是几个刚刚出道的从来没有杀过人的毛头小伙子，并且一出手就这样凶狠。由于没有杀人经验，他们用了12个小时的时间才把23人活活打死。
　　＇5＇，心理影响。
　　当一个社会流行着身份歧视，存在着身份、地位以及人格的不平等，抵抗和报复便会油然而生。最近有专家统计，中国黑社会的人数已达到上百万人。我听到这一数字时首先的反映就是：其中农民的比例占多少？对此我连续追踪阅读了《深圳风采》杂志上一篇记叙湖南常德“9。1”银行抢劫杀人案的连载文章。直到差不多最后的一节，文章才提到张君团伙的家庭情况。2000年9月1日发生在湖南省常德市的抢劫银行大案，其4名罪犯都来自农村。为首的团伙头目张君，34岁，初中文化，常德市安乡县安福乡花林村三组人。团伙成员李泽军，29岁，初中文化，常德市安乡县化林村四组人，是张君的外甥。团伙成员陈世清，35岁，常德市安乡县安福乡潭子口村三组人。团伙成员赵正洪，29岁，小学文化，益阳市资阳区鹿坪针五喜村马井口组人。看，这四个人全是农民出身。这一伙人从90年代初开始作案，几年期间，他们已经杀害了28人，仅在常德这次作案中就枪杀了7人，打伤数人。今天在全国许多恶性刑事案件中，农民出身的人占多大比例？真需要安全部门统计一下。如果农民的比例相当大，那么就要问一句：这里面有没有报复心理的因素？
　　最近，潘多拉同志在《中国国情国力》杂志＇2001年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深入探讨了“仇视心理可能会演变成疯狂的暴行”这一问题。文章认为，当一个人觉得自己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被剥夺、觉得自己已无路可走的时候，那么，只要受到某种刺激，他就很可能在一气之下破罐子破摔。当他们在城市里感到有被剥夺感和被排斥感时，便会对“主流社会”产生刻骨的敌意和仇恨。
　　潘多拉同志建议社会要帮助农民从“流民”转化为城市市民。我认为这一建议应成为一个全社会的口号。平等对待农民进城，妥善安置农民进城，不能光用堵的办法。但遗憾的是，目前的现实是，“一些高高在上、自命不凡的政策制定者和城市管理者”仍然习惯于计划经济时期严防死守的老做法，想方设法地围堵进城农民，“不把他们对城市的一丝希望和对未来的一点儿信心践踏得片甲不留决不罢休”。
　　潘多拉同志批评得好，提出的问题应当值得警惕，那就是制造贫穷和愚昧是要付代价的。事实证明，当今中国所发生的大量犯罪是贫穷对富裕的报复，是乡村对城市的报复，是落后对先进的报复，是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报复。这使我想起了圣经中的一个道理：要善待你的兄弟，一个大家庭里，任何兄弟得病，受牵连的是全家人。当今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城市人如果不明白这一道理，那么惩罚就等在后面。
　　＇6＇，政治影响。
　　二百年前，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考察刚刚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时，美国的司法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美国司法制度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任何政治问题都最终会变成法律问题。美国为何如此崇尚法制？这与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有关。成千上万的欧洲移民离开了他们的故土家乡，来到一个新组织起的社会，早先的血缘关系被打破了，以血缘和宗法维持的纽带割断了，于是法律自然成了移民社会的秩序维持者。
　　政治问题说到底是秩序问题，即用什么手段来维系社会成员的关系。在一个古老的村庄里，人们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家族和血缘的影响。因此，与此相适应的是一套宗法裙带文化。但在现代由移民组成的大都市里，法律代替了家族权威，民主平等代替了辈份和等级，市民文化取代了村民文化。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移民是对宗族血缘文化的最大挑战和破坏，越是在移民国家，法律越是重要。熟悉美国生活的人都知道，律师在这个国家里的能量要大大超过军队。打官司是美国人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政治之所以迟迟不能现代民主化，主要是有着庞大的农民阶层。人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越是在那些不足10万人的小城市里，公正执法越困难。为什么？因为小地方充满了熟人和亲戚。执法者在朋友和亲戚面前难以打破亲情。这也是当间中国社会大量违法乱纪的一个很大原因。
　　总起来看，农民是封建政治的社会基础。不减少农民的数量，中国的现代民主化进程不会加快。不增大城市人口，市民社会便仍然弱小，公民社区文化便难以兴起。城乡二元化结构加固了中国社会传统遗留下来的等级制观念和制度。直到今天，我国社会中平等、公平的观念依然淡薄，特权意识仍然浓厚，门子、路子、关系仍然大行其道。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裙带关系将愈演愈烈。农村人低人一等、城市人优越的意识依然在社会上蔓延，歧视农民、欺负农民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些风气都在无形中毒化着社会道德空气。中国要想脱胎换骨，非进行人口大调整，大交汇。无人口流动和城市化，中国社会难以真正地现代化，并且乡村政治会日益恶化。
　　有一天打开电脑上网查看资料，无意中进到网易新闻频道的“第三只眼”栏目，里面有一组反映农民问题和农村政治的文章。有一篇文章题目为“农民牛一样的苦”，是一位农村姑娘写的，我特把它记录在下：
　　“每次见到关于贪官蛀虫的新闻，我都有点咬牙切齿义愤填膺的恨意，总在想他们肯定不是吃饭吃面长大的，一定是吃草要不怎么会去啃我们的骨头，吸我们的血？我是农民的女儿，我家乡的父老乡亲过的日子我最清楚，他们像牛一样不停的劳作，可是过年时，总还要东挪西借才能勉强过去我的父母也不例外！！我的父母是刨着地皮子养大我们姐妹的，我十六岁高二时退学，大妹十七岁读了个中专毕业不敢再上了，早早工作，小妹妹好不容易挨完高中，大专费用太多，我们家送不起然后三姐妹都来了广东。可笑的是每个人的妇检费都是几百元，我们没有结婚，竟然要妇检，多好笑的事！上次被二妹告到东莞公安局，这些不要脸的眼里只有钱的家伙就打一枪放一炮，不去就罚我们父母，去还是不去？最后在父母的规劝下我们姐妹还是去了。
　　“四年后回家过春节，因为妹妹与我及我男朋友一起回了老家。几个叔叔与堂哥一起在我家打扑克，是打着玩的，竟然突然间冒出几个什么派出所的，掏空打牌的与围观的所有乡亲袋子里的钱。在厨房里做饭的奶奶也没能逃过这一劫。仅有的四十多元钱也被他们拿走了。打牌的四个人也被他们带走，是交了2500元才放出来的。可是读了高中的叔叔还是被他们打伤了，后来还说，罚了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做煤球家乡的派出所人员乱来乱打乱执法是早有所闻，可是那一次是彻底看清了他们的面目。简直是一群饿狼！！！
　　“不知现在家乡是怎么样，又是两三年没回家了，不过从父亲的电话里，我知道，他们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今年晚稻成熟时连着半个月不见太阳，谷都发芽了，而早稻，上交之后所剩无几。每年的年尾与年初家里总是要去买粮农民弟兄真被害苦了”
　　这是一篇出自打工妹之手的文章，一看就可以让人了解当前的农村社会。我们这些高高在上的学者现在已经很不了解社会了，没有体验，没有感觉了。所以，我经常上网看那些论坛和BBC贴子，那才真正是群众语言。在这种语言环境里，整个中国的现实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看看这些文章的标题：
　　　　农民任人宰割的阶级！　
　　　　欲言又止的诉说
　　　　最苦还是农民看江西收缴减负手册有感　
　　　　我可怜的农民父亲、农民母亲！　
　　　　劳动法所说的劳动者居然不包括农民　
　　　　痛斥〃中国农民〃的不肖子孙　
　　　　客观看待农民问题　
　　　　我们应当尊重中国农民　
　　　　根本原因是农民缺乏自信　
　　　　不是户口制度的错，也不是城市的错　
　　　　这算不算是另一种出生问题　
　　　　到底是谁不把农民当人　
　　　　“农民问题”不仅仅在于“户口制度”　
　　　　最穷的纳税人：中国农民　
　　　　中国农民的恶梦——户口制度　
　　　　农民的生活？——牛一样的苦！　
　　农民弟兄被害苦了　
　　
　　中国农村与城市有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农村愚昧的政治文化不能不影响着中国城市。福建厦门的远华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赖昌星这么一个农民创办的公司，用最低级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化腐蚀了我党多少干部！使多少官员被拉下水！不发展农村，一味让农村落后，最后便会出现波及全国的事情，如横行霸道、卖官鬻爵、行贿受贿、买卖人口、杀人抢劫、制假造假、卖淫贩黄、走私毒品、行乞行骗、封建迷信等这些事情，城市人仅靠户籍制度来堵就能保全自身吗？就象沙尘暴和1998年的长江大洪水，你能堵得了吗？
　　农村的腐败要甚于城市的腐败。而且这种腐败对整个社会的也许至今没有引起理论界的注意和重视。我在研究农民的制度创新性时发现，农民既具有巨大的良性制度创新性，也具有极大的坏制度创新性。最近，《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我，我们围绕着“腐败资本主义如何在中国发迹”进行了这样一场对话：
　　记者：“这些年里我们国家的确有很多人富起来，但仔细观察起来，中国的富人今天在社会上很难获得承认，社会对一些富人总持有怀疑的眼光甚至敌视的态度。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怎样来解释这种现象？”
　　仲大军：“你这种观察是很准确的。先来看几个事实就可以知道当今社会为什么对富人持怀疑态度。我们以已经暴光的案例来分析，厦门远华集团的确很富，富得要盖88层的远华大厦。但这个集团的发迹是靠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并且这个公司是一个权力资本主义的企业典型。赖昌星利用海上走私大发不义之财，同时又利用行贿、女色等各种手段腐蚀官员下水，而官员则利用赖昌星贪赃枉法，发家致富。赖昌星利用权力庇护和走私在不到七八年的时间就发展起一个拥资几百亿元资产的庞大企业。如果不是案发被破，此公司在厦门以及香港不知能膨胀成什么样子。
　　“第二个典型案例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的行贿案，送贿者周雪华在三四年间，通过行贿胡长清三四百万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立了近10个私营公司。周雪华从一个20几岁的普通农民摇身一变成为奥特集团的董事长、总经理，靠得就是坑蒙拐骗，通过行贿获得的长官赋予的特权。有了这些权力保护伞，周雪华很快变成了拥有上亿资产的企业家。今年4月18日《中华工商时报》上有篇文章，详细报道了周雪华的“发展历程”，大家可以看一看。
　　“通过这些例子您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哪些人在发家致富。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这一类的事情太多了，揭露出来的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因此，把中国近20年里发展起来的一部分经济称作权力资本主义经济一点也不过分。也许这部分经济只占中国经济总体的20％或者10％，从比例上看还不算大，但如果任其发展，危害极大。听之任之，中国社会发展前景将不堪设想。权力资本主义的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拥有权力的官员想利用权力捞好处，第二个是社会上有一批专门依靠权力攫取财富的不法分子。这两种人勾结起来，就建起中国权力资本主义的大厦。”
　　记者：“您举的两个例子都是农民，这种现实是不是说明中国农民具有很大制度创新性？”
　　仲大军：“应当这么看，中国农民在制度创新上具有二重性，分为正负两个方面。改革开发20年来，中国农民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大批乡镇企业的涌现，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另一半壁江山。在这20年间，中国农民表现出特别有创新性，不但是技术创新，更有制度创新。其成功的典型已经有一大批。如吴任宝、鲁冠球、刘永好、张宏伟、韩伟、朱桂相等。这一批人可以被归类为好制度创造者。
　　“但在农民特别能创造的同时，还要看到他们制度创新的另一面，即坏制度创新能力。赖昌星、周雪华以及浙江温岭市的张君、湖南常德的杀人魔头张军就是坏制度创新的典型。这些人为了达到捞取财富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各种违法违纪、卑鄙下流和残忍的手段都可以使用。正是这样一批坏制度创新者，使中国的社会风气每况愈下，社会法制遭到极大的破坏，中国的法律、道德肌体受到了极大的腐蚀。中国人的素质受到坏制度的影响和熏陶，致使整个社会都在腐败堕落。
　　“今天，已经到了对这种坏制度创新引起高度重视的时候了。要知道，贫穷是促使人们创新的主要动力，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过上幸福和富裕的生活，每个处在社会底层的中国农民都在财富创造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但在这一创新过程中，有人按规则办事，有人不按规则办事。那些缺少教育和知识的人特别容易走上违法违轨的道路。象赖昌星这样缺少教育和法律知识的人，他会使用一切手段来获取财富。这种农民创新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中国今后如何避免这种现象大量发生，是迈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见《中国企业》2001年6月4日，新财富版，＇
　　3，挹此注彼式的调整
　　城市化对于中国来说，已提到战略选择的高度。尽快吸纳和消除当前农村过剩的1。5亿劳动力，打破户籍藩篱，将国民生活集约化，是中国下个世纪要解决的最大任务。但是，现存的制度是某种利益格局的固化，而任何制度变迁都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一种结构一旦形成便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自我修复性。尽管二元结构已对中国带来了以上所说的诸多危害，但近些年里，各项改革政策对这一结构的触动甚少。其原因便是历时40多年之久的二元结构已在中国形成相对固定的利益格局，一旦打破便要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现在来看近几年里中国农民的待遇。
　　当90年代后半期由于经济过热出现生产过剩、大批国有企业出现经济亏损、城市经济出现问题时，“三年扭亏和脱困”便成了新一任政府的主要目标。这几年里，中国在劳动力用工方面实行了一系列限制，许多城市制定了限制使用农民工的政策，光北京市就有100多个岗位不准招用农民工。其结果，到了20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的流动民工数量大大减少，从民工潮最高峰时期的9000多万人减少到今天的不足40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