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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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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的流动民工数量大大减少，从民工潮最高峰时期的9000多万人减少到今天的不足4000万人。据广东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披露，目前广东有登记在册的暂住人口有1200多万，占全国流动人口的三分之一。
5000多万的农民工返乡，不仅造成了大量的劳动力闲置，更对农村收入带来极大影响。一个农民工如果每年在外挣回2000元钱的话，5000万民工带回农村的就是1000亿元。在实行宏观调控的90年代下半期，打工的农民人数逐年减少，几年加起来，流向农村的打工资金至少减少了三四千亿元。这就是最近这些年农村人均收入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居住的北京市就可以反映出这种情况。北边不远的新文化街农贸副食品市场往日热闹的景象再也看不见了；许多已在北京居住多年的外地人身影不见了。南边国华商场后面的一条水果蔬菜市场也整个被取消了。北京的确见不到那么多外来人了，街道上清净了许多。仅1999年国庆节期间，北京市就强行遣返了几十万外地人。许多北京市民为市政府采取的这一“清理”行动叫好，但在清理和驱赶的背后，却是农民收入的减少。
中国经济如同中国社会一样，具有很强烈的等级性。这也与中国的计划经济和社会政治体制有关。在这种经济和政治体制下，经济领域中“丢卒保车”或“丢车保帅”的做法频频出现，便不足为奇了。在几种利益比较之下，农民的利益总是放在最后考虑。
1998年冬，我去山西省晋南地区给当地政府做发展顾问，发现农村中大批的小煤矿、小铁矿、小铁厂被关停。这一年，中国煤炭产量12。5亿吨，出现严重过剩，国家统配煤矿亏损严重。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央政府提出“限产压产”的口号。国有大煤矿减少产量，民有小煤矿干脆整个关闭，个别不听话的被强行用炸药炸毁。1998年，全国有几万家农村小煤矿被关闭。据《经济日报》的一篇文章报道，截至2000年7月，已取缔和关闭的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的各类小煤矿累计3。6万处，压减产量3亿吨。2000年夏天，贵州六枝地区的地方干部到北京集训，请我去做经济形势报告，同时我也了解到那里的一些情况，农民收入下降的最大原因是关闭地方小煤窑。许多已经脱了贫的地区，又开始返贫。
钢铁行业和制糖行业也是如此，为了确保国有大钢铁企业的效益，压产增效，于是地方的小钢铁厂在国家经贸委的一纸命令下都要强行关闭。第一批计划关闭的50户小钢厂名单已经下发，2000年底完成关闭。制糖行业由于1999年关闭了一批小糖厂和小糖精厂，糖价已由原来的2300元一吨回升到2000年的3100元一吨。2000年上半年制糖行业亏损减少到1。13亿元，同比减亏11亿元。产糖大省广西的制糖业已整体扭亏为盈。强行关停并转这一行政手段，对于国有企业的扭亏为盈起了相当作用。到了2000年上半年，全国钢铁企业的效益普遍好转，大多数企业已经脱亏解困。只是煤炭企业的困难大一些，2000年整个行业还没走出亏损的阴影。
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特点，最终的代价和损失是由农民和集体经济来承担的。我把中国的这种经济调整做法比做“挹此注比”和“抑本求末”。这是2000年上半年全国工业形势和效益出现了明显的好转而只有农业处于停滞不前状况的根本原因。看看这一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经济的效益，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284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倍。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160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倍。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是“挹此注彼”型经济，那么一个部门赢利了，就肯定是另一个部门亏损了。代价在各部门中是相互转移的。因此，我们在看到国企扭亏为盈的同时，也应意识到另一些企业＇民私营企业＇正在扭盈为亏。但遗憾的是，媒体对这些数字很少报道，统计部门也不公开这方面的数字。
不过，农村的数字是有的。近两年来，农民收入的增幅都在2％左右起伏。许多地区的农民收入实际上是负增长。譬如我家乡山东烟台，前些年苹果都买到1。5元一斤，现在只有四五毛钱。粮食价格自1996年之后节节下降，从平均七八毛钱降到四五毛钱。按社科院社会学所陆学艺先生的统计，最近四五年间，农民在农产品降价方面减少的收入至少有6000…7000亿元。加上打工人数的减少和收入减少，我估计近四五年里，中国农民至少减少了大约1万元的收入。这样大的变化，中国消费能力的天平怎能不倾斜！
回头看改革开放之初那几年，由于在政策上向农业倾斜了几年，结果，从1978年到1984年，农民的人均收入连续6年大幅增长，最高增幅达到15。6％。农民的富足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社会需求，使这些年里中国的生产加足马力都满足不了社会需求。但自1985年之后，农民收入增幅开始下降，到了1999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幅已下降到3。8％。2000年进一步降到2。1％，全年人均纯收入仅为2253元。2000年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248亿元，增长10。1％，其中城镇居民消费12033亿元，占74％，县以下农村消费4214亿元，仅占2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08元，增长8。7％，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013元，仅增长1。5％。请大家想一想，这么一幅状态中国经济怎么能高速发展！
城镇居民本来收入就高，但增幅度却高。农民收入本来就少，增幅却低。这两个数字反映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城乡两大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正在越拉越大。中国农民的收入状况已经处于历史的最低点。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80年代初大约为2：1，90年代后这一比例持续上升。赵人伟先生是社科院经济所专门研究国民收入的老专家，按他的计算，1999年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已达到4：1，而人大财经委员会的委员于祖尧先生估算出的比例数字更大，他认为两者间的比例为5：1甚至6：1。在世界上，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超过1。5：1就算高的了。可见中国的城乡差距有多么大。
实际上如果扣除统计上的修饰，这几年间，许多地区的农民收入是负增长。从统计数字上看，在1992年以前，中国农村的消费品零售额都是大于城镇的，但从1993年以后，城镇消费远远大于农村＇见下表＇。另外，在1993年以前，农村消费对GDP总量的贡献一直维持在25％以上，但现在已下降到22％左右。＇见附表＇
附表：全国城乡人民生活消费
年份 城镇人口＇亿＇ 农村人口＇亿＇ 城镇人均收入＇元＇ 农村人均收入＇元＇ 城镇人均消费＇元＇ 农村人均消费＇元＇ 城镇消费品零售额＇亿元＇ 农村消费品零售额＇亿元＇
1990 3．1 8．4 1387 630 1688 571 3900 4400
1995 3．5 8．6 3855 1550 4874 1434 12000 82000
1999 3．9 8．7 5854 2210 6665 1973 19000 12000
摘自《经济日报》2000，7，31，
连经济最发达的广东省，农村问题也概莫例外。2000年上半年，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江门、佛山、顺德这八个珠三角城市一般预算收入增加额占了全省的市县级增收额的85％，而另外有10个县的收入却出现负增长。截止6月底，广东全省有26个县欠发工资总额达8。1亿元。广东省人大财经委指出，目前广东农业和农民问题很严峻，由于受自然灾害和农产品价格下跌等因素的影响，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700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高达 5100多元。上升了近8个百分点。这一降一升的结果表明：财富的“马太效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正在中国城乡间显现。
种种迹象表明，改革开放20年间，中国城乡间的差距曾一度缩小，但到90年代之后又重新拉大。这说明建国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不仅难于打破，并且在继续固化。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一部社会群体和团体利益的调整史。国家政府的任何一项政策，都具有利益的倾向性。中国是个以工农利益为重、以共同富裕为宗旨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在向这些目标行进过程中，目标理想和实践结果出现了偏差，为了照顾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忽视了农民的利益。前30年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虽然不存在了，但这种“优先”和“优越”的心理和因优先导致的城乡二元化格局却牢牢地延续了下来。“农民低人一等”是这种优先政策形成社会文化心理遗产，这种心理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影响着政府的决策。
目前中国政府界以至学者界，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较少，农民利益的呼声也甚弱。中国农民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中典型的弱势一族。之所以弱，主要是身上天生受着不公平待遇的限制。农民一生下来便处于一种天然落后和狭隘封闭的生存条件和环境里。难以迁徙流动，改善生存条件的愿望便无从实现。由于在各大利益群体中，农民属于弱势一族，所以在经济上受到的重视程度也不够。特别是在各群体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首先遭到抑制的便是农民利益和农村经济。这一点在最近几年搞的“关停限产”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毫无疑问，城乡关系、国企和民企关系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利益冲突关系，也成为当前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中国的目标应当是公平合理地发展，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寻求平衡，不至于利益的天平在社会群体中倾斜得太厉害。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深层社会矛盾开始突出和显性化的时代。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传统经济格局和利益格局厚重而牢固，但它已遭到农民强烈的反抗。象农民自发产生的民工潮，就是农民自发抵制户籍管制的一个最生动的表现。
现在，我们应该反思一下中国经济为什么具有挹此注彼性和强烈的等级性？这恐怕是当年革命时期的政治哲学在当今经济领域中的反映，其根源在于传统的政治、文化和哲学理念，在于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建国50年来，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典型发展模式是：一个家庭中三个孩子干活，供养一个孩子上大学，最后这个孩子获得了极高的教育和发展，并留洋到外国，成了外国的白领阶层和人才。但剩下的三个孩子仍然在农村务农，愚昧无知，贫穷落后。如果这个家庭将资金平均使用，使每年孩子都多少受点教育，平均发展，或许对这个国家更好。中国今后的发展道路便是这种平均、均衡的发展模式。再也不能继续集中优势资源“拔尖”发展的战略了。如果我们要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就要以人均水平来比较，不要以个别典型城市或个别沿海地区来与国际水平相衡量。只有整个国家和人民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才说明这个国家是强大的和发达的。
说到底，中国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均衡发展，而不是以牺牲一批人为代价培养出少数精英。中国今后的发展目标是缩小差距，不仅缩小城乡差距，更要缩小人的差距。再不能人为地造就一个特权阶层和特权地区，要实行公平的国民待遇。在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同时，如果对国内的农民还不实行同样的国民待遇，那就将发生更多的悲剧。21世纪，中国社会最大的发展冲动来自于农村，来自二元结构中的农村结构。
2001年元月份，南方报业集团和《南方周末》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关于西部开发问题的研讨会。我在那个会上明确地提出，目前，中国政府没有必要在西部问题、城市化问题和小城镇问题上大做文章，只要将取消户籍管制，落实公民的各项权利，各种问题便会自然化解，市场最终会缩小地区差别、城乡差别以及人际差别。我的这一观点，《南方周末》报连同我的照片一起发表出来。
4，关注中国农民的创新性
我为什么说只要取消人口流动管制，社会财富自然会达到均衡？因为牟利是人的本性，当一个地区有利可图时，人们便会蜂拥而上，直到利润被瓜分干净。人们便会转移一个新的赢利地点。只要放开管制，自由流动，地区之间的差别和差距就不会大。这个道理想一下便可明白。但可悲的是，人类这种动物他比一般动物高明之处在于保护自己。谁占据了有利地形，便轻易不会让他人涉足。所以，目前在中国遏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阻力来自哪里呢？想一下也会明白，即那些已经占据了有利地理位置的人。他们不愿意外人来分享这种天然的利益。
这种情形还表现在国家之间，加拿大和美国对外来人口严加限制，就是因为怕外人来得太多，分摊了他们的资源。所以，在一个资本可以全球自由流动的今天，人口却不能自由流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敞开门口，让人自由出入。世界尚且如此，中国的城乡之间又怎能避免流动关卡呢？但是，国际间的人口自由流动不好解决，国内间的人口自由流动总是好解决的。这里关键要制订法律，要有宪法规定：中国公民可以在国家内自由迁徙流动。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就可能出现一国之内的不平等。一部分人占据着自然条件和资源条件好的地方，其他人得不到分享。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在一个国家里，生活的内容却绝然不同。
在一个国家内对人口有分割的，只有历史上的南非和印度有过种族隔离和种姓隔离。其他很少有国家限制国民的自由往来、自由迁徙和流动。中国的户籍管制今天在世界上已经很显眼了。如果中国再不取消户籍管制就很可能成为国际间的笑话。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可能永远甚至长期地忍受这种户籍制度的分割。人民总是要自发反抗的。并且，中国农民从来都不甘屈从这样一个被分割的命运。看看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充分说明追求幸福生活是农民的天性，贫穷不永远属于农民。且不说安徽凤阳小岗村如何分田到户，80年代乡镇企业如何异军突起，就说90年代兴起的浩浩荡荡的民工潮，最多时一度高达9000万人。中国浩大的民工潮是怎样形成的？是政府组织的吗？是国家号召的吗？全不是。是中国农民自发冲破户籍牢笼、摆脱贫穷的表现，是市场经济下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表现，是市场给予中国农民广阔的用武天地。马克思说得好，中国农民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建国50年来，中国农民待遇最差。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穷则思变。最低的待遇也使中国农民成了国家改革动力最大的阶层。如果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比较起来，中国农民待遇远不及这些国家。苏联在60年代就停止了从农民身上抽取资本，并且还反哺农民。苏联的集体农庄变成了与我们国家国企性质一样单位。所以，1991年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变革后，那里的农民就没有中国农民那样的改革冲动，集体农庄的农民在社会变革中的劲头并不高。中国比苏东不平等得多，农村在改革前和城市一样完全受国家控制，但国家不负责任。直到80年代中国政府才承认农民的存量改革，即把地平分给农民，平等地占有初始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身上怎么能不蕴涵着巨大的改革冲动。
我小时候在农村老家时，常听到一句口头语：“头生子贵，小生子姣，折腾折腾老当腰。”这句话反映的是一个家庭中孩子们的不同待遇。在我们国家，农民就是被折腾的老当腰。但被折腾的人往往是最有能耐的人。现在让我们看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焕发出多大的创造力。2001年5月，我在《中外管理》杂志上发表文章，揭示了创新动力来自何方。文章这样写道：
“《商界》杂志每期都介绍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但介绍的大多是乡镇或城市中的民营企业家。这些文章很值得一读，记得1999年夏天，当我读完介绍江苏森达皮鞋创办者朱相桂的那篇文章后，被中国农民的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深深感动了。森达皮鞋就诞生于江苏北部的一个农村，但发展成中国今天最大的制鞋企业之一，朱相桂被冠为“中国第一鞋王”，其发展史简直堪称中国奇迹。朱相桂原是江苏农村的普通农民，改革开放给了他创新的机会，他从办在制鞋作坊起家，逐步将销售打入上海大城市，然后进占全国以及国际市场。也就在10几年的时间里，江苏北部农村里的一个小制鞋厂发展成与意大利著名制鞋企业可以相媲美的中国知名皮鞋厂。
“最近又看到《商界》上介绍的湖北荆州蓝星清洗公司创业者杨忠洲的故事，看到《智囊》杂志上介绍的成都恩威制药公司创业者薛永新的故事，都是发人深思的文章。这些故事读完后可以使人产生这样一些思考：中国经济的原动力在哪？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在哪？在我们过去的思维里，这样的答案往往可能是计划经济的制定者，是领导我们前进的伟大领袖。但从近20多年生动的实践看，那些最无权又无势的基层人民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人世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越是处于困境的人，摆脱困境的愿望越强烈，而要摆脱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创新，创造出一个新的生存环境。因此，任何一个社会，其创新动力和改革动力都主要来自基层，来自人民大众。就是这种脱困要求，逼迫着那些逆境之人和社会底层之人发奋图强，勇于创造。看看中国20多年来的实践，制度的每步改革，经济成就的每一项取得，无不来自要求摆脱贫困的人们自发的追求和努力。从小岗村农民的土地承包，到城镇中大批民营企业的涌现，无不是人民群众要求改善自身生活而采取的行动。80年代初掀起的那场改革给中国经济引入的制度创新因素，其最大的成果是崛起了一大批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这部分经济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成为中国经济增量部分的主体。
“看看《商界》和《智囊》杂志那些封面人物，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一贫如洗，艰苦创业，白手起家。江苏森达公司的朱相桂，前身是一个普通的江苏农民，砖瓦窑厂的工人；成都恩威制药公司的薛永新早先是四川农村的一个木匠。蓝星公司的老总原先身份高一点，80年代初曾当过一家国营小厂的厂长，后因问题被调查并被迫辞职，成了一个摆小摊的个体户。这种遭遇也成了他发奋图强的动力。
“总起来说，越是困境和逆境之人，创造的心理越强烈。根据这一规律，当今中国社会中最具创造力的是那些社会底层的人民。改革开放后崛起的一批成功的中国企业家，无一不带有这种特点。而那些身居高位的企业，特别是具有垄断特权的大型国有企业，它们的创新要求就比较少，主动性就差。优越生懒惰，条件好了反而消磨人的意志。国企与民企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创新动力上。几十年做老大做惯了，特别是在具有垄断地位日子比较好过的情况下，一般是不会动脑子创新的。即使遇到亏损和生产上的问题，由于有国家这棵可依靠的大树，摆脱困境的责任心也不强。这就是在国企中保守大于创新的主要制度原因，也就是国企难以搞好的主要原因。
“农民一旦得到施展的机会，其创造精神是惊人的。但这种创造精神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面的是成功的农民企业家，如2000年，“四川第一打工妹”李晓芳，出资6000万元买下了她三台老家县委机关大院。她在珠海打工8 年，就攒下如此巨大的财富，真难以置信。四川省有3800多万农村劳动力，仅1999年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已达1111万人，其中向省内转移的有702万人，转向省外的408万人，在全国属第一。四川省外出民工创造的劳务收入，1994年为107亿元，1995年为170亿元，1999年是329亿元，相当于四川省全年的财政收入。2000年1…9月，全省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441元，以南充阆中为例，劳务收入占到全县人均国民收入的40％，有的地区更高。”＇见成都《新经济时报》，2001年2月1日，＇
农民创新的反面性就是赖昌星式的腐败人物和张君式的凶残人物。看看赖昌星有多大的本领，不仅将厦门200多名政府官员拉下水，并且将公安部副部长、中国打私办的主任李纪周也笼络地与他称兄道弟。大家说这是不是制度创新？一个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农民创造性大不大？因此，农民问题就是这么复杂。你又同情他，又要警惕他。不减少这贫困一族，中国社会很难走上法治和正规。农民的贫困不仅表现在物质上，更表现在文化精神上。
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愿听到一些好消息。例如，2001年4月20日，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播出了四川欧阳晓玲的感人事迹。估计她也是一个农家出身的姑娘，四川南充市人，现在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农业青年。1987年，欧阳晓玲从林业学校毕业后，被分到当地林业研究所工作，干了6年林业员。但当以看到大片山坡地废弃荒芜，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又无法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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