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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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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著名的风景名胜栈桥那伸向海中的小亭子以及海峡对面的山峦都可尽收眼帘。不用说，解放前这是一家人居住的房子。然而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这栋毫宅已经变成了五六家人居住。由于认识其中的一家人，使我有机会经常去玩，由此才得以了解这座房子的情况。
苗海南当时早已去世，据说这栋房子早年也只是他一个夫人的住所。但在文革时其夫人已被挤到二楼的一间房间里居住，其他的房间都被青岛市房管局安排上其他住户。不用说，这栋楼房当年的显赫和富态早已踪影全无。“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种情形当时在全国太普遍了。穷人占富人的房子住，大家挤在一起，真正实现了平均主义。文革后，一部分人的房屋被退还，资本家的住宅权益又得到了恢复。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变，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各种人的国民待遇。解放后实行公私合营，没收资本家的财产，使中国的富人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主义使穷人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资本主义使富人的生活条件得到保障。在穷人眼里，你一个女人住那么大的楼房，我们一家人才住一间小屋，多不平等啊！所以要进驻，大家共同使用稀缺的资源。
从这里可以看出制度的来源。经济学家凡勃伦早就说过，什么是制度？制度就是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正是这么多中国人有这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平均主义的思想，才有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所以，社会主义制度不是象有人想象的那样可以随随便便改变或消失的。多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希望中国改变社会制度，但中国总是没多少变化，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说明在中国有很多人对这种社会模式有要求。要改变社会制度只能是一部分人头脑中的愿望，要想把它变为现实是不容易的。
对于穷人的均贫富行动，富人是怎么看呢？是否会想到自己享受的太多，应该节省一点，匀出一些财富救济穷人呢？这样的富人肯定有。有些大资本家动辄捐出几千万或几个亿兴建公益事业，资助扶贫项目，这就是富人们对社会的关怀。例如汕头大学就是由香港李嘉诚捐助几亿港元建成的。但也确实有富人不管社会其他人而只顾自己享乐和享受，无限地占有资源和浪费资源。不要说在旧社会，就是在今天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就说北京周围的那些豪华住宅区，在土地资源如此紧缺的中国，富人们仍然在尽量占有和浪费有限的土地。有钱就可以无限止的消费吗？这样的富人和奢侈怎能不导致穷人们的憎恨呢？
中国社会当前的确存在着一些危险。这些危险来自何处？即一些富裕起来的人们盲目地消费，贫富差距在不断的拉大。在中国还有那么多农民、那么多为基本生存而发愁的贫困人口的今天，一些大城市里先富起来的人们却在大肆装修豪华住宅，并设想如何实现住宅的智能化，搞e社区和网上生存。
人类历史是一部争夺资源和财富的历史。如果社会上财富差距拉大，生活水平和社会待遇差别拉大，那么斗争就会不可避免地激烈起来。正是由于这种斗争和争夺，最后才出现了不同制度的社会。所以，我们今天研究国民待遇，实际上更多的是在关注这个社会，更多的是在考虑如何避免可能发生的激烈争夺，如何设计出一些合理的国民待遇，在国民头脑中树立一种什么思想意识，如何摸索出一套合理的经济制度，将国家引导上一个有序、健康、发达的道路。
经济制度的变更过去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今天也在影响着个人、企业和国家的命运。前面我讲了富人如何变穷的事情。现在来看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普通人怎样变富。
在2001年5月14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有一篇题为“王文京身价暴涨10亿元”的文章。改革开放仅20年，人们的个人资产已经以几十亿元来计算了。王文京是个什么人，他怎么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如此暴富？看来他赶上了可以致富的经济制度。这个1964年出生于江西省上饶县一个小山村的农家孩子，凭借天资聪颖15岁就考上了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财会专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国家机关当一名公务员。特殊的专业背景使他有机会最早接触中国会计电算化业务，并很快成为业务骨干。1988年，他毅然辞职，和另一位中国软件业元老苏启强一起带着5万元借款，在北京海淀区租了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成立了用友软件服务社。13年后，用友公司的股票已经准备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用友公司已经发展成中国数一数二的软件公司了。
这就是时代和改革给予王文京的机会和待遇。一旦有人抓住了新经济制度的机会，抓住了这种让个人赚钱和发财的国民待遇，马上就会冒出一大批富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社会的不断变化导致人们的命运也在不断升降沉浮变化。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制度的改变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变化。
对于企业来说，不同的国民待遇也能创造出历史奇迹。就拿青岛啤酒来说，当我70年代在青岛时，这家企业的生产量可能还没有2万吨。但转眼20几年过去，青岛啤酒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全国性企业，跨地区公司，估计再过多少年会变成跨国公司。原先青岛啤酒是青岛轻工局下面的一个工厂，受制和听命于轻工局的领导，可怜巴巴地蜷缩于青岛一隅，受制于计划经营，是一个典型的地方企业，其产品可能连济南都到达不了。但在市场经济下，青岛啤酒放开手脚，在全国范围内纵横捭阖，收购兼并，没几年便将生产量从20万吨扩大到近200万吨。2000年已经稳坐全国啤酒行业第一把交椅。这种趋势再发展下去，青啤成为世界性的大公司都是有可能的。谁让青啤放开了手脚？谁给了青啤扩张的国民待遇？市场经济体制。
3，价值体系与国民待遇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实际上都取决于思想意识。因此，价值观念才是决定国民待遇的最重要因素。前面谈到，宪法规定的是最大的国民待遇，政府部门的各项规定都是具体的国民待遇。但是宪法是怎么来的呢？应当说宪法是一个国家当权集团的政治思想，是代表这个国家当时社会的主要观念、意识和生活习惯。宪法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价值体系。有什么样的思想价值体系，就有什么样的宪法。法国大革命之前，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广泛传播，影响了民众起来推翻了封建王权，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法国大革命后的第一部宪法必然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贯穿着反抗王权、君权的人权精神。中国革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革命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在这一价值体系的主宰下，中国宪法所规定的国民待遇必然与西方国家的宪法有巨大的区别。
了解一个国家的国民待遇首先需要了解宪法。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式的章程应当是于1949年9月29日经过全国政协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10月1日，刚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发布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因此，在建国后的四五年里，中国政府的大政方针和国民待遇是在共同纲领的原则指导下进行的。值得一提的是，共同纲领的内容中没有提及“社会主义”。建国初期中国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新民主主义，还没有提出要搞社会主义。所以，共同纲领的内容与后来宪法的内容也不同。例如，序言和第一条明确规定：“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见《新中国宪法发展史》第15 页。＇
在公民权利方面，纲领宣布：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游行示威的自由权。通过共同纲领，可以看处建国初期那一时期的国民待遇。由于纲领第一条中有“团结各民主阶级”的内容，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政府人员的安排上，也体现了各民主党派的重要地位。例如，在6个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中有3人为民主人士，他们是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其他3个是朱德、刘少奇、高岗。在5个副总理中有郭沫若和黄炎培2个民主人士。著名民主人士沈均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十几个部长的位置中，有好几个都是党外人士。这一时期的中国，真正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的政治思想。执政党和民主党都有较高的地位，民主党的政治待遇是很高的。
在保障人民权利和民主党派权利的同时，纲领还规定了对专政对象的要求。例如纲领第7条规定：对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和削减其特殊势力后，仍需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给以严厉的制裁。这是给当时社会上另一类人的政治和经济待遇。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内容有序言、第一到第四章，共106 条。第三章共19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部宪法更加具体地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它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享有人身自由和居住、迁徙的自由，享有劳动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以及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1954年宪法出现了“社会主义”的提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制度方面，宪法规定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四种形式，第一是国家所有制，第二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三是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第四是资本家所有制。如宪法第一章第六条规定：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第一章第七条规定：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
在1954年，私人企业仍然存在，当时还没有进行公私合营，还没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资本家还仍然还可以经营生产。但没过多久，资本家便开始敲锣打鼓地与国有经济进行公私合营了。到了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资本家待遇便彻底消失。
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学校里开始流行成分论。我们班有的同学被冠以小业主的子女，实际上其父母经营的就是公私合营式的店铺。在那个时代，小店铺业主也成为被歧视的对象。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经济成分只剩下了这两种。个体经济萎缩到极小的一部分。在1975年重新制定的宪法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只剩下全民和集体两种，虽然仍然允许个体经济合法存在，但明确地给予了很大的限制。这就是在那一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在经济上的国民待遇。
1954年宪法被称做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的集中表现。它与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制定的几部资本主义类型的宪法有重大的区别。当时中国政府在制订这部宪法时，确实非常重视。据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逄先知先生讲，那一年正值南方地区发大水，武汉地区的议案和征求意见稿都是用飞机运到北京的。这部宪法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光是讨论提案共有116万件。但是，没有过多久，这部宪法就被弃之一边，打入冷宫。宪法中所规定的各种公民权利和待遇形同虚设。
1955年，在宪法颁布后仅一年，便爆出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许多人被牵连进去。这是建国后以言定罪的第一起，公民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遭到了严重破坏，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被剥夺。我的大学同学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李辉曾写过关于胡风的书。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当年如此受迫害的老人今天仍然健在，不过经常是躺在医院里。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更是对公民的言论权利和思想权利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刚刚制定的共和国宪法遭到了无情的嘲弄。在反右运动中，一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不仅被剥夺了言论自由，还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一些人被拘押，被逮捕，还有一大批被送往东北荒原上进行劳动改造。
新华社的老记者戴煌先生就是被送往北大荒进行劳动改造的一个。记得1998年当我看完他写的那一段经历《久死一生》之后，内心感到了极大的震颤。那种对生命脆弱的体验是我有生以来读了那么多书从来没感觉过的。所以如果有人问：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在哪里？我毫无含糊地告诉他：在中国。不要迷信什么诺贝尔获奖作品，中国人切不要妄自菲薄，最伟大的作品今后必将出自中国。因为再也没有象中国这样生活丰富的国家了。生活的源泉和砥砺必将迸发出伟大的思想和火花。
不过，1954年的宪法为什么能被置之一边，为什么什么作用也不起？这一点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据说国家副主席刘少席在文革中被迫害时拿出宪法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受宪法保护。但这丝毫没阻止他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一间冷寂的房间里悲惨地死去。
与此同时，中国大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的热爱达到了极端。焦裕禄的女儿被毛主席接见并与伟大领袖握了手，于是这只手便成了一只幸福的手。回来后周围所有的人都要同她握手，直到握得她累得实在无法支撑。待遇是领袖给的，一切都是领袖给的，领袖的作用淹没了一切。
我总在思考：为什么在中国，人的力量这么巨大？法的权威这样弱小？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热衷于领袖崇拜？为什么毛泽东在1957年春天刚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转眼就发动了反右运动？答案只能是封建传统深重。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摧残公民权利和国民待遇的极端运动。在那一场政治大迫害当中，首当其中的遇难者便是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其次是解放前的剥削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这是一场人为的阶级大报复。一些人的基本权利和待遇被剥夺。但被剥夺了正当待遇的阶级和集团要维护丧失的权利和待遇，被迫害的“地富反坏右”要拼命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于是便产生了所谓的“阶级斗争”。剥削阶级要恢复失去的天堂，无产阶级要镇压剥削阶级的企图和反抗。在这一场争取待遇和维护待遇的争夺中，中国度过了改革开放前残酷斗争的30年。
争夺的核心是财产所有权，是所有制，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谁拥有财富。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说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争夺进行的。直到今天，我国的国民待遇到底怎样制定？公民有哪些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这些问题仍然模糊不清。
4，历史的检查与反思
2001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在家整理抽屉时偶然翻出一本小红宝书，里面是毛泽东主席所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打开一看，里面清清楚楚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接着翻下去，不由得感叹：主席对人民的待遇分析得是多么好啊！但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历史并未按领袖设想的运行。
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个人创造的，领袖要改变历史必须具有庞大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资源。看看当时许多人的思想认识，便可以理解为什么没有人理睬1954年的这部宪法，为什么没按宪法规定给予人民应得的待遇。宪法必须具有广大的群众认知基础。由于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悠久、封建意识深厚的国家，从西方搬过来的民主自由概念和公民权利根本不被广大人民所熟悉。因此，宪法形同虚设是必然的。就象印度一样，尽管在1947年独立后即废除了种姓制度，但社会现实丝毫没有改变。
孙中山在目击了北洋军阀政府屡屡毁法行为之后醒悟到，宪法要能有效力，全恃民众之拥护。假如只有白纸黑字，民权决不能得到保障。他的下面这段话说到了问题的实质：“一国之趋势，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可转移也。” ＇蒋碧昆《中国近代宪政宪法史略》137页，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因此，我认为中国历史自从1957年以后走上弯路，决非毛泽东一人的责任，肯定有一大批推动者。例如，在195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公开希望对他搞个人崇拜。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便表态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樊天顺等主编的《国史通鉴》第二卷，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在这样一个氛围中，领袖怎能独善其身。特别是我们党是一个主要由工农干部组成的党，文化知识缺少，民主法制知识缺少，观念薄弱，不要说普通的干部，就连高级干部和领袖们也缺少民主的习惯和法治意识。例如，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养成了习惯才能遵守。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主、刑法来维持秩序。” ＇项淳一《党的领导与法制建设》，见《中国法学》1991年第四期。＇
也就是在这种情势的主导下，中国一步步走向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空想共产主义达到顶峰，人身迫害也达到了顶峰。中国人的国民待遇有的被卷上浪尖，有的被抛入深渊。1966年春节后，我从蓬莱九中转入济南山东师范学院附中，没多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象刮起了一场龙卷风，各种人的命运在这场龙卷风中剧烈地旋转。
大约是1966年深秋的一天，忽然听同学们说何田副校长在学校外的一棵小树上吊死了。听后心里很难过。这是一位多么慈祥可爱的人啊！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我转入附中时，妈妈是怎样领着我去他的办公室谈话的。这样一位慈祥和蔼的人怎么能成为反革命？我至今痛惜何田校长的死去，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敬爱的人惨死，第一次心灵上感到了哀伤。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不知剥夺了多少人生的待遇。
还记得有一天，一位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低着头，规规矩矩地站在教室门口的走廊边上。有一个学生走上前去，照着这位50多岁的老师胸口就是狠狠的一拳。象这样的拳击，这位老师每天不知要经受多少。
大约到了1967年，学校里的一些学生打老师已成了习惯。有一天，我看见两个学生溜进学校的教研室，解下腰间的皮带，对屋里两个老师就是一顿抽打。当时我只是感到这些人的心真狠。今天更多地是猜想被打老师当时心情，他们从心灵上是怎么承受着这样的人格侮辱和肉体虐待？
一种文明和民主的习惯是要培养的。如果都是按野蛮办事，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形成相互野蛮。一旦被侮辱被虐待过的人得到机会，他们也会按社会共同的模式报复敌人。这样的社会是难以进步的。
当时的中国没有人格尊严的概念，对人说批就批，说斗就斗。记得1970年左右在济南456厂工作的时候，有一天车间分配给我一项任务，对一位被打成反革命的人进行监管，实际上就是每天陪着他上厕所，掏大粪。此人是一名大学生技术员，30岁左右，因为曾在文革中造过走资派的反，就被军宣队划为另类，实行厂内劳动改造。
最使我困惑不解的是车间里的一位老技术员。在我和他一起工作的两年时间里，我们从未聊过天，从未说过一句与工作无关的话。他从不苟言笑，每天都是一副忙碌和严肃的表情。所有的人都很尊重他。当时试制的硝油炸药和TNT炸药都由他来指挥。后来听说他原来是工厂的副厂长，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从此便成了被专政的对象。但由于是一名技术权威，生产上离不了他，所以在文革中总算没受多大的罪。但是从他的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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