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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愤怒-张结海-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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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交风险以色列政府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而这也不过是以色列庞大的“千里追纳粹”计划的一个案例而已。
1962年，以色列人终于如愿以偿地将阿道夫·艾希曼以反人类罪送上以色列人自己的绞架。
一个美国人告诫他的儿子说：你要想赢得别人的喜爱，你就朝他微笑；你要想赢得别人的尊敬，你就要朝他的鼻子猛击一拳。
我们派出过多少人缉拿日本战犯？
第二大缺点：太聪明
从法国回来，总要给太太、小姐们带点法国的洗化用品。我走进一家商店，挑了几样，才发现隔“行”真是如隔山。我便把我挑好的瓶瓶罐罐交给店员，告诉她我得先回去打个电话回国“请示”一下，明天再来做最后的决定。那位漂亮的法国小姐一口同意了，然后把我的东西放在柜台下面。
第二天，我又来到这家商店。昨天挑好的东西全部要，而且再加了几样。我拿着新挑选的东西来到柜台准备付钱。
柜台只有一位小姐在收银，队伍排了很长。见我过来，昨天接待过我的那位小姐便打开了另外一个收银机。一位当地的女顾客见状便第一个排了上去，我排在她的后面。就在这时，那位店员对我前面的这位顾客说，请您排到那边去。这样看来，这位店员是专门来处理我这个特例的。问题是，那位顾客根本不知道昨天发生的事情。可是她一言不发，乖乖的排到那条漫长的队伍里的最后面。
法国人怎么这么笨，连为什么也不问一问？
实际上，中国人出国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老外都很笨。比如，在美国，信用卡 的申请和注销都是免费的，但是更换磨损的卡要缴5美元的手续费。中国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碰上更换卡片时，总是先销户再开户，于是节省了更换卡片的5美元。如此简单的省钱招数，美国人却不知道使用。还有，美国的商店实行无理由退货，参加晚会没有衣服的美国人也不知道到商店里买一件，完了以后再拿去退掉。
德国人更笨。在德国慕尼地区黑森林的一个墓碑上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二战 期间的一个冬天，几个德国人为了躲避战争来到森林边。天气寒冷，他们需要生火取暖，自然而然，这几个德国人来到森林准备砍一些树生火。就在他们准备动手时发现森林边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没有当地州政府的许可，任何人也不得砍伐森林里的树。
看到这个牌子，这几个德国人只得悻悻地回去了。当时因为战争，州政府早就无法正常运转，换一句话说，州政府不存在，也就无法得到许可。这几个德国人只得望树兴叹，由于天气实在太冷，结果他们全部被活活地冻死了。
要是有一个中国人在那里就好了！中国人就会告诉他们，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哪能被规则弄死？
“日本人很笨。”无独有偶，一位和日本人拼过刺刀的抗日老英雄告诉我，“日本人拼刺刀的时候会根据教科书上说的把子弹退出膛，而我们会留一两颗子弹在枪里。实在不行就开枪。”
“日本人仍然很笨。”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现在仍在一家日本公司工作的朋友对我说。他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他们公司一位高级中国职员离职，这位员工的月薪是六位数。办离职手续时我的朋友认为应该先收回他的由公司发的笔记本电脑（价格不足两万元），再发给他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日本人不同意，因为公司的规定中这两件事是分开进行的。结果那位中国职员的电脑至今也没有收回。“问题是，这事以前已经发生过多次。日本人之所以不吸取教训，是因为他们认为公司的规定没有改，他们就不能随意改变。”
大量的研究表明，西方人的思维是直线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是弧线型的。西方人还在只想从A到B，中国人已经从A到B，再从B回到了A。
中国人在西方国家呆的时间长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变笨。一次我在芝加哥登机，乘坐的是那种一排只有三个座位的瘦长机型。我坐在第一排靠窗的位置，边上是一位在美国的华人小伙子。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们两个正热闹地聊着，空姐上来了，看看飞机，再看看那位小伙子以及他边上的另外一位乘客然后说，“你们两个谁坐到后面去？”
那位华人小伙子二话没说起身走了。
有人说，上面我举的那些外国人的例子不能叫笨。如果那是正常，那么中国人就是太聪明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完美的规则，任何法规你只要想钻它的空子，就一定可以找到空子可钻。中国一直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传统，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向来不缺法律、法规、条例、规章、制度，缺的只是执行。
在中国， 上海人 被认为是“精明不聪明”，我要说，太多的中国人都是精明不聪明。想必这就是为什么老祖宗要说大智若愚的原因。
一盘散沙，这是几乎所有人都同意的一种对中国人的描写。一个中国人是龙，一群中国人是虫。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由于脑子运转得快，还没有开始合作，每个中国人都把今后出现的各种可能以及在各种可能情况下自己应该采取的对策想好了。人心齐，泰山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事情怎么做得好？
2002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卡尼曼教授和另一位同是以色列的心理学家特维斯基合作二十多年，直到后者1995年患癌症去世合作才告终止。这样的例子中国上哪去找？
美国有一个反垄断法，其中规定当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为了防止垄断，政府会将其强制拆分成几个小公司。中国人可能永远也不需要这样的法律，因为还没有等政府动手，哥几个早就将它拆了。
中国人最多能共苦，却不能同甘。
你怎么可以拿一点来概括整个民族呢？整个是垃圾一篇，败类，没有骨气的东西。
我希望你能明白，贪官可以骂，官员可以骂，政府可以骂，但是祖国不能骂，民族不能骂，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哪个国家没有龌龊的缺点，你能根据这些缺点概括他整个民族吗？自己看不起自己，是最没有出息的。拿短处去比别人的长处，你真的很是没有出息。我鄙视你，连我们的对手也会鄙视你的。负起你该负起的责任吧，把腰挺起做人吧！
你还是个教授？遗憾啊，社会风气是你的责任啊，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垃圾呢？你所说的那几个见闻，我也看到过，有很多版本，都是用来侮辱国人的，而你却拿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来侮辱自己的民族，说是两个缺点，你利用这两点把国人说得一无是处。如果有外族入侵，真不知道你会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国家是有不足，但是现在不是正在发展吗？不是正在改进吗？你一味的喊外国好，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外国人来了他们所能做的只有两个字——掠夺。
别对我说德国、日本没有监狱，没有小偷、骗子、投机分子。
说到认真，美国哥伦比亚号的坠毁，你不应该就此断定美国人不认真。同样，神舟6号的成功至少说明中国人这次还是认真的。
所以，感到您的帽子做得有些大了，大得一下子就罩住了所有的中国人。
最喜欢最后一句。的确，中国人不需要垄断法。哈哈！高！实在是高！！中国人最多能共苦，却不能同甘。经典，和朋友做过生意的，一定有“痛”感。
美国有一个反垄断法，其中规定当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为了防止垄断，政府会将其强制拆分成几个小公司。中国人可能永远也不需要这样的法律，因为还没有等政府动手，哥几个早就将它拆了。
这点我深有感触，我虽然还是个大学生，但在大一，就和几个学长一起开了个小小的工作室，一起接些设计的活做（因为我们都是学艺术设计的）在一起一开始都很不错，工作室也运转得很好，但一年半后，因为我们工作室的老大总是把拿来的钱自己藏着，而我们兄弟们却做死做活没得几个钱——最后我们在一年半后散伙了——虽然我们是一群有能力的年轻人，在学校专业都是最好的，在外面也能接到活做，比那些整天混日子的大学生强很多，但是本来一个很好的工作室因为经济利益，最终散伙，真的很心疼，本来很好的朋友关系也变得淡漠了许多——希望张教授能给我们这些20岁出头的新人，有理想的、想做些事业的年轻人提些建议，谢谢。
中国人太喜欢吹捧自己。却不敢直面自己的缺点。国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夸了两句中国，国内就到处拿来引用。事实如何呢？很多生活中的小玩意，也比不过韩国，更别说日本了。至于那些重工业上面的，差得就更远了。
悲哀啊！
不要再拿几千年前祖宗的辉煌来麻痹自己了。有本事就自己做出点值得骄傲的事。
好文！我觉得本文根本就没有诋毁国人的意思，而是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来分析国人的缺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喊口号，但是口号不能使国家强大！
我们就是太缺少这种自我检讨的态度了，总是生活在一种狭隘的、虚无自大的民族主义中，看完这篇文章后，有的人还在骂作者，我觉得这些人真是太无知了。
一个自信的民族应该是能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的民族，而不是一说到自己的缺点就像有些人那样敏感脆弱得不行！几千年的专制统治造就的顺从、盲从的国民特性毫无疑问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法制、创新精神格格不入。张教授这样的社会有识之士任重道远啊！
公交车上的丑陋中国人
上海公交车上一个座位能值多少钱？
我之所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我发现，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公交车上一直很少有人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的人让座。地铁里就更少。从上海地铁诞生的第一天起，至今我都没有机会见证让座这样的历史事件的发生。
与之相关的是“抢座”，只要车厢里有座位，无论男女老少，上车的样子就不太优美。本来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民族，可偏偏在“位子”面前一点风度也不顾。在人民广场和火车站这种起点站人比较多的地方，场面就更加难看了。我记得有一次在火车站，那位维护秩序的工作人员从个人道德谈到国家形象，再从国家形象回到个人道德。在我看来，他的说服力远超我的任何一任政治老师，可就是没有一个人听他的。
我听说，一个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中国人在公交车上抢座位的架式，还误以为他们要在公交车上呆二十年！
那年，非典发生之前，上海正在进行全市范围的“上海精神”大讨论。为了配合这项活动，一家上海媒体的记者在街头进行调查，询问“如果你在公交上车看到老弱病残孕站在那里，你会让出自己的座位吗？”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会让”。这位记者下结论说，上海市民的素质真高。
这位记者先生想必多年已经不使用公共交通系统，对本地的民情不体察；也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调查的培训，所以怪不得他（你要是不懂，下次就不要调查了）。当然，他的调查也还有点用，可以让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都清楚，在公交车上是应该让座的。不过，要得出这个结论，还真不需要他的调查结果，公交车和地铁每次启动，广播里就说一遍，“请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的人让个座”，没有听力障碍的人，想不知道这点，难！
上海的外地人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上班坐的911路据售票员介绍，大部分乘客不讲上海话。那天停靠“胸科 医院 ”站之后，上来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颤颤巍巍，站在我前面大约10米处。手上拿着一张X光片，一看就是典型的“老弱病”。
以这对老人为圆心，以5米为半径的范围内根据我的判断坐的全是年轻力壮的“新上海人”。我狠心等了2分钟，肯定他们周围没有一个人会让座，我就站起来，叫他们过来坐。由于我是靠窗的座位，我出去时我的芳邻、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只得站起来让我。我万万没有想到，等我出去之后，她竟然又坐了下来。面对一个空位，两位老人相互谦让，直到这时，我的这位芳邻这才十二万分不情愿地将她的宝座贡献出来。
上海公交车上的一个座位值多少钱？
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些人拿出吃奶的力气抢一个位子，甚至相互间为了占座发生口角？这个力量到底有多大？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我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的题目是这样的：
有一路公交线路，为了下面称呼方便，我们假设是100路。100路两个终点站之间的距离以及运行所需要的时间刚好是上海所有公交车的平均值，换一句话说，100路和上海所有普普通通的公交车没有任何区别。
100路有三条线，三条线都是空调车，车型、线路也一模一样。不同的是，100路普通线和你每天乘坐的公交车没有任何区别。100A线上面没有一个座位，你得一直站着，而且有点挤。100B线一直有座位。我们都知道，100普通线单一票价（上海绝大部分公交车采用单一票价制，也就是不管你坐多远或多近，空调车都是2块钱。）是2元，我的问题是，100A线，也就是一直都得站着的那种车你愿意付多少钱？100B线，也就是总有座位的那种车，你愿意付多少钱？
调查结果是，100A线的人们愿意支付的平均价格是：1。033 3；100B线人们愿意支付的平均价格是：2。633 3。
我将100B线的平均价格减去100A线的平均价格，差值就是人们愿意为一个座位所支付的价格——1。6元。
这个结果让我大跌眼镜！他们拼死拼活去抢占的位子，在他们心目中竟然不到两块钱？！
我原以为少说也要10块钱。难道我的调查有错误？我又回头去问那些受访者。“你说什么？10块钱？那我为什么不去叫出租车？”
也是。
我再仔细检查我调查的数据，发现，所有调查对象中给总有座位的100B线的最高价仅为3。5元，最低的为2元（和普通车没有区别）。还有，统计学上有一个指标是标准差，标准差是反映大家是否一致，标准差越小，意见越统一。如果所有人的意见是一样的，那么标准差就会为零。这里的标准差为0。536 4，是相当小的。总之一句话，在大上海，人们为了公交车上的一个座位只愿意付1。6元的结果是非常准确的。
我的一位在广告公司工作的朋友的故事也证明了1。6元确实会有这样大的魔力。
那是90年代末，他们计划为一家烟草公司策划一次公益活动，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免费送雨伞。通过讨论，公司最后决定选择在南京路上当时一家非常有名的百货商店里进行。他们以为这家百货商店一定会非常乐于配合这样的活动，因为在当时，还极少有企业进行过如此慷慨的赠送活动。
我的朋友当即打电话到该百货公司的广告部，广告部的经理接的电话，听完我朋友的来意之后，他一口拒绝了这样的公益活动。我朋友大为惊讶，连忙问他为什么？对方回答说，“上周一家企业在我们这里赠送一个马甲袋，我们的大门被挤破了，正在修。你要是在我们这里送雨伞，我们商店根本就不用开了”。
泄密的上海公交车广播
大上海一心想赶超的那些老牌国际化大都市里的公交系统里的广播通常极其简单，就是到站时报一下站名，启动时再报一下下一站的站名。完了。
与他们相比，上海的广播内容就可以说是极大丰富。一位想了解当地市民素质的外国学者，哪里也不用去，只要到公交车上走一遭就可以了，甚至连眼睛都用不着睁。
公交车快进站，广播里传出第一句：“请先下后上，文明乘车。”
中国的国情是，强调什么表明缺什么。于是，他就知道，这里流行的是高效率的上下同时进行，甚至是先上后下。老外的公交车，绝大部分只有一个司机，兼卖票，其中，大部分的车还找零，再现场打印出一张车票交给乘客，这个过程要碰上不利索的乘客差不多要一分钟。我个人在国外遇到的最长的等上车纪录是十分钟，也就是说对于最后一个上车的乘客来说，从公交车停车靠站到启动离站，他在下面排队等了十分钟。可是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催过前面的人快点，也没有人不排队上车。
车子刚启动，广播会说第二句：“请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的人让个座。”
老外便知道了，这里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许多人辩解说，外国人的风度是建立在车多人少上的。小城市确实是这样，车上难得见到两个人。可是大城市的地铁，尤其上下班高峰，拥挤的程度一点不输给上海，要工作人员在下面推才能上去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老外面对座位，我总结出了三种情况：第一，主动放弃。有一次我在巴黎的地铁上看到两个讲法语的大人带着一批讲美国英语的孩子。法国的地铁进门有四个折叠的椅子，四个孩子一进门就坐了上去，过了一会一个大人用英语对这几个孩子说，你们该站起来了。因为在这些椅子旁边，用法语写着：“当车厢里的人比较多时，请站起来。”第二，互相谦让。两个人同时看上一个座位。这肯定是一开始彼此没有看到对方，当他们越来越接近那个位子，终于注意到对方的存在时，双方的第一个反应是同时停下来。如果这两个人是一男一女，问题就比较简单，毫无疑问，男的让女的。如果两个都是男的，那就看谁坚持让到最后。第三种情况我至今不理解，不坐。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有位子也不坐？
中途，广播里又说开了：“本车即将进入外滩文明示范区，请乘客遵守‘七不’规范。”
这句话我们不必担心老外有什么不良反应，因为他听不懂什么是“七不”规范。不过，我本人有点不明白这句话，进入外滩文明示范区需要遵守“七不”规范，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其他地区就不需要遵守了？
车子到了站，广播里说第四句：“行人请走人行道，过马路请走横道线。”
你看看，听了这句，他连马路上是怎么回事也知道了。
吓唬式教育值得反思
平心而论，我们的各级政府、宣传部门、精神文明办公室在这个问题上没少花力气进行教育和宣传，但是，效果显然不太明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采用的方式经常在无用的“吓唬人”上做文章。
比如，我们在劝告大家不要乱穿马路时，总爱宣传说乱穿马路危险，指望把人给吓唬住。上海电视台的公益广告是这样做的：一群小鸭子在鸭子妈妈的带领下过马路，前面亮着红灯，小鸭子径直走过去，一辆车子过来差点轧到它们，吓得鸭子妈妈赶紧把它们拉回来。等到交通灯变绿，鸭子妈妈这才带领它们神气活现地过去。
同样的原因，每年在交通安全宣传周，都能在上海的电视上看到老一套：一个记者拿着话筒问一位刚刚乱穿马路的行人：“你觉得你这样穿马路安全吗？”
“安全。”我代替他回答。我大声地、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以我单位门口的淮海路为例，“乱穿淮海路不但安全，而且非常安全！”乱穿马路被车撞死的概率大约和飞机失事的概率相当。我们总说乘飞机安全，说什么一个人需要连续乘坐2 000多年才会遇到一次飞机事故。可是同样低的概率，一到穿马路便说成极其危险。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随地吐痰，我们总是宣传说，随地吐痰会传染疾病。随地吐痰真的会传染疾病吗？为此，我专门请教了一位公共卫生专家。
这位专家坦言，从理论上讲，随地吐痰确实有可能传染疾病，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个概率几乎为零。他进一步指出，随地吐痰传播疾病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吐痰的人有病，比如结核病人，他的痰里就会有结核病菌。第二，病菌在空气中的密度超过一定范围，如果不是在一个密封的环境，痰中的病菌很快就会被空气稀释。第三，受体本身比较脆弱。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确实支持了这种说法，读者诸君想一想，你认识的人中有谁在乱穿马路时被车撞死？又有谁被别人吐了一口痰传染上疾病？
退一步说，就算随地吐痰真能传染疾病，那也是传染给别人，绝对不会传染给吐痰的人自己。你再怎么吓唬也白搭。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吓唬了这么多年愣是一个人也没有吓唬住。
中国社会在转型中如何进行有效的精神文明宣传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项新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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