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华夏-第2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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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外洋经商者人非不多。新加坡约有内地十余万人，新老旧金山约有内地二十余万人，槟榔屿、伽拉巴约有内地数万人。”奏请朝廷“派遣使臣前往各处，联络羁维，以便上下之情通，而内外之气聚”。随后。“出身贫寒，起于州县，周知民隐，而又生长于广东侨乡”的丁日昌指出“查闽粤之人。其赴外洋经商佣工者，于暹罗约有三万余人，吕宋也有二三万人，加拉巴约有二万余人，新加坡约有数十万人，槟榔屿约有八九万人。新老旧金山约有二三十万人…”。建议清廷“妙选使臣，分驻各国，或数国兼遣一使，或一国专遣一使”。他还陈说遣使的作用可以“通中国之情款”，则中国出洋之人，必系恋故乡，这样“中国就多得一助”。

虽然有少数地方督抚大员表示反对遣使，但由于洋务派首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极力赞同，加上西方列强的压力和劝诱，总理衙门最终决定遣使出洋，但在人选问题上颇费周折。当时，传统观念仍深深地影响着大多数清朝官吏。他们多不屑从事外交，甚至对出使外国视为畏途。1875年郭嵩焘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公使，其友人李鹤年和冯誉骥极力劝他不要到“蛮夷之邦”。洋务派官员则担心中国缺乏可充当使节的人才。对于人选这一问题，丁日昌有独到的见解，他在《海防条议》中说涉外人才，“只要能任时局之艰巨，不必复计资格之有无”。同治七年（1868年），丁日昌独具慧眼，将出身秀才的李风苞推荐给两江总督曾国藩，建议派李风苞随容闳前往外国考察。光绪元年，丁日昌又推荐李凤苞出使外国。李风苞先后到了法国、英国，后来署理驻德大臣，兼充出使奥地利、意大利、荷兰大臣等，成为当时外交界的佼佼者。另外，丁日昌选才的目光还投到华侨之中，“现在新加坡俄国领事，即中国番禺人胡姓（胡璇泽），新加坡十数万华人皆听胡姓号令指挥。”建议清政府联络新加坡侨领胡璇泽充任领事，具体提出借用当地侨领作为驻外领事的方案，以解决一时乏人“堪膺此选”的矛盾。后来陈善谦（小吕宋首任代摄领事），张振勋（槟城副领事、新加坡总领事），张煜南（槟城副领事）等当地华侨社会的侨领均成为一方领事。

丁日昌非常关注华侨在国外的命运。晚清时期，海外华侨达数百万之多，分布区域从南洋到南北美洲、非洲、澳洲，遍及全世界。当时的中国“华民之寓居外洋：往往以势孤气馁，为他国之人所轻侮”，急切地盼望清朝能够派员加以保护。清政府对侨民不仅不关心，且加意防范。丁日昌破除陈规，直抒护侨的思想。他在1867年答复总理衙门关于遣使问题时就建议清政府“设立市舶司赴各国有华人处管理华人”，对海外华侨加以保护和联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海外设立类似西方领事馆的机构来管理华人。丁日昌由遣使引出的设立领事馆的建议并没有马上为朝廷所采纳。直到1877年，丁日昌与在伦敦公使任上的郭嵩焘遥相呼应，才终于力促清廷在新加坡设立了中国第一个驻外领事馆，使中国政府按照十九世纪的国际惯例行事，在本国侨民众多的地方设立领事馆保护侨民利益。至清亡，清廷先后在20多个国家设立了45个领事馆。

光绪元年（1875年），丁日昌任福州船政大臣。提议派遣铁甲舰远巡外洋宣慰侨胞，保护华侨，“中国洋面延袤最宽，目前大小铁甲船极少须十号，将来自能创造极少须三十号，方敷防守海口以及游历五大洲保护中国人。”第一次到南洋巡历的中国海军军舰是福建船政厂的“扬威号”战舰。1876年底到达新加坡，激起华人社会的热烈反应。1876年以来，清朝北洋舰队先后5次访问南洋华埠，祖国军舰所到之处引起华侨社会的轰动，“海隅百姓，得瞻宗国旌旗，无不欣欣然。额首欢呼，欢声雷动。”

清朝第一次认真从事对华侨的外交保护始于对古巴、秘鲁华工事件的交涉。古巴、秘鲁华侨不断禀告清朝，陈述受虐惨状。1874年，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出陈兰彬、容闳等人往古巴、秘鲁调查华工受虐情事，搜集各种证词、禀诉，再与秘鲁、西班牙政府交涉。在选派交涉代表人选的问题上，李鸿章上奏“丁日昌……熟悉洋务，操纵悉合机宜”且“素为洋人敬服”。极力推荐丁日昌为换约代表。丁日昌于光绪元年七月初七（1875年8月7日）与秘国代表爱勒莫尔进行交涉，丁日昌照会秘鲁政府，“妥将以前苛待华工弊端，尽行革除，遵照专条及和约办理。严令将华工身家资产，皆得保护，以昭信守。”秘鲁复照说：“查华民在于本国佣工者。本国志在实力保护，不容稍受委曲情事……以期为华工尽除一切弊端，使其皆得安居。”其后，清政府与古巴签订了《古巴华工条款》。与秘鲁政府签订《中秘会议专条》，《中秘通商条约》，在这些条约中，都有专门保护华工的条款，此后古巴、秘鲁的华侨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处理古巴事件的过程中，丁日昌对海外侨民的艰苦处境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在任福建巡抚期间，上奏“闽、粤两省人多地少，所有无业穷民年来秘鲁、古巴、小吕宋等处贩卖出洋为之佣工，每年何止数万人。惟洋人视华侨如犬马，一入牢笼永沦苦海。大约百人出洋，在途受饥寒委屈而死者约十分之二，到地后被其凌虐摧残而死者又约十分之五，更有受虐不堪相率群投海中，又有自卧车路甘被火轮碾毙；即生者亦复去家数万里，杳无音信，父母妻子只能于梦寐见之。言者伤心，闻者下泪！”对流寓海外的侨工、侨商，他关注的情怀跃然纸上，与之相适应的是他积极采取对策，一方面严厉打击拐骗活动，建议清政府禁止外人在沿海各地设招工局（俗名“猪仔馆”），要求地方督抚同官绅按照条约，妥拟杜弊章程，严禁诱骗华工出国。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土地和人口矛盾日益尖锐，中国人向海外移民已形成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对已出洋之华民，只能采取措施，予以保护。鉴于海外华人虽倍受压迫，却投诉无门的状况，丁日昌提出了在通商口岸设立“新闻纸馆”，“外出商人出面，而密派妥员总司其事，……中国人而被外国人欺凌者，皆可写入新闻纸，布告各国，咸使闻知，使归曲于彼。”动员社会舆论，披露华侨疾苦。

丁日昌的护侨思想可以说是19世纪下半叶海外华侨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反映，华侨社会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以及向祖国请求保护的呼声，渐渐引起了清政府朝野内外有识之土的重视。他们开始呼吁朝廷，联络保护华侨、利用侨资振兴国家，丁日昌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清政府对海外华侨的政策，开始由放任自流转变为保护和管理。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丁日昌作为中国设领护侨的先行者，可以说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m。阅读。）

第四百七十三章　守礼怀恩

丁日昌的这个不情之请让林义哲明白过来，丁日昌之所以如此心系海外华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对此有着切肤之痛！

象这种拐走中国女童的事，丁日昌所讲述的，其实在中国是广泛存在的！

远的不说，象那一次发生在日本横滨港的“玛耶西”号事件，虽然在日本政府的帮助下，中国方面解救了全部被拐华工，但仍然有一名小女孩被船长偷偷带走，最后下落不明（小女孩因可在上自由走动，且脸色红润，未见受虐待，日本官员没有带她下船，结果船长逃离日本时偷偷将她带走了）。

如今在自己的努力下，中国海军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那么海外护侨行动，也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自己在“拓海折”里已经说明了保护海外侨民的重要性，接下来，是该促使朝廷开展进一步行动的时候了！

林义哲和丁日昌又谈了一会儿，正欲告辞，丁日昌却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命人取来了一份电报。

“此是广东张抚台给我发来的电报，并要我转咨鲲宇，速速回复。”丁日昌道，“此是昨儿个的事，我正要派人送于鲲宇，不想鲲宇前来了。”

听到是广东巡抚张兆栋发来的电报，林义哲不由得一愣。

他和张兆栋以前并无交集，广东那里也并没有电报，若要发电报，需要通过香港中转，而张兆栋竟然想到用电报这种方式给丁日昌发来电报，显然是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

林义哲接过电报看了一眼，眉头立时紧皱了起来。

张兆栋在电报里委婉的告诉丁日昌说，山东巡抚丁宝桢向广东方面下了单子，为山东的荣登水师订购14艘赶缯船（赶缯船。是中国传统大型福船的一种，因船底为防藤壶等海虫腐蚀而经常涂上白灰或白漆，所以又称“白底船”。现在已经不能作为战船使用。在民间多用作渔船）。

对于山东方面订购赶缯船的举动，张兆栋对此表示不解。便发电报向现任船政大臣丁日昌询问，丁宝桢订购的这些赶缯船，是不是要在船政装上小火轮用的轮机，因为朝廷在“定国是诏”当中已经明令各地不许再造传统的木帆船装备水师，而是一概要使用蒸汽机船，原有已经装备的木帆船要逐年渐渐裁撤，以数艘木船顶一艘蒸汽机船。省下的经费用于蒸汽机船的维护和保养。而山东方面竟然在这时还要增购赶缯船，张兆栋表示“殊不可解”，于是给丁日昌发了电报询问，并要丁日昌“转咨筹海大臣”也就是林义哲。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因为林义哲现在是“筹办海军事务大臣”，凡于海军海防有关的事，他都能管得到，是以张兆栋才发了一封这样的电报。

至于张兆栋为何没有直接给林义哲发电报，林义哲现在已经不是官场新丁。对于这当中的曲折，已然不用别人指点，便知道得十分清楚。

张兆栋和丁宝桢都是巡抚，算是同僚，虽然没有什么交情。但也并无仇恨，而丁宝桢数次参劾林义哲，林义哲的爱妾额绫又等于间接被丁宝桢害死，二人的仇怨天下皆知，如果他行文林义哲咨询此事，有打丁宝桢小报告的嫌疑，但丁宝桢订购赶缯船的事确是有违朝廷旨意，他如果知情不报，事后朝廷得知此船是在广东所造，他这里也难以交待，是以他才玩了这样的“曲线救国”的一手，发电报给丁日昌，由丁日昌再向林义哲透露消息，这样一来，两头都不得罪。

“他丁宝桢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公然抗旨！”林义哲怒道，“明知道水师装备此类帆船无用，一旦遇有战事发生，徒然害掉许多水师官兵性命，还要添造此类废物，他丁宝桢是何居心？”

“是啊，澎湖水师和厦门水师死难将士的前车之鉴，难道还不够么？”丁日昌也愤然道。

“雨生兄，你火速给张抚台发一封电报，告诉他，丁宝桢弄的这个赶缯船的事儿，让他先给压一压，这个船不能给他造，不让他虚费国帑！”林义哲略一思忖，“待我和少荃兄商议一番之后，再做定夺。”

此时的林义哲，心里已然明白丁宝桢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了。

朝廷已然明定国是，准备大办洋务，而丁宝桢在这个时候订购赶缯船，摆明了是想用这种办法阳奉阴违，待到赶缯船入手之后，再向朝廷上奏说明木船便宜省钱仍然可用，然后便可以达到抵制装备蒸汽机船的目的。

林义哲的嘴角微微一扬，这是个机会！简直是白捡的机会！天上掉下来的机会！

丁宝桢！这是你自找的！你就别怪我了！

离了丁日昌的宅第，林义哲并没有马上回家，而是来到了山顶，登高远望。

此时的马尾港内，万樯林立，大大小小的商船往来如梭，岸边巨舰林立，人流往来不息，好一派热闹繁荣的景象。

看着这一幕，林义哲心中阴郁尽去，豪气渐生。

琉球，那霸港。

今天的那霸港，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一派喜庆热闹的气氛，连港口的外*舰和轮船也都挂满了彩旗，以示庆贺。

因为今天，是那霸港和琉球国都首里分别更名为“怀恩港”和“守礼城”的日子。

在林义哲派出船政水师舰队击灭驻守琉球的日本军警，助琉球复国之后，琉球君臣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和纪念之意，琉球国王尚泰上书大清朝廷，请求将琉球的国都首里改称“守礼”，那霸港改称“怀恩港”，以示琉球永守中华上邦之礼，永铭“天兵复国”之恩。两宫皇太后见书之后大悦，欣然同意，慈安太后御笔亲书“守礼天门”，慈禧太后御笔亲书“怀恩永固”。制成金匾，赐以银印，并赏金币。玉如意，绢绸彩缎等礼物。琉球国王尚感激涕零。特意选择吉日举行盛大的更名仪式，并定该日为“怀恩节”。

今天便是举行仪式的日子，为了公示天下，琉球政府特意邀请各国驻琉球领事前来观礼。而作为船政水师统领和中国驻琉球的最高军事长官，贝锦泉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站在炮台上的贝锦泉，看着这热闹的一幕，心中激荡不已。

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竟然会有如此荣耀的一天。

远处的海面上，升起了数道淡淡的烟柱，贝锦泉举起望远镜望去，隐隐的见到了数道劈波斩浪的舰影。

不多时。这些舰影的身形渐渐的清晰起来，贝锦泉看到舰桅上那迎风飘扬的红色龙旗，心情又一次激动起来。

他知道，这是会操远洋的船政水师和北洋水师，特地远道而来。参加琉球国举行的更名大典。

看着这壮观的一幕，贝锦泉的眼前，竟然浮现出了多少年前的一幕……

而那时的他，仅仅是一名轮船上的舵手……

那是1855年盛夏的一天，北洋山东芝罘岛海面上。突然出现一股浓浓的黑烟，黑烟下面，是一艘人们从未见过的大船。船的两边，有两个巨大的像车轮一样的东西，在隆隆地转动着。大船劈波斩浪，速度奇快，上面没有樯帆，却高矗着一根粗粗的圆筒，黑烟正是从那里冒出来的。更让人惊异的，是这大船的船头和船尾，各安放一门锃亮的西洋大炮。人们又疑惑又恐惧，急忙报告官府。官府毕竟见多识广，马上弄清这是一艘西洋轮船，而且是兵船。这艘西洋兵船到北洋干什么来了？当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才十几年，虽已五口通商，但通商口岸全在东南沿海，北洋并无西洋船的影子。现在居然气势昂昂来了一艘，难道又要生出什么战祸不成？

山东巡抚崇恩命令火速查明。不久报告上来，原来这船确是西洋船，但非西洋人所有，而是大清浙江宁波府的一艘船，是宁波商人集资自西洋购买的，为宁波商船队的武装护航船，它的名字叫“宝顺”轮。崇恩大为光火，为虚惊一场，也为胆大妄为的宁波人。他立马上奏朝廷，咸丰帝大怒，下圣谕诘问浙江巡抚，厉令查明是谁发给“宝顺”轮执照，允许它开到海上，要治经办人的罪，不得欺隐。圣旨到了宁波府，宁波知府段光清马上召集与此事相干的绅士们，商议如何回复旨意。一位叫董沛的绅士从容说道：“这不难回复。商人拿自己的钱购买轮船以保护商船，这是官府不能禁止的。船是建造于西洋的，是西洋船，但它卖给了商人，就是一条商船。官府发给商船护运执照，是按律例的，不管这船是谁造的，来自何处。”段光清一听十分有理，就照此话回奏浙江巡抚何桂清。何桂清也觉得有理，便照此上奏朝廷，咸丰帝阅此奏章，龙颜没有再一次大怒，只是硃批三字：“知道了。”于是此事就搁下不问，不了了之了。

咸丰皇帝为什么会做出如此举动呢？

众所周知，咸丰是一个不太走运的皇帝。自他1851年刚登上龙椅，便听到了一个让他焦头烂额的名字：洪秀全。

自从四年前太平军起事后，举国为之动荡，南方更是被太平军攻城掠地，势如破竹，南京早已在两年前被攻陷，成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上海也曾为小刀会所据。南方的战乱，又加之黄河的决堤，使得关乎国家生存命脉的内河漕运完全阻断，朝廷就要断粮了。而正是宁波商人的船队，从海路为京师运输了大量的粮食。何为漕运？漕运是指历代将所征粮食由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漕粮是供应官吏和军队的口粮。漕运始于秦始皇，自古有之。有清一代显得更为突出。浙江素称鱼米之乡，所担负的漕运任务自然繁重。在19世纪50年代，浙江“正耗漕米为100多万石”，而在当时，全国漕粮是400多万石，浙江一省就要占全国漕粮的四分之一。浙江的漕米以前是通过大运河运送的，而从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后，内河漕运已经阻断。于是，户部仿效元朝，改内河漕运为海运。

自古便有海运传统的宁波商船。便成了漕运的主力。航运业是宁波人主要的也是最擅长的经营行业之一。宁波人有着从事沙船、帆船运输的有利条件。宁波地处浙东沿海，优良的港口条件和内河外海的便利交通。使宁波造船业一贯发达。“造小船一只，只需数金，鄞、镇沿海之民，稍有本力者，一家自数只、数十只不等。自清代以来，宁波便形成了海上运输的两大船帮：“南号”和“北号”。当时由镇海出口，由定海而南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北上，则为北洋。南号商船只走南洋，北号商船只走北洋。南号船帮最初主要由福建、广东在宁波的商人组成。采购福建木材，从事贸易。北号最初则由江苏、山东在宁波的商人组成，采购山东特产枣、豆、油等。道光年间，宁波港出现了繁荣势头，商业船帮总数不下六、七十家。约有大小海船400艘。五口通商后，外国航运势力大举入侵中国，轮船排挤帆船，到了1850年，南北号商行只剩下20多户。木帆船100余艘。正当宁波的船主们愁苦不已的时候，商机到了。浙江漕运改为海运了。商人们抓住机会，迅速修造船只，木帆船大量增加，呈现兴旺景象。1853年，浙东首次海运漕米入津。宁波300多艘沙船、卫船中的180艘被雇佣运送漕粮，其中北号一个商行能单独派出6艘船以上的就有11家。当年便由鄞县、镇海、慈溪三邑九户北号船商捐资10万，在宁波江东木行路建成了“辉煌煊赫，为一邑建筑之冠”的甬东天后宫和庆安会馆。这是北号商船帮事业发达的象征。“北号商家自置海船，大商一家十余号，中商一家七八号，小商一家二三号。”应付官差的办法是：“由商自派，以三股之二当差，以一股自留运货。”咸丰年间，宁波南北号商船达到了鼎盛，拥有海船不下六七百艘，加之其他商号的船只，当时宁波以北沿海航运的土著船只在三千艘以上。如此兴旺的财运，让宁波船商们欣喜不已。可是，随之一个令人恐惧的拦路虎狰狞地出现了，张开血盆大口，要吞噬了他们的金钱，甚至生命。这个让宁波船商寝食不安的恶梦，就是海盗。

早在宋代，东南海洋便为“海寇之渊薮”，海上“盗贼啸聚”，“盖常有之”。宁波也多为海盗荼毒。明代宁波沿海更有倭寇肆虐。清代到了咸丰初，太平军起义，朝廷官员忙于内地的防剿，无瑕顾及沿海，海盗复又蜂起。海盗“自咸丰初年，即游弈巨洋，行劫商旅，官兵莫能制。”当时洋面海盗猖獗，上面命令水师护送商船出洋，驻在镇海口的清军水师畏惧不出。当地官员早已看透了*无能的清军水师，他们根本不是骁勇善战的海盗的对手，于是就雇佣招安的广东籍海盗来剿捕海盗，后又雇佣葡萄牙人剿灭海盗。随后美国、荷兰、英国等国水手也相继受雇。1854年，被夺走生计的广东艇的海盗脾气终于忍不住了，他们和洋人大动干戈，击沉英船三艘，打死三名英人，俘获六艘外国船。当时的海盗在宁波外海洋面横行无忌，一直漫延到宁波北号漕船的整条北洋航线上。他们劫船后，便索取巨额赎金，最后到了派同党大摇大摆进宁波城，公然高坐大堂，和被劫商船船主或家人就赎金讨价还价。北号的漕船损失巨大，诱人的商机眼看就要被这些海盗给断送了。而海盗们的猖獗，也激起了宁波商人的义愤。利益和自尊心的强大驱动，使他们做出了一个在当时可以说是无比大胆的举动。

当时整个中国，还没有一艘用蒸汽机做动力的洋船。而洋船留给国人的印象，是一种被轰开了国门的耻辱，从皇帝到百姓，对这洋船多是又畏又恨。可偏偏就有了这么一群宁波人，看到了这坚船利炮的洋船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居然想要自己拥有一艘。也许，当时他们做出这个大胆的决定，并没有想得太多，他们没有想到，在1854年冬季的庆安会馆中，他们将要结束一个帆船的时代，而开创一个轮船时代。

宁波北号的船商们向广东的英商购买了一艘大轮船一艘，定价七万银元，取名“宝顺”。

“宝顺”轮买来的时候是一只商船。但是它不是一只一般的商船。被改装成一只载兵驾炮的武装护航船，船上在前后各装上一门西洋大炮。这只武装护航船的战斗力要远远超过海盗船，是一只不是兵船的兵船。

第四百七十四章　贼心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