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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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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克里木战争以后，随着农奴制的废除，于1860至1874年也进行了重大军事改革。这些改革涉及俄国武装力量的体制和训练的各个方面，如军队的补充方法、军队指挥、干部培养，以及军队的战斗训练等。1874年，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这就使大量扩充军队和建立必要的经过训练的后备部队成为可能。军区的成立，不仅对于军队指挥，而且对于制定统一昀战斗训练原则、计划和组织各兵团与部队进行合同训练，都具有重大意义。
1862年，陆军部成立了负责解决军队体制与训练问题构专门委员会，其任务包括制定新的步兵条令、骑兵条令，根据战争经验提出军队战斗训练的新的方式和方法，经过陆军大臣米柳京、古尔科将军、德拉戈米罗夫将军及其他进步军官的努力，早已被遗忘的彼得一世和苏沃洛夫的训练与教育军队的传统做法得以恢复。德拉戈米罗夫写道。苏沃洛夫的“伟大的《制胜科学》整整60年不为人们所理解，而且应该承认，简直是被人们忘，记了。我给人们说明了《制胜科学》的伟大意义，而且还按苏沃洛夫的学说把至今仍未被大多数军人所理解的东西说明白了。”德拉戈米罗夫所提出并一再坚持的主要要求，是军队在平时必须学会战争中所需要做的事情。他指出，任何违背这一原则的做法都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会使士兵和军官错误地理解战争中什么可以做和什么不可以做。
德拉戈米罗夫在组织战斗训练时，努力使每个分队和部队根据在战斗中所要解决的任务进行训练，安排演习。他指挥的军队的演习从一离开驻地即开始，在整个开进过程中都组织警戒和侦察，在行动路线上设置各种埋伏，演练在遭敌突袭时的行动。
这样，不仅提高了军队的野战素养和节约了训练时间，而且还使军队经常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德拉戈米罗夫的功绩还在于，他恢复了苏沃洛夫把军队分成双方展开面对面冲锋的训练方法，因为冷兵器在战斗中还起着重要的作用。
米柳京在研究和总结苏沃洛夫的军事理论遗产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作为陆军大臣，热心进行改革，努办使军队在战斗圳练中掌握战争中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他废除了所谓“标准战斗队形”和在平缓地形上进行演习的做法，而要求在相应的地形条件下进行训练。根据《步兵队列条令》的要求，更加注重以散兵队形作战的训练；在排列战斗队形方面给予分队和部队以更大的临机处置杖，允许他们视地形及其他条件改变队形。比以往更加重视射击训练。从条令中删除了许多与战斗训练无直接关系、仅仅用于阅兵和检阅的不必要的内容。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俄军没有严格的训练和野营集训大纲，如何组织训练和野营集训全凭兵团指挥员和军区司令定夺。为了整顿军队训练体系，米柳京于1881年首次为各军区制定了统一的年度作业计划，规定了全军统一的战斗训练大纲。计划规定把训练年度划分为冬季和夏季两个训练期，而每个训练期又划分为若干小阶段。例如，夏季的战斗训练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按兵种组织作业——步兵连作业6至8周，步兵营作业4周，步兵团作业2周；在第二个阶段，组织为期4周的“三兵种总集训”，然后举行军队“大演习”。
陆军大臣在命令中还要求，在训练中要努力使官兵自己运用获得的知识，培养他们灵活敏捷，刚毅顽强的素质。在训练军队从事工兵作业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年度作业计划和步兵作业细则》指出：“军队在所有战术演习中都要根据战时的需要构筑战壕以加强阵地，并注意选择地点和利用地形。”该计划特别重视举行有三个主要兵种即步兵、骑兵和炮兵参加的战术演习。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参加作业的军队数量，1894年同1881年相比，步兵增加了20％，骑兵增加了28％；炮兵增加了21％。
1882年，陆军大臣第216号命令颁布了步兵作业细则。该细则不仅对步兵，而且对由各兵种组成的部队的训练方法和程序都作了规定。后来，又通过一系列规定和指示对该细则作了补充，大致规定了军队战术训练的程序。年初，进行了单兵训练，后来又分别进行了连、营、团的战术队列作业。在这些作业中，演练了条令规定的队形的排列及其在野战条件下的运用，还演练了野营和警戒勤务的组织与实施。为了增进各兵种之间的相互了解，有时派骑兵和炮兵分队参加步兵团的作业。同时，1882年颁布的细则还指出，步兵纯队列演习仅限于一个营的演习，两个或数个营的演习必须具有一定的战术目的和适当的地形条件。
此后，举行了连对连、营对营、团对团，旅对旅的对抗战术演习。在营、团、旅的对抗演习中，有骑兵和炮兵分队参加。这就是所谓的“小型大演习”。从1889年起，为了组织各兵种部队进行合练，除把部队拉到预先设置的常设营地训练外，还采取了机动集训的方法。在机动集训中，军队要连续进行长途行军，同时利用各种地形和在各种条件下举行师对师的综合战术演习。九十年代，一些军区开始举行各兵种部队的冬季机动野营集训，其中，华沙军区组织的集训最积极，效果最好。早在1872年，就有了步兵实弹战术演习，而在1887年，又出现了步兵和炮兵实弹合同演习。训练年度结束时，通常举行所谓“大演习”。实行基干制以后，每年都有许多未经训练的新兵补入兵团和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战术演习和大演习对于军队的战斗训练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只有经常举行演习和大演习，才能把兵团和部队组织起来，做到常备不懈。对许多国家的军队来说，这是一个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军事的发展极为迅速，军事领导人力图通过大演习解决军队的组织体制和战术问题。
因此，十九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世纪初，各国军队不仅都举行演习和大演习，而且逐渐经常化。除渚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和大演习外，大多数国家的军队还举行了一些专门科目的演习。如救护演习、要塞演习、陆海军联合登陆演习和侦察部队联合演习等，更加周密地进行专门训练任务的演练。为了熟悉未来地区的地形，经常在边境地带举行大演习。最初的两次边境大演习是1886年在华沙军区和维尔诺军区部队之间、1888年在哈尔科夫军区和敖德萨军区部队之间进行的。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几乎每年都举行这样的大演习。
随着作战方法的日益发展和复杂化，组织与实施战术演习和实兵大演习的方法也不断更新。应该指出的是，战术演习和大演习在当时不是按照规模，而是按照实施方法区分的。例如，在俄军中，战术演习是指分队和部队的现地作业。这种作业是带着事先确定要研究的问题，按照领导制定的计划进行的，大多数是单方演习或带假设敌的演习，但有时也举行双方的对抗演习。大演习是指对抗性演习。在这种演习中，只给双方说明最初情况，然后让他们完全接照己定下的决心和意图行动。在1882年颁布的步兵作业细则中指出，对抗性大演习和战术演习的区别在于，在对抗性大演习中，只给双方规定总任务，指明行动的目的，而对计划的细节和对方行动情况则不予说明。在1895年某期《军事文集》中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一方实施防御，打的是防御战，而另一方实施进攻，打的是进攻战，这不是大演习，而是对抗训练。沃伊德在《和平时期的大演习及其意义》一书中，以及其他人在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章中，也坚持这种观点。营大演习持续1至2昼夜，团，旅，师大演习持续2至3昼夜，大规模的大演习持续4至lO昼夜。在德国和法国军队中，除对抗性大演习外，还举行带假设敌的大演习。这种大演习不仅有分队和部队规模的，而且还有大兵团规模的。在其他方面，各国军队组织与实施大演习的方法大体相同。
这一时期，由于军队的数量大大增加了，所以战斗的规模也明显扩大了，大演习的一个突出特点，无论是从参演部队的数量、演习持续时间和演习地域来说，还是从演习所要解决的任务的数量和意义来说，其规模都是异常巨大的。在每年最后的一次大演习（在俄国和德国称之为“皇帝”大演习）中，各兵种都有大量部队参加，有时多达数个军和集团军。例如，在法军1895年在福西尔地区举行的大演习中，参演兵力多达5个军和3个独立骑兵师，共12万人。攻方为一个集团军群（第1、2集团军），防方为一个军。大演习持续了8天。
在德军于同年举行的大演习中，参演兵力为4个军，共8万人、350门炮。每一方都是两个军。但是，在这次大演习中没有集团军级指挥机关，因此两个军的行动没能相互配合，各军之间的协同作战问题全由军长们自己协商。皇帝虽然既想指挥这一方，又想指挥那一方，但在军与军之间的协同问题上却没有任何作为。在俄国，除军区间的大演习外，在军区内每年还举行支队规模的大演习。在这种大演习中，每一方都是一个由各兵仲的分队和部队组成的支队（加强团对加强团、加强旅对加强旅，加强师对加强师等等）。例如，在南乌苏里军分区于1888年举行的大演习中，“南方”支队由一个步兵旅、一个骑兵连和两个炮兵连组成，“北方”支队由一个步兵旅、一个独立战列连、三个骑兵连和一个炮兵连组成。
无论是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还是在较小规模的大演习中，双方兵力都基本相等。
为了说明这一时期组织与实施大演习的某些问题，这里仅以1910年库尔斯克大演习为例。为举行这次演习，组建了两个集团军：“莫斯科”集团军（司令为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参谋长为索博列夫中将，由莫斯科军区和维尔诺军区所属部队组成）。“南方”集团军（司令为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参谋长为苏霍姆利诺夫中将），由基辅军区和敖德萨军区所属部队组成。“莫斯科”集团军的编成包括：第13、第17步兵军和1个混成军，集团军骑兵（一个骑兵师及骑兵学校），浮空纵列，第2辎重营一一总共78个营、36个连、198门炮，43740人和10，116匹马。“南方”集团军的编成包括：第8、第10步兵军和一个混成军，集团军骑兵（一个骑兵师和骑兵学校的一个骑兵连）及其他配属部队一一总共88个营、49个连、216门炮、53733人和11292匹马。大演习的总企图是：“南方”集团军取捷径进抵库尔斯克并夺取之，然后，在预备队到达后，从南面向莫斯科展开进攻；“莫斯科”集团军为掩护库尔斯克，从奥廖尔挥师向南迎战“南方”集团军，将其击败并逐向南方。
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和基辅军区司令部根据上述企图分别制定了行动计划。计划被批准后，即向两集团军所属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并就如何组织大演习中的行动作了详细指示。
“南方”集团军司令决定首先加强防御。8月27至29日，“南方”集团军以第10军和混成军的兵力加强在烈乌特河沿岸的阵地，在河右岸科尔帕科沃村和柳比茨卡亚村附近构筑了桥头工事。“莫斯科”集团军司令认为，“南方”集团军在增援部队（第8军）到达之前，或是避免交战并实行退却，向正在赶来增援的军队靠拢，以便在与之会合后转入进攻，或是在烈乌特河沿岸实施防御，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无论出现何种情况，“莫斯科”集团军都将对敌左翼和后方实施主要突击，把敌逐向南方和东南方并切断自苏贾出动的敌增援部队的来路。如在此期间未获理想战果，敌增援部队也已接近，“莫斯科”集团军则退向库尔斯克，把敌人的进攻阻止在谢伊姆河一线。演习过程如下。
8月29日晨，“莫斯科”集团军的数个骑兵纵队出现在谢伊姆河和烈乌特河之间波克罗夫斯科耶村附近，但在该村和奥多耶夫卡村之间与“南方”集团军占优势的骑兵遭遇，遂后退数公里。但是，“莫斯科”集团军司令派出混成军的步兵支援自己的骑兵，把敌骑兵逼向南方。至日终前，“莫斯科”集团军以第13、第17军的兵力占领了宽约15公里的正面。同时，由混成军和集团军骑兵组成的集团军前卫前出至波克罗夫斯科耶村附近。
8月29日，“南方”集团军以混成军和第10军的主力在烈乌特河一线设防，而以集团军骑兵和数支别动部队积极活动在两河之间，阻止敌人渡过谢伊姆河，但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于日终前退回到烈乌特河一线。8月29日夜，双方部队接到完成预定任务的命令。其中，“莫斯科”集团军右翼第13军的任务是向博勃里克斯特列莫乌霍夫敌左翼实施纵深迂回，混成军的任务是在博尔申方向突击敌右翼，第17军的任务是在正面实施佯动，集团军骑兵则应配合混成军和第13军行动。“南方”集团军是以混成军和第10军兵力防守烈乌特河一线，而在纵深配置了总预备队和集团军骑兵。
8月30日，“莫斯科”集团军骑兵渡过烈乌特河，前出至敌人后方，但在博勃里克斯特列莫乌霍夫村附近与从纵深赶到的“南方”集团军第8军先头部队遭遇。第13军紧逼敌人主力，渡到烈乌特河南岸，于日终前前出至博勃里克斯特列莫乌霍夫村。混成军在遭到敌人顽强抵抗的情况下，在科尔帕科沃村附近强渡烈乌特河，击退敌人从加季谢车站方向发动的强有力的反冲击。第17军推进速度缓慢，在敌人向南退却之后才渡过烈乌特河。夜幕降临后，“莫斯科”集团军开始在烈乌特河左岸宿营。这一天，“南方”集团军进行了一连串的防御战，并从烈乌特河向南退到布克列耶夫博勃里克、沙加罗夫卡一线。第8军赶到后，“南方”集团军在兵力上明显超过对方，比对方多12个营，12个连和24门炮，。8月31日，“莫斯科”集团军司令注意到敌人的优势兵力，未经战斗即把部队撤回烈乌特河右岸。“南方”集团军只遇到敌人后卫的轻微抵抗，便在日终前占领了以前自己在烈乌特河的阵地。
9月1日，双方休息一天。9月2日，“莫斯科”集团军在“南方”集团军的压力下继续退向谢伊姆河右岸。“南方”集团军全天都以集团军骑兵及第8、第10和混成军的兵力实施进攻，并在日终前逼近大库里察诃和谢伊姆河各渡口。
9月3日为大演习的最后一天．群南方”集团军对“莫斯科”集团军展开进攻，以左翼对卡斯托尔纳亚村实施主要突击，从西面向库尔斯克迂回．同时，“南方”集团军还在通往库尔斯克的方向对“莫斯科”集团军左翼实施了牵制性突击。结果是，“南方”集团军主力（第8、第10军和集团军骑兵）对“莫所科”集团军的混成军和第13军之一部实施了突击。同时，“南方”集团军的混成军以佯攻把“莫斯科”集团军的第13、第17军和集团军骑兵牵制在马克瓦。战斗结果，“莫斯科”集团军被逐离奥廖尔一库尔斯克铁路线。9月3日11时，双方停战。9月4日，部队休息。9月5日，举行阅兵；之后，部队开赴冬季营地。
总之，对大演习的导演仅仅限于给双方规定总的任务，而对完成这些任务的日程则不作具体规定。无论2在大演习的计划中，还是在总导演的指示中部未给大演习调理员规定在演习的某一阶段应判某一方为胜方。而且，双方被置于同等的条件下，每一方的胜败完全取决于在一定时间内形成的力量对比和他们各自的行动特点。日俄战争以后，各国军队举行的大演习的规模更加巨大。有时，在举行大演习时，还对野战部队和后备部队进行部分动员，按战时编制组建新的司令部和指挥机关，以及根据双方的决心进行大规模铁路输送。
象这样有大量军队和各种兵器参加的演习和大演习已经不能由指挥员想什么时候举行就什么时候举行了。组织与实施大演习成为一件复杂的事，需要专门进行准备和制定计划，大演习的导演机关、参演部队和演习地域都要进行全面，细致的准备，同时还要做好物资器材、医疗卫生和装备技术方面的保障工作。对参演部队的组织、实施动员、运输与粮秣保障、安排宿营及其泡有关部队安置问题，须给予双方非常详细的指示。
至于大演习中双方的行动问题，则在计划中规定得相当笼统，通常，只给双方指明出发地区、大演习开始前部队集中地域、大演习开始时间、总的成术和战役任务，以及主要运输路线（在大规模演习中，要给双方指定铁路线）。
关于俄军举行的大演习的这方面的问题，有的历史文献中没有给予正确阐述，例如扎伊翁奇科夫斯基所著《专制制度和十九至二十世纪的俄国军队》一书，虽然内容丰富，深刻分析了俄国军队的状况，但是对于举行大演习的问题，却持否定态度．甚至对于库罗帕特金写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关于大演习情况的报告，扎伊翁奇科夫斯基也只是引证了其中一些否定意见，而对报告中给予肯定的方面则提出质疑。然而，在这份报告中，库罗帕特金完全肯定了各军区部队之问举行大规模演习的实际意义。在报告的开头他写道：“举行大规模演习尽管会消耗掉国家的大量资财，但却能使军队、特别是军队首长经受有益的和必要的实际锻炼。因此，今后不仅要举行军区内部队的大演习，而且还要举行各军区部队之问的大演习。”
如果更加深入地分析一下大演习（如1883…1896年华沙军区，1889至1903年基辅军区、在外高加索、在远东和土耳其斯坦举行的大演习）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大演习中对双方的行动通常没有严格的规定。扎伊翁奇科夫斯基注意到，大演习计划（“大演习的大致进程”）只“规定了战役开始的时间”，因而得出结论认为，“总之，大演习不是战斗行动的真正的排演。”但是，第一，战役开始的时间，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一般都出上级指挥机关确定。第二，大演习也不可能是“战斗行动的真正排演”，因为排演意味着完成事先计划好、规定好的动作，而战斗是一种对抗性的现象，战斗的发展是交战双方意念，意志和行动冲突的结果。排演战斗行动而又不违反战斗发展的逻辑是不可能的。接着，扎伊翁奇科夫斯基援引总参谋长萨哈罗武将军对1903年普斯科夫大演习及其他几次大演习的批评意见，得出结论认为：“总之，这个评价不仅是对普斯科夫大演习的，而且是对所有大演习的，它实质上说明了大演习是毫无意义的……”请问，用什么能够代替大演习呢？！毋庸置疑，在当时的大演习中确实有许多严重缺陷，但是不应因此而否认，当时实施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学术研究工作来说，重要的是总结在当时一切积极的东西。如果想一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形成的准备与实施大演习的方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许多方法一直沿用至今，那么这就更为重要了。
在谈到当时的大演习计划时，应特别指出，无论是在上面谈及的正式的细则和指示中，还是在《军事文集》和其他军事杂志上发表的大量文章中，都提出了这样一条原则要求，即在大演习中要使双方都能够根据自己的决心行动，对指挥员和部队的行动事先都不作规定，甚至不给双方规定大演习的课题。正如我们从库尔斯克大演习中所看到的，只是给每一方指明了出发地区和行动的最终目的，而其他一切，诸如怎样迎敌，怎样防御、进攻或退却等，则由双方指挥员决定。驻守在边疆地区（西伯利亚、远东、高加索及其他地区）的俄国军队在大演习中对这一原则贯彻得最坚决。在上面提及的库罗帕特金的报告中，甚至对在大演习中给予双方以过多的行动自由表示不安：“我们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对演习双方首长的行动自由不加约束。这可能是大演习的总导演的需要……军队实际上主要是实施机动，许多部队只是在大演习的最后一天才看到敌人……因此，为使大演习取得尽可能好的结果，在给予双方首长以自主权的同时，还必须在他们的决心有损于大演习的效果时予以纠正。”
大演习中双方兵力大致相等，参演条件基本相同，导演部不必干涉任何一方的行动，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是，这些正确的要求远未经常得到遵守。关于这一点在下面还将谈到。在举行大演习的实践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新方法。如，在苏沃洛夫和拿破仑时代，军事首长基本上一人就可以导演演习和大演习，而不必成立另外的机构，但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大演习中就不可能了。由于参演部队的人数非常多，演练的战斗行动的规模特别大，同时还必须考虑到炮火的作用，所以必须成立专门的调理机关以协助大演习的总导演工作。这是演习和大演习实施方法上的最新现象。演习调理员的主要任务是：使训练过程接近于实战条件；使部队按复杂情况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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