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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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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演习每一方的调理员小组由首席调理员领导，而后者同时是大演习总导演的助手。调理员不是预先被分派到师和团里去。只有在大演习的某一方的司令员定下决心之后，在了解清楚该方部队将组成什么纵队和以什么队形行军，向哪个方向派出了什么独立支队，向部队下达了什么任务之后，首席调理员才把调理员分派到该方的各纵队和支队中去。
在双方实施行军、侦察和接敌时，以这种方式组织的调理机关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对部队行动的监督。但是，由于在分队中没有调理员，在部队与部队的调理员之间缺乏联系，双方在冲突时的行动不可能是有教益的。冲突的结果只能根据双方步兵和骑兵兵力的多寡来确定，几乎不考虑步兵火力和炮兵火力与行动的作用。因此，调理员在大演习中的全部工作往往只是把冲突双方的部队分开。《对抗大演习》一书的作者格里亚兹诺夫公正地写道：调理员在这些大演习中所起的警察作用多于教育者的作用，他们只注视着战场上的“秩序”，注视着那些程式化的东西。日俄战争以后，俄国、德国、日本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军队在大演习中开始给分队指派射击调理员，其主要任务是核算射击的效果和确定损失情况。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指派专门负责核算炮兵火力的射击调理员。为了标示炮兵射击的方向、距离和目标，各炮连规定了复杂的信号旗使用方法。在确定损失时把失去战斗力的士兵和士官撤到就近的后方，然后再把他们作为补充兵员投入战斗。
法军在1910年皮卡尔季亚大演习中，采用了新的组织调理员工作的方法。他们没有给双方的步兵部队和兵团指派调理员，而是把整个演习地域划分成两个区，每区各派一个调理员小组；再把每区划分成若干地段，由地段调理员监督双方的行动并判定冲突结果。此外，各调理员小组内还有若干名预备调理员，以备在演习双方的行动超出规定区域时派他们前往监督及裁判。骑兵调理员未采用这种方式。考虑到骑兵的高度机动性和难以预先确定双方冲突地点，仍和过去一样，给每一方的骑兵部队和兵团都指派了调理员。大演习中，要保障首席调理员的电话、电报畅通，而给地段调理员配乘骑传令兵以及汽车、摩托车或自行车。以这种方式组织的调理机关、在双方冲突时可以更准确、更有秩序地组织他们进行战斗行动推演。但是，由于在步兵部队和兵团中没有调理员，不可能对部队在行军过程中的行动作出评定，而双方的战斗行动推演也是在没有考虑指挥员的决心和其他战斗保障措施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当时就有人提出，必须采取部队调理员与地段调理员相结合的组织形式，但这个意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也未被采纳。总之，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未形成一套严整适宜的调理机关的组织形式，同时，也未制定出确定战斗行动推演程序的调理员条例或教令。而1882年步兵作业细则和机动集训细则中的对调理员在对抗演习中的规定又太笼统。
大演习中，双方战斗行动推演的方法如下：大演习开始之前，先把双方拉开一定距离，使之能够组织与实施侦察，完成一定的机动，然后展开进攻。1870年颁布的德国军队大演习规则要求，在大演习开始前应把双方的距离尽量拉大。1882年俄军步兵作业细则要求，双方队伍的集合点应相距较远，以便使每一方只有通过侦察才能了解到对方的行动方向和行军队形。还规定，这个距离的大小取决于参演兵力的多少，但不应小于7至8俄里。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双方在演习开始前的距离应拉开数十以至数百公里。演习双方的首长往往数昼夜判断不出对方的行踪。在有些情况下，实施完机动，大演习也就结束了。1882年俄国军队的步兵作业细则还规定，冲突时，双方的距离不得小于100至200步。
无论是俄军还是欧洲其他国家军队所举行的大多数演习和大演习，实际上并未进行战斗演练。每次冲突都以局部停止战斗而告结束。双方各自拉开，一方退却，而另一方则等待对方退走。然后，根据调理员的决定，重新开始机动。“大演习”一词正是由此而来，因为大演习的全部实质，就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运动使己方处于比敌人更为有利的位置。在大演习中，双方由于都害怕对方实施翼侧迂回而竭力避免发生战斗冲突，从而导致了这样一种现象出现，即只要一方刚一开始迂回运动，另一方就马上实施退却，根本不做任何击退敌人突击和阻敌行动的尝试。在平时大演习中形成的这个习惯，后来即使在日俄战争中也未改掉。在辽阳及其他战斗中，俄军竟毫无道理地放弃了所占领的阵地，一退再退。
当时对大演习之所以抱这样一种态度，不仅是因为害怕迂回和包抄，而且还因为当时的军事理论观点存在着某些缺陷，因为尽管有多次战争的经验，但是，对于采用纵深战斗战术训练军队突破设防阵地以及组织纵深积极防御的必要性，却尚未充分认识到。许多将军和军官都认为这样片面地训练军队是不正常的。几乎每一期《军事文集》和当时外国的许多军事书籍都载有这样的文章，即认为不仅应训练军队实施机动，而且还应训练军队进行战斗，
尽管实施大演习的方法有一定的改进，但在各国军队的大演习中仍有许多程式化和严重违反实战要求的东西。在有皇帝和其他知名人物参加的大演习中尤其如此。在这种晴况下，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训练军队，而是要炫耀一下军队，因而，生动、活跃的训练被弃虚作假、搞花架子所代替。格鲁阿将军在自己的著作《我的一生》中，是这样描述九十年代初在彼得堡军区司令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导演下举行的一次演习的：“大公的三驾马车的铃声告诉正在交战的人们，总司令亲临现场观看演习来了。于是，许多场面如法炮制出来；骑兵不顾规定的炮火扑向步兵散兵线和正在射击的炮兵阵地……步兵预备队排成密集队形出动了……炮兵连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山脊上，在敌人的视线之内大胆地把炮及弹药等从车上卸下来，放置在暴露的阵地上。完成任务的过程没有任何新东西，无论是炮击卡韦拉赫茨基耶高地，还是猛攻拉博拉托尔纳亚小树林，方法都是早就规定好的。”这场和每年一度的马尔索沃广场五月阅兵式相比无多大区别的演习结束后，对各部队的行动进行了讲评。在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瓦斯蒙德将军讲话之后，大公也讲了几句，他说：“参谋长指出了缺点。我要补充的是，演习搞得很好：步兵进攻了，骑兵冲锋了，炮兵射击了。谢谢你们，各位先生！”
这样组织演习，势必产生弄虚作假，逢迎讨好的现象，势必使人们不是专注予部队的战斗训练，而是想方设法表明部队的训练状况比实际上还要好。德国和法国军队的大演习往往是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进行的。计划是按小时制定的，对各部队和兵团在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都作了明确规定。由于是按预先制定的计划实施大演习，有时甚至会出现非常荒谬的事情。例如，在德军于1893年举行的大演习中，由于规定的时间已到，防方充当预备队的一个军未等攻方靠近就发起了反击。有趣的是，许多记者对大演习的准备与实施情况做了广泛的报道。例如，1908年法国军队举行大演习期间，在早报上可以读到关于双方态势的详细材料，了解到双方下一步的决心。这样，不仅指挥员，而且每一个识字的士兵，除了解已方的行动外，还能知道对方的情况。无论在哪个国家的军队中，演习双方都不主张根据具体情况不间断地行动。在大演习中都有长时间的间歇。例如，法军于1895年举行的大演习就是如此：9月8至10日，共和国总统亲临现场，进行了第1集团军和第2集团军的对抗大演习。
9月11日休息一天。9月12日，大演习继续进行，但内容已成为第1和第2集团军的联合进攻，假设敌为一个步兵军。在8天的大演习中，有两天休息，一天阅兵，其余5天，有一天是两个集团军的对抗演习，两天行军，只有两天是战斗演练。
部队在夜间通常休息。俄军和日军有时也演练夜战，但这种夜战不是日间行动的继续，而是根据单独的课目进行的，其目的有限。上面提及的法军1895年大演习中，演习总导演索西耶将军甚至要求，局部停止战斗后至第二天早晨宣布大演习开始之前，应保持绝对安静。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法军一直是以这种方法实施大演习的。
例如，在1908年的大演习中，不仅夜间要求部队休息，而且中午也休息。在给部队的指示中要求，中午如无预先规定的信号或命令，部队停止行动，休息至晚7时。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一方成攻地实施了机动，正准备从后方进攻敌人，但是，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另一方则乘此时机调整了自己的态势或撤退了。例如，就在这次大演习中，“红军”于9月17日中午完成了对“兰军”第8步兵师的包围，但在休息时，该师悄悄从包围中溜掉了。
法军、奥匈帝国军队和德军在大演习中借用民房宿营，而次日晨迟迟才能集合起来继续举行演习。只有俄军一般是在野外宿营，即天黑后就地宿营。在大演习中，给部队发的是空包弹。例如，在彼得堡军区和芬兰军区于1900年举行的大演习中，每名步兵发90发空包弹，每名骑兵发30发空包弹，每门炮发25发空包弹。在1902年的库尔斯克大演习中，给“南方〃集团军所属各部队的1号命令第14款规定，给每名步兵发85发空包弹，给每一名骑兵发50发空包弹，给每名工兵发30发空包弹，给两轮弹药车上的每名士兵发15发空包弹。规定给每门炮发100发空包弹及若干假炮弹，其中，炮弹车为每门重炮带30发，为每门轻炮和马拉炮带50发，萁余则由流动辎重站携带或存入固定辎重站。
尽管1877—至；1878年的俄士战争表明，部队不适应冬季作战，但演习和大演习仍只在夏季或9月份举行。只有古尔科将军指挥的华沙军区部队以及由他的追随者指挥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部队才在冬季举行演习和大演习。
九十年代中期，总参谋部曾向各军区司令征询冬季举行大演习的意见，结果只有华沙军区坚持了关于在冬季组织演习和大演习的思想。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在报告中说得好：如果在战争中“有可能进行冬季作战——必须这样认为，那么冬季大演习，冬季行军和射击就和夏季同样是必要的，因为冬季与夏季的条件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在1877至1878年的战争中，我们吃了多少不会过冬季野营生活的苦头。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之后，冬季野外训练仍然是空白点，仍然没有成为俄军必须从事的一项训练内容”。其他军区则持完全相反的意见。甚至连基辅军区司令德拉戈米罗夫将军也不赞成举行冬季大演习。该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在就这个问题所写的报告中说：“让人们进行抗冻试验，我认为是多余的，因为每年冬天全俄国的大部分农民都在做这样的试验。”在彼得堡军区司令部的报告中，对冬季战术训练提出许多限制，例如：在气温不低于10度时才可进行，参演部队应在拂晓出发，以便能于当晚返回自己的营房；进行设置野营的训练，但不得利用其宿营。上述思想被写入了总参谋部1899年制定并准备下一年在部队试行的冬季野外作业教令草案。该教令要求，各部队冬季每月应进行不少于两次的野外行走，整个冬季应进行不少于三次的一日野外行军，但不在外宿营，行军以演习或对抗大演习结束。还规定所有野外练习应在天气晴好、气温不低于10度的情况下进行。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高级指挥员和司令部最多不过是进行一些指挥部队方面的演练。下层军官（就更不用说士兵了）往往不了解战术情况。是的，没有任何人想要他们以积极主动的精神完成战术任务。军队调动的意图对于大多数参演人员来说是秘而不宣的，而且，正如目击者所述，在演习中杂乱无章的现象比比皆是。沃伊德在自己的《和平时期的大演习及其意义》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件事：
“在战斗演习中，中尉把全排带上公路。公路的两旁是马铃薯地。大尉指责他说：‘得啦吧，你们正在受到交叉火力的射击，为什么不让大家隐蔽在马铃薯地里，于是中尉命令：下马铃薯地！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才过了两、三分钟，不声不响来到这里的营长说了话：‘中尉先生，你真有办法，竟然隐蔽在马铃薯地里。’中尉又命令：‘从马铃薯地出来！’但是，人们刚刚站到公路上，团长又来了：‘怎么，中尉，难道要让我为你再挨一顿批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大模大样地采在公路上？你看，将军向这边来了。你等着瞧吧！倒霉的中尉慌忙下令：‘下马铃薯地！’将军缓缓地来到这里，一眼就看到了这些情况。他平静地说道：‘中尉先生，请原谅，为什么你们要践踏和毁坏庄稼，这难道有必要吗？趴在马铃薯地里能得到什么教益吗？要知道，为这我们是要付赔偿金的。在这次大演习中，我们为踏毁庄稼及其他问题所忖出的代价还小吗？'从马铃薯地出来！中尉用变得嘶哑的声音喊。”
由于在大演习中没有军队后勤机构，在许多方面采用了象征性的手段。法军的后勤工作组织得更好一些。参加大演习的每个部队和兵团都有辎重队，他们携带二日份的口粮和一日份的饲料，因此，不管分队和部队到达什么地方，粮食和饲料都能保证供应。大部分马匹和大车是征用居民的。德军也是靠征用居民的四马大车组织自己的辎重队。但是，辎重队不是隶属于参演部队的指挥员，而是根据大演习总导演的指示行动。粮食和饲料被“秘密”运到计划中规定的休息地点。因此，部队往往不是根据战术情况行动，而是向预先备好粮食和饲料的地区开进。如果哪一位指挥员企图独断行事，不按计划规定实施机动，他就有可能使部队面临缺粮断草的危险。德军在大演习中有时把钱发给士兵，让他们尽可能吃、住在部队休息地的居民住宅里。俄军部队和兵团的辎重队靠租借居民的马匹和大车组成。
如何组织军队供应，视在大演习所在地区采购给养的情况而定。例如，在1898年彼得堡军区，维尔诺军区，华沙军区、基辅军区，敖德萨军区、莫斯科军区、喀山军区和高加索军区举行的大演习中，各军的军需部是从在大演习所在地区临时设置的粮站领取面粉、大米和燕麦。为了采购肉，专门成立了采购委员会。该委员会把采购到的活牲畜分给部队，由部队赶着，到食用时进行宰杀。干草，有时包括燕麦，由部队用军需部预支的现金在大演习所在地区直接采购。采购到的饲料被集中到牲口将宿营和休息的地域。
骑兵部队和兵团的供应方法最复杂，因为他们的宿营地不是根据演习的情况确定，而是取决于在哪里能够采购到饲料。在这方面，不必考虑宿营地是属于己方控制区还是敌方控制区。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即一方的部队到对方控制区去休息，因为那里能采购到饲料。
结果，集团军、军和师的军需部门在大演习中供应部队的方法与和平时期的方法无多大区别。在大演习中，实际上是每个部队自己给自己安排给养，而高级军需部门并未获得按战时要求组织军队供应的任何实践经验。同时，各部队本身也未按战时要求组织供应，指挥员和司令部根本不过问有关后勤供应方面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许多欧洲国家的军队组建了独立的后勤部队和机构，但在大演习中常常把他们忘在脑后。军队供应基本上仍是在大演习所在地区就地采购。因此，如何按战时要求组织后勤、医疗和供应的问题实际上并未解决。
总之，俄国、德国、法国及其他国家军队根据大规摸战争的经验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是在改革军队战斗训练方面迈出的一大步。十九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世纪初，战术演习和大演习被广泛运用，准备与实施战术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也得到发展。
大演习和对抗演习是所有战斗训练方式中能够使军队在接近于实战条件下进行训练的最好方式。它们使指挥员获得在各种条件下，在受到敌情、地形和时间制约的情况下指挥军队的经验。此外，在大演习中还可以检验军队的战斗素养，从而为确定以后的军队训练和国家战备方针提供依据。通过大演习，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能够更好地研究未来战区和作战方向的情况。大演习期间，常常征召预备兵员入伍，实施大规模铁路运输，以此检查和确定动员计划。在大演习中，还试验各种技术兵器和新式装备的战斗性能。演习和大演习还逐渐成为和平时期实际研究组织编制和战术问题、验证军事学术最重要原理的最有效方法。
经常举行实兵演习和大演习，能够使部队得到锻炼，养成坚韧不拔的精神，促进部队和兵团的协调与统一，使战役军团的指挥员和司令部获得指挥经验。实施大兵团行军使部队受到极大锻炼。因此，尽管在大演习中存在着许多程式化的东西和缺点，但也不能认为当时所举行的大演习全都毫无意义。毋庸置疑，大演习是有教益的，而问题在于，在大演习中未能全面贯彻根据战争经验对军队训练提出的新的要求。在大演习中，特别是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存在着许多严重违反战斗实践要求的东西。
在俄国专制制度下，不可能彻底实现资产阶级改革，改革是不完备的、有限的。米柳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令人遗憾的是，国君尽管也为军队在当前战术训练中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但他仍热衷于维护旧传统。同时，他还要求在分列式中做到队形整齐、动作划一，要求在派班、教堂检阅及其他仪式中保留所有毫无意义的形式化的东西。国君只要对微不足道的礼节性的错误或步伐、队列不够整齐说上一句话，就会使在军队训练中进行改革创新以使之更有效、更符合实战要求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许多反动将军坚决抵制军队中的任何改革措施，顽固坚持旧制度和过时的军队训练方式与方法。统治阶级害怕唤起下层的主动精神与觉悟，是根本改进战斗训练的主要障碍。甚至象德拉戈米罗夫那样的进步将军也认为，“发挥士兵的聪明才智开是不必要的和危险的。”德拉戈米罗夫继续坚持曾经是正确的苏沃洛夫的信条，即“靠子弹是蠢货，而靠刺刀是好样的”，公然无视新式弹仓式步枪和机枪火力的作用，轻视部队的工兵作业（土工）训练。业经批准的战斗训练计划实际上没有完成。
陆军部在关于五年（1898至1902）战斗训练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夏季野营训练计划只完成了40至67％。大演习前的战术训练非常薄弱，实际上没有进行过士兵的单兵战术训练。分队、部队和司令部的行动很不协调。将军和军官们的战术训练水平很低，严重影响了军队战斗训练的质量。1882年颁布的军官作业细则规定，军官的战术作业应在业余时间进行。这样一个细则，作为军官战术训练的大纲，一直施行到1904年。
很显然，只有经过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的全面、精心准备，才能使大演习达到应有的目的，从而顺利结束某一阶段的训练，但这一点，无论是俄国军队还是其他国家的军队均未做到。举行大规模的演习和大演习，国家往往耗资巨万（平均每次演习需要50多万卢布）。然而，沙皇政府由于把大量金钱用在宫廷生活上，所以不能为军队拨足所需经费。
因此，俄军举行野营集训、演习和大演习的次数非常有限，而在夏季却常让士兵去为私人做农活。这一切使军队的训练受到严重影响，其恶果在日俄战争中得到充分显露出来。俄军尽管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对这次战争显然准备不足。
列宁写道：“沙皇制度成为符合最新要求的现代军事组织的障碍。而军事却是沙皇制度一向全神贯注的、最引为骄傲而且不顾人民的任何反对为之作出无可计量的牺牲的事业。粉饰的坟墓——这就是专制制度在对外防卫这个可以说是它最内行的专业方面的表现”。
各国军队根据日俄战争的经验纷纷制定新的条令和教令。但在此之后，又止步不前了。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制定出全军统一的、严整的组织与实施战术演习和大演习的体系以及军队训练与教育的方法。在大演习中存在着许多程式化和不符合实战要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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