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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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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直言的核心在于八个字：女谒用事，大臣阴谋。
如果放在许多年后来看，张行成所说的这八个字无疑是惊人准确的预言。
因为前四个字说的就是几度浮沉而最终崛起的女人武曌，后四个字说的就是权倾一时而最终垮台的元老重臣长孙无忌。
当然，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帝国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高宗李治更不可能预见未来发生的一切，但这并不等于他会对张行成的一番直言无动于衷。相反地，李治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尤其是“大臣阴谋”四个字，更是有如一声惊雷炸响在他的耳边。
究竟是什么样的大臣，又将制造出什么样的阴谋？
李治对此忧心忡忡，却又百思不得其解。
“深思远虑，以杜未萌！”
张行成说的是对的，李治想，不管朝中隐藏着怎样巨大的隐患，自己都必须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并且想办法把隐患挖出来！
而李治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像太宗皇帝那样，命群臣上疏进谏，直言朝政得失。随后，李治在朝会上对文武百官公开宣布：“朕谬膺大位，政教不明，遂使晋州之地屡有震动。良由赏罚失中，政道乖方。卿等宜各进封事，极言得失，以匡不逮。”（《旧唐书·高宗本纪》）
天子的诏命一下，群臣的上书立刻像雪片般飞来。
然而，令李治大失所望的是，百官们的奏疏虽然洋洋洒洒、文采斐然，可基本上都是一些大而无当的陈词滥调。李治真正关心的问题，没有人提出只言片语。
就在李治大感不满的时候，一桩突如其来的案件，似乎让他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这是一桩弹劾案，被弹劾的对象是时任中书令的禇遂良。
发起弹劾的是御史大夫李乾佑和监察御史韦思谦，他们指控禇遂良“抑买土地”。所谓抑买，就是压低价格强行购买；被强买的是一个胡人，其时在中书省担任翻译，是禇遂良属下的一个小职员。
此案的性质一目了然，只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是禇遂良仗势欺人、以权谋私，要么就是他以“抑买”的方式变相收受下属的贿赂。而无论是哪一种，禇遂良显然都已触犯了法律。根据《唐律》，官员枉法求财者，可处以三年以下徒刑，并追还赃物；情节特别严重者，最高可处以绞刑。此案移交到大理寺后，大理寺丞张山寿经过查实，很快就作出判决：罚禇遂良铜二十斤（按《唐律》，罚铜二十斤相当于徒刑一年）。
这个判决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案情属实，禇遂良确实触犯了相关法律；二，量刑结果是以罚代刑，基本上属于一种象征性处罚，明显有从轻发落、大事化小的意味。
可是，这个显然已经属于从轻发落的判决到了大理寺少卿张睿册那里，却仍旧被视为量刑太重。张睿册马上推翻了下属张山寿的判决，改判禇遂良无罪；理由是他购买土地的价格是按照国家的征收价，并不算强买强卖，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涉嫌受贿的问题了。
如果说张山寿的判决已经有轻描淡写之嫌，那么张睿册的改判则是赤裸裸的官官相护了。监察御史韦思谦义愤填膺，当即上奏抗辩。他认为：“国家征收土地是一种政府行为，而官员们的私下交易纯属个人行为，岂能按国家征收价执行？张睿册是在任意曲解法律，目的是谄媚高官、欺罔君上，其罪当诛！”
在弄清基本事实并听取双方的意见之后，高宗李治采纳了首席宰相长孙无忌的建议，作出了最终裁决——将禇遂良和张睿册一起贬职。
永徽元年十一月末，禇遂良被外放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刺史，张睿册被外放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刺史。
这就是永徽初年的禇遂良抑买土地案。
案件至此似乎已经了结，但是李治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
首先，禇遂良是当朝宰辅，又是太宗皇帝亲自指定的顾命大臣，如今却触犯法律，不得不被贬出朝廷，李治实在是有些于心不忍；其次，这个案件本身的性质并不严重，可是在审理过程中却暴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司法官员似乎都在有意袒护身为宰相的禇遂良，而且越大的官越是明目张胆地维护他。
这个现象顿时引起了天子李治的警觉——莫非朝中隐然已有朋党迹象？莫非张行成所说的“大臣阴谋”，已经在此露出了端倪？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或者说为了打消自己的疑虑，李治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的闰九月，与首席宰相长孙无忌进行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谈话。
这番君臣对话表面上波澜不惊，双方都显得和颜悦色，可实际上却暗藏机锋，充满了弦外之音。
话题是高宗首先提出的。他说：“朕广开言路，命群臣上疏，希望得到一些对朝政有益的意见，以备择用采纳，可为何一直以来上疏虽多，但却一无可用呢？”
长孙无忌从容自若地说：“自从陛下即位以来，政治清明，法律齐备，既无遗漏，更无缺失，所以，那些企图通过进言获得超擢任用的侥幸之徒，自然是无从置喙。正因如此，陛下才会看不到对政教有所裨益的言论。当然了，无论如何，广开言路还是有必要的，或许偶尔能听到一些真知灼见，倘若杜绝言路，恐怕下情就不能上达了。”
长孙无忌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可高宗李治却听得很不是滋味。
谁都知道，如今的朝政大权全部掌握在长孙无忌手里，所以，与其说他这番话是在夸高宗治国有方，还不如说他是在夸自己辅政有术。说什么政治清明，说什么法律齐备，把朝政夸得完美无瑕，到头来还不都是在夸你自己吗？
况且，李治的政治经验虽然还不太丰富，但他也不是一个一无所知的笨蛋，最起码他知道当下的政治存在问题。可让他满腹疑惑的是，长孙无忌为何要极力否认并掩盖这个事实呢？早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不是对大家都有好处吗？除非问题就出在这个企图掩盖问题的人身上！
李治不禁想起了禇遂良的案件。在此案中，大臣们公然袒护禇遂良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禇遂良与长孙无忌的关系更是众所周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臣们真正忌惮的也许并不是禇遂良，而是站在他背后的长孙无忌。进而言之，如果说大臣们已经在朝中结成了一个朋党，那么这个朋党的领袖也必然是当今朝廷的首席宰相——长孙无忌！
思虑及此，李治决定继续往下追问。
他现在关心的已经不是长孙无忌能否给他答案了，而是长孙无忌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回答他的问题。
李治若无其事地瞥了长孙无忌一眼，淡淡地说：“朕最近听说，朝廷有关部门在办事的时候，大多讲究人情面子，以致因私害公，不知太尉可有耳闻？”
长孙无忌坦然一笑，不假思索地说：“讲面子，讲私交，乃人之常情，自古难免，但是在圣贤教化之下，人的私欲就会逐渐朝公心转化。至于说朝中有人胆敢徇私枉法，臣敢断言必无此事。不过嘛……”长孙无忌顿了一顿，接着说：“小小地收取人情，恐怕连陛下也在所难免，何况朝臣们只是偶尔照顾一下亲戚，臣岂敢保证绝无此事？”（《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无忌曰：‘颜面阿私，自古不免，然圣化所渐，人皆向公，至于肆情枉法，实谓必无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下私其亲戚，岂敢顿言绝无？！’”）
高宗李治断然没有想到，长孙无忌居然会面无愧色地承认“收取人情”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且还以嘲弄的口吻揶揄了他一把。这像是一个当朝宰相应该说的话吗？如果在政风清廉、人人克己奉公的太宗时代，这根本是不可想象的。长孙无忌既不敢在太宗面前说这样的话，也绝不敢用这样的口气说话！
李治现在终于明白了，在这个舅父兼顾命大臣兼帝国元老兼首席宰相长孙无忌面前，自己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外甥，永远是一个没有资格独立秉政的少主！
那一刻，李治的心头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悲凉和义愤。
可他同时也感到了深深的无奈。
李治没有再说什么。
因为他已经有了答案。
他知道，如今的朝廷并不是存在什么朋党，而是存在一支空前强大的政治势力；如果说真有什么“大臣阴谋”的话，那么这个大臣无疑就是长孙无忌，而他的阴谋就是架空并窃取本该属于皇帝的权力。
李治悲哀地发现——如今的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影子皇帝，只有长孙无忌才是当今天下的无冕之王！
【长孙无忌，无所顾忌！】
三个月后，一次出人意料的人事调动完全证实了高宗李治的想法。
禇遂良回来了。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正月，禇遂良在同州刺史任上被征调回朝，摇身一变就成了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不管李治作何感想，反正禇遂良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回长安来了。这个刚刚在两年前因“枉法求财”而被贬的大臣，如今居然一回朝就恢复了宰相之职，并且一手掌握了朝廷的人事大权。
不要问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长孙无忌策划的。
现在李治终于明白，原来长孙无忌当时极力建议把禇遂良外放，不过是为了让他逃脱刑事处分、出外暂避风头罢了。
更夸张的是，禇遂良复相不久，竟公然打击报复，把当初弹劾他的御史大夫李乾佑和监察御史韦思谦双双贬黜，一个贬为刺史，一个贬为县令。
面对这一切，李治感到愤怒，也感到无语。
短短四个月后，另一件更让他愤怒，也更让他无语的事就接踵而至了。
这件事就是立储。
永徽三年，高宗李治才二十五岁，他压根就没想过要这么早给自己确立一个皇位继承人。
然而，很多人都在帮他想。
王皇后在想，她舅舅中书令柳姡г谙耄土に镂藜伞⒌椝炝肌⒑ā⒂谥灸獍锶艘捕荚谙搿�
皇帝不急，可这帮人都急。
他们急什么呢？
急他们后半生的荣华富贵。
储君就是未来的皇帝，谁拥立了皇帝，谁当然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起初王皇后一直在李治耳边唧唧歪歪的时候，李治始终装聋作哑，没有理她。后来中书令柳姡Ь吞隼戳耍俸罄闯に镂藜梢蔡隼戳耍肓⒋⒕淖嗍杵灯档莸嚼钪蚊媲啊６に镂藜梢怀雒妫渌紫辔薏煌胶停钪胃械搅司薮蟮难沽Γ詈蟛坏貌坏阃吠狻�
皇帝当到这个份儿上，李治实在是有些沮丧。
自从他当上太子的那天起，他的命运就一直是被别人安排好的，过去和现在他都做不了主，如今连储君都是别人立的，连未来都被别人早早规划好了，李治的内心真是充满了无力感和挫折感。
陈王李忠被立为太子后，李治知道，最为得意的人不是王皇后，也不是柳姡АＫ浅淦淞烤褪歉械角煨叶眩覆簧系靡狻�
最得意的人应该是长孙无忌。
道理很简单，他曾经拥立过秦王李世民，也曾经拥立过晋王李治，如今又拥立陈王李忠，一个连续拥立三任太子的人，难道不应该得意吗？一个几乎已经成为“储君生产专业户”的人，难道不应该为自己那无以伦比的智慧、能力和运气而得意非凡吗？
长孙无忌当然可以感到得意。
只不过，他不应该一得意就忘形。
长孙无忌忘形了吗？
是的，他忘形了，而且忘得一塌糊涂！
有一次长孙无忌邀请了一帮当朝权贵，在自己家中举办宴会。酒过三巡、笙歌曼舞之后，长孙无忌环顾众人，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番感慨：“无忌不才，幸遇休明之运，因缘宠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贵，可谓极矣！”（《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假如他只把话说到这里，那顶多就算是吹吹牛皮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可他偏偏没忍住，硬是让下面的话脱口而出：“公视无忌富贵，何与越公（隋朝尚书令、越国公杨素）？”
你们看我今日的富贵，和越公比起来怎样？
在场众人有的比较谨慎，说略有不及；有的则把马屁拍得山响，说超过越公。
长孙无忌笑着看了看他们，最后说了一句：“自揣诚不羡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贵也老，而无忌之贵也少！”（刘餗《隋唐嘉话》）
我自认为实在没必要羡慕越公，因为只有一件事比不上他：越公富贵的时候已经老了，而我富贵的时候比他年轻多了！
在此，长孙无忌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其傲慢与骄狂之态亦可谓跃然纸上！
不过他其实没有夸张，因为事实就是他说的那样。他的年龄与太宗相仿，太宗即位后，年未而立的长孙无忌就成了宰相；他妹妹又是太宗的皇后，而他的长子长孙冲又娶了太宗五女长乐公主，几个堂兄弟也分别娶了三个公主，一门出了一宰相一皇后四驸马；迄于永徽，他本人官居宰相已近三十年，如今的天子又是他一手拥立的，一贯对他毕恭毕敬、言听计从，长孙无忌当然有理由为这一切感到骄傲。
然而，感到骄傲是一回事，把骄傲赤裸裸地挂在脸上又是另外一回事。
古往今来，官场上有许多深谙进退之道的人，往往权势越隆、富贵越甚，就越是低调而内敛，因为他们深知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的道理。远的不说，与长孙无忌同朝为官的房玄龄、李靖、李世勣等人，都是深惧盈满、韬光养晦的典型；越到晚年，地位越高，他们就越是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临深履薄之态。
曾几何时，长孙无忌也和他们一样，时时谦恭，处处谨慎，唯恐“权宠过盛”，“深以盈满为诫”，而他那个智慧过人的皇后妹妹也是成天给他敲警钟，所以太宗皇帝一直对长孙无忌非常信任，甚至当面称赞他“善避嫌疑”，“求之古人，亦当无比”（《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可如今，长孙无忌早把这一切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自认为已经位极人臣、权倾朝野，连皇帝都已被他牢牢掌控，连储君都已被他早早拥立，他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又有什么可忌讳的？
他自认为已经是大唐帝国实质上的主宰者，所以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现得这么牛、这么拽、这么得意张狂。
此时此刻的长孙无忌，真可谓人如其名，对一切都无所顾忌。
这样一个权倾朝野而又无所顾忌的人，注定是一个危险人物。
因为总有一天，他会让那些得罪过他的人、那些不依附他的人、那些大大小小或隐或显的政敌，通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谁也没想到，这一天很快就来了。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十一月，长安突然爆发了一起惊天大案。长孙无忌利用此案广为株连，大肆铲除异己，在帝国政坛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血雨腥风。通过这场政治清洗，长孙无忌的个人权势无限膨胀，达到了一生中的巅峰。
【一场残酷的政治清洗】
这起被长孙无忌利用并扩大化的案件，就是永徽年间著名的房遗爱谋反案。
引发这场大案的人，就是太宗皇帝最宠爱的女儿——高阳公主。
说起这个高阳公主，当时的长安可谓无人不知。因为她除了一贯明目张胆地给老公房遗爱戴绿帽外，婚外情的对象也非常特别，几乎是清一色的世外高人，不是和尚就是道士，基本没有世俗中人。
房玄龄还在世的时候，房家表面上合家欢乐、太平无事，可房玄龄一去世，房家立刻就热闹了。因为高阳公主闹着要分家，不但要和房家长子房遗直争夺财产，而且还要争夺梁国公（房玄龄的封爵，依例由长子继承）的爵位。
面对这个任性刁蛮的公主，房遗直无计可施，最后只好告到了太宗那里。太宗勃然大怒，把公主叫来狠狠训斥了一顿，从此对她的宠爱大不如前。高阳公主恼羞成怒，不但对房遗直恨之入骨，连带着对父皇李世民也怀恨在心。
这件事刚过去不久，高阳公主给老公戴绿帽的事情就彻底曝光了。
事情坏在公主的情人辩机和尚身上。
当时朝廷的御史在调查一起盗窃案时，不知何故牵连到了辩机，从他那里查获了一个镶金饰玉的宝枕，御史们大感蹊跷。倒不是说这个枕头特别值钱，怀疑这个和尚用不起，而是因为这个宝枕是御用物品，为何会跑到一个和尚床上去了呢？
御史随即提审辩机，这个花和尚扛不住，不仅供认宝枕乃高阳公主所赠，而且老老实实交代了他和公主的奸情。御史后来还从辩机的住所查获了价值上亿的各种财物，证实均为高阳公主所赠。
此案一曝光，朝野舆论一片哗然。
公主与和尚通奸！这真是一条爆炸性新闻，要多八卦有多八卦，要多香艳有多香艳。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条新闻一直是长安坊间的娱乐头条，成了百姓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谈资。
太宗皇帝得到御史的禀报后，气得差点吐血。如此龌龊的丑闻居然发生在自己最宠爱的女儿身上，这对太宗无疑是一大打击。可太宗皇帝终究舍不得拿这个宝贝女儿怎么样，只好把满腔愤怒发泄到辩机和其他人身上，不但即刻命人腰斩了辩机，而且还把高阳公主身边的十几个仆人和婢女全部砍杀。
出了这么一桩大糗事，高阳公主却丝毫没有愧悔之心，而且当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情人被砍成两截后，心里更是对太宗充满了怨恨。所以后来太宗皇帝驾崩的时候，公主的脸上没有半点哀容。
高宗李治即位后，高阳公主没了父亲的管束，越发肆无忌惮。一个辩机被砍成了两截，她又找了一堆辩机，其中有善于“占祸福”的和尚智勖，有“能视鬼”的和尚惠弘，还有医术高明的道士李晃等等。这帮世外高人抱定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勇气和决心，前仆后继地拜倒在公主的石榴裙下。而高阳公主则是摆出一副誓将婚外情进行到底的姿态，义无反顾地奔跑在追求性福的大道上。
与此同时，高阳公主又不断怂恿房遗爱与大哥房遗直争夺爵位。在她看来，既然连太宗皇帝都管不了她，这个仁弱的兄弟李治就更是拿她没辙，于是拼命追着房遗直死缠烂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高宗李治被这桩无聊官司纠缠得实在受不了，干脆各打五十大板，把房遗爱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刺史，把房遗直贬为隰州（今山西隰县）刺史，打算把他们全都轰出长安，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
高阳公主一见老公被贬，顿时傻眼了，没想到偷鸡不成反倒蚀了一把米。她愤愤不平，整天绞尽脑汁，决定要在老公离京赴任之前，想一个办法整垮房遗直。
后来她终于想出了一个绝招。
她认为这一次出手，房遗直就算不死也要脱层皮，梁国公的爵位就非她老公莫属了。
然而，高阳公主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她准备置房遗直于死地的这个阴谋，竟然变成了一根导火索，莫名其妙地引发了大唐开国以来最残酷的一场政治清洗，最终不但害死了她自己，害死了老公房遗爱，而且还给李唐朝廷的一大帮亲王、驸马、名将、大臣，惹来了一场杀身流放、家破人亡的灭顶之灾。
高阳公主想出的绝招其实并不高明，但却有够阴毒。
有一天，她装出一副花容失色、满腹委屈的样子跑进皇宫，向高宗李治告了御状，说房遗直非礼了她。
所谓非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性骚扰。
李治闻言，不禁大为惊愕。这房家究竟是撞了什么邪了，怎么尽出这等龌龊事呢？
高阳公主毕竟是自己的亲姐妹，天潢贵胄，金枝玉叶，如今居然被人性骚扰了，他这个当皇帝的兄弟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李治准备着令有关部门严加审理。
就在这个时候，太尉长孙无忌站出来了，自告奋勇地接下了这桩案子。
堂堂的当朝一品太尉、首席宰相、天子舅父，居然要亲自主审一桩性骚扰案，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可是，人们根本没有想到，长孙无忌要杀的并不是一只鸡，甚至也不仅是一头牛。他是要利用这只上蹿下跳、不知死活的鸡，牵出躲藏在暗处的一大群牛。
长孙无忌是要利用这个案子，把朝中的所有政敌一网打尽！
其实，从贞观十七年的那场夺嫡之争后，长孙无忌就一直在等这一天了。
正是因为他拥立晋王，而房遗爱却是众所周知的魏王李泰的心腹，所以长孙无忌自然就对房玄龄也产生了敌意。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房玄龄加入了魏王党，但是在后来长孙无忌拥立晋王的时候，房玄龄显然也没站在他这一边。表面上房玄龄似乎保持中立，可实际上他内心的想法和太宗初期一样，无疑都是倾向于魏王的。所以，从长孙无忌力挺晋王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经把房玄龄及其家族视为自己政治上的对立面了。
李治即位后，尽管当年的夺嫡之争已经成为如烟往事，房玄龄也早在贞观二十二年就已作古，可长孙无忌却始终没有忘记，房家的人曾经是魏王党，曾经是他政治上的反对派！因此，在永徽的头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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