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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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即位后，尽管当年的夺嫡之争已经成为如烟往事，房玄龄也早在贞观二十二年就已作古，可长孙无忌却始终没有忘记，房家的人曾经是魏王党，曾经是他政治上的反对派！因此，在永徽的头三年里，长孙无忌对房家的监控从没有一天间断过。在此期间，以房遗爱为圆心，以李唐宗室和满朝文武为半径，所有和房遗爱走得比较近的人，全都落进了长孙无忌的视线，并且一个不漏地列入了他的黑名单。

第一个被列入黑名单的人，是驸马都尉薛万彻。

薛万彻是初唐的一代名将，骁勇善战，早年追随幽州罗艺，后来成为太子李建成的忠实部下，在玄武门之变中曾率部与秦王将士力战。李世民成功夺嫡后，念在他忠于其主，且作战英勇，遂既往不咎，仍予以重用。薛万彻没有辜负太宗的期望，在贞观年间平定东突厥、平定吐谷浑、北击薛延陀、东征高句丽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中，都曾经出生入死、屡建战功。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薛万彻升任左卫将军，并娶了高祖的女儿丹阳公主，拜驸马都尉，此后历任右卫大将军、代州都督、右武卫大将军等军中要职。对于薛万彻的军事才干，太宗李世民曾经作过这样的评价：“于今名将，惟世勣、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能被天子誉为当世三大名将之一，诚可谓绝无仅有的殊荣！

然而，到了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薛万彻的辉煌人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原因是他的副将裴行方控告他在军中“仗气凌物”，并有“怨望”之语。所谓怨望之语，意思就是政治上的牢骚话。当裴行方与薛万彻就此事当廷对质的时候，据说薛万彻理屈词穷，无法辩白，随后便被朝廷“除名徙边”，也就是开除官职，流放边疆。

薛万彻也许真的是说过一些牢骚怪话，否则也不至于在对质的时候哑口无言。可如果以为他纯粹是因为这个被贬黜流放，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朝中的政治倾轧和派系斗争。因为薛万彻也是魏王党，而且与房遗爱是好友，所以长孙无忌容不下他。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六月，高宗即位，大赦天下，薛万彻遇赦回京，并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被起用为宁州（今甘肃宁县）刺史。如果薛万彻能因为这次流放的遭遇而深刻认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从此安分守己，夹着尾巴做人，他也许可以避开最后的这场灾难。

可惜没有。就在被重新起用的这一年，薛万彻因足疾回京疗养，其间便与房遗爱打得火热，并再次“有怨望语”。他愤愤不平地对房遗爱说：“今虽病足，坐置京师，鼠辈犹不敢动。”（《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所谓“鼠辈”，意指朝廷的当权派，实际上就是指长孙无忌。

闻听此言，房遗爱当年被彻底粉碎的“拥立梦”再度被激活了。他带着满脸的兴奋之情对薛万彻说：“若国家有变，当奉司徒、荆王元景为主！”（《旧唐书·薛万彻传》）

房遗爱所说的这个荆王李元景，是高祖的第六子，时任司徒，他的女儿嫁给了房遗爱的弟弟房遗则，和房家是亲家关系，双方之间的走动自然比较频繁。据说他曾经向房遗爱吹嘘，说他在梦中“手把日月”，也就是一手握住了太阳，一手握住了月亮。我们都知道，当年武士彟为了劝李渊起兵，也曾说在梦中看见高祖摆这个姿势。如今李元景居然也敢摆这么一个正宗的天子姿势，而且还向人吹嘘，这无疑成了他日后被定罪的一个铁证。

在房遗爱的小圈子中，除了薛万彻和李元景，还有一个就是驸马都尉柴令武。

柴令武是柴绍之子，娶的是太宗的女儿巴陵公主。当初柴令武和房遗爱都是魏王党的核心成员，魏王被废黜后，柴令武自然也是一肚子失意和怨气。高宗即位后，朝廷给了柴令武一个卫州（今河南卫辉市）刺史的职务，显然有把他排挤出朝廷之意。柴令武更加不爽，以公主身体不适，要留在京师就医为由拒绝赴任。

柴令武就这么赖在京师不走了，据说还长期与房遗爱“谋议相结”。可想而知，他们暗中“谋议”的内容，一方面无非是发泄对当权者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是不甘心失败，很可能确实动了拥立荆王李元景的心思。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十一月，被贬黜到均州郧乡县（今湖北郧县）的魏王李泰终于在长久的抑郁寡欢中一病而殁。消息传至长安，长孙无忌发出了数声冷笑。

他意识到，收网的时刻到了。

彻底肃清魏王党残余势力、全面铲除各种政治隐患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高阳公主状告房遗直非礼的案件又适时出现，长孙无忌心中暗喜，随即主动请缨，全力以赴地展开了对此案的调查。

从一开始，长孙无忌就根本没打算往性骚扰案的思路上走，而是准备不择手段地朝政治案的方向靠。所以他一入手，就挖出了高阳公主身上的一个政治问题——“主使掖庭令陈玄运伺宫省禨祥，步星次。”（《新唐书·诸帝公主传》）

这句话的大意是说，高阳公主曾经指使掖庭令陈玄运（内侍省的宦官），暗中窥伺宫禁中的情况和动向，并且观察星象变化。

很显然，光凭这一条，就可以给高阳公主直接扣上一个谋反的罪名。因为禁中是天子所居的重地，而天象的解释权也只能归朝廷所有，所以无论是窥伺禁中还是私窥天象，其行为都已经触犯了天子和朝廷的权威，其性质也已经属于严重的政治犯罪。

高阳公主的政治问题一曝光，案件立刻自动升级，长孙无忌顿时信心倍增——既然公主都已经涉嫌谋反了，她老公房遗爱又岂能逃得了干系？

就在长孙无忌准备拿房遗爱开刀时，房遗直又主动站了出来，对房遗爱夫妇进行了检举揭发，把他们夫妇平日里的种种不轨言行一股脑儿全给抖了出来，令长孙无忌大喜过望。

其实也怪不得房遗直会在这种关键时刻落井下石，因为高阳公主诬告他的那个罪名实在是让他没法做人，房遗直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和身家性命，当然要和房遗爱夫妇拼个鱼死网破。

揭发了房遗爱和高阳公主之后，房遗直知道房家被这两个丧门星这么一折腾，必定难以逃脱家破人亡的命运，止不住发出悲凉的长叹：“罪盈恶稔，恐累臣私门！”（《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意思是房遗爱夫妇罪孽深重、恶贯满盈，恐将累及房氏一门。

房遗爱一到案，整个案件就彻底复杂化并扩大化了。长孙无忌精神抖擞，对房遗爱软硬兼施，终于从他嘴里把薛万彻、李元景、柴令武等人一个一个撬了出来。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切当然都是由长孙无忌说了算。满朝文武当中，长孙无忌想让谁三更死，那个人就绝对活不过五更。

贪生怕死的房遗爱为了自保，不仅把他的“战友”全部出卖，而且还在长孙无忌的威胁利诱之下，张开血盆大口，一个接一个地咬住了一群无辜的人。他们是：司空、梁州都督吴王李恪，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特进、太常卿江夏王李道宗，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执失思力。

这些位尊爵显的朝廷大员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该死的房遗爱居然会咬上他们！

仿佛就是一觉醒来，这些皇亲国戚和帝国大佬就成了房遗爱的造反同谋，成了朝廷的阶下之囚，成了十恶不赦的乱臣贼子，更成了长孙无忌砧板上的鱼肉！

【一个都不饶恕！】

长孙无忌为什么会指使房遗爱咬上这些人呢？

原因很简单——长孙无忌不喜欢他们。

吴王李恪是太宗的第三子，其生母是隋炀帝杨广的女儿。史称李恪文武双全，富有才干，所以太宗李世民十分欣赏这个儿子，在十四个皇子中，李世民总是说只有李恪最像自己。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后，太宗曾一度后悔，想废掉李治，重新立李恪为太子。长孙无忌得知后，坚决表示反对。太宗颇为不悦地说：“是不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外甥，所以你才反对？”

太宗这句话说得非常尖锐，基本上是把长孙无忌的私心一下子戳穿了。可长孙无忌却面不改色，振振有词地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李治仁厚，最适合当一个守成之君；二，储君是国家根本，不能轻言废立、一换再换。

太宗想想也有道理，只好放弃李恪，继续保持现状。

李恪听说这件事后，不禁在心里把长孙无忌的十八代祖宗都问候了一遍。恨归恨，可李恪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在贞观后期，长孙无忌确实具有很强的政治能量，甚至足以左右天子的意志。

就这样，吴王李恪和长孙无忌结下了梁子。每逢李恪回京朝谒的时候，长孙无忌总能看见李恪像刀子一样的目光，从他的脸上狠狠划过。

毫无疑问，长孙无忌讨厌这种目光。

一旦有机会，他当然要让这种目光从世界上消失。

高宗李治即位后，表面上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可长孙无忌很清楚，朝野上下有一股政治戾气在悄然涌动，这股戾气既来自残余的魏王党，也来自像吴王李恪这种“名望素高，为物情所向”（《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的宗室亲王。像李恪这种人，万一哪天振臂一呼，其结果就有可能是应者云集。

所以，长孙无忌必须防患于未然。无论在公在私，他都必须把吴王李恪除掉！

除了吴王李恪，遭长孙无忌陷害的其他三个当然也都是他不喜欢的人。

不喜欢的原因各有不同。

宇文节虽然身为宰相，和长孙无忌同朝秉政，但却是房遗爱的好友，所以长孙无忌一直想把他搞掉。此外，房遗爱被捕入狱后，宇文节又本着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精神，为他多方奔走，极力营护，这无疑是主动往长孙无忌的刀口上撞。长孙无忌索性把宇文节一块抓了，扔进大牢给房遗爱作伴，让他们在狱中畅叙友情。

江夏王李道宗是高祖李渊的族侄，从十七岁起就跟随秦王李世民南征北战，灭刘武周、平窦建德、破王世充，在大唐的开国战争中“屡有殊效”，立下了汗马功劳。武德中期，李道宗负责镇守帝国的北部边境，不但屡屡击退东突厥与梁师都联军的入侵，并且“振耀武威，开拓疆界，斥地千余里”，因而“边人悦服”（《旧唐书·江夏王道宗传》），深受高祖赞赏。

贞观年间，李道宗又与李靖等人先后平定了东突厥和吐谷浑，在大唐帝国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建立了赫赫功勋。所以到了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李世民才会把他与李世勣、薛万彻放在一起，并誉为当世的三大名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战功卓著的宗室亲王和开国元勋，却同样逃脱不了无所不在的政治迫害。

在这起案件中，李道宗也许算得上是最无辜的一个。

从个人品质来看，由于他早年曾因贪赃受贿而一度下狱，遭到罢职免官和削除封邑的严厉惩罚，所以李道宗深刻汲取了教训，越到后来就越是谦恭自持。史称他“晚年颇好学，敬慕贤士，不以地势凌人”，因而深受时人称誉，“为当代所重”。此外，从政治表现来看，李道宗既不像薛万彻那样隶属于房遗爱的小圈子，也不像吴王李恪那样被视为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而且平日里既无反动言论，更无谋反形迹，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韬光养晦、淡泊自守的人物。但是即便如此，李道宗同样逃不开长孙无忌的陷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很不幸，唯一的原因仅仅是——“长孙无忌、禇遂良素与道宗不协”（《旧唐书·江夏王道宗传》）。

所谓不协，也就是双方的关系不太和谐。在当权者长孙无忌的眼中，无论是“当世名将”的金字招牌，还是“为当代所重”的社会名望，都是苍白无物、不值一文的，只要你胆敢和他不和谐，你的末日就到了。

永徽年间，长孙无忌的政治哲学基本可以概括为这么一句话——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

除了李道宗，遭长孙无忌陷害的驸马都尉执失思力也是贞观朝的一员勇将。他是东突厥人，本是颉利可汗的心腹重臣，东突厥覆灭后归降唐朝，任左骁卫大将军，娶了高祖的女儿九江公主。贞观年间，执失思力在平定吐谷浑、北伐薛延陀的战争中也曾立下战功。这个人究竟是哪里得罪了长孙无忌，史书没有记载，但估计也是和李道宗一样，与长孙无忌不太和谐，所以被一并清洗了。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二月，审理了三个多月的房遗爱谋反案终于尘埃落定。

在长孙无忌的压力下，高宗李治无奈地颁下一道诏书：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斩首；赐李元景、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自尽；将宇文节、李道宗、执失思力流放岭南；废李恪的同母弟蜀王李愔为庶人，流放巴州（今四川巴中市）；贬房遗直为春州铜陵（今广东阳春市）县尉；将薛万彻的弟弟薛万备流放交州（今越南河内市）；罢停房玄龄在宗庙中的配飨（以功臣身份配享于太宗别庙中的祭祀牌位）。

这个结果不仅令朝野极度震惊，而且大大出乎高宗李治的意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性骚扰案居然牵出了一个这么严重的政治案件，还把一帮元勋重臣和皇亲国戚一举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李治深感困惑，他不相信这些人全都参与了房遗爱的谋反，可是在长孙无忌威严的目光下，李治也只能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在长孙无忌早已拟定的诏书上缓缓地盖下天子玉玺。

诏书颁布之前，李治决定以他微弱的力量进行最后的努力，恳求长孙无忌留下其中两个人的性命：荆王李元景和吴王李恪。

面对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帮宰执重臣，年轻的天子流下了无声的泪水，他用一种哀伤而无力的声音说：“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匄”（gài），同“丐”，乞求的意思。此时此刻，早已大权旁落的李治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只有低声下气地乞求了。

然而，天子的乞求却遭遇了死一般的沉默。

长孙无忌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他不开口，其他大臣更不敢吱声。

大臣们都不说话，天子则泪流满面，现场气氛极为尴尬。许久，长孙无忌向兵部尚书崔敦礼使了一个眼色，崔敦礼随即出列，用一种中气十足的声音回应了天子的乞求。

两个字——不可。

那一刻，李治感觉自己的天子颜面荡然无存。

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长孙无忌要做的事情，整个大唐天下无人可以阻拦。

该砍头的砍头，该赐死的赐死，该贬谪的贬谪，该流放的流放……

一个都不饶恕！

行刑的那一天，薛万彻面无惧色地站在刑场上，对着那些奉旨监斩的昔日同僚大叫：“薛万彻大健儿，留为国家效死力固好，岂得坐房遗爱杀之乎？”

临刑前，薛万彻从容脱下上衣，光着膀子叫监斩官快点动手。据说刽子手慑于薛万彻的气势，手脚不停打战，以至于连砍两次都砍不断薛万彻的脖子，薛万彻厉声叱骂：“干吗不用力？”刽子手鼓足勇气砍下第三刀，薛万彻的头颅才应声落地。（《旧唐书·薛万彻传》：“遂解衣谓监刑者疾斫，执刀者斩之不殊，万彻叱之曰：‘何不加力！’三斫乃绝。”）

而吴王李恪在接到赐死的诏书后，则面朝苍天，发出一句可怕的诅咒：“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许多年以后，当长孙无忌也同样遭遇了家破人亡的命运，在偏僻荒凉的流放地黔州（今重庆彭水县）被逼自缢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耳旁会不会响起李恪的这句诅咒。

至此，这起震惊朝野的房遗爱谋反案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一个血淋淋的句号。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的春天，高宗李治看见自己像一只羸弱不堪的飞蛾，被缠在一张铺天盖地的黑网中无望地挣扎。而长孙无忌则牢牢盘踞在这张由权力、野心和阴谋编织而成的巨网中央，看上去就像一只硕大无朋的黑色蜘蛛。

李治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挣脱这张网。

第六章武则天的皇后之路

【李勣的仕途沉浮】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紧继房遗爱谋反案之后，大唐朝廷的最高决策层也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在此案之前，宰相班子的成员是：

〖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

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因避太宗讳，去掉“世”字）；

中书令柳姡В�

侍中高季辅、宇文节；

左仆射于志宁；

右仆射张行成；

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禇遂良；

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韩瑷；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济。〗

而截至永徽四年十二月，其人员构成和相应职位已经变成：

〖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

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

中书令柳姡В�

侍中崔敦礼；

左仆射于志宁；

右仆射、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禇遂良；

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韩瑷；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济。〗

从这两张名单的变化上，我们可以发现长孙无忌的权势已经达至巅峰，基本上完全掌控了朝政。因为在前一张名单中，九个宰相中起码还有四个（李勣、高季辅、宇文节、张行成）不是他的亲信；可在第二张名单中，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李勣之外，其他六个宰相都是唯长孙无忌马首是瞻的人。

变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新名单上，高季辅、宇文节、张行成这三个人消失了。其中，宇文节因房遗爱案被流放，张行成于这一年九月病逝，高季辅十二月病逝。在此，上天似乎也在刻意成全长孙无忌，凡是他看不顺眼的人，要么被迫出局，要么自己病死，真是令他满心欢畅。

其次，有一个新人赫然出现在了新名单上，他就是崔敦礼。我们都还记得，此人曾代表长孙无忌出面，强硬地拒绝了高宗赦免二王的请求。鉴于他有如此“优异”的表现，其光荣升迁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最后，在整个宰相团的人事变动中，基本上所有变化都是由长孙无忌的意志所决定的，可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变化，显然并不符合长孙无忌的利益。那就是李勣的职位变动——从原本的开府仪同三司，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

促成这一变化的人当然就是高宗李治。这点小小的变化虽然看上去毫不起眼，但是对高宗李治而言实属意义重大。

要看清这层意义，还得从李勣在贞观末年的仕途沉浮说起。

众所周知，早在高宗李治还是晋王的时候，李勣就是他的旧部。当时李治遥领并州大都督，李勣任都督府长史，由于李治并不到任，所以实际政务都是由李勣负责，可见李勣与李治的关系本来就非同一般。

就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在贞观十七年的夺嫡之争中，李勣才会成为力挺李治的三大干将之一。也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李治被册立为太子后，太宗李世民就马上任命李勣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并且对他说：“我儿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可勿怪也。”其对李勣的信任之情溢于言表。不久以后，在一次宴会上，太宗又以一种郑重其事的口吻告诉李勣：“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旧唐书·李勣传》）

这显然就是在托孤了。面对天子的信任和器重，李勣感激涕零，当场表示绝不辜负天子重托，并咬指出血，以示坚贞不渝之意。稍后李勣因醉酒睡去，太宗还脱下龙袍亲自披在李勣身上。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临终之前，特意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安排——先将李勣贬为叠州都督，然后让李治在即位之后将他擢为宰相，以示新君之恩，借此强化李勣的忠心。李治依照太宗的吩咐，在登基当月就擢升李勣为洛州（今河南洛阳市）刺史，旋即又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让他进入了宰相班子；几个月后，又正式拜李勣为尚书左仆射。

回顾李勣在贞观末年的政治际遇，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李勣自身的资历和能力而论，还是从太宗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来看，李勣都是后贞观时代当之无愧的第二号重臣。也就是说，在永徽一朝的满朝文武中，李勣既是屈指可数的托孤重臣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和长孙无忌相提并论并且相互制衡的人物。

考察太宗生前的政治安排，虽然不一定有让李勣与长孙无忌相互制衡之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以太宗之英明睿智，他或许也会料到，他身后的政局不可能永远是铁板一块。所以，物色一个像李勣这种绝对忠于李治，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制衡长孙无忌的托孤大臣，就是他所能作的最妥善的安排。

然而，出乎太宗意料的是，他在临终之前苦心孤诣布置好的这枚棋子，却在高宗即位不久就忽然选择主动出局，自行淡出了永徽朝廷的权力核心。

永徽元年十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