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文豪-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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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可谓是旗鼓相当，阵营分明。

让林子轩没想到的是在批判泰戈尔的人中还有沈燕冰。

在泰戈尔来到上海的当天。报纸上出现了一篇文章。

沈燕冰声称：“我们决定不欢迎大声歌颂东方文明，把我们的年轻人领向这个文明，使他们在沉思中寻求慰藉并受到毒害的泰戈尔……”

林子轩之所以觉得奇怪，是因为沈燕冰是商务印书馆的员工，这次邀请泰戈尔正是商务印书馆在背后操作的。

而且，沈燕冰以前也是泰戈尔的拥护者，还翻译过泰戈尔的诗作。

在小说月报发行泰戈尔专刊的时候，沈燕冰积极的参与其中。介绍了泰戈尔的生平，并没有反对泰戈尔的意思。

如果是郭沫偌这么做，林子轩不会如此惊讶。

只是现在的郭沫偌已经顾不上泰戈尔了，他的创造周刊赚不了钱，没有资金支持，不得不停刊，创造社的成员各奔东西，就此离散。

他自身更是穷困潦倒，在上海混不下去，只好返回日本。

林子轩和沈燕冰不怎么熟悉。就是惊讶一下，他和徐至摩一起赶往码头去迎接泰戈尔。

徐至摩是讲学社的代表，会全程陪同泰戈尔在中国的行程。两天前就来到了上海，和他们同行的还有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

无论中国的文化界如何争论，泰戈尔还是如期到来。

1924年3月21日，泰戈尔从印度的加尔各答乘船出发，开始了他的首次中国之行。

4月8日，泰戈尔抵达香港，孙仲山派专使带去了欢迎信。

按照行程，在4月12日，泰戈尔一行乘坐的“热田丸”号邮轮将抵达上海的汇山码头。

在码头上。已经聚集了不少欢迎的人群。

商务印书馆这边的代表是郑震铎和文学研究会的一些成员，还有学者张军劢。以及上海青年会、江苏教育会的代表，印度旅沪人士、报馆记者等上百人。

场面极为隆重。

在等待的过程中。大家互相攀谈，记者穿插其间，进行采访，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活动影戏部还用摄像机拍摄新闻纪录片。

林子轩和郑震铎的关系不错，就问了先前让他疑惑的问题。

“燕冰怎么会写那样的文章？他不是很支持泰戈尔么？”林子轩不解道。

郑震铎是泰戈尔的铁米分，写了很多欢迎泰戈尔的文章，翻译了泰戈尔飞鸟集和新月集，他和沈燕冰是好友，一定知道其中的原因。

“他呀，是身不由己。”郑震铎含糊其辞的说道。

林子轩想了想，便明白了，不再追问。

没有等待多久，一艘邮轮缓缓的驶入了上海的汇山码头。

等到邮轮停靠在码头，徐至摩和林子轩，以及社会各团体的代表和记者们登上邮轮。

泰戈尔早已站在了甲板上，身后是几位印度学者，这一次，泰戈尔还带着一个国际大学的访问团，他从印度拉到了一笔赞助费。

虽然这位印度诗人已经六十多岁，但看起来还很精神。

徐至摩和泰戈尔通过书信，赶忙上前做自我介绍，然后给中国的学者介绍。

接下来是记者们拍照的时间，邮轮上颇为混乱。

时代周刊的记者想要拍到泰戈尔和林子轩单独握手的照片，就上前说了这个要求，在这个时代，相对于中国记者的拘谨，美国记者更有自由的精神。

他没有把泰戈尔当成大人物，只是当成一个新闻对象，并不认为这个要求有什么问题。

林子轩解释了这位美国记者的来历。

泰戈尔意外的看了林子轩一眼，刚才徐至摩介绍的时候只说林子轩是中国著名的诗人，他并没有太过在意，毕竟林子轩太年轻了。

在这个年纪，应该不会是太过有名的诗人。

不过泰戈尔知道西方媒体对东方人的偏见，能够让美国杂志专程来到上海做个人专访，这个年轻人在西方社会应该很有影响力。

等一下要详细了解这位年轻人的事情。

他接受了西方记者的提议，在邮轮一处空旷的地方，和林子轩握手。

泰戈尔一身印度传统长袍，胸前挂着刚刚献给他的花环，林子轩穿着长衫，为了配合记者的拍摄，微微侧着身子，把正面留给了泰戈尔。

他们头顶是春日的暖阳，身后是蔚蓝的海水，两人的影像就这样定格在照片之中。

第二百一十一章泰戈尔在上海

下了邮轮，泰戈尔对欢迎他的人发表了一番感言：“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

而后，他就在徐至摩的陪同下乘车前往静安寺路的沧州别墅休息。

沧州别墅在上海租界算是高档的住宅公寓，这是商务印书馆的安排，泰戈尔一行人住在23号和24号房间。

林子轩没有跟上去，而是和《时代周刊》的记者离开了。

这位西方记者拿到了想要的新闻素材，准备离开上海，前往北平访问吴佩浮。

这才是他中国之行的主要任务。

在这个时代的西方人眼中，打败了张座霖的吴佩浮是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强势人物，是这个古老国家的最强者。

对于这种说法，林子轩只是笑笑，不发表意见。

你们这些西方人怎么会知道中国政局的变幻莫测，云诡波谲。

他把这位记者送上火车，随后返回家中。

他的接待任务基本上完成了，最多是明天听听泰戈尔的演讲，象征性的交流一番，再把泰戈尔送往北平，就是这么简单。

在沧州别墅内，泰戈尔一行六人安顿下来。

他这次访问中国，率领着国际大学教授、梵文学者沈莫汉，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现代孟加拉画派大画家南达拉波斯等人。

他不仅想和中国的学者进行文化上的交流，还提出了一个“亚细亚”文化的概念。

也就是亚洲文化，在这个时代亚洲被称为“亚细亚洲”或者“远东地区”。

泰戈尔认为西方文明濒临破产，只有东方文化才能拯救人类的文明，所以，印度、中国和日本三个亚洲国家应该联合起来抵抗西方文化的入侵。

他意识到了西方文化对于东方文化的破坏。

青年人崇尚西方的文化，抛弃了本国的传统，长此以往，这个国家就会被西方同化，没有自己的文化可言。

他在1918年访问美国的时候举行了一场《什么是艺术？》的演讲。

他宣称：“东方艺术的伟大与瑰丽。特别是在日本和中国，就在于那里的艺术家们看到了事物的灵魂，并且相信它。”

泰戈尔想和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的顶尖学者交流，推行他的“亚洲文化”理念。

或许因为信息闭塞的缘故。他对于中国文化界的真实现状不是太了解，不知道此刻的中国正处在提倡复制和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文化的热潮。

很多人认为只要学习了西方的一切，中国就会变得更为强大。

休息了一会，泰戈尔记起了在邮轮上和他握手的林子轩。

他经常在欧美进行访问讲学，了解西方人如何看待亚洲人。所以他对林子轩被美国记者专访很是好奇，便找徐至摩打听。

徐至摩作为诗人，见到泰戈尔后一直很激动，就像是后世的小粉丝见到天皇巨星一样。

对于泰戈尔的询问，他自然是知无不言。

他还把林子轩的几篇诗歌用英文朗诵了出来，不得不说，英文版本的诗歌缺少了东方语言的神韵，听起来并不怎么样。

泰戈尔在意的是林子轩写了在美国畅销的小说。

只可惜写的都是以美国为背景的故事，并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学，但这也说明了林子轩对于西方社会的了解。

而且。林子轩在中国文化界的地位不低，或许会理解他的主张。

他觉得可以和那位年轻人好好谈一谈。

下午五点钟，泰戈尔在徐至摩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位于上海西南的龙华赏花。

那里有龙华寺、龙华塔等名胜，附近农家多种植桃花，风景绝佳。

第二天下午，泰戈尔先到闸北一家寺院出席印度人为他举办的欢迎会。

随后，由上海自治学院、讲学社、中国公学、文学研究会等四个团体发起，在公共租界的慕尔鸣路37号张军劢的住所举行欢迎泰戈尔的茶话会。

这次活动安排在室外举行。

在张宅的草坪上，正中央安置了一张红绒沙发。这是泰戈尔的位置，其他来宾坐在前排的凳子上，因为又来了不少学生，没有足够的位置。只得坐在草地上。

泰戈尔进行了来到上海后的第一次演讲。

晚上的时候，徐至摩把林子轩带到了沧州别墅，和泰戈尔进行了半个小时的交谈。

泰戈尔在交谈中推销自己的主张，谈了他对于东方文化的看法，认为只有复兴东方文化，像是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古国才有出路。一味的模仿西方社会不会成功。

林子轩欢迎泰戈尔的到来。

只是他很想告诉这位印度诗人在目前中国这种大环境下，这种主张注定会遭到冷遇。

就算是梁启朝和徐至摩也只是借助泰戈尔为自己造势，而不是真的就相信他的主张。

两人的交谈不是很顺利。

林子轩重视东方的传统文化，却不愿意为泰戈尔的主张摇旗呐喊。

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一个较为扭曲的观点是宣传传统文化就是开历史倒车，会受到批判。

如果林子轩不遗余力的鼓吹泰戈尔的东方文化复兴，肯定会吸引批评者的火力，泰戈尔可以回到印度去，他还要留在中国继续生活。

“又一个信奉西方思想的青年。”林子轩走后，泰戈尔颇为失望的说道。

接下来，徐至摩带着泰戈尔前往杭州游览西湖美景。

从杭州回到上海后，4月18日下午，商务印书馆、《申报》等机构，以及印度、西方人士共1200余人，借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会议室，为泰戈尔举行盛大的欢迎会。

泰戈尔身着黑色长袍，戴着红帽，走了出来进行演说。

他演说的内容不是诗歌，而是《东方文明的危机》。

他为上海的工业文明和城市化担忧，他认为，在上海，由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引入，已经看不到丝毫的中国文化精神。

演讲结束，众人在北京路功德林素菜馆设宴，宴请泰戈尔。

功德林素菜馆是上海最大的一家素菜馆，很多社会名流迎来送往都会选在功德林。

宴后有代表为泰戈尔演唱了京剧，弹奏了古琴。

忙碌了一天，半夜十二点，泰戈尔结束了他的第一次上海之行，前往上海招商局码头，踏上了北上之路。

第一百一十二章中国容不下的泰戈尔

林子轩同样出现在前往南京的轮船上，他是被徐至摩劝说而来的。

从泰戈尔在上海开始演讲和活动，以陈独绣为代表的一批人就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甚至是人身攻击。

4月18日，陈独绣发表了《泰戈尔和东方文化》的文章。

因为泰戈尔提出的亚细亚文化复兴的理念，陈独绣指出，泰戈尔“乃是一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

泰戈尔现在大力提倡复活东洋思想、亚洲文化，无非是要开历史倒车，把中国倒退到孔子的时代去。

他厉声批判道：“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呵！”

这便是著名的“人妖”事件。

陈独绣在青年人中的影响力很大。

他虽然在新文学领域建树不多，却是和胡拾一起成为了新文化的启蒙者，提出了学习西方民主和科学的观点。

他同样是新文化的领袖之一，在中国的思想界颇有声望，在青年人中的号召力不比胡拾和鲁讯差，他的观点很容易影响到青年人对泰戈尔的态度。

陈独绣连番的激烈批评给以梁启朝为首的讲学社极大的压力，此时胡拾和鲁讯保持着沉默，没有公开发表意见。

中国文化界处在一个非常诡异的状态。

以徐至摩如今在文坛的地位还无法和陈独绣这种老资格争锋，所以他才拉着林子轩坐镇。

他知道林子轩和泰戈尔没有谈拢，在某些主张上有分歧，他不需要林子轩发表支持泰戈尔的言论，只要表达出不反对泰戈尔的态度就行了。

而且，这是一个林子轩前往北平和北方文坛的作家见面的好时机。

林子轩和泰戈尔的交谈不算愉快，这是双方理念的不同，他并不否认泰戈尔在文学上的成就，毕竟泰戈尔代表着印度的文化。

他也需要到北方一趟，和南京的赛珍珠。以及北平的鲁讯进行面谈。

目的是为了在美国出版新文学丛书的事情。

他准备把《边城》交给赛珍珠翻译，要和赛珍珠交流一下《边城》这部小说的背景和创作思想，这样翻译者才不会搞错作者想要表达的内涵。

当然，对于《边城》的理解他是从后世的资料中查到的。

林子轩曾经写信询问了鲁讯的意见。《呐喊》这部小说集是鲁讯自己找人翻译，还是一起交给赛珍珠翻译。

鲁讯对于一位美国女人能不能明白他小说中所要表达的意思表示疑虑，就算这个美国女人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也不能说她就了解中国文化。

他以为还是找一位中国人翻译为好，毕竟中国人更懂的中国文化。

这一点林子轩并不强求。他只需要和鲁讯找来的翻译者沟通好时间即可。

还有郁达浮的《沉沦》，不用林子轩操心。

此时郁达浮在北大教书，比较清闲，他精通五国语言，自己就能翻译自己的小说。

至于冰欣，正在美国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女子学院学习英国文学，这所学校也是宋氏三姐妹就读过的学校，是一所基督教会创办的学校。

她给林子轩的回信也是自己翻译《超人》这部小说集。

对于中国的新文学来说，这是一件不算小的事情，目前也只有林子轩在国外稍有名气。想要让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学，就要拿出高水平的作品来。

当然，其中牵扯到版税和翻译费用的问题，毕竟文学家也要生活。

林子轩了解美国出版社利益至上的原则，就算是他也得不到多少优待，何况中国其他的作家，只能尽量争取，实在不行，由万象书局来进行补贴好了。

这就是赔本赚吆喝。

在这方面他需要和鲁讯等人面对面的交代清楚，签好合同。别搞到最后这些人还以为林子轩从中赚了多少钱，克扣了他们的版税，那就没意思了。

这个社会不是没有那样的人，有时候好心反而遭到责难。

于是。林子轩便和徐至摩一起北上，第一站就是南京。

他知道自己有点给泰戈尔站台的意思，和后世明星开演唱会请其他明星助威一样，不过他这点担当还是有的，至少不能失礼。

4月20日，泰戈尔到了南京。

南京原本只是泰戈尔路过的城市。不过南京国立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闻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极力邀请泰戈尔到东南大学演讲。

郭秉闻和南京文化界的人士在码头迎接，然后乘车前往东南大学。

他们先是陪着泰戈尔在明孝陵和莫愁湖等景点游览，随后在东南大学的梅庵吃饭。

在他们吃饭的时候，门前窗外就挤满了慕名前来的男女学生。

泰戈尔吃完饭后，先独自缓步走到一座孤亭上默坐了半个小时左右，才缓步踏下亭阶，走到树荫花丛旁，同大学生们用英文亲切交流。

林子轩并没有全程陪同，他到了金陵大学和赛珍珠谈事情。

赛珍珠对于《麦田里的守望者》能在美国畅销非常惊讶，她接到了不少美国读者的来信，很多美国读者和评论家都认为这是林子轩和赛珍珠共同创作的小说。

或者，他们愿意相信这种说法。

对此，赛珍珠表示抱歉，林子轩倒没有什么，翻译也算是一种创作，只要这本小说的版权属于他就行了。

他把小说《边城》和两本话剧剧本交给赛珍珠翻译。

可以预见，这些小说在美国的销量不会太好，所以他给了赛珍珠较高的翻译稿酬，而没有版税分成。

对于金钱上面，林子轩一向是比较大方，前提是大家合作愉快。

下午3点钟，身穿印度民族服装的泰戈尔出现在东南大学的体育馆。

体育馆里聚集了中外人士六七千人，有些校外的农民、工人也来了。

虽然这些人多半听不懂英文，但还是蜂拥而至，只为了一睹传说中大诗人的风采。

校长郭秉闻向大家作了介绍，给予泰戈尔高度赞誉，并强调说，“泰戈尔所发表的学说，足以阐扬东方文化精神，并于沟通中印及世界文化历程有伟大之贡献”。

泰戈尔在讲坛上说了将近一个小时，说到激动之处，他紧握右手，放在胸前。

他讲的内容和在上海差不多，主题就是宣扬东方文化，提倡亚洲文化的复兴。

然而，在演说进入尾声的时候，有一些青年进来散发传单，内容是严厉批评泰戈尔的，甚至声称要将泰戈尔赶紧送回国去。

第一百一十三章两位诺奖获得者在中国的不同遭遇

林子轩和赛珍珠就在人群中，周围还有不少在南京的西方人和西方记者。

进来的中国青年一边发传单，一边用中文高喊：中国不欢迎泰戈尔，你还是回去吧。

他们很激动，以为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只要赶走了泰戈尔，中国就不会受到东方传统文化的毒害，就能够像西方国家一样强大起来，一切都是泰戈尔的错。

所以，就算是被人阻拦，他们仍然要大声呼喊，因为他们代表着正义。

林子轩不由得想起了一年前爱因斯坦在上海的情形，上海的青年学生对爱因斯坦推崇备至，把爱因斯坦当成导师和上帝。

他们以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爱因斯坦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

但爱因斯坦根本不愿意和他们谈论科学的话题，因为爱因斯坦认为中国人听不懂他的理论，他甚至没有在中国讲学的兴趣。

泰戈尔专门来到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宣传他的思想，却遭到了中国青年的驱赶。

两位同样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中国竟有着截然不同的待遇。

西方科学和东方文化到底哪个才能救中国？

来自后世的林子轩自然认为科学重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想要强大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

然而，传统文化也不能丢弃，这是中华文明的根基。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发展好中国，这在后世已经被证明了。

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一些学者太推崇西方社会了，反而对自己的文化大加批判。他们批判孔子，批判旧文化，以为摆脱了旧文化，中国就能迎来新生。

殊不知，抛弃了自身文明的根基，中华文明就不复存在了。

林子轩赞同泰戈尔重视东方传统文化的理念。但同时反对泰戈尔对于西方文化的批判和拒绝，他的观点是“拿来主义”。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要进行严格的筛选，精华要继承，糟粕要抛弃。

这才是正确的道路，而不应该全盘的批判和接受，只有适合中国的才是最好的。

只是，这种观点在民国时期应和者不多，无论是陈独绣还是胡拾都推崇西方文化。胡拾要看的更远些，所以他在整理国故，为新文学寻找思想基础。

陈独绣写信给胡拾，要他一起来批判泰戈尔，胡拾没有答应。

在东南大学体育馆的现场，泰戈尔的演讲匆匆结束，中国学者大都知道国内文化界和思想界正在进行的争论，西方人则有些茫然。

西方社会在这个时期很推崇泰戈尔。

他们认为泰戈尔的泛神论为浮躁的西方社会带来了信仰和希望。特别是一些象征主义诗人，对泰戈尔更是推崇有加。

诗人叶芝曾说：“每天读一句泰戈尔的诗。让我忘记人世间所有的苦痛。”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社会逐渐淡化了泰戈尔，不过即便是在后世，泰戈尔在西方仍旧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赛珍珠是个中国通，林子轩不用和她解释泰戈尔为什么受到这种待遇。

她还是为泰戈尔叹息。以为如此伟大的诗人不应该被抵制。

在西方有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中国可以接受那么多的西方思想，却容不下一个印度人的观点。

林子轩甚至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说法，有人认为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已经“亡国”了，泰戈尔作为一个“亡国”之人没有资格来拯救中国。

中国还没有亡国，所以比印度强大，不需要一个印度人来中国说教，学习印度只能导致亡国，所以我们应该学习西方世界。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种说法还很有市场。

这就是推崇强者，轻视弱者。

此时的泰戈尔已经察觉到了中国社会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他没有在南京停留，在4月22日前往济南，在济南省议会发表演说。

4月23日，泰戈尔从济南赶往北平。

徐至摩对泰戈尔的遭遇极为气愤，连夜写文章批驳那些驱赶泰戈尔的人，言辞颇为激烈。

他恳求林子轩也写篇文章，对这种无礼的行为说些什么。

林子轩想了想，便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的礼仪在哪里？》。

他较为客观的写了泰戈尔在东南大学的遭遇。

认为中国的文化界没有必要这么急着驱赶泰戈尔，中国不会因为泰戈尔的到来而灭亡，也不会因为赶走泰戈尔就能强大起来。

中国的文化界要具有包容的心态，偌大的中国容不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