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文豪-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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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界要具有包容的心态，偌大的中国容不下一个泰戈尔，只能说明中国文化界的狭隘，一个自称的礼仪之邦，却要赶走来访的客人。

泰戈尔没有带着枪炮，而是进行文化交流，你们担心什么？

对于泰戈尔的主张，林子轩说出了自己的观点，适合中国的要进行学习，不适合中国的就抛弃掉好了。

可你要是连听都不听，就急忙的赶人，这不是作为地主的态度。

只能说明自己没有礼貌，不懂的待客之道，中国的礼仪在哪里？君子之风在哪里？

这篇文章由徐至摩投给了北平《晨报》的副刊。

这是新文学三位旗手第一次公开发表对于泰戈尔来访的意见，胡拾和鲁讯依旧保持沉默。

这时候，泰戈尔已经来到了北平。

在北平，泰戈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包括以梁启朝、蔡元赔和胡拾为代表的北平文化界到车站迎接泰戈尔。

泰戈尔将在讲学社和商务印书馆的安排下进行演讲。

林子轩没有参与其中，来到北平，在安顿下来后，他首要的是去拜访周氏兄弟。

当初，他的诗歌是周作仁推荐发表的，鲁讯进行了点评，这都是人情，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登门拜访是应该做的事情。

唯一让林子轩为难的是这两兄弟已经闹翻了，住在不同的地方，否则可以一起拜访了。

按照关系的远近，他先去拜访了周作仁。

与此同时，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在得到保泰派欢迎的同时，也遭到了批泰派的驳斥。

第一百一十四章一步走错；便是一生

周作仁住在北平八道湾胡同11号，这是鲁讯在1919年出资购买的院子。

整座院落是大宅门格局，邻街是一溜院墙，进门楼见影壁，前后两进，九间瓦房，宅内分正院、后院和西跨院。

当时的价钱是三千五百块大洋，在北平算是豪宅了。

按照后世北京的房价，这绝对是白捡的白菜价。

鲁讯1909年回国参加工作，1912年到教育部任职。

他在教育部的职务是佥事，月薪有300块大洋，他还给报纸写文章获得稿酬。

这套四合院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由此可见，公务员在任何时代都是让人羡慕的职业。

而且，他把绍兴老家的一套老房子卖掉，得到了1600块大洋的房款。

在北平有了房子，他请假回到绍兴，把母亲和第一任妻子朱按，弟弟周建仁接到了北平。

这时周作仁也带着一家人从日本回来，三兄弟便住在了一起，成为了一个大家庭。

然而，好景不长，三年后，两兄弟闹翻。

鲁讯和朱按搬出了八道湾，迁居西四塔胡同61号居住，周作仁和周母留在了八道湾。

于是，后世就有人猜测周作仁是为了霸占八道湾胡同的宅子才和鲁讯闹翻的，提出这种说法的不是别人，正是鲁讯的儿子周海英。

周海英在《鲁讯与我七十年》这本书中写了周家兄弟在八道湾生活的内幕。

在周海英的讲述中，主角是一个叫做羽太信子的女人，她是周作仁的妻子，掌管着八道湾的经济大权，花钱如流水，挥霍无度。

而且，这个日本女人残酷无情，诡计多端，先是赶走了老三周建仁，又用计谋挑拨鲁讯和周作仁反目成仇。最终达到了自己独霸房产的目的。

甚至连周母都不愿意在八道湾这种残酷的环境下生活下去，而是搬去和鲁讯一起生活。

整个过程更像是一篇宫斗小说。

然而，周海英是1929年出生的，他从来没有在八道湾生活过。鲁讯过世的时候他才七岁，这些所谓的内幕不过是道听途说和自己的猜测罢了。

至于是谁告诉他的就不得而知了。

先说周建仁，他是鲁讯的三弟，娶得妻子是羽太信子的妹妹。

在1921年，周建仁到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妇女杂志》的助理编辑。

并从事著译工作。在《东方杂志》、《妇女杂志》、《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妇女解放，普及科学知识。

此人在上海的时候还和一名女学生同居了。

这似乎和被羽太信子赶走的关系不大。

而鲁讯和周作仁的绝交恐怕不是因为经济原因那么简单。

八道湾的宅子是鲁讯用卖掉老家房子的房款加上自己的积蓄来购置的，所以算是他们一家人的公产，只是名义上属于鲁讯。

当时签订了一份契约。

内容是八道湾的产业，分拆为四份：三兄弟各占一份，周母占一份，这一份作为供周母养老送终的费用。

周海英控诉周作仁的是在鲁讯过世后，周作仁把八道湾宅子的户头从鲁讯改成了周作仁，并且有段时间没有担负起周母的抚养费。

周作仁每个月给周母的生活费是50块。周海英认为以周作仁的收入来说太少了。

这和后世一家人争房产闹的不可开交的事情何其相似，只是因为发生在周氏兄弟这种名人家中才显得格外的引人关注。

林子轩对周氏兄弟的家事兴趣不大，只是以旁观者的角度看看热闹罢了。

1924年4月25日，他来到八道湾11号。

周作仁穿着日本和服出来迎接，和他一起的还有《晨报副刊》的主编孙福园。

孙福园1921年北大毕业后一直主持《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人称“副刊大王”。

在主持晨报副刊时，鲁讯的《阿Q正传》即在该报首次连载。

还发表冰心的《寄小读者》、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等许多后来被熟知的作品，并大量介绍西方文化科学著作及译者。

可以说，《晨报副刊》实际成为新文化的一处宣传阵地。

他和周氏兄弟的关系都不错，对鲁讯尤为敬重。把鲁讯当成自己的导师。

当然，他后来和鲁讯决裂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林子轩的那篇《中国的礼仪在哪里？》就是孙福园刊发的，作为对陈独绣等人的反击。

文学研究会的大部分成员赞成泰戈尔访华。中国不少新文学作家都受到泰戈尔诗歌的影响，不少青年人也欢迎泰戈尔的到来，只有受到陈独绣影响的青年才会反对泰戈尔。

所以，北平的很多文学刊物都不会刊登陈独绣等人的文章。

陈独绣的文章大多刊载在上海的报刊上，而且是非文学的报刊。

泰戈尔到中国访问算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既是媒体追逐的中心。也是文坛议论的焦点，周作仁和孙伏园也在谈论这件事。

他们赞成林子轩在文章中的说法。

泰戈尔不是洪水猛兽，也没有拿着洋枪利炮，只是讲几句东方文化，批判西方文化，难道就能导致中国亡国么？

那些人太小题大做了，把中国文化界内部科学和玄学的争论强加在泰戈尔的头上，是对泰戈尔的误读。

然而，自从泰戈尔来到北平，陈独绣加大了批判泰戈尔的力度。

他在《泰戈尔与金钱主义》一文中又借“北京有人说他”的话，上纲上线批判泰戈尔“是一个政客，不是诗人”。

“泰戈尔的和平运动，只是劝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样向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地忍耐、服从、牺牲，简直是为帝国主义做说客。”

其实，泰戈尔一直致力于印度的独立，并为此做出极大的贡献，他是一个爱国者。

不能因为泰戈尔在西方社会受到推崇，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就非要说泰戈尔被西方收买成为了“帝国主义的说客”。

这么说显然有失公允。

在谈论中，林子轩注意到周作仁家中明显的日式风格，或许家中的女主人是日本人的缘故，周作仁似乎更为习惯日本的生活方式，他在日本生活了五年时间。

他穿着和服，坐在地板上，喝着茶，声音不高，说着北平文坛的故事，一派名士风范。

这一年，周作仁三十九岁。

谁也不曾想到，二十年后，他会被当成文化汉奸关押坐牢，被判10年有期徒刑。

人生的起伏转折大抵如此，一步走错，便是一生抹不去的污点。

第一百一十五章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1924年4月27日，林子轩前去拜访鲁讯。

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这天是周日，鲁讯在教育部任职，每周只有一天休息。

这种七天休息一天的制度是从西方传入的，在中国古代官员一般十天休息一天。

1882年，福州船政学堂实行星期天放假，目的是为了照顾洋教习的生活习惯。

1906年，清政府中央各部已相继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度，到了1911年，七天一休已经成为了政府部门的惯例。

林子轩给鲁讯带了一点上海特产，不值什么钱，主要是个心意。

他本来想把自己写的书送给鲁讯的，后来想想，还是算了。

一来有显摆的嫌疑，二来这些书是他抄的，没必要拿到真正的文学家面前，在西方社会刷刷存在感就足够了。

鲁讯是浙江绍兴人，说起来大家都是南方人，在生活习惯上差别不大。

说实话，或许是因为后世的影响，在林子轩心目中鲁讯就是那种逮谁骂谁的斗士形象，前来拜访的时候他心里颇为忐忑。

在民国时期的文坛，没被鲁讯骂过的文人屈指可数。

郭沫偌说过一句话：“当然，鲁讯除了自己，什么人不骂。”

鲁讯和胡拾不同，胡拾给人的感觉是较为谦和的人，就算对你有意见，也会放在心里，只有极为气愤的时候才会出言指责，而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此时鲁讯已经四十三岁了，和后世照片上的形象基本吻合。

林子轩是以学生的身份前来拜访，在后世他学过鲁讯的文章，说是学生并不为过。这也是基本的礼仪。

鲁讯在书房和林子轩聊了将近一个小时，大多数话题都是围绕新文学展开。

他对上海文坛的现状较为感兴趣，批评了一下鸳鸯蝴蝶派的旧文学。希望林子轩能多写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文学作品。

他对胡拾提倡的“整理国故”持有保留意见。

最后才谈论起这次新文学丛书的事情，鲁讯显得有些顾虑。

他觉得新文学才刚刚发展。不很成熟，现在就拿到国外给人看，恐怕是不能起到很好的介绍中国的作用。

“你懂得西方文学，都是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新文学才几年的时间，在内容和形式上还在摸索，稚嫩的很，贸然拿出去。反而给人看轻。”鲁讯如此说道。

林子轩则认为文化交流是相互的。

在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同时，也要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学无疑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可以让西方社会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两人没有谈论泰戈尔的事情，回避了这个在北平被人议论的热点话题。

因为在这一天，泰戈尔在傅义的英文老师英国人庄时敦的引荐下去了故宫，和清王朝废帝傅义见面，并游览了御花园。

这无疑给陈独绣找到了攻击的新理由。

他在一篇《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的文章中说泰戈尔到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只是和清帝溥义、法源寺的和尚、佛界女青年及梅兰方这类人周旋了一阵……

“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还说“泰戈尔在北京乱吠了一阵，其实他那伟大的东方精神。比起北京社会还是小巫见大巫……”

其实，林子轩也想进故宫看一看，抱着好奇的心态了解一下皇帝是怎么生活的。

在后世。故宫是北京游客最多的地方，和八达岭长城有得一拼，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对于皇宫生活的好奇心。

但林子轩没有去。

前一年，胡拾进宫和傅义谈了半个小时，出来后被那些进步人士骂了半年的时间，成为了胡拾的一个污点，他可不想步胡拾的后尘。

下午的时候，鲁讯找来了为小说集《呐喊》翻译的人，这位翻译者叫做林羽堂。

林羽堂是福建人。1919年秋到美国哈佛大学读文学系。

读了一年，助学金被停发了。他只好前往法国打工，后来到了德国。先在耶拿大学攻读。

1922年通过转学分的方式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

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

鲁讯同样在女师大兼职教书，和林羽堂是学校的同事，他知道林羽堂精通英文，便向林子轩介绍了林羽堂。

有意思的是林羽堂也是攻击泰戈尔的人之一。

他曾说过：“我觉得泰戈尔于我的精神生活毫无关系，不曾觉得他有什么意味，他带给我何等的冲动。”

他还认定，泰戈尔大谈不痛不痒的精神生活，“是一种对于亡国环境的反应”。

林子轩对林羽堂没有成见，反正是鲁讯的介绍，谁翻译都可以，便和林羽堂说起翻译费用的问题。

在这个时代，版权方面的法律并不完善，大家都是进行协商，然后按照合同办事。

对于翻译者的费用，一般来说分为两种。

一种是翻译者拿稿酬，一次性付清，或者说出版社买断了翻译者的版税。

另一种是翻译者拿版税，按照书籍的销量算钱，这个付款的时间比较长，如果书籍卖不出去，那翻译者就没有收入可言。

林子轩觉得这一次书籍在国外的销量不会好，才给了赛珍珠一笔高额的翻译稿酬。

在这次推介新文学丛书的过程中，林子轩只能算是中间商，他还要和外国的出版社谈判，来确定最终的版税分配。

林羽堂在西方生活过几年，读的是文学，对西方的《版权法》有所了解。

他不接受一次性付清的稿酬，而是选择版税。

并且觉得应该由他自己和国外的出版社来谈版税，意思是不相信林子轩，以为林子轩和国外的出版社有勾结。

林子轩对此颇为无语，他宁愿付一笔高额的翻译稿酬，也不愿意搞出这么多的事情。

虽然两人都姓林，但他对林羽堂的感觉不怎么好。

这一次会面谈的不太顺利。

他不能指责林羽堂的要求，这毕竟是正当要求，问题是国外的出版社愿不愿意和你谈。

林子轩不想让林羽堂和国外的出版社接触，越发被林羽堂认定其中有猫腻，并暗示鲁讯这人不靠谱。

加上鲁讯对于出版的顾虑，这件事暂时就搁置了。

林子轩记得最终鲁讯和林羽堂同样决裂了，并且到了在公共场合互相对骂的程度。

在鲁讯去世前，曾留下一段话，很能说明鲁讯的性格。

“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第二百一十六章在北平的是是非非

对于不能向国外介绍鲁讯的小说，林子轩颇为遗憾。≯≤∈

鲁讯的小说毕竟是新文学的代表，在对“国民性”的批判上独具一格，但世上的事情总不能事事如意，林子轩不是上帝。

何况，鲁讯的小说以后总会有人翻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而且，林子轩觉得鲁讯对他的态度非常微妙，将来或许他也是鲁讯骂人黑名单上的常客。

就算没有林羽堂从中阻挠，这次的合作也不会顺利，是他太过一厢情愿了，低估了这个时代文人之间的立场问题。

在鲁讯的心目中，想必早已把他划分到了胡拾和徐至摩那一拨人的阵营之中。

以鲁讯的性格，没有当面指责他算是给他留面子了。

想明白了这些，林子轩自嘲的笑了笑，在这个时代，立场和站队很重要。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虽然没有了小说集《呐喊》，林子轩还是要争取把这套新文学丛书出版行。

郁达浮对林子轩愿意为他向西方推介自己的小说很是惊讶，毕竟创造社和林子轩有着不小的矛盾，他也曾在文章中指桑骂槐的讽刺过林子轩。

他说林子轩依仗着被西方人吹捧出来的名气，到国内就混成了“伟大”的文学家。

这么说其实是为了郭沫偌出气，也是为创造社鸣不平。

当初，郭沫偌的《女神》出版，这是创造社打响名头的第一炮，效果也很好，但因为新诗奠基人之争，导致创造社被各方打压，从而成就了林子轩。

创造社的成员认为若是没有林子轩，创造社一定会异军突起，成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而不是落到如此落魄的地步。

所以。他们总是在文章中对林子轩冷嘲热讽。

林子轩没什么回应，但林子轩手下的平禁亚等人对创造社可不怎么客气，狠狠的反击过去，这只是创造社起的无数论战中的一场而已。

他们一贯是以攻击名人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林子轩以为《沉沦》这部小说集是新文学的第一部白话小说集。反映了这个时代中国青年痛苦和迷惘的思想，很具有代表性。

他是从文学角度来选择作品，并不包括个人恩怨。

郁达浮为人很痛快，对于版税的要求不高，双方很快签订了合同。

两人在北京大学里闲聊了一阵。觉竟然有着不少的共同话题，他们进行了坦诚的交流。

郁达浮是一个较为率性的人，说难听点是自以为是，说好听点是没什么心机，有什么说什么，憎恶分明，带着书生意气。

林子轩的个性也不虚伪，是那种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恩怨分明的人。

过去因为双方没什么来往交流。不怎么了解，此刻闲聊起来才觉得颇为投机。

郁达浮解释了过去的误会，其实也不算是误会，就是一场文坛上的论战而已，他倒是想化解林子轩和郭沫偌之间的矛盾。

林子轩笑了笑，恐怕郭沫偌对他的成见很深，不容易化解。

果不其然，两人分开后，郁达浮当夜便给远在日本的郭沫偌写了封信，讲述了和林子轩的见面。并说林子轩为人不错，早年的恩怨就让它过去吧。

郭沫偌回信说，他们和林子轩是两个世界的人，他绝不接受资本家的怜悯和施舍。

他这话就有讽刺的意味了。以为林子轩为郁达浮在国外出版小说，所以郁达浮才为林子轩说好话，是接受了林子轩的好处。

回到日本后，为了生计，郭沫偌开始翻译日本作家河尚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并系统的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林子轩还去见了在北平的张痕水。这可是万象书局重点培养的作家，他一直催促张痕水写作长篇小说，为此两人不时有书信往来。

在三月份，张痕水终于决定写长篇小说了，叫做《春明外史》。

不过这篇小说会同时在上海的《通俗小说日报》和北平的《世界晚报》的副刊上连载，因为张痕水就在《世界晚报》做编辑。

《世界晚报》是成社我在1924年创办的一家小报，张痕水和他关系不错。

当初，张痕水刚来北平，结识了《益世报》的编辑成社我，经由成社舍的推荐，张痕水成为了《益世报》的助理编辑。

在北平的这几年他一直和成社我一起工作，可以说是知交。

成社我是一个很有进取心的人，他创办的《世界晚报》立场公正不阿、言论公正，加上消息灵通正确，不畏强权暴力，完全做到民众喉舌的功能，深受欢迎。

当然，他的吝啬也是极为出名。

以张痕水的《春明外史》为例，林子轩开出的价格是千字六元，而在《世界晚报》上连载只有千字三元。

林子轩想要劝说张痕水专职写作，薪酬不用担心，却被张痕水婉拒了。

《世界晚报》刚刚打开销路，他是一个讲究的人，在他困难的时候成社我帮助过他，他不能就此离去，这就是做人。

林子轩也希望和这样的人合作，知恩图报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在北平，林子轩虽然不如泰戈尔那样忙碌，但也有很多的安排。

他和新月社的成员会面，谈论了一番诗歌，在徐至摩的引荐下，和梁启朝见了一面。

林子轩的旧学功底一般，和梁启朝没什么好谈的，就是听了一番教训。

在胡拾的引荐下，他和蔡元赔聊了聊《红楼梦》，在现在的红学界，也就是以他们三人的成就最高，只是后来林子轩不怎么谈论《红楼梦》了。

三人虽然持有不同的观点，却没有怎么争辩，只是进行学术上的探讨。

就像是开了一个小型的有关《红楼梦》的学术会议，与会的还有王国唯和俞平波等北大的红学研究家，可谓是大师云集。

在这些大师面前，林子轩极为低调和谦逊。

好在他曾经为了讲课好好的研究了《红楼梦》，并没有出现纰漏，一些后世的观点较为新颖，能给红学研究打开思路。

此时蔡元赔因为反对北洋军阀的暴行而愤然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不过没有得到批准，所以他名义上还是北京大学的校长。

在蔡元赔的邀请下，林子轩要在北京大学做一次演讲。

第二百一十七章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林子轩自从来到北平这个新文学的发源地，接触到了北平文坛的各类人，感触颇深。

和上海不同，这里的文化冲突更为激烈。

有坚持传统文化的保守派，有鼓吹全盘西化的激进派，有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派。

他们每一个都认为自己才是对的，自己的主张才能救中国，互相攻击和论战。

19年2月，张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了“人生观”的演讲，从而掀起了一场科学和玄学的大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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