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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五十年经典文库-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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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到了，但是钟家庆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诺言。就在他圆满完成国际交流任务，即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之际，四月十二日凌晨，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年仅四十九岁！
又一个英杰倒下了，与张广厚之死相距不到三个月！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在中科院系统的中年知识分子中，从张广厚算起，钟家庆已是第七个死者！
张广厚死了，钟家庆死了，一些有成就的中年知识分子接二连三地相继离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张广厚早在大学时期就曾在家书中说过：“为了向科学进军，我甚至想抱独身主义。我愿自己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取，使我在年老的时候，能够说我为国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心灵上不受责备。”而他却不知道，他和他同命运的人根本没有晚年！
也许他们在冥冥之中还在“自责”吧？这些死不瞑目的中年人！
其实，他们也应该瞑目了，他们已经为国尽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和血！生命虽然短暂，但他们在生前总算已经被伯乐问津，比起那些默默无闻、困顿乏死的千里马，还算是幸运的！
学者的品格和屈原的诗篇；“伯乐葬马”的悲剧和“马找伯乐”的怪事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北京。
清晨七时许，颐和园南边不远的郊区公路上，横躺着一个停止了呼吸的男人，大约五十岁左右，中等身材，穿一件浅咖啡色风衣和一身半旧的蓝涤卡军便服。面庞清瘦、苍白；头发乌黑，但稀薄，呈常见的偏分状；他的身旁歪倒着一辆旧自行车。
几位过路的人发现了他，惊骇万状。他们不知道他是谁，是自杀还是他杀？现场没有搏斗的痕迹，他身上也没有伤痕或者服毒自杀的征候。路人不知所措：是该报案呢还是该怎么办？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不能断定这个人是否确已死亡，根据体温猜测他躺在这里的时间不久，得赶快送医院，争取救活他。他们拦住了一辆部队离休老干部的车，把他抬上去，火速开往离此地不远的空军学院医院。
没有救了！这个人已经双侧瞳孔放大，对光反应消失，心电图呈毫无波纹的直线……完了！
根据从死者身上找到的证件，他是北京农业大学的教师谢以铨，现年五十三岁。
十万火急的电话打到农大，并且报告了就近派出所。
民警赶来了。
农大的领导赶来了。八旬高龄的周明牂教授也赶来了。见到突然作古的谢以铨，他们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前天深夜，周教授和他的老学生、老助手、老搭档谢以铨刚刚分手，才隔了一天，怎么就……怎么就……
他们是忘年之交。他是昆虫学专家周明牂的最优秀的学生。他们结识的一九五二年，那一年，谢以铨只身远离家乡扬州来到京城，就读于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在周明牂门下登堂入室。那时候，他那单薄清秀的身架上似乎还带着瘦西湖的柳岸柔风，老师和同学们都有些奇怪，觉得这个“秀才”来学农业好像并非出于自愿。他笑笑，以浓重的乡音说，他爱这一行。是的，他爱家乡那碧绿的山水，爱扬州城外那葱翠的田野，爱雨露滋下盛开的灿烂花朵，爱祖国沃土中萌发的绿色生命。不久，他这种强烈的情感就在寒窗苦读中充分显露出来，周明牂爱这个聪颖而勤奋的学生犹如自己的儿子。频繁的接触中，他还发现，谢以铨做学问专而博，他是个开朗快活的小伙子，生活中有广泛的乐趣，他爱摄影，集邮、集火花、爱搜罗工艺品，还有良好的烹饪技艺。他多才多艺而又性情随和，他研制的用“三九一一”（西梅脱）浸种处理一次有效的措施，节省了过去用“六六六”处理土壤并在苗期多次打药的需要，减轻了农药污染环境的不良后果，成效显著。
一九八三年以后，他又参与主持并执行国家“六五”、“七五”科技攻关项目“棉花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研究”专题。在冀南棉区基地，他深入生产，调查研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参与制定了一整套棉花病虫综合防治技术措施，研究了棉铃虫危害棉花的经济阈值和棉花品种对棉蚜、棉铃虫的抗性。该项综合防治措施经在邯郸地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一九八六年荣获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和财政部表彰奖，并荣获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国 殇（二）
霍达＇回族＇
三十一个春秋就这样送走了，谢以铨已经年过半百。虽然他还是那么清瘦，但是身上的“秀才”气却渐渐褪去了，北方的烈日晒黑了他的皮肤，风霜皴裂了他的手脚，他长期出没在农田，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一望之下很难使人看出这是一位植保专家，简直像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因此得到了一个颇为意味深长的绰号：“老农”。中国，千百年的农业国，亿万人口什么最重要？吃饭。民以食为天。可是，我们的农业又处于相当原始的落后状态，饥饿的土地需要科学，需要像谢以铨这样的“老农”。
粮食、棉花丰收了，给每个中国人都带来了好处。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老农”们为此付出的心血呢？谢以铨所从事的职业永远也不可能像女排和足球队那样为同胞们所瞩目，我们这个农业国的国民们并不看重那关系到十亿人口肚子问题的农业，城里人谁愿意下乡种地呢？挚爱土地、挚爱生命的谢以铨却“铁心务农”，一干就是一辈子！当然，也就更少有人知道他几十年在棉田麦垅中奔走时还带着多少疾病：高血压、胃病、肾病、慢性气管炎和便血！他是农业害虫的克星，为了保护那些绿色的生命，布下天罗地网，法力无力，使害虫无处逃遁，却很难抽出时间来对危害自己肉体的“害虫”进行有效的防治，尽管他有一位身为护士长的妻子。他太忙了！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六日，谢以铨偕同周教授应邀前往桂林柑桔研究所讲学。机票是他亲自“跑”来的，临行前一天还在系里陪同日本朋友修理仪器，当晚又赶到周教授家，以便第二天一早照顾着老师和师母前往机场。
“桂林山水甲天下”，谢以铨初游桂林，心情格外好。
在桂林柑桔研究所，他作了《经济阈值》的学术报告，那精辟的理论和深入浅出、联系实际的阐述，不厌其烦的耐心解答，博得桂林同行的高度赞赏和真诚感激，而讲课酬金却分文不取。短短的几天时间，他留给人们难以忘怀的印象。同行们纷纷要求再增加几次讲课时间，而谢以铨却必须赶回去了，因为预定在十七日他要给农大的研究生上《植物抗虫性原理》课，这是决不能耽误的。所长说服大家：“谢老师这次是带着病来的，就不要加重他的负担了！”并且盛情地握着他的手说：“谢老师，欢迎您再次来讲学，周教授年岁大了，下次我们单独邀请您，明年、后年都可以，由您定！并且请您的夫人也一起来，我们以接待周教授夫妇同样的规格接待你们。一言为定啊……”
十一月十五日，谢以铨陪着老师和师母飞抵北京。深夜，农大的小汽车载着他们回家，为了让老师和师母早些休息，谢以铨让司机直送周教授夫妇，他自己则中途下车，辗转乘公共汽车和地铁回他那远在京城西南隅的家。“再见，教授，师母！”“再见，以铨！”他们互道珍重，在夜色中告别，相约在两三天以后见面……
没有了，他们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三十一年的亲密合作，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宣告了结束！周教授抚尸痛哭。两个月前谢以铨兴致勃勃地为老师庆贺了八十大寿，而他自己却在五十三岁匆匆离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什么样的悲剧啊！
死者的妻子赶来了。在电话中她只听说以铨病了，一路猜测着也许是肾结石发作，也许是又便血了，唯独没想到丈夫会死。她走进空军医院的急诊室，急切地要看看丈夫到底怎么了，可是，人们拦住了她，要和她“谈谈”。她看到农大领导和周教授夫妇那难以抑制的悲痛神情，护士长的职业敏感立即使她明白了是什么样的厄运降临自己头上了。她刹时失去了往日在抢救危重病人时的冷静，瘫倒在地上。她撕碎了的心在呼喊：“老谢！你……怎么会死？怎么……能死？”
谢以铨永远也听不见亲人的呼唤了！在急诊室当护士长的妻子曾经抢救过无数人的生命，却无法救活自己的丈夫了，连亲自给他打一针都没来得及！
就在前天深夜，他风尘仆仆地从桂林回到了家，一进门就看到小女儿正躺在床上，床边吊着输液的瓶子。
“怎么了？”他那疲惫的脸上布满惊惶。
妻子告诉他：“你走的时候，孩子不是正咳嗽嘛，是大叶型肺炎！”
他奔到床前，伸出慈父的手，抚摸着女儿的额头。他知道在他离家期间妻子独自承担了多大的烦恼和忧愁。孩子生病是应该住院的，可是妻子为了节省那一笔住院的额外开支，把药买回家给孩子输液、打针……丈夫太理解妻子了，谢以铨的眼中闪烁着睛泪花。
女儿露出笑容，欢迎爸爸归来，她知道爸爸出这趟远门一定很累了，回了家，得让他高兴！
谢以铨的情绪才安定了下来，他一边脱着外衣，一边对妻子谈起这次桂林之行。
“你在外边儿犯病了吗？”妻子却急着问他。他在临走的前几天，肾结石急性发作，疼得在床上打滚儿，过后却又忙着工作。妻子逼着他看病、吃药，并且替他预约好了七号去检查，他却说：“不行，六号我就得出差！”妻子拧不过他，只好给他带上药，让他在发作时应应急。这些天来她一直悬着心呢！
“没犯”，他说，“我挺好的，你们看，还胖了点儿呢！”
妻子笑了。
小屋里的气氛活跃起来，谢以铨急不可待地打开行囊，一件一件地拿出他远行带来的礼物。小巧玲珑的工艺品嫦娥奔月、玉佛，“这是你妈的，不要动！”他对女儿说；四双袜子，“这是给你们俩的！”他递给两个女儿；桔子和糖果，“这是给同事的！”……行囊掏空了，都是送给别人的，他的心里想着所有的亲人，属于他自己的还有什么呢？
“桂林这地方可太美了！”他对妻子说，“下次一定带你去，他们还邀请你呢！”
“好，我一定去！”妻子甜甜地答应他，“我呀，等到了年龄就退休，一天也不拖，以后你上哪儿我都陪着，这辈子我还哪儿都没去过呢，咱俩在一起的时候也太少了！”
“是啊，”他说。他当然记得，自己几十年东跑西颠，难得和家人团聚，也从来没陪妻子出去好好玩儿过，甚至当初连结婚都因为他下乡工作而一拖再拖，是“插空”举行的婚礼。现在，老夫老妻了，他该补偿补偿天伦之乐的缺欠了，“我们该多跑几个地方，大江南北都走走，还要到我们扬州去看看，在瘦西湖边我给你照像，一定照得漂漂亮亮的，发挥我的最高摄影水平！”
小屋里充满了欢乐。
第二天，十一月十六，星期日。妻子说；“你好好儿休息吧，明儿还得上班！”他说：“没事儿，帮你忙忙家务吧。你看，贮存的白菜，帮子都烂了，整理整理，给孩子们弄一顿素馅儿饺子吧！”
他把脏衣服都投进洗衣机，自己洗，不让妻子动手。洗完了衣服，又去买面，二十来斤，吭吭哧哧地提到家，然后让妻子为心爱的女儿包饺子。
一顿平平常常的素馅儿饺了，给这个清贫的知识分子之家带来了满足，把夫妻，父女的情感牢牢地联在一起。除此之外，他们也就没有更大奢望了。
天黑了，碗筷收拾已毕，老谢拿起自己的一摞讲义，到隔壁邻居家去备课——邻居是一位孤身老人，自然不像谢家那么挤、那么乱，可以暂借一席之地来备课，明天早晨八点钟，他还要给研究生上课呢，就是为这个才掐着日子赶回来了。备课是一件绞脑汁的事儿，需要安静，家里地方太小，女儿还在输液。为了给病中的女儿解闷，他打开了家里那台过时的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悄悄地躲出去了。幸亏邻居家可以暂借一时，不然他不知该上哪儿去安安静静地清理明天讲课的思路。
夜深了，“寄人篱下”的谢以铨全神贯注地潜入了植物昆虫世界，一支香烟在手指间静静地燃烧。
此刻，他的妻子守护在女儿的病床前，等着丈夫在笔耕之后回来休息。她愣愣地望着昏暗拥挤的斗室，思绪茫茫。二十年前他们结婚的时候，就住在这儿，一直住到今天，孩子都长这么大了，一个十九，一个十六，房子却还是这么小，这么破旧，一点儿也没“长”。这儿地处偏僻，残破不堪，年久失修，狭窄、昏暗、潮湿，老同学来了，都说这儿是“贫民窟”。他们用衣柜、书柜把一间隔成两半，一半睡觉，一半吃饭、做作业、备课、会客。另一个小间住两个女儿。没有厨房，锅碗瓢勺都在屋里。当然没有暖气，冬天得生炉子，买劈柴，买媒，安烟筒，老谢手巧，说“瞧我安的烟筒，都不带流油儿的！”当然没有卫生间，公厕远在几百米外，老谢肠胃老是闹病，常常在夜间跑厕所，嫌不方便，自己在院子里搞了个厕所，最原始的式样，定期由他自己掏粪便，这就更像“老农”了。他们没有指望要到更好一点儿的房子，二十年就是这样，每天老谢往西北奔农大，她每天往东奔同仁医院，路途都远得惊人，好在也已经习惯了。夫妻俩有十多年的时间每人只挣几十块钱的工资，一个要奉养双亲，一个要负担寡居的姑妈，都是义不容辞的；还有两个女儿，现在一个上了自费大学，一个上高中。处处都用钱，能省出一分是一分。老谢把一切都尽着妻女，自己舍不得吃一点儿好的。妻子说：“你是咱们家的大顶梁柱，顾点儿身体吧，我的同事已经有好几个寡妇了！”老谢却说：“我没事，你放心！我要干的事还多呢。”
……她东想西想，不着边际。老谢到深夜才备完课回来，疲倦不堪地倒在床上。看那样子倒是挺满足，一定是把明天的课准备到了百分之百了。其实，他早有准备，研究了几十年的课题烂熟胸中、倒背如流，不备课也照样讲；其实，这课也不必非得明天上不可，几千里地赶回来，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就赶着备课、上课，不把你赶死才怪呢！这都是妻子心里的话，她没忍心对老谢说出来。“死”啊“死”的，虽然并不当真，总也不吉利。她当然不相信丈夫会死，五十三，正当年，还有半辈子呢，她等着自己退休之后跟着老谢走遍一切“好玩儿”的地方，也享受享受当“夫人”滋味儿，她相信老谢能给她拍出好多好多漂亮的照片。
十一月十七日，星期一。早晨六点十五分，谢以铨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了：“晚了，晚了！”他实在太疲劳了，连定好的闹钟响都没听见！
“不算晚，来得及！”妻子也没听见闹钟响，误了丈夫的事儿。她一边起床，一边安慰他。她知道，老谢把讲课看得比什么都神圣，从来没有迟到过半分钟。
“晚了！”谢以铨匆匆地穿衣服，洗漱，紧迫感使他的脾气显得有些暴躁，几乎是在对妻子吼叫：“快给我一杯水！”
妻子手忙脚乱。“你总得吃点儿东西啊，我给你煮碗烂面条儿吧？”老谢的胃不好，不能吃生冷的、硬的、烂面条是他的常餐。
“不行，来不及了！”
“那……吃几块饼干吧？”
“不吃了，给我倒杯水！”
一杯水怎么能当早饭？妻子没听他的，固执地把女儿的麦乳精冲了一碗，逼着他喝下去。他“咕咚咕咚”喝完，一抹嘴就走，慌慌张张地嚷着：“快，给我一副手套！”
丈夫从来没有以这样命令式的语气吩咐妻子，今天太反常了，都是因为妻子没早点儿叫醒他，他怕误了课！妻子温顺地忍受了他的呵斥，心想：二十年都没好好儿地伺候过他一次，今儿就伺候伺候他吧，这也是应该的！
初冬的北京，天已经凉，妻子坚持给他换上一件厚毛衣，又找出了买了多年都没舍得穿几回的风衣给他披上。他已经等得极不耐烦了，一边扣着钮扣，一边推起自行车往外走，奔向他的讲台。从他家所住的翠微路到颐和园北边的农大，这可是不近的路程呵，他必须以自行车越野赛的速度冲刺！
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遗憾的是，今天的课他还是误了，他没有死在神圣的讲台上，却不幸倒毙途中！他的路没有走完，为什么在中途就躺下了呢？
谢以铨无声无息地躺在停尸床上，他不能回答这个世界上任何人向他提出的问题了。
医生诊断说，他是心脏病突发而猝死的。可是，老谢从来也没有过心脏病啊！
民警神情严峻地向大夫建议：“为了弄清死因，是不是做一做尸体解剖？”
“不用了，人都死了，就别再拉他一刀了！”妻子痛哭着，嘶喊着。她相信，像老谢这样的好人，没有人会暗害他；他身上没带钱，没穿好衣裳，骑一辆破车，没有人会拦路抢劫这么一位“老农”！“他是累死的，活活儿地累死的！”
“累死”？在刑事侦破中没有这样的词儿，“累死”没有凶手，没有被告，没有任何人承担法律责任，肇事的原因在死者自己，他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太神圣了，把自己的身体看得太轻微了，太“玩儿命”了！铁面金刚似的民警，眼里涌出了泪水：“谢老师是在骑车去讲课的路上故去的，他死在工作岗位上，建议你们学校领导按‘以身殉职’为他料理后事！”
这番话激动了大家的心，是的，“以身殉职”，这样的词儿过去只用在白求恩、张思德身上，他们是英雄，是军人；而谢以铨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他不会行医，不会打仗，只懂得庄稼和害虫，但他也是把生命献给了事业，他的死不比泰山还重吗？可惜，却很少有人这样评价一个知识分子——默默无闻的普通知识分子！
随便你们怎么评价吧，反正谢以铨已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毁、誉都是身外之物了。他一生没有为自己“争”过什么，他只是怀着一个深深的遗憾：今天让学生白等了，他再也不能给他们上课了！
谁也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息想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倒下的。但是，好像是冥冥之中不可知的力量，为他安排了一个听取最后遗嘱的人。这个人，是他同在一个院里办公的朋友、畜牧研究所的朱成宽。这天早晨，朱成宽骑车赶往农大大院，忽然听到有人叫他：“成宽！”他回头一看，是谢以铨。老谢对他说：“成宽，我实在骑不动了，只好慢慢儿骑。请你到了所里给植保系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八点钟的课我恐怕赶不上了，替我请个假，推迟一会儿……”
朱成宽在仓促的上班途中，没有来得及多想，就接着赶路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的身后不远，老谢已经倒下了，刚才的几句话就是他留给他的领导、他的学生的临终遗言。死神掐住他的咽喉的时候，他还想着他的工作，还在遵守着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学校的规章制度，一丝不苟地向领导请假，向他的学生请假！也许，他那时正在忍受着剧痛的折磨，也许每蹬一下自行车踏板就向死亡靠近了一步，但他什么也没说。朱成宽后悔啊，如果当时脑子多转个弯儿，赶紧送他上医院；如果分手后再回头看他一眼也许他不至于死……
老谢就这样走了，清贫、洁白、朴素，没有留下任何污垢。人生在世，五十三年，他匆匆来了，又匆匆走了，他要做的事情远没有做完，他能使的力气都全部使出来了，直到那奔向校园的自行车踏板的最后一次踏动！
……
人寿几何？谁也不能预料。有的人于国无益却活得太久了，有的人于民有用却死得太早了，不但什么都未及准备，而且这个世界还欠了他太多的债，直到他死后，活着的人才意识到许许多多对不起他的地方，需要补偿，需要为他做点儿什么，“争”点儿什么，却又太晚了！
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周明牂光临他最心爱的学生的寒舍，望着谢以铨栖身二十多年的、寒伧而又拥挤的斗室和他留下的孤女寡妻，老教授潸然泪下，感叹唏嘘。以铨，他工作得那么出色，却生活得这样艰难！周教授找不到适当的语言安慰死者的妻子，只能问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
谢以铨的遗孀涕泪横流。她的顶梁柱倒了，丈夫把家里的重担都交给她了，她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有多难走！这房子该修，两个女儿要吃饭，要上学……，这都是横在她面前的难关。但是，更使她动心的是丈夫，为了让丈夫走得更安然，她提出：“老谢的副研究员职称问题……”
这一条，像一块巨石砸在周教授的心上！
这也正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作为一位老教授，他当然明白职称意味着什么，那是一名知识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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