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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五十年经典文库-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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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像一块巨石砸在周教授的心上！
这也正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作为一位老教授，他当然明白职称意味着什么，那是一名知识分子的学术水平、成就高低、贡献大小的标志，是国家权衡人才的尺度。知识分子可以不在乎薪水的多寡、职务的升降，但是，他们十分爱惜自己的名誉，他们需要得到国家和社会对于自己的知识才学的尊重。谢以铨在科研上有重大成果，学术上有诸多的著作，并且协助周教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研究生。他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主持人和参加者，是《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昆虫卷》的编委，是农大许多届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他教的学生获得了博士、硕士学位，而他自己仍然是一名讲师！一九八二年评定职称时，他曾申请提升为副研究员，并经教研组、昆虫专业和植保系职称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上报学校。学校同意上报，但因为考虑到副研究员属于科研系列而不属于教育系列，尚需“打通上报渠道”。未几，全国职称评审工作冻结，而“渠道”还未“打通”，谢以铨的申报材料走至中途而鲠住，没有结果。他当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工作，但同代人甚至后来者已评上了副教授，他仍以讲师的身份和教授、副教授一起带博士生。四年之后，职称评审工作再度进行，把他和“小字辈”们列在一起评了，旁观者认为这次谢以铨当之无愧、万无一失了。可是，结果却使他再次落空。究其原因，自然是有些说法的，这次有这次的标准，逐项审核，对谢以铨很不利。比如：两次重大科研成果，是周教授带头搞的；大部头的著作和许多篇学术论文，是周教授领衔主笔；带研究生，是周教授挂帅……而且谢以铨的主要工作是科研，教学学时自然也就比不上别人多，等等。这使周教授叫苦不迭，而又有口难辩！三十一年，他和谢以铨并肩战斗，情同父子，从来也没有分过你我。谢以铨是他的学生，出于对老师的尊重，当然不会跟他争名次，何况没有周教授牵头，许多项目不能上，著作和论文难以发表，周教授本是甘愿以自己这块“牌子”充当为以铨劈山开路的板斧，却不料成了他的拦路石！谢以铨的名字常常排在后面，充当“老二”甚至“老三”，“论功行赏”的时候就有差别了，始料不及！天知他知谢以铨这个在名次上甘居人后的实干家是怎么工作的，周教授出于对他的绝对信任，常常放手地让他去主持科研、教学和著作，而且年事已高的老师最终总要把这项事业交给学生，谢以铨正是最理想的接班人！但是，这些话要讲得清楚却很难。尽管周教授和其他教授在职称申报材料的“专家鉴定意见”一栏里一一列数了谢以铨的学术成就并给予高度评价，恳切陈辞：“谢以铨同志早已具备副研究员的学术水平，建议提升他为副研究员，并援教师例作为上届提职工作遗留的问题计算开始提职年份”，但这一诚挚的愿望却最终仍然没有实现！
现在，死者的妻子代他向恩师提出了这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周教授万感交集，却无言以对。
死者的妻子却并不了解此时周教授的心情，她试探地问：“听说这次已经通过他为副研究员了？那……希望能从八三年算起！”
周教授不敢看她那哀伤而又怀有希冀的眼神。看来，她什么都不知道，还想“从八三年算起”呢？八七年都没有他！但是，他能说吗？老教授的嘴嗫嚅半天，还是难以启齿，他不忍再刺激这个已经遭了横祸的女人！
周教授默默地告辞了，把万语千言都和泪吞下了。
年龄相差将近三十岁的两代植保专家在崎岖的事业之路上不期然地分手了，谢以铨没有跟着老师走完漫长的征途。他们在事业上的亲密合作，是在桂林柑桔研究所结束的。那里，绿叶披纷、硕果累累的柑桔记载着他们的建树，也象征着他们的品格。这令人想起郭沫若的名剧《屈原》中三闾大夫以《桔颂》向他的学和玫知己婵娟献祭的感人诗篇。
周教授没有告诉死者遗孀的还有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谢以铨在出发讲学之前对自己又一次“榜上无名”是一清二楚的，却没有对任何人流露不满情绪，一直到死！但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承受着怎样的压力，抑制着怎样的愤懑！谢以铨毕竟是人而不是牛马，“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早”，这不公正的待遇是对一位严肃而正直的学者的才干和人格的双重侮辱！
周教授无疑是首先发现谢以铨这匹“千里马”的伯乐。可惜，这位“伯乐”的权力太小了些，目光和魄力也不够远大。在农大，在农学界，像他这样垂垂老矣的前辈还有一些，人家能够对自己的弟子鼎力举荐、破格提拔，他却为何不能呢？他严于律己、严于教徒，注重实干而不尚张扬，这当然也无可非议。但是，谢以铨这样“战骑一敌万”的良驹在他手下团团转了三十一年，始终示能凌空腾跃，却不能不说是伯乐的悲剧。到头来，伯乐葬马，空留下无谓的嗟叹：“谢以铨为我作出了牺牲，我对不起他！”
国 殇（三）
霍达＇回族＇
雪上空留马行处，龙媒去尽鸟呼风。晚了！
可怜的是，谢以铨也有学生和追随者，也在依照祖师爷的风范，步老师的后尘！就在谢以铨升迁无望、郁愤难平之际，他指导的博士生张青文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棉花的补偿能力与棉铃虫的防治新策略》。为了让老师也当一次“老大”，以便在下次评职称时增添一些分数，张青文毅然作出牺牲，在自己的名字前边写上：“谢以铨”，名列第一，论文发稿时，谢以铨正在桂林讲学。刊物在印刷中，他却已经死了。他的学生的一片赤诚之心白费了，晚了！张青文跪在老师的遗孀面前痛哭：“师母，我再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恩师的了！”
谢以铨的妻子精神恍惚，痴痴迷迷。她猛然想起，丈夫在死前的一段时间，情绪有些反常。
他即将去桂林讲学时，曾对妻子说：“我陪周先生去，让他讲吧，我不讲！”
“为什么？”妻子问他。
他没有回答，只报以抑郁的目光。
妻子现在懂了，那是他对于无视他的学术的人的无声抗议！但他还是讲了，而且讲得那么认真、那么好……
他匆匆赶回来时，妻子对他说：“我给你预约好了，星期一去医院检查！”
“不行，”他回答，“星期一我得讲课！”
“刚回来就讲课？为什么安排得这么急！”
他不语，只张了张嘴，好像要说什么，却又咽回去了。
妻子现在懂了，那又是一次无声的抗议！用“课时”来卡一个科研人员吗”你们卡不住，且看下次吧！可惜，他没有再次较量的机会了……
妻子一切都明白了，丈夫在死前独自忍受着屈辱，却不肯向她透露一个字，是怕她为他伤心、为他不平！
“老谢是屈死的，是含冤而死的！”她终于发出了这嘶哑的呐喊。
农大的领导为抚恤死者的家属作出了安排，这当然都是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妻子念念不忘、逢人便讲的是为丈夫“正名”！她坚决要求：把本应该属于他的、早就该属于他的职称还给他，让他“名正言顺”地安息！
谢以铨之死在农大激起了轩然大波，四十八名教师和科研人员联名上书校长，要求重新审议谢以铨的副研究员职称。当他们拿着这封信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签名时，老教授慨然叹曰：“你们早干嘛呢？人死了，才想起来找我！”
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现在，物伤其类的“马”们在奔走呼号寻找伯乐，咄咄怪事，呜呼哀哉！
这封“请愿”书如石沉大海，迄今尚无回音。一位平时与谢以铨并无深交的教学辅助人员说：“谢以铨的死已经激起了民愤！”
“民愤”又能如何呢？
老讲师和个体户；教授和孙女；死了的和活着的；马克思的名言和日本人的议论……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北京。
黄昏，繁忙的一天的收尾。北京师范大学门前的南北走向大街上，车水马龙。自行车摩托车卡车吉普车公共汽车……汇成一股潮水，奔向各自的终点。潮水把街道切割成东西对望的两岸，行人小心翼翼地穿过连接两岸的斑马纹人行横道，犹如跨越波涛之中的险桥。
此刻，也许根本没人注意，在马路边站着一位神情怯懦的中年妇女。是的，她实在太貌不惊人了：中等偏矮的身材，干瘦而虚弱。稀疏的头发，布满皱纹的脸。鼻梁上架一副一千三百度的近视镜，镜片上一圈儿又一圈儿的同心圆，像两只厚厚的瓶子底儿。在她微张着嘴向前张望、寻找车辆空隙的时候，露出七零八落的牙齿。她上身穿着一件咖啡色旧线衣，袖口上还接了一截儿针织品，也已经磨损了。外面罩一件穿了好多年的蓝布上衣，下身是旧的确良长裤、平底黑布鞋。凭这副模样，这身打扮，别人大概以为她是个没文化的家庭妇女或保姆，怎么也不会想到她是一位大学讲师。其实她自一九五六年从北师大毕业留校后，在化学系任教已三十年了。
倒退三十年，徐志英也曾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红润的瓜子脸，浓密的秀发，两条油亮的大辫子，一副亮的歌喉。她是北师大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多少次在联欢中、在舞会上，她那青春的舞姿给人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这一切，都像梦一样飘散了，永不再属于她了，眨眼之前，她老了。十年“文革”开始时，她才三十出头，浩劫过后，已四十有余。老了，真是老了。人们都说：向“四人邦”讨还失去的青春，可到哪里去讨还呢？
……现在，徐老师无心追寻往事，她手里提着酱油瓶子，去解决一个非常微小而又非常实际的问题。她在系里是一名讲师，在家里是一位主妇，双肩挑着两副重担，哪一副也不能放下。
她心惊肉跳地站在马路旁，望着那离弦箭般的车辆，路蹰再三，举步不前。她最怕过马路。眼神儿太差了，一千三百度，而且视网膜曾经脱落又“焊”了上去。她鼓足了勇气，在朦胧暮色中吃力地辨认着斑马纹人行横道，左顾右盼，摸摸索索，朝前走去。
她终于在马路对面买到了酱油。当她返回来时，天更暗了，车更挤了。她再次摸索着往前走，顺着斑马纹……
车子穿梭似的在她眼前飞驰，高声鸣笛，震耳欲聋。她晕了，傻了，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她只好原地不动，等待那呼啸而过的车子的空档儿。大卡车过去了，中吉普过去了，她看看左边，没有汽车了，才壮着胆子，赶紧摸索着往前挪动……
她没看见，她根本没看见，尾随在中吉普后边的一辆崭新的摩托车正风驰电掣地向前驶来……
摩托车上坐着一男一女，是挣足了票子、刚领了结婚证的一对儿个体户，正春风得意地飞向未来。前面有人！小伙子煞车已经来不及，说时迟，那时快，不偏不倚地正撞在懵头转向的徐志英身上，带出去六米远！
她倒在血泊中，酱油和玻璃瓶子的碎片撒了一地……
她就这样死了，终年五十一年。
在这位集高血压、肝炎、眼疾于一身的讲师的衣兜儿里，装着医生开的全休假条。但是，直到她临死的这一天，还在照常上班。她上班的化学系不在北师大本部，而在护国寺原辅仁大学旧址，往返有很远的路程，她挤着公共汽车，摸索着上班。她放不下自己所负责的“气相色谱”实验工作，放不下即将由她主讲的“仪器分析”课。由于体质太差，徐老师已经多年不教课了，在实验室为她的同事和学生作“后勤”，也是很累人的。现在，领导决定让她重上讲台，下学期为三年级学生授课。她兴奋不已，觉得自己突然年轻了，以极度衰弱的视力编写了厚厚一大摞讲稿，期望着那一天的到来。但是，那一天已经不属于她了，她最终没有重登她所挚爱、所向往的讲台，没有再次享受作为教师的快乐。
徐志英早在上海上中学的时候，就团结在中共地下党的周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但几十年之后，她仍然是个“白丁”。她对党的感情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每一次党的知识进座都去听，每一个党员发展会都去列席，在有些人信仰动摇对党淡漠、疏远的时候，她仍然痴情如初，孜孜以求，但遗憾的是永远是个旁听者。她出身贫寒、历史清白、表现良好，没有任何政治问题，未能入党的原因有二。其一，过去政治运动不断，徐志英拉家带口、病病歪歪，起不了模范带头作用。她这个人家庭观念太强，晚上辅导学生上晚自习还带着吃奶的孩子（她的母亲和婆婆都不在北京，孩子扔给谁呢？），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其二，现在形势变了，发展党员要挑业务骨干，自然也轮不到徐志英这个一阵风都能吹倒的重病号了。总之，她苦苦追随了几十年，哪趟车都没赶上！就在她临死前两天，还向一位党员含泪表达了她对加入党组织的热望。
就在她临死前几个小时，她还从系里赶回家去，像每天一样为丈夫准备午饭。伺候丈夫吃完了，他去睡午觉，她坐在床边守着，犹如看护摇篮中的婴儿。她是怕丈夫误了下午的工作，要按时叫醒他，每天如此。确是“贤妻良母”！一个女人，心分成了几份儿呢？一份儿给工作，一份儿给太夫，一份儿给孩子，还有一份儿给年迈的父母，轮到她自己，什么都没有了！手不释卷，她的双眼都快熬瞎了；家务缠身，她的两腿都被水桶磕青了；无暇自顾，她全身的衣衫都破旧不堪了。那一次，她和丈夫一起去上海探亲，丈夫帮她挑了一件纯毛华达呢大衣，她非常喜欢，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穿上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到底还是没舍得买。自己一个月才挣八十多块钱，花一百多块钱买件大衣？这简直是奢侈！
……她死了，两手空空地走了。作为一个女儿，她没能为在故乡时时惦念她的靠她赡养的老父亲送终；作为一个“贤妻良母”，她没能看到爱子成家立业，没能陪伴丈夫白头到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她没能成为共产党员；作为一名教师，她只想为学生讲课，甚至没敢奢望得到高级职称；作为一个女人，她至死没有一件体面衣裳，平生仅在结婚的时候烫过一次头发！
她在被抢救中的弥留之际，只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了一个字：“冷……”这是闻讯赶到医院的丈夫听到的妻子最后一个字。“冷…… ”这个世界对她太冷了。丈夫含着泪水，给她盖上衣服，可她已经无须再问冷暖了。在她的遗体火化之前，丈夫给她买了一身毛料高级西服，“志英，你一辈子没穿过一件好衣服，再贵，也要人你买！”还装了假发，死后的她，变得“体面”了，但这一切她都不知道了！
徐志英死于车祸，但车祸是偶然的，意气风发的个体户和这位百病缠身、万事劳神的老讲师之间的“横向联系”也是偶然的。但是，偶然之中难道没有必然吗？如果这位全休病号不必为工作和生计奔波，如果能有一位保姆照顾她的衣食住行，她何必亲自以微弱的视力衰竭的体质趁着暮色大老远地去买一瓶酱油？又何至于死”一个保姆连吃饭带工资得近百元钱，掏出这笔钱，家里的日子还过不过？而且，谁家都住得那么挤，哪有地方留保姆住？北师大化学系的中年知识分子中，只有一家雇了个每天来干两个钟头的保姆，这已经是最了不起的了！
徐志英的追悼会规模出人意外的隆重，化学系礼堂挤得风雨不透。她的老同学、老同事在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明天。他们围绕在徐志英的遗像前，久久不忍离去，“再跟她一起照张像吧！”震动他们的心弦、搅动他们的哀思的，是他们与死者之间某种血肉相连、同命相怜的东西，一个平凡的人的平淡的一生，留给活着的人无限的思索与回想。
徐老师故去三年了，化学系的同事们还清晰地记着她生前的一切，仿佛她的突然离去就发生在昨天。昨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们追思昨天，是为了今天和明天。当年的党支部书记早已卸任，她白发苍苍，腿脚不灵，还在坚持上班，但也将要和徐志英一样以老讲师的身份退出教育阵地，也没有赶上高级职称的末班车。这不仅是她一个，还有许多同代人与之同命运。现任的副系主任，当年曾经亲手送别死者，如今却不知该怎么抚慰生者。他为他手下的一头头“老黄牛”的处境而发愁，却无计可施。这个身材瘦高、面色黧黑的男子汉眼中饱含热泪，冲动地抖着两只手：“我们的苦，没处去诉哇！”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我走进了北师大的党委办公室，这所大学是全国十大重点高等院校之一。
应邀前来座谈的人起初沉默不语，继而接二连三地爆发出激烈的发言，并且常常被泪水打断。
工会负责人递给我两张表。一张是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中该校历史、中文、哲学、生物、地理五个系的中年教师调查表，三百五十九人中，患病人数一百八十一人，占百分之五十；另一张是一九七九年以来故去的中年知识分子名单，密密麻麻写着二十多个名字，这些陌生的名字使我的心颤抖了！
本来是“生者对死者的访问”，来的却都是活着的人。死者长已矣，他们永不再发言了，只有活着的人在诉说。
死了的，各有各的“死因”；病了的，各有各的“病恩”。但这些都不仅仅是交通安全条例和医学所能回答得了的。
我国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知识分子共约六百万人，其中从事教育职业的几乎占三分之一，居各行业之首。而中年知识分子在总数中又占半数以上。
中年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他们基本上都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世界观、人生观形成于五十至六十年代，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信任与热爱达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和同期成长起来的政治干部相比，毫不逊色。无论国家经受了怎样的困难，党的路线出现过怎样的偏差和失误，都不曾使他们动摇和怀疑，和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了几十年，不计报酬，不讨得失。
“文革”过后，在科技、文化、教育事业一片荒芜、百废待兴的时期，这些人成为最可依靠、最堪使用的中坚力量，或曰“中流砥柱”。现在在北师大教学第一线上的基本上是五六十年代毕业留校的人，他们的担子沉重，又困难重重。在事业上，向上看，老一辈已经在“文革”前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目前的任务是整理自己的学术理论；向下看，年轻的助教多数在进修、留学。讲课、带研究生、搞科研，差不多全靠一批中年人了。老教授的研究生，实际上是他们带；老教授主编的教材、主持的科研项目，实际上是他们动手。没有老教授挂名，出版社不肯出版，不能列入国家科研项目，他们甘愿当“人梯”。这和农大以及文教科技各领域都有共同之处。地理系的李老师一个人承担了三个人的工作，夜夜靠浓茶和香烟开夜车；带着学生到野外考察，常常心脏病发作，突然倒下，清醒之后又一切照旧。赵老师的两名助教都出国了，他拖着伤腿，坐在椅子上坚持上课。“我不干”，这种话他们绝对说不出口，他们挚爱自己的事业。彭老师当了二十多年“右派”之后，重新登台讲《世界自然地理》，极度的兴奋、紧张使他瘫在课堂上！
这是一些多么可爱又可敬的人！难怪人们常用“物美价廉，经久耐用”来形容中国的知识分子。美则美矣，廉则廉矣，但“经久耐用”这四个字却要打折扣了。机器尚需保养，尚需维修，何况血肉之躯！他们一直在超负荷、高消耗下疲于奔命，体质普遍下降，或未老先衰，或猝然死亡，这已不是偶然现象！
在生活上中年知识分子有其特殊困难，六七十岁以上的老教授。多数在五十年代的中年时期已享受高工资待遇，而且多数有无须工作的“贤内助”照料或雇有保姆。而中年人长期工资菲薄，且多数是双职工，又无钱雇保姆，肩负着工作和家务的双重重担，上要养老，下要育小。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慈母手中线……”深入骨髓，几乎人人都是孝子、孝女，为奉养双亲不遗余力；他们是读书人，最懂得培养人才的重要，为儿女不惜一切。他们唯独不心疼自己，吃的、穿的、用的，一切都亏着自己。中国式的家庭中，过去那种保“出门挣钱的人”的传统已经消失了，现在是保“两头”。中年人还自以为“年富力强”，其实已经“糠”了，经不起三灾六难，绷得过紧的发条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北师大的老师创造的这个“糠”字，极富有文学性地活画出一代人的形象。
在他们当中，未到月底就没了钱的，煤气用完了无钱换的，大有人在。在汽车上听到人家个体户说：“吃对虾我都吃腻了！”他们瞠目结舌。对虾那东西，几十块钱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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