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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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⒒榈耐纺浴！敝芤彩中郎兔洗魉垢ダ仕埂Ｖ芏酝醣纤担骸八浅Ｊ煜ふ危且桓隹梢杂胫罱坏娜恕！敝芨嫠哂鄞魉垢ダ仕梗ü云淝爸趁竦馗河小耙欢ǖ脑鹑巍保蛭ü凶杂伞⑵降取⒉┌拇常σ浴翱魍饨弧崩幢砻縻∈卣庖淮场５诙欤础�6月 24 日，孟戴斯弗朗斯终于会见了范文同。周成功地促成了他们的对话。中国总理宣布：“法越双边会谈应在不受任何人干涉的情况下进行。”同一天，为了表明自己不会干涉会谈，周登机启程前往印度。
在日内瓦所有的发言中，周强调亚洲国家在解决亚洲问题中应起的作用。“我们不想垄断为亚洲国家讲话的权利。但是，在讨论面临亚洲的迫切问题时，不应忽视亚洲各国人民的愿望。”他特别提到了印度。满面喜悦的克里希纳梅农专程来到日内瓦邀请周访问新德里，因为尼赫鲁对被排斥在日内瓦会议之外。感到屈辱。
周在新德里受到热烈欢迎。他与尼赫鲁讨论了召开一次重要会议的建议。所有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的亚非国家都可以参加，在世界上显示自己崭新的面貌。从这种与印度交往的方式中可以看到中国独立自主、与苏联保持距离的外交政策的萌芽。很显然，周把苏联视为西方国家，而不是亚洲国家。中印联合公报包含着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⑥，这些原则是指导所有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
尼赫鲁感到非常满意。周对印度在朝鲜战争中的态度表示十分感谢，使人觉得两国将会建立牢固的友谊，对亚洲团结大有裨益。然而，两国之间存在着潜在的问题。中印边界的某些地段是英国人随意划分的，而且英国军队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两次入侵西藏，又侵占了中国的一些领土。印度政府似乎从它的前殖民地宗主国那里继承了某些对西藏的扩张态度。对此，中国人十分愤懑。但是尼赫鲁与周有意避免讨论这些次要的、令人头痛的问题。周声明，这是“殖民主义统治遗留下来”的问题，可以通过和平谈判加以解决。
6 月 28 日，周恩来在仰光会见了缅甸领导人吴努，签署了一项类似中印联合公报的有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公报。30 日，周返回广州，继而前往邻省广西的柳州，会见胡志明。胡在柳州有一幢别墅。此地从 20 年代以来就一直是许多越南革命者的庇护所。胡志明在 1969 年逝世以前，每年都要在柳州住上几周，接受中国医生的检查治疗，因为胡笃信中医。
在胡的别墅四周郁郁葱葱的花园里，他与周花了三天时间讨论越南的统一问题。周谈到，坚持好斗的姿态目前无助于统一，反而可能促使美法采取联合军事措施，对付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这样就会前功尽弃。莫洛托夫已经明确表示莫斯科不愿支持任何“美国目前无法容忍的”军事行动。周说道：“时机尚未成熟。”在越南南方，法国人支持的“皇帝”保大仍受到公众相当的支持。目前接受暂时分治比较明智，但应坚持要求两年后就统一问题举行自由选举，同时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出越南。胡志明说：“为了收复南方的半壁河山，我可以再多等几年，但最后必须统一。”周恩来允诺道：“越南将会统一。中国将是你们最可靠的朋友。”
7 月 15 日，在河内举行的党的全会上，胡志明采纳了周的建议。“美国人企图把战争拖下去……我们必须做出相应的合理让步，否则，我们将会受到孤立。”周从柳州飞往北京，并于 7 月 12 日返回日内瓦，旋即拜会了范文同。范极其勉强地同意了暂时分治，但要求将分界线划在北纬 16 度。法方建议划在 18 度。最后双方同意以北纬 17 度为界。这意味着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必须从他们占据的一些地方撤走。对此，不仅越南北方的指挥官们恼火万分，就连范文同也怀恨在心。范从来没有原谅过周恩来，因为他认为周是这一安排的策划者。20 多年后的 1979 年，越中两国关系恶化，多年的积怨又提了出来。
一系列紧张活动开始了。周、莫洛托夫、安东尼艾登、盂戴斯弗朗斯和两个越南的代表团之间不断举行会谈。周对孟戴斯弗朗斯说：“所有有关人士都希望和平。这意味着采取相互接近的步骤。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采取同样多的步骤。”盂戴斯弗朗斯回答道：“你已经帮助我们所有的人迈出了一大步。”在万花岭别墅举行了范文同和孟戴斯弗朗斯的最后一次会谈。7 月 21 日，在日内瓦会议全体大会上达成了结束战争的协议。1956年将在一个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美国代表团发表了一项声明，“注意到了”达成的协议，并宣布将不会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反对上述协议的条款。周感到迷惑不解，“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一个国家怎能既表示同意，又在态度上如此模棱两可呢？”
9 月，美国一手操办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了。该条约的一项条款规定：签约国⑦有权保卫任何“受到威胁”的国家，其中包括南越。周悔恨地承认，“我们在日内瓦上当受骗了。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失败。美国人欺骗了我们。但是，最终他们更是欺骗了他们自己。”⑧
日内瓦会议的最后一天，周邀请两个越南的代表团以及老挝和柬埔寨的代表团参加在万花岭别墅举行的宴会。何文楼⑨大使（当时他是北越代表团的一位上校成员）回忆说：“当时共有 30 人，大家围坐在圆桌旁。中国总理走过来和我们一个个地祝酒，每次他都喝干一小杯茅台酒，整整喝了 30 杯。真是英雄海量。”
周邀消吴庭艳的一个兄弟访问北京。吴庭艳两年后成为美国在南越扶植起来的铁腕人物。周与吴的兄弟交谈起来。“虽然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同范文同先生更接近些，但我们仍然欢迎你来访问。你们都是越南人，应该一起为祖国的统一而工作。”北越的党务人士对这种折衷主义的说法十分反感。显然，周赞同越南实行联合政府。这在意识形态上虽不那么纯洁，但比起通过长期艰苦斗争建设社会主义来，进步会快得多。周不鼓励东南亚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还有其他的原因⑩。在东南亚国家里有大批华侨，他们富有，习惯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这些华侨每年都往国内汇款。华南各省的许多地区，许多村落，成千上万的家庭依赖这笔侨汇。周打算吸引华侨资本家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资金。倘若他们居住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他们就没有资金可以提供了。此外，绝不能使中国再次卷人类似朝鲜战争那样的事件中去。不能给美国以口实，把大批美国军队派到毗邻中国的地区。诺罗敦西哈努克宣布的中立与独立的柬埔寨方案是最合适不过了。可以设想周希望越南也采取类似的中立立场，即使周公开不能这样讲。
日内瓦会议以后，通往北京之路成为平坦的外交大道了。各国代表团和元首蜂拥而至，竞相拜会传奇人物毛泽东和周恩来。苏联新首脑尼基塔赫鲁晓夫 10 月份的来访是北京的一大成就。当时正值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日子。由元老米高扬和布尔加宁陪同的赫鲁晓夫表现出热情洋溢的友好姿态。毛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两国联盟关系看来空前牢固。赫鲁晓夫的访问从 9 月 29 日开始、10 月 12 日结束。就是在这期间播下了将来不和的种子。赫鲁晓夫渴望获得中国的支持，因为他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里有不少政敌。他打算与美国搞缓和，但这是苏联共产党内部强硬派难以接受的。他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毛沉默寡言，态度冷漠。中国人当时并没有正式反对美苏缓和，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不能让赫鲁晓大搞缓和而损害中国的利益。高岗事件以及随后残酷的清洗在中国人脑海中记忆犹新。就在 1954 年 7月，高岗在狱中自杀身亡，当时，周远在日内瓦。
在谈论这些事情时，王炳南对我说：“我们那时对赫鲁晓夫不十分了解，我们没有想到，他要的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霸权主义。”毛泽东和周恩来配合默契，即使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当时是这样称呼社会主义国家的——也要坚持中国的独立地位。中苏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的序言规定：国家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这是中国对其全球地位的基本看法，也是在新德里和仰光阐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有关全球性的问题，中国人坚持在协议中写进：中苏两国必须就双方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问题进行彼此磋商。这种在世界事务中坚持平等的伙伴关系的要求，可能与过去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打交道时的痛苦经历有关。此次会谈的结果是一笔五亿二千万卢布的长期贷款，15 项新的大型工程，在新疆的两项合资企业归还给中国，另外两项合资企业移交给中国，大连港和旅顺口海军基地无偿归还中国。然而，赫鲁晓夫并不感到愉快。他现在认识到中国不会成为一个俯首贴耳的卫星国。
***
同年冬天，计划中的亚非会议取得进展。会址为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美丽的城市——万隆。时间订于 1955 年 4 月。
谋杀周恩来的企图为此次会议增添了几分戏剧性色彩。尼赫鲁表示友好，将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拨给中国代表团使用，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自己的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要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据说国民党特务把一枚定时炸弹安放在这架飞机上，三小时后飞机在大洋上空爆炸，机上人员无一生还。但是，周并不在这架飞机上。少数民族问题，包括西藏问题使他无法脱身。他对从香港返回大陆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将军说：“请转告在台湾的同胞们，我们随时随刻都愿与他们举行会谈。”周已经在考虑与台湾的统一问题了。在处理上述事务过程中，他因患急性阑尾炎而病倒了，住了几天医院。因此，他没有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那架飞机。王炳南对我说：“周总理本来也不会乘那架飞机的。中国代表团要乘坐印度飞机一事，人人皆知，太不保密了。”周前往仰光，然后搭乘一架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去印度尼西亚。
飞机在新加坡临时作了短暂停留。富有才华和颇孚众望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希望能见见“那位杰出人物周恩来”。马尔科姆麦克唐纳系英国工党首任总理拉姆齐麦克唐纳之子，英国驻马来亚的高级专员。“我感到十分遗憾，他们的飞机不在新加坡降落加油。”想会见周的愿望不知怎么地传到了正在仰光的周那里。接着马尔科姆收到一份电报，称荷兰航空公司飞机的“发动机出了点故障，将不得不在新加坡作短暂停留，检修机械毛病。我听了高兴极了”。通过印度驻新加坡的领事，马尔科姆安排在机场贵宾候机室里与周举行会晤。“飞机不久就恢复到良好状态。除了周恩来、陈毅元帅和一名译员外，所有中国代表团成员均留在机上……我们轻松地交谈起即将召开的万隆会议……我们漫步穿过停机坪，走到飞机跟前，彼此友好道别。那是我一生中一次最迷人的友谊的开端。”（11）
周于 4 月 16 日飞抵雅加达。他身着薄而得体的夏装，笑容满面，受到大批人群的热烈欢迎。然后前往万隆。那里 29 国代表团下榻在由苏加诺总统亲手设计的、王宫般的大厦里，充满了节日的气氛。秀丽的景色、热情洋溢的友好款待，使与会者个个心情舒畅。周身着衬衣，悠闲自得地散着步，象小孩子一样把裤脚卷起，在住所旁花园里的清澈的小溪中趟起水来。
出席万隆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并非都很友好。菲律宾、日本、南越、斯里兰卡和巴基斯但的代表纷纷言词激烈地谴责“共产帝国主义”。这早已在周的预料之中。他要求代表团成员心理上要有所准备。他告诫大家说，无论出现什么挑衅言行，都不要发火，都不要使用过激言词。美国试图孤立我们。但我们正在打破这一企图。我们将冲破一切幕障，不管是铁幕、竹幕还是烟幕……我注意到你们当中有些人表现出大汉族主义倾向。你们觉得象用手抓饭这类风俗习惯很古怪。你们也必须学会用手抓饭吃。周曾批评过国内某些对待少数民族中表现出来的大汉族主义作风，现在在国外还要继续批评大汉族主义。他说：“否则，我们怎能贯彻兄弟般的团结这一精神呢？”他教导工作人员如何与新闻界打交道，对提出尴尬问题或发表不友好讲话的记者必须以礼相待。“我们信仰共产主义。但我们不需要每时每刻都表明我们的信仰。完全没有必要，非要别人和我们信仰一样。除了意识形态，我们还有许多共同利益，国家利益和目标。”
会上，谴责中国缺乏宗教自由、在国外搞颠覆活动的发言，一篇接一篇。周似乎丝毫不为所动，只是做些笔记，轮到他发言时，他宣布把准备好的讲话稿发给大家，他现在打算即席发言。“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并且现在仍在受着。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起初鼓掌的不多，随后便掌声如雷鸣。接着，尼赫鲁走上前与周拥抱，全场热烈欢呼。周已将敌意化为敬重和钦佩。他的发言打动了在场的许许多多代表们爱国主义与憎恨西方统治的心弦。15 年以后，菲律宾外交部部长卡洛斯罗慕洛在我 1971 年访问马尼拉时，对我说：“请代我向周总理问候……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万隆的讲话。”
在一段令人神往的日子里，亚洲国家间似乎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手足之情。猜忌和疑虑烟消云散了。周仍在个人会晤中继续他的工作。他沉着冷静，彬彬有礼地驳斥了西方及亚洲记者对中国的指责，他邀请与会代表以及“任何其他人”访问中国。“请你们亲自到中国来看看。任何人都会受到欢迎。” 周察觉到形势有利，抓住时机表示愿与美国就台湾问题举行谈判。“我们不想同美国打仗。我们愿意坐下来谈判。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以。中美两国人民应该增进相互之间的友谊。”
每天，周在花园里坐上一两个小时，或者休息，或者与章汉夫及其他中国外交官谈论亚非会议的前景。他陪伴苏加诺观看歌舞表演，因为苏加诺非常爱好歌舞。大多数中国工作人员觉得当地炎热的气候令人难以忍受，就不断地开着天花板上的吊扇，周发现苏加诺和他的外长苏班德里约怕风，只要他们在场，电扇就被关
面对心怀疑虑的泰国和菲律宾代表，周施展魅力，声称：“我们是邻居”，并强调和平共处。对日本人，周谈论贸易。三年前，他就向日本提议过建立商业联系。他现在又指出，大连和旅顺是十分理想的贸易港口。“我们对任何人都没有侵略意图。”他派遣诗人郭沫若访问日本。郭曾在日本生活多年，并娶了一位日本妻子。周向缅甸的吴努赠送了一件保存在中国许多世纪的珍贵文物——佛牙。他赞扬诺罗敦西哈努克奉行的柬埔寨中立与独立的政策。阿富汗总理邀请他访问喀布尔。巴基斯但的穆罕默德阿里向他保证，即使巴基斯但是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也将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巴基斯坦担心印度的侵略，并不担心中国的侵略。周说，他对此表示“理解”。巴基斯坦曾在会上提出谴责“共产帝国主义”的决议，而周成功地将该决议的措辞改为“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
埃及的纳赛尔向周谈论了苏伊士运河问题，周答应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开罗成为周手下外交官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活动中心，阿拉伯语也成为中国外语院校教授的主要外语之一。周邀请伊斯兰教阿訇参观中国的清真寺。“我们不反对去麦加朝圣。”中国政府不是拨款重新粉刷、修饰中国境内的清真寺了吗？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在会场走廊里活动，周与他们进行了交谈。这位文雅的总理对他们说，“每个国家部有能力自己解放自己。”中国肯定会向民族解放阵线提供武器装备，但是仗必须由阿尔及利亚人自己去打。
“我们的原则是求同存异。”这是周无数次谈话的主题。他幽默地笑着对某位特别喜欢漫骂的代表说，”我们之间意见不一致，但是承认不一致本身就是某种一致。”周还反对在会议上公开指名谴责任何国家。“这里不是亚洲国家之间互泄私愤的场所。”
万隆（会议）对周恩来来说，是一次巨大的个人成就，对中国来说，则是一次打破国际性封锁的胜利。然而，据说他回到北京却受到一些人的指责，说是仔细读一读他的发言，就会发现他所说的共处，政治上是不纯的。指责者说周曾用过“让我们和平共处”的字眼，那是不是意味着愿意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周还必须解释“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受到诘问，但反应机敏的周解释说，“我的意思是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殖民主义。”同这样一些朋友和同志相处，周是否有时会觉得同敌人斗争反而更容易一些呢？
周从万隆带回了海外华侨问题。一些西方以及当地的报纸正在掀起一场反对华侨的运动。一些报刊宣传，华侨是中国对东南亚抱有帝国主义企图的实证。新加坡的某位记者甚至出书，将海外华侨一律说成是潜在的北京的第五纵队（12），周解释说，居住在海外的华侨并不是历届中国政府的政策蓄意造成的，而是西方殖民国家造成的，因为他们需要廉价劳动力从事开矿、种植和筑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贫苦农民从国内人口多的省份跑了出去。他们在东南亚热带地区劳动耕种，在美国和加拿大修筑铁路，在巴拿马开凿运河。中国人的生存能力与勤俭持家的本领使他们当中许多人富裕起来，少数人发了大财。
逐渐海外华人形成了组织严密、经济实力雄厚的华侨社会。他们有自己的学校、俱乐部、福利组织……随着东南亚国家的独立，这些华人应该效忠于谁呢？是他们的祖籍中国呢？还是他们得以富裕起来的那些定居国呢？苏加诺和周避开那些喜欢打听秘密的记者，两人谈起了华侨问题。苏加诺问周：“我亲爱的兄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您会原谅我向您提问，我们印尼人十分忧虑。”周点点头。“这的确是个问题。几十年来，包括蒋介石统治时期，一直沿用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每个中国人一生下来就是个中国人，无法改变，即使他已经有了外国护照。其实，这意味着自动取得双重国籍。”1950 年，中国新政府成立由廖承志负责的侨务办公室，——廖本人即出生于“华侨”家庭——以联络世界各地的华侨，并使他们团结在新政权的周围。
4 月 22 日，周恩来与苏加诺出席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签字仪式。中国放弃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海外的华人可以放弃中国国籍，加入所在国的国籍。“如果他们愿意回到祖国，他们将受到欢迎。如果他们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他们应该得到公正的待遇，但将不再是中国公民。如果他们仍想保留中国国籍并继续呆在国外，他们不得参加所在国的任何政治活动。”（13）这一方案似乎使苏加诺感到满意。但是华侨对此十分不满，在感情上觉得被出卖了。16 年后，马尼拉的一位菲籍华人还向我诉苦，说获得了菲律宾护照就被褫夺了中国国籍这一天生的“权利”。蒋介石在台湾宣称，海外华侨可以永远得到他的保护。他决不会放弃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在以后的几年里，周恩来曾数次不得不在出访中介入此事。他向各地华侨解释，要保留中国国籍就很难保证他们在当地不受歧视。但是，要使海外华侨接受这一条约则非常困难。海外华侨巨头们大声威胁说，如果中国“抛弃”他们，他们就转向台湾。1959 年秋，印度尼西亚颁布命令，禁止印尼华人从事某些小本经营的商业和零售生意。接着发生严重的fan华暴乱，造成数千人死亡，大量财物遭到毁坏。1960 年 1 月，苏班德里约来到北京，双重国籍条约得到批准。双方成立了执行该条约的联合委员会。周恩来派船去印尼接回了 20万以上的印尼华侨，并为他们建筑住房，准备了特殊的食品供应。然而，海外华侨仍旧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1973 年，周恩来再次谈到了这种关系，流露出真挚的感情：“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即使他们在国外生活了一辈子，他们仍然希望，叶落归根，死后埋葬在祖国的土地上。”
注释
① 关于日内瓦会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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