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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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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关于日内瓦会议的大部分资料来自中国方面，例如，周恩来的译员浦寿昌撰写的回忆文章和王炳南大使撰写的回忆录，王炳南大使未经编辑的英文原稿尚在本书作者手中。关于万隆会议部分来自章汉夫谈话，和中文版的《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选集》下册，以及其它来源。
② 浦寿昌（1922—），曾先后在中国上海的圣约翰学校和美国的哈佛大学上学，是周多年来的主要译员之一。最近刚用中文撰写了有关日内瓦会议的回忆文章。曾数次接受本书作者采访。
③ 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请参见《1954 年关于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纽约，绿林出版发行公司 1969 年出版。亚洲学会会长肯尼恩特杨为该书写了序言。出席关于朝鲜问题会议的，共有十九个国家：美国、苏联、中国、英国、法国、北朝鲜、南韩、澳大利亚、新西兰、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希腊、荷兰、菲律宾，泰国、卢森堡和土耳其。
④ 奠边府战役于 1954 年 3 月中旬开始，在中国人民的支援下，越南人民军于同年 5 月 7 日攻克法国人占领的奠边府。这次战役迫使法国于 1954 年 7月 21 日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同意从印度支那撤军。
⑤ 1945 年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斯大林和丘吉尔撇开法国和中国；决定把北纬 16 度作为美国支持的南越同北越之间的临时分界线。
⑥ 1953 年12 月，周恩来在北京与印度代表团会谈中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请参阅本书以后章节），当时的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后来尽管字面上略有修改，但其基本内容没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是指导中国与所有外国关系的基本准则。
⑦ 东南亚条约组织由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与美国签订，共同反对“侵略”。但是，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波哥拉旋即向周恩来保证，巴基斯但参加该条约组织只是为了防备印度，以确保自身的安全。1972 年 11 月 8 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该组织，1977 年6 月该组织正式宣布解散。
⑧ 王炳南告诉本书作者的，此外，周恩来 1960 年在与本书作者以及英国记者格林谈话时也提到过。
⑨ 何文楼大使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后担任越驻法大使。1988 年 9 月至 10 月与本书作者在河内和巴黎交谈过。
⑩ 在 60 年代。周恩来与本书作者交谈时，明确表示他不希望任何东南亚国家立即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请参阅以后各章。
（11）本书作者曾与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在他的著作《出乎意料》（第 393—396 页）中也提起过。
（12）参见罗伯特埃勒根特撰写的《龙种》。
（13）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关于海外华侨问题的讲话。关于华侨问题的详细背景情况，请参阅维克多珀塞尔撰写的《东南亚的华人》。
第三章 百花齐放——推行中国式民主的尝试（1956—1957）
——周恩来对知识分子所受的对待深感不安，并声称这会阻碍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1956 年 1 月周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
——毛着手为允许自由辩论的百花齐放运动捍出理论依据
──周和毛修改照苏联模式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论十大关系》一文发表，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1956 年周恩来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1956 年的匈牙利和波兰事件
——周飞赴莫斯科、华沙和布达佩斯，在如何处理波匈事件问题上与赫鲁晓夫产生意见分歧
──1957 年中国共产党内部对百花齐放方针的分歧
──1957 年 5 月公开宣布百花齐放的方针
──1957 年 6 月批评洪流被迅速制止
──1957 年 7 月至 8 月反右派斗争开始
──1957 年秋周恩来的尝试失败，周本人失去毛的信任
令周恩来非常痛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和贬低在不断加剧。民主革命中，正是周组织了无形的，却富有成效的第二战线，把中国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却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这是蒋介石垮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由于周苦口婆心地劝说，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敌视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才留在中国参加建设和现代化工作。周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的言行令人信服，他的信念和献身精神在他们的心中激起了反响。他们希望并且相信，正如《共同纲领》所规定的那样，他们在把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这一崇高的事业中，能够贡献自己的才智。因此，他们留了下来。可是，1951 年以后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使他们遭到越来越多的政治折磨、伤害、毫无根据的猜疑和惩罚。最初，出于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他们逆来顺受，然而，知识分子的荣誉感和自尊是一种真实而强烈的感情。从传统上讲，中国的知识分子属于社会精英，他们受人尊重，享有威望和荣誉，但是现在知识分子蒙受屈辱和完全不公平的对待。尤其令人感到羞辱的是他们必须接受比他们受教育低得多的党员干部的“监督”和“指导”。共产党 70％的党员来自农村，属于半文盲。据估计仅有 11％的党员“受过教育”，而在这 11％当中不到 1％的党员是“高级知识分子”，即教授、科学家、工程师、受过大学教育的或作家。1953 年以后，对于知识分子受到的对待，周最初的反应是隐藏在内心的忧虑不安，随后便公开表示自己的恼怒和愤慨。他进行规劝，但无济于事。他很清楚农民在传统上对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士大夫阶级是敌视的，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阶级斗争的观念强化了这种中世纪式的愤恨。大多数知识分子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当时唯有这些家庭能够供养子女读书，所以很容易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归之为“阶级敌人”。此外，知识分子的工资总的说来高于基层党员干部的工资，甚至高过那些监督和指导他们的党支部书记的工资。很显然，结果是造成一种使人窒息的怀疑和压制的气氛。周恩来召集了许多次会议和座谈会，试图收集有关知识分子在大学及其他机构遭到骚扰的材料。他得到了受过美国教育的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党外著名作家茅盾、郭沫若以及其他人的帮助。周反复强调说，“造成一种气氛，使知识分子不再因为恐惧而不敢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言而喻，他注意到这种局势阻碍了进步。周恩来厉声说道：“一些人自杀了……他们无法容忍所受到的对待。”郭沫若告诉我，有一位教授正在看一封朋友从国外寄来的信，党的书记一下把信从他手中夺了过去，“你在看什么？……让我们查一查有没有颠覆内容。”①
1956 年 1 月北风卷起阵阵黄沙吹向中南海朱色的围墙，中央委员、国务委员、部长、副总理、各省省委书记以及八个民主党派的成员聚集在怀仁堂聆听周恩来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②
没有毛泽东的全力支持，周不可能发表这次讲话。过去的一两年里，周去找了毛，告诉他有关错误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以及自己的忧虑。周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中国五亿人口中知识分子人数不足 500 万。高级科学家、研究人员和大学教授只有 10万人。他们是中国仅有的技术资源，只有依靠和通过他们，中国才能进步和实现现代化。但是，政治清洗——最近的一次更为严重——使许多知识分子产生对立情绪。他们被迫参加长达数周、数月的会议，没完没了地作自我批评。他伯感到厌倦、疲惫和惶惶不安，许多人变得完全消沉了。周指出我们的知识分子因为恐惧而变得沉默寡言了……他们不再敢讲真话了。他说：“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同我们党之间，还存在着某种隔膜。我们必须主动地努力消除这种隔膜。”他通过列举各条战线对知识分子的需要，论述了“我们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进而告诉人们“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求党的各个部门和各级组织都应该重视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随后具体讲到我们的理论研究非常薄弱。没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我们就无法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知识分子除了需要应得的信汪，还需要应得的支持。“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工作中感觉缺乏必要的图书资料和工作设备，或者缺乏适当的助手。”我们有些党的于部对知识分子总觉得“你有什么值得照顾，我为什么要侍候你？”
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为了强调他的论点，周说了一句名言：“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0 年之后，邓小平再次着重提到这句话，人们还以为这是邓首创的。按照社会主义的理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句话就使得知识分子恢复了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 1969 年，物理学家周培源与我谈话对回忆说：“早在 1956 年初，总理已经担心试验室不够了。他了解理论和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作为中国科协的主席，周培源认为基础研究十分必要，“但是，许多人不理解这一点。他们也不希望进行民主协商……”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周恩来都在促进基础研究。
就民主协商而言，周恩来 1949 年起草的《共同纲领》就强调了这一点。为了取得一致意见，中国共产党必须与当时存在而且现在仍然存在的国内八个民主党派③进行对话、讨论。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 1949 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委员主要是一些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份文件的前言是这样写着的：“在召开任何会议以前，应向所有党派通报会议的议事日程，只有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决定。”这份文件确定了政治协商机构的地位。然而，到了 1955 年，政协委员仅仅收到共产党已经做出的决定。“我们无话可说。我们只能点头同意，举手赞成。”周恩来对怀仁堂的听众讲了这些事实。他清楚在场的许多人不喜欢他的这番话。他讲话时，他们感到很不自在。但是，周默默地环视了听众一遍之后，继续往下讲，他说，知识分子在努力改造思想，并举例说明他们愿意接受改造，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只有 10％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对共产党有敌意，而且那也不全是他们的过失。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所致……我们没有努力向他们解释我们的政策，解除他们的顾虑，甚至不关心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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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中国政府机构和共产党内实施某种程度的自由讨论和民主这场独特的尝试开始了。事实上，中国这场运动的名称是从古典著作中来的，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诗人郭沫若告诉我，“毛主席赞成这一称呼”。实际上，是郭本人在与毛讨论公元前 500 年中国流行的各种哲学学派时，从过去的遗产里挖掘出来的。④
然而，毛和周对“双百”方针有着不同的解释。对周来讲，说话要算数，对知识分子的承诺要兑现，而且他深知取得进步有赖于自由的学术辩论。在毛看来，”双百”运动应成为社会总动员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人民新的动力。很快中国人民将要置身于一场急速的变革过程之中。
无论毛还是周都没有把“双百”运动看作是分享权力，是西方式多党制的开端，尽管周承认单一的集权主义的党所具有的内在危险。毛希望有一个“不反对共产党的对立面”，而且他发动的“双百”运动的决心大概也由于1955—1956 年间面临的具体困难变得更坚定了。因为在工业方面，甚至在以俄国模式为蓝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前，毛和周都已经对苏联的发展模式持怀疑态度。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个资本密集型而井非劳动密集型的计划。重工业吞噬了大量资源和资金，占中国有限投资能力的 67％。轻工业遭到忽视。几乎所有的资金来自农业，但是反馈到农业的投资却微乎其微。1955 年度，农业集体化进程加快了，以便通过合理安排农业生产和劳动力，为工业发展获得更大的集中潜力和更多的资金。除了继续谋求苏联贷款外（无论毛还是周都不喜欢债台高筑），已没有其他办法为工业发展筹集资金了。
毛对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亦日益不满。党的机构不断膨胀，什么都管，但除了增加官僚人数外，并未刺激生产的增长。毛觉得，权力下放将会激发地方上的活力和主动性，并且改变中央计划的僵硬规定。然而，权力下放不会导致国家分裂吗？军阀混战时期的惨痛经历记忆犹新。毛推论，或许与知识分子一起讨论，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助于取得更快的进展。说到底，问题是，什么是适合中国的发展模式？时至 1990 年的今天，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1956 年 4 月，毛发表了一篇冗长、漫谈式的讲话。听众基本上就是 1 月份听周报告的那些人。毛强调说，共产党有必要接受批评，接受“党外人士和群众的监督”。这篇讲话经过删节和编辑后于 5 月份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为内部文件传达给所有的大学教授以及各个机构的知识分子。讲话的题目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很明显，对毛来说，自由和公开讨论绝不意味着向马克思主义和它在意识形态方面至高无上的地位挑战，向党的领导地位挑战，这仅仅是为了帮助党更好地进行统治，而不是用另一个政党来取代共产党。
1955 年底，与家人一起被美国扣留的力学家钱学森回到了中国。这是日内瓦会议以后美中两国开始谈判的具体结果。后来成为中国驻波兰大使的王炳南 1971 年对我回忆说，“这是周总理内心高兴的原因，尽管有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⑤（美中谈判是在华沙进行的，达数年之久）。周恩来和他的朋友聂荣臻立即集中一些科学家，开始核研究的计划。其结果是中国 1964 年终于拥有了原子弹。自由讨论，推动研究这种需要变得更加明显；周特别希望消除政治运动造成的令人窒息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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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4 月，我自 1949 年底以来第一次回到中国⑥。我的堂兄，一位北京大学教授，递给我那份正在传达的内部文件。三周后我与郭沫若进行了一次长谈，郭向我证实了这份文件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希望来一次文艺复兴，就是自由辩论。”撰写此书时仍然健在的社会科学家费孝通宣称，这份文件是“重要的解冻”，“再次解放知识分子”。但是运动中受到严重冲击的知识分子仍然顾虑重重。我的另一个堂兄，他是科学家，对我说，“不说话的人还能思考，而说话的人却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利……我可不打算开口说话。”
6 月 25 日，我去中南海周的住宅拜会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我从六个方面准备了许多问题，其中三个方面涉及知识分子、言论自由和其他党派参加政府的可能性。
1941 年我在重庆见过周恩来。15 年之后，周看上去并不显老。他的目光炯炯有神，浑身上下焕发着乐观和自信。在以后的 19 年里，我又见到他十几次，并与他进行了九次长谈。但是只有一次我看见他象 1956 年 6 月那样兴高采烈，简直有点欣喜若狂了。那一次就是 1972 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之后。
周的会客厅陈设异常简朴。一张罩着灰布的旧沙发，几把罩着中国至今仍然时兴的花边椅套的椅子。就象一个普通大学教授的客厅。没有古玩、没有价值连城的瓷器、没有昂贵的绘画。周的新闻官员，我的朋友龚澎作了一番介绍。周夸奖我的汉语讲得好。他说：“住在国外的人有时候把本国活都忘掉了。”我想这是他从与华侨来访者的交往中得出的结论。我们一起喝茶，接下来周开门见山地进入正题，尽管没有对我的采访做任何时间限制（整个采访持续了两个半小时）。“你提了六个主要的问题，我准备回答其中的三个。我已经让我的一些同事在和你谈话时回答其他三个问题。你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是在受到控制的情况下高呢，还是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高？出于某种目的的控制是否最终会阻碍创造力的发挥并产生与预期相反的结果？任何社会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控制。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组织的研究受到资金的流向、制度的需要以及经济和国家利益的制约。”
显然，周谈论的是科学，而不是艺术和文化。整个谈话都回避了艺术和文化问题，后来我才懂得了其中的道理。虽然文化部是他掌管的政府的一部分，并且在艺术家、作家、电影和戏剧名角中他也有很多朋友──许多人常来串门，和他一起共进午餐──但文化是社会制度中十分敏感的领域，与意识形态密切有关，因此共产党对此远比对科学更为关注。周和他的朋友副总理兼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聂荣臻负责科研、教育以及科学家的培养使用，但是作家不属于周的管辖范围。
周说，“我们的知识分子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才开始研究科学。”没有搞出多少具有独创性的科研工作，大部分科研都是依照西方的模式进行的。今后我们一定要独立开展自己的研究课题，集中力量进行符合我国国情和需要的研究。
你所讲的控制，我们不妨称之为端正方向。周伸出两个手指说道：“有两种态度。有些人只注重能带来实际效果的东西。他们认为其他一切都是浪费时间。别的人（他这里大概是指他本人）则采取另外一种态度，相信基础研究。当然，我们国家是个穷国，缺乏资金。我们必须小心、仔细地计划我们的开支。首要的事情是提高农业生产，建立我们自己的工业，制造我们自己的机器，而不是全部依赖进口，开展独立的基础理论研究，要有所创新……”
“你提到需要开展自由讨论。我们的确在进行讨论，在所有问题上都辩论不止。”说到这里，周停了下来。或许是因为记起有的决策会议上情况并非如此而感到不安，或许是因为看到我脸上露出一丝不太相信的神气。他停顿了一会，咽了口唾沫。突然，我感到他流露了一闪而过的悲伤，我瞥见他很快掩盖了内心深处的痛苦。周说：“我知道你了解我们最近在开展辩论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必须为一切领域里所有党内外的知识分子提供辩论更为广泛的机会。没有对话，就没有沟通，没有理解。但是，我们也需要目标一致，我们不能回到过去的剥削制度。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向知识分子解释我们面临的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我们不能放弃革命的目标。”
我争辩说，许多科学发现和创新以及艺术创作都是出于偶然，往往有悖常理。个人主义有其价值，应该珍惜。在科学和艺术的领域里，对艺术作品、书籍或是其他事物作出道德和政治评判只会窒息天才，天才是难以捉摸的。任何新生事物，任何发现，最初总是不被人理解，并遭到排斥。只有容忍、宽松、留有余地才有助于日后的理解和接受……这对大家都有好处。进步就是这样来的，而且进步离不开思想自由。由于道德不检点或政治观念的原因全面否定一个作家的作品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事情，因而有百弊而无一利。我本想说“甚至马克思还有过婚外恋呢”，但我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往下说。我提到过一位作家因为行为不检点而受到政治上的谴责。周和他的夫人都同意，把道德问题当作政治罪行加以谴责，确实是过分了。我继续为个人主义辩护，周的眼睛闪闪发光。缺乏棱角、唯唯诺诺使他感到恼火，他喜欢辩论。他常常间自己的下属：“你们就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告诉我？”如果有人曲意迎合他，他变得十分烦躁。“你就不能提出一点理由来反驳我刚说过的话？”现在他滔滔不绝地谈论起个人主义来了。“我们不反对个人主义。我们鼓励新思想、新的价值观，但是不能朝着自私自利、贪得无厌、老子天下第一的方向发展。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唯我独尊、不管别人。我们认为，最好形式的个人主义是一个人无私忘我地为他人的利益工作，并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理想。”
他接着谈到中国的封建主义。“我们还受封建主义影响。因为封建主义在我们身上根深蒂固，我们多次判断失误，犯了许多错误。”这里的“我们”是指周本人、周的同事和共产党。“我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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