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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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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雄这位科长，带着十几个十七八岁的小红军，一色挎双枪（一支盒子枪、一支小手枪），出没在闽西的山区里。
卓雄对笔者说，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江西苏区时，是他去接的。林伯渠进入苏区，也是他接的。还有许多人，进入苏区时，用的是化名，他不知道接的是谁。他记得，陈云是和博古一起进入江西“苏区”的，是他去接的。
据卓雄回忆，从上海到江西苏区，曾有好几条秘密交通线。由于屡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后来只剩下“奉星社”这一条秘密交通线仍保持畅通。“奉星社”是沿途地下交通站的组织。这条秘密交通线是从1928年逐步建立起来的，大体上的路线是从上海坐船到广东汕头，从那里乘车到潮州，坐小船沿韩江北上，到达粤北大埔。由那里进入闽西，经永定县、上杭县来到汀州，转往瑞金。沿途有“奉星社”的一个个秘密交通站。聂荣臻曾经由这条秘密交通线进入瑞金，他记得：“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行了。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项英是这样进来的，周恩来也是这样进来的。
“奉星社”秘密交通线的那一头，由中共特科在上海安排，这一头，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护送。
在卓雄去接博古、陈云的那一次，差一点出了大事：卓雄已经护送他们来到闽西永定县境内，夜里，他安排博古和陈云住在一个小煤窑里，不知怎的，消息走漏，1000多敌军包围过来，而卓雄手下只十几个小青年。幸亏卓雄急中生智，带着两名队员绕到西山上打了几枪，一下子把敌军吸引过去了。趁着夜色如黛，趁着大雪纷纷扬扬，另一批队员带着博古、陈云突围，总算化险为夷。
卓雄记得，在护送时，每人腰间都捆了一袋盐，因为当时被国民党封锁，食盐成了奇货。他们昼伏夜行，专拣山野上荒僻的“野鸡路”行军。好在全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跳跳蹦蹦就过去了。
他们夜里行军，白天休息，路过“奉星社”的每一个交通站时，并不住在站内，而是住在野外的“马架子”下。所谓“马架子”，就是“人”字形的木棚、竹棚，上面用树枝伪装，他们挤在里面睡觉。“奉星社”的人给他们送来吃的，即红米、山芋、南瓜和苦菜。只有卓雄知道“奉星社”的交通站在哪里，谁是交通员，站与站之间、交通员与交通员之间，没有横的联系。这是一条极其机密的交通线，不是重要人物，不走这条线……
卓雄记得，当历尽艰险，终于到达“苏区”时，陈云往地上一躺，伸开手脚，呈“大”字形。陈云大声笑了起来，说道：“总算到‘家’了！”
在瑞金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陈云来到了江西“红都”瑞金，住了下来。
瑞金这地方，据云在1000多年前盛产黄金。古语道：“人以金为瑞。”于是，便得名“瑞金”。
其实，瑞金是江西东南部一座贫困的小县城。
1931年8月，邓小平和他的前妻金维映来到瑞金，邓小平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1931年11月7日（这天是苏联十月革命节），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这里宣告成立，建都瑞金，改瑞金为“瑞京”。
自从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迁来瑞金之后，便与原本在这里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称“中共中央局”，由博古任总负责。这个“中共中央局”，亦即中共中央。
陈云到了瑞金，仍负责工会工作，在瑞金县沙洲坝乡胡岭背村的全国总工会，和刘少奇一起办公。
陈云细细阅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这部劳动法是1931年11月制定的。陈云发现，这部劳动法虽然是想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谋利益，但是有许多地方照搬苏联的一些做法，完全脱离了江西苏区的实际情况。例如：
工人们实行8小时工作制（这在当时是“超前”的），青工们甚至只工作6小时。星期天发双薪，工人参军前要预支服役工资……
为此，陈云于1933年4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陈云以为，这是一种“左”的错误，他写道：“这种‘左’的错误，非但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积极性，相反的，只能发展一部分工人不正确的浪漫生活。”
1933年6月，陈云来到福建省长汀县城，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
陈云还在1933年7月15日出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18期上，发表《怎样订立劳动合同》和《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两篇文章，对江西苏区的工会工作谈了自己的意见。
就在陈云到达江西“苏区”不久，那里形势日益严峻。1933年10月，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的新战略，对江西“苏区”发动强大的第五次“围剿”。在中共党内，博古掌握大权，加紧排斥毛泽东。邓小平这时受到点名批判，即所谓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
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李德到达瑞金。从此，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这位实行“左倾”军事路线的“洋高参”。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红都瑞金举行。会议的基调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这“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指毛泽东。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陈云、王明、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为：刘少奇、朱德、关向应、邓发、凯丰。
陈云还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王明、张国焘。
此外，据钱听涛《他们，完成了一次历史的转折——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组成人员考析》（原载《上海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文献，项英是否进入了常委，尚待考证。
关于陈云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一事，陈云本人曾持否定的态度。
陈云在1982年12月28日所写《对遵义会议调查报告中几个问题的答复》中说：
（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
为什么在有的历史文件中或一些同志的回忆中会出现书记处书记、常委的名称呢？我想，这是由于当时中央虽然没有正式设书记处、常委，但有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名称又不那么固定，不那么严格的缘故。
但是，在陈云去世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讣告》中却写明：
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
为什么《讣告》所述与陈云所忆不一致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钱听涛先生曾作了如下考证：
经中央档案馆李云龙查阅了许多文件、电报和会议记录，发现：六届五中全会时开始正式成立书记处。当时一切组织问题是请共产国际决定的，因此五中全会召开前曾拟出政治局、书记处名单，向共产国际请示。今有1943年9月7日、11月21日张闻天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为证，还存有1933年12月5日博古发给共产国际的一份电报及1933年12月12日共产国际对此电的复电，均提到成立书记处。这是可靠的原始档案。至于陈云所以会产生以上回忆，我认为是由于当时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重大问题并未召开书记处（常委会）会议讨论，特别是在博古主持工作的一段时间内。如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样重大的事情，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就未让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而不是政治局成员、仅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担任军事顾问的李德却在1933年9月到达瑞金后就取得了中央军事指挥上的决定权。所以陈云记忆中未有书记处（常委会）。五中全会成立的书记处，其职权相当于过去的常委会，而且两种名称常常混用。
陈云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表明他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同时还兼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
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
据1934年2月12日《红色中华》报道：
2月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振询、朱地元、邓发、方志敏、罗迈、周月林等17人组成主席团，为执行委员会闭幕后之最高政权机关，并以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1934年夏，陈云负责中央苏区的军需工作。
刘英回忆长征中的陈云
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结束之后，江西苏区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军队对江西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屡屡得手，包围圈越缩越小。
1934年10月10日，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在这一天，中央红军悄然开始向西突围，当时叫做“西征”。后来，这“西征”竟然“征”了二万五千里，变成了“长征”。
1934年10月20日夜，陈云率陈伯钧领导的中央红军后卫部队5军团13师，从江西于都河石尾渡口出发，渡河西进，踏上了长征之路。当时，陈云担任第5军团中央代表（后来改任军委纵队政治委员）。第5军团为后卫军团，共1。2万多人，军团长为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由于是后卫军团，所以成了最后一支开拔的长征部队。
在长征中，第5军团断后，而蒋介石部队紧紧尾追，所以第5军团格外艰辛。
刘英（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曾在陈云手下工作，陈云跟她同庚。长征途中，陈云还担任地方工作部部长，刘英、贾拓夫、蔡畅等都在这个部。
刘英向笔者讲述了长征中的陈云。刘英的客厅里，挂着陈云所书条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陈云借用鲁迅的诗句，“书赠”刘英的。
刘英告诉笔者，地方工作部是做群众工作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在长征途中，红军每打下一座城市，地方工作部都要派出一支先遣队，进入城市做群众工作。
刘英说，陈云全身心投入工作，办事很细心，经常是先开会布置，然后又严格地进行检查。陈云平时话不多，不抽烟、不喝酒，穿着也很朴素。他喜欢听评弹，可是在长征途中，哪有评弹可听？
刘英记得，在过金沙江的时候，岸边挤了许多部队，都想早点过河，秩序有点乱。这时，陈云担任总指挥，有条不紊地指挥过河。他很沉着、冷静，大家都佩服他，听他指挥。
那是在1935年5月中旬，中央红军在云南禄劝县西北的皎平渡口北渡金沙江。
为了指挥渡江，专门成立了渡江司令部，由刘伯承担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
陈云自己也曾这么回忆：
各部队按到达江边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江边前，沿途贴布渡河纪律。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时，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哪一只船。每船有号，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表明坐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而红军之对于服从命令纪律之严，亦非国民党军所可及。即如红军中军团师长渡河时，亦须按次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稍违背。
1992年4月9日，陈云为那里渡口所建的“红军渡江纪念碑”题写了碑名。
在渡过金沙江之后，1935年5月下旬，红军飞渡四川省泸定县内的铁索桥……
刘英说，陈云办事有条有理，讲话也是如此。他原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学徒，很早就跟书打交道，养成了读书的习惯。陈云看书不是东翻西翻，而是一本一本地钻研。他很稳重，肯学习，本来不懂经济，后来，很仔细钻研经济理论，成了党内的经济专家。
刘英说，那时对毛泽东习惯于称“主席”，朱德称“朱老总”，对刘少奇、陈云则称“少奇同志”“陈云同志”，而对邓小平则直呼“小平”。
第7章 进入红区（2）
假托军医之口述长征
除了刘英向笔者回忆长征中的陈云外，笔者还见到陈云化名“廉臣”所写的关于长征的颇为风趣的小册子。
说实在的，当时，在我准备写陈云传记之后，才比较仔细地读了陈云的着作。
他的着作大部分是关于经济和组织建设方面的，全是政治论文的严肃笔调。这些文章和陈云在屏幕上出现时的严肃面孔仿佛是一致的。
陈云总是给人一种不苟言笑的印象，就连他的老秘书萧光华也对笔者说：“我们在为首长编《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一书时，特地挑选了一帧他大笑的照片，以改变往常人们对他过于严肃的印象。”
直至得知“廉臣”是陈云的笔名，我这才明白，原来陈云还写过如此风趣、生动、活泼的文章……
我是喜欢看“闲书”的人，在好多年前便读过署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那是一篇富有趣味的文章，所以我读过之后，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文章居然出自陈云笔下。
《随军西行见闻录》写于1935年，翌年3月在法国巴黎中共主办的《全民月刊》创刊号上开始连载，同年7月在苏联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
《随军西行见闻录》在《全民月刊》首次发表时，注明“廿四年八月于沪滨”，意即1935年8月写于上海。
不久，此书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广为流行，出现各种不同的版本。其中，明月出版社出版时，把书名改为《从东南到西北》。大文出版社出版时，书名用《长征两面写》，除收入“廉臣”的文章之外，还收入美国着名记者斯诺《两万五千里长征》一文。
陈云正是为了便于此书在国民党统治区广为流行，所以不仅署了个鲜为人知的笔名“廉臣”，而且用“假托”的笔法来写。这可能由于陈云从小受到评弹的熏陶，所以在文学方面也有一定修养。
据称，这位“廉臣”先生是一位国民党部队的军医，“服务于南京军者4年，前年随南京军59师于江西东黄陂之役，被俘于红军。被俘之初，自思决无生还之望，但自被押解至赤色区域后方之瑞金后，因我系军医，押于赤军卫生部，赤军卫生部长贺诚亲自谈话。当时因赤军中军医甚少，他们要我在赤军医院服务，并称愿照59师之月薪，且每月还可寄回60元安家费。我系被俘之身，何能自主，惟红军尚有信用，除每月支薪外，即每月之安家费，亦曾得着家母回信按月收到。自此以后，我几次被遣至石城之赤军预备医院，时而调回瑞金之卫生部”。
在编造了这么一大套假托之词后，陈云便描述他以“军医”身份，如何为“朱、毛”——朱德、毛泽东——治病。
“廉臣”写道：
这些名闻全国的赤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我第一次为毛泽东与朱德诊病时，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辞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到我，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红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同。
“廉臣”还写道：
赤军……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毛泽东、朱德之特长。故在红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
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饭食一律平等。
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夫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
赤军领袖自毛泽东、朱德起，从无一人有小老婆者；赤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赤军军官未闻有贪污及克扣军需者。
我觉得毛泽东、朱德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因为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成这样大的事业。此外，如周恩来、林祖涵等远在国共合作时，已是当时国内政治上之要人。周恩来为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国内各方军队之黄埔学生很多与周熟悉者。
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黄埔学生对之仍有好感。
陈云极为巧妙地借“军医廉臣”之见闻，写出了当时被国民党称为“赤匪”的红军及其领袖的真实面貌。
陈云十分生动地描述了红军长征过老山界时的情景：
老山界这个山高得非常使人发急，到了一个山顶，见前面只有一个高峰了，不料上了那个高峰，前面还有一个高峰。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爬着高山，大家不停喘气和汗流浃背。
正在这个时候，忽听见隐隐有留声机的声音，正唱着：“骂一声毛延寿你卖国的奸贼……”
一片子唱完，又听见一阵歌声：“同志们快起来拿刀枪，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原来是政治部的宣传队正摆着宣传棚，为鼓励行军、提起部队精神，使之忘却行军之疲劳。在宣传棚旁边的石头上，拿粉笔写着：“同志们努力啊！还有25里就到山顶了。”“竞赛一下，谁先上山顶？”经过宣传棚的留声机和唱歌，的确我们爬上山的疲倦忘掉了。我们队伍内那些小看护生也唱起来了：“……骂一声×××你卖国的奸贼……为什么投日本，你丧尽了良心。”这样一唱，又到处引起唱着：“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唱了一阵以后，大家还是照着路向上走，这样走了共有12个高峰，才到山顶。当然到了山之最高顶，大家就兴高采烈，精神也兴奋了。时间已经下午4时了，但是80里路的高山，终于走到了山顶。
陈云还这么细腻地描述了红军渡金沙江的情景：
金沙江宽约等于黄浦江之一半，立于江边不能闻对岸之呼声。水流自西而东，流速极快，计每秒钟约有四五米。上游山高，水如瀑布而下，平时水浪已有一二尺，但风雨作时，则水浪骤增至三四尺，金沙江之风势，真是吓人。我渡过之时正值怪风骤起，沙滩上之沙，随风飞舞，河边居民在石洞所筑之草屋被风吹去。我站立路中，忽来一阵巨风，竟立足不住而被吹倒于地下，因此我等莫不叹金沙江风威之大。但半小时后，风停雨止，且见太阳。询问居民，始知金沙江边之风雨每吹不过半小时，过后就晴。中国西部气候变化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金沙江如此水急，因此不能通船只，自宜宾以至泸州，才通木船，泸州以下则通轮船。但金沙江之渡船在东川、巧家以下则船只较多。巧家以上每渡口最多10余只。龙街以上则只通皮船。船以兽皮制造，每船只渡一人。上游之所以用皮船者，因水流太急，江中礁石极多，木船易破。
赤军渡河时，不能架浮桥，只在交西渡渡口及其附近上下渡口搜集6只木船，大者可渡30人，小者可渡11人。而且船已破烂，常有水自船底流入，每次来回，均须专人在船舱将流入之水以木桶倒入江中，才能复渡，故危险异常，渡河速度因水流太急，故每小时只能来往三四次。而赤军全部人马，几乎都从此渡河，故除日间渡河而外，夜间则于江之两岸，燃烧木材，火光照耀江面，终夜渡河。
赤军之渡过金沙江而仅凭此6只破烂之船，国人未目睹此或不信之。但事实赤军确仅仅靠这6只破船以渡江。当然赤军之所以能如此从容渡江，最大原因，是由于南京军、滇军中了它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故有充裕之时间渡过全部人马。而且全部渡完两天之后，追军才到，所以掉队落班者亦极少。但另一个原因，则因赤军之渡河技术，有极好的组织。
试想，如无较好的组织，则在渡河时，人马拥挤，一不小心，小船即可翻身，而船只有损失，即将延长渡河时间矣。故赤军在各方面之组织能力，确远优于南京及各省之军队。
陈云假托“廉臣”这么个“小百姓”的眼光，记述了当时鲜为人知的红军长征。由于陈云是长征的亲历者，他又善于抓住种种细节，所以写得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极具可读性。可以说，这是一本比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早面世一年多的书，1936年7月当斯诺到陕北采访时，陈云此书已在巴黎和莫斯科公开出版了。
果真如同陈云所料，这本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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