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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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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如同陈云所料，这本以“小百姓”身份写的书走俏于当时的国统区……
我由此注意起陈云的种种笔名和化名。
第8章 进入红区（3）
陈云此名，是他的本名。前已述及，因他从小过继给舅舅，而舅舅姓廖，所以改叫“廖陈云”，又写作“廖程云”。
1929年，陈云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期间，用“廖仲仁”为化名，党内简称为“廖”，这便源于舅姓。
此后，1935年，当陈云到了苏联之后，曾用笔名“廉臣”。
1936年12月，陈云受共产国际特派，准备前往新疆时，化名“施平”。
1937年4月，陈云从苏联回国后，负责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工作，化名“史平”。
显然，这“史平”是“施平”的谐音。他曾以“史平”为笔名，发表过散文《一个深晚》。
此外，陈云还用过许多化名，诸如“陈明”、“成云”、“金生”、“廖陈氏”，等等，总共十几个。
陈云手稿弄清遵义会议之谜
长征途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史称“遵义会议”。
红军占领遵义期间，刘伯承任遵义警备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
陈云化名“廉臣”所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有这么一段记述遵义的情景：
我以驻军有暇，曾步游遵义全城。遵义地处黔北要冲，有汽车路北通川边之松坎场。自遵义向南，越乌江而直达贵阳。遵义为黔省通川重庆之要埠，因地处川边，故风俗习惯及商业情形，均与川省有密切关系。遵义城有新旧两城，新城为商业集中之区，旧城为官署与住宅区域。两城之间有小河，中贯以石桥。城中官署庙宇，当时悉被赤军驻满。据闻黔军柏辉章师长之公馆（在旧城）驻有赤军总司令部，毛泽东、朱德即驻于此。遵义全城有男女中学校五六所，赤军对于学校机关不驻兵，以示维护教育，但各校均未上课。惟赤军对于青年学生曾特殊注意，派人组织抗日救国会及赤军之友社，等等。
所以赤军进城之第一日即有几十男女学生，大部为中等学校学生，执旗上街演讲，为赤军演说。当我步至县立三中时，见操场上有该校学生之篮球队与赤军篮球队正在比赛。赤军球艺甚精，因平日提倡体育甚力。赤军想尽方法鼓动青年学子，由此亦可见赤军对于青年学子之注意焉。
尤有一事可记者，当赤军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有一女学生名叫李小侠者，年约20，同情赤军，在大会上演讲，后被举为革命委员之一，为当地学生中之长于交际者。
当赤军退出遵义时，李小侠亦随赤军而去。
当我步行遵义全城时，只见三种店铺门庭若市：一为洋货铺，套鞋、面巾莫不售卖一空；二为书店，遵义城有书店三家，间有上海、南京之杂志出售，此三家书店之新旧书籍、铅笔、抄簿，均售卖一空；三为酒肆，全城面馆、酒楼，莫不利市三倍。遵义城酒肆中颇饶川菜滋味，我亦同二三人去过一次，回锅肉、辣子鸡及各种泡菜，均饶川味，且价极廉。
陈云提及的中学生李小侠，笔者曾于1991年5月26日在遵义采访她，当时她已是一白发苍苍的老妪了……
随着毛泽东的影响日益扩大、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对于长征途中所召开的遵义会议的研究也就日益深入。然而，由于在档案中没有找到遵义会议的记录，关于遵义会议的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例如，遵义会议究竟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出席者有谁……
一份关于遵义会议的手稿的发现，一下子解决了许多历史难题，引起广泛注意。
这份手稿，是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从苏联运回的一批中共档案中的一件。手稿用蓝墨水直行书写，标题便是“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共8页4000余字。一看内容，便可知是当年传达遵义会议情况的提纲，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其中记载了许多关于遵义会议的重要而前所未闻的史实。
可是，这份手稿显得不完整，首页上标明（乙），显然还有（甲）。（甲）是什么？不得而知。再则，这份手稿是谁写的，没有署名，也不得而知。因此，这份手稿在未得到正式确认之前，无法公开发表。
笔者在查阅有关档案时，只在195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档案部的一份公函中，见到引用过这份手稿中部分内容，注明那是“一件未署名的文件”。
那份公函表明，早在1959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档案部已经注意到这份未署名的手稿。
岁月飞逝，1985年1月，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日快到了。为了使遵义会议研究深入一步，确定这份手稿的“身份”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于是，中共中央档案馆派人把手稿送到遵义会议出席者手中辨认，以弄清是谁写的。
手稿送到了在北京的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那里，都认不出是谁的笔迹。
陈云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而且当年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过，此次辨认手稿时，他正在杭州。所以，当在北京的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认不出是谁的笔迹之后，这份手稿被送往杭州。
笔者访问了当时担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
朱佳木回忆道：
“我收到手稿原件，交给了陈云同志。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叫我，我进了他的办公室。
“他说：‘这是我写的！’
“他的话，使我又惊又喜。
“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看了手稿，也说是陈云同志写的字。
“据陈云同志说，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不久，他向部队传达遵义会议决议时写的传达提纲……”
这下子，手稿的来历查清了：又是出自陈云笔下！
这份手稿，是在遵义会议后，陈云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各军团干部会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传达提纲。这份手稿，成了关于遵义会议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经胡乔木对这份手稿进行考证，认为这份手稿是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从云南省威信县到贵州省仁怀县鸭溪镇的行军途中写成的，因此写作时间应为1935年2月11日至3月11日之内。
陈云看了胡乔木就这一问题写给他的信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但我同意你们考证的时间。”
这样，这份提及许多前所未知的关键性史实的手稿，署名陈云，先在《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上发表，接着，在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日——1985年1月17日——又全文公开发表于《人民日报》。
陈云手稿的发表，一下子澄清了许多关于遵义会议争执不休的疑案……
陈云手稿指出：
遵义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由于从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已查明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开始的，“经过三天”，也就是1月17日结束。这样，遵义会议的日期查明了。
陈云手稿指出：
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外，一、3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5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
这一段话，给历史学家们帮了大忙。历史学家们把那些当时不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排除在外，一下子就确定了遵义会议出席者名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即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即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
陈云提及的“林、聂、彭、杨”，即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
再加上陈云提及的李卓然，“李总政主任”（李富春），“刘参谋长”（刘伯承）。
此外，再加上李德和翻译伍修权，还有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总共20位出席者。
陈云手稿如实地记录了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指出：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a，也就是李德；博，即博古；周，是周恩来。长征时，他们三人组成“三人团”，是中共最高领导机构。
陈云在会上和周恩来、张闻天等一起支持毛泽东，批判博古、李德。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原为政治局委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
陈云曾经回忆说，他是在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才认识毛泽东的，最初对毛泽东并不了解。到了遵义会议时，陈云对毛泽东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陈云称毛泽东“非但聪敏，且有才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才”。正因为这样，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
第9章 四处奔波（1）
在出席遵义会议后不久，在红军队伍中便不见了陈云的踪影。有人说，陈云失踪了。也有人说，陈云牺牲了。
其实，陈云是奉中共中央之命，担负重要任务，秘密离开了红军，前往上海……
毛泽东委以重任
在出席遵义会议后不久，在红军队伍中便不见了陈云的踪影。
有人说，陈云失踪了。
也有人说，陈云牺牲了。
其实，陈云是奉中共中央之命，担负重要任务，秘密离开了红军，前往上海……
当时，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严重破坏。
当博古、张闻天、陈云在1933年1月从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之后，在上海成立了以康生、卢福坦、李竹声为领导人的中共上海中央局。但是，由于卢福坦不久被捕、叛变，康生则于1933年6月赴苏联，而李竹声后来又于1936年6月26日晚在上海马立斯新村被捕，不久叛变。中共上海中央局只得改由盛忠亮任书记。
此后，中共上海中央局又几次遭到破坏，到了1935年夏，几乎停止了工作。
李维汉曾回忆道：
有一次，我路过博古、洛甫（笔者注：即张闻天）的房间，无意中听到博古对洛甫说：“上海完了。”（原注：指上海党组织被破坏完了）我猛听到这句话非常吃惊。
中共中央决定派人到上海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
原本中共上海局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联系的通道，由于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中共中央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由于这一联系中断，所以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所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先未向共产国际请示，事后又未向共产国际报告，而这一会议又事关重大，改换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改变了党的路线。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仍属共产国际领导，按照组织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之下的中国支部，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急于派人向共产国际汇报。
显然，这样的汇报必须通过上海，因为上海有共产国际派驻的秘密代表……
最初，中共中央决定派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前往上海。
那是在1935年2月28日，就在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的时候，潘汉年重入遵义，在街头忽然接到通知，说是洛甫有要事找他。洛甫也就是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
潘汉年赶紧到张闻天那里，才知中央决定派他去上海，去寻找上海地下党，寻找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潘汉年理所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跟19路军谈判，跟粤军陈济棠谈判，点将都点到他头上。他灵活机智，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
潘汉年出发前，张闻天找他谈话，对他说：“中央研究决定，让你到白区去，在上海长期埋伏，并设法打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我们现在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电台早已中断了。你知道，我们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你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得设法到莫斯科去。总之，应当尽快地和共产国际打通联络线，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结果以及红军的情况。”
潘汉年后来曾对李一氓说起自己前往白区的经过：
贵州一带，那时盛产鸦片。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便以“双枪兵”而闻名。所谓“双枪”，除了一支步枪，还有一支“烟枪”。于是，潘汉年便先让红军抓了个鸦片贩子，跟他关在一起。然后，他“救”那鸦片贩子，一起逃出监狱。他化名“杨涛”，混在一群鸦片贩子之中，到达贵州省会贵阳……
又据李维汉回忆，在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时，一位名叫林青的当地人前来找他，经过谈话，知道对方是当地的中共地下党员。由此，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兼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的李维汉，跟贵州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有了联系。李维汉让潘汉年到了贵阳后，找到中共贵州工委委员秦天真。秦天真又指派中共地下党员蓝云臧，护送潘汉年由贵阳经广西到达香港，再由香港来到上海……
不过，潘汉年不是遵义会议的代表，他并不了解遵义会议的情况。要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中共中央显然需要派出比潘汉年级别更高的代表，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常委。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陈云、博古这五常委之中，毛、张、周无法离开红军，博古是在遵义会议上遭到批判的对象，显然不合适，唯有陈云去上海是最恰当的人选。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明确支持毛泽东，所以毛泽东派陈云去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完全信得过。再说陈云是上海人，本来就在上海工作，熟悉那里情况，何况那时陈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工负责白区工作的，所以去上海的中央代表非陈云莫属。
派陈云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上海，是在1935年5月29日红军夺取泸定桥当天晚上召开的会议上决定的。由于处于行军之中，这次会议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在中共党史、军史、长征史和中国现代史上，都没有记载。但据陈云1985年2月回忆，参加此次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陈云等人。会议主要做出了两项决定：关于红军的前进线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口稠密地区，与在岷江流域一带活动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再者就是派陈云到上海恢复党在白区的组织，并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据刘晓回忆，陈云是和潘汉年一起去上海的。
但是，有人作了仔细考证，证明陈云和潘汉年是分头去上海的。
实际上，潘汉年和陈云确实是分头出发的，陈云是在潘汉年动身后才启程的。
就是在泸定桥会议后，陈云奉命伺机离开长征的队伍，这时潘汉年早已出发。陈云是在红军到达懋功雪山脚下的灵关殿后，离开红军，前往上海的。
“收账先生”的艰险历程
从长征途中前往上海，颇为危险，也颇为艰难。当年，陈云从上海通过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苏区”，差一点落入敌军包围圈；现在，又要冒一次很大的风险。陈云对四川人生地不熟，而且他有浓重的上海口音，在四川只要一开口，就会被知道是外地人……
此行必须轻装。临行前，陈云把有关的文件整理后，装在一个箱子里，交给组织。他的那份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很可能是此时放入箱子的。后来这些文件被作为重要档案，转运到了苏联。
据陈云秘书朱佳木告诉笔者，陈云是由一位名叫席懋昭的中共地下党员护送的。朱佳木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在整理陈云的文件时，发现一份席懋昭写的自传。席懋昭在四川天全县当过小学校长，他在自传中写及护送陈云出川。
席懋昭又名席哲明、席克进，是朱德的同乡，1912年出生于四川仪陇县观音乡。1930年在仪陇中学读书时，席懋昭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在押解途中脱险。1931年席懋昭入保宁高中，次年秋在成都天府中学读书，1933年春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0月党组织遭到破坏，叛徒出卖了席懋昭，他按上级指示转移到了荥经县，后来又转到天全县，依靠他在川军24军5旅28团1营任营长的长兄席伦的关系，被天全县长委派到灵关殿小学任校长，他的妻子贺伯琼（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则担任教导主任。有了这样的公开身份做掩护，席懋昭在天全县与二音院（观音寺）主任教员、中共地下党员魏守端取得了联系，开展地下工作。
1935年6月6日晚，席懋昭带领游击队在天全县城附近迎接红军，并带领红军先遣队1军2师4团避开敌人重兵把守的大路，抄小路经十八道水、苦蒿坪直抵灵关殿镇。从此一连6天，红军源源不断从灵关殿镇经过，向宝兴进发。席懋昭和魏守端带领红军战士打开了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乡亲。
6月12日，红军先遣部队胜利翻越了夹金山。就在红军的中央纵队即将从灵关殿镇启程赶往夹金山时，席懋昭接到中央纵队两名红军指挥员交给的重要任务，要他护送陈云出川。
当时，陈云就住在灵关殿小学。当席懋昭来到陈云住处，一位名叫陈梁的中共地下党员也来到这里。陈梁是四川冕宁县中共沙坝党支部负责人，红军经过冕宁时，他随红军北上，来到了天全县灵关殿镇，奉命与席懋昭一起护送陈云出川。
为了对付沿途的盘查，当时席懋昭、陈梁与陈云一起商量，陈云的“身份”有两种：通常说成“小学教员”，因为席懋昭是小学校长，容易掩护陈云；有时也可以把陈云说成是到川西的做药材生意的“收账先生”，化名“廖家骏”。陈云的算盘打得飞快，熟悉“收账先生”的“业务”。考虑到大批国民党军队正在追击红军，他们商定避开大路，走山路，绕道荥经，再折回雅安，到达成都，再从成都前往重庆。席懋昭在荥经县工作过，对那一带很熟悉。
为了确保陈云能够顺利“过关”，中央纵队红军的指挥员根据席懋昭的建议略施妙计，以给陈云一道“护身符”。
当天，陈云一行在细雨中离开灵关殿小学，踏上征途。就在他们走出灵关殿镇不远的地方，忽然有一个满身是泥水的30多岁的男子急急忙忙从后面追了上来。席懋昭认得此人，大声喊道：“局座，怎么落得这个样子？”
此人正是席懋昭的顶头上司、天全县教育局长熊某人。他作为国民党官员，在红军攻下天全县城时被抓。这天，他从县城被押解到灵关殿镇，红军“一不小心”，被他逃脱——逃脱的时间，恰恰是在席懋昭等刚刚离开灵关殿镇的时候。熊某人的家在荥经县，他是荥经县的地主，红军料定他会从灵关殿镇逃往荥经县，在山路上与席懋昭等“不期而遇”。
席懋昭向熊局长介绍陈梁说，是他冕宁的远房亲戚。接着又介绍了“收账先生”，说是做药材生意的商人（席懋昭随机应变，由于熊某人是天全县教育局长，倘若把陈云说成小学教员，容易“露馅”），他们都是为了躲避“梅老二”（当地国民党方面对红军的代称），结伙从山路逃往荥经县的。
那位熊局长信以为真，也就跟他们三人同行。一路上遇见民团设置的哨卡，见到熊局长，民团一边点头哈腰，一边连查都不查就放行了。
翌日，陈云一行顺利到达荥经县城，这天恰巧是陈云30岁生日。陈云出生于1905年6月13日，当天正是他的“而立之年”。
毕竟是“患难之交”，熊局长热情地邀请陈云一行到他家做客。盛情难却，陈云等在他家住了一晚，毕竟重任在身，不敢久留，第二天一早就朝雅安进发。
就这样，走了五六天，顺利地过了一关又一关，陈云一行来到了成都。
成都风声甚紧，这是因为蒋介石正坐镇成都，亲自指挥围剿红军。蒋介石从1935年3月2日入川，在四川坐镇150多天，发誓要全歼红军于四川。就在陈云到达成都的前几天——1935年6月14日——蒋介石还在成都发布命令，在四川正式实行保甲制，提出“编组保甲，清查户口”，以“追堵”红军于长征途中。
进入成都时，陈云为了减小目标，与席懋昭、陈梁分头活动。
陈云单独前往联络点——美丰银行——找到董事胡公着先生，出示了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胡公着先生乃是刘伯承好友，当即招待陈云住下。
陈云还交给胡公着先生一张文稿，请他派人于次日早上把文稿送至春熙路中段31号的《新新新闻》报馆刊登。文稿上《廖家骏启事》是事先拟好的：
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这是陈云与周恩来约好的联络暗号，倘若在《新新新闻》上看见《廖家骏启事》，就表明陈云已经顺利抵达成都。
陈云不敢在成都久留，住了一晚，便与席懋昭、陈梁在约定的地点会合，结伴从成都乘长途汽车前往重庆。
在重庆，陈云这位做药材生意的“收账先生”真的来到一家药铺，向店主出示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立即受到了店主的热情接待。原来，这位店主就是刘伯承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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