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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上的瓦尔登湖-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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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索起妈妈帮我付房租的建议。温暖的公寓和丰盛的三餐实在很诱人，但我真的不能接受她的帮助。我已经决心“零负债”读完研究生了，也就是说，不能以任何形式接受任何人的恩惠，即便是亲爱的家人主动赠予我也不能反悔，连政府发放的失业救济粮我也不领。也许我看待“接受馈赠”的方式太极端，可是一牵扯到礼物我心里就警铃大作。它们在我眼里不仅仅是打着精致蝴蝶结的善意，更是一笔笔债务。接受礼物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表态、一个动作，但我心里的计算器会“嘟嘟嘟”地按个不停，忠实地记录自己收了什么恩惠，借了多少钱，欠了哪些情，什么时候能还清。直到还清的那一刻，我心里的账本才会合上。
我认为人们在接受礼物的时候，不仅接受了人情，也接受了一种身份。赠与者仿佛在我们的背后留下了一道烙印，那是只有彼此才看得到的疤痕，那是依赖的印记。
在“北极之门”国家公园工作的时候，几位巡山的同事透露，每年夏季的工作结束后他们就会申请失业救助金，哪怕巡山期间领的薪水那么高，他们也照申不误。巡山员的待遇的确很好，我想，只要不大手大脚地花钱，拿一个季度的薪水过一整年也没什么问题。谁知一位巡山员告诉我，他每年冬天都去加勒比海畔度假，在金色的沙滩上靠着躺椅，一手举着菠萝可乐冰饮，一手捏着电话申请失业救助金，大声抱怨自己应聘了好多岗位，可是人家都不要他，通话的时候要装得很暴躁，使劲儿哭穷，强调“日子很难过”云云。他还说，只要申请成功，剩下八个月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只是，这种摆脱工作的方式就是真正的自由吗？金钱——甚至不择手段得到的金钱——真的是通往自由的船票吗？
我觉得，要是接受了政府的补助或者亲朋好友的接济，就是允许旁人在我身上打烙印。一味拒绝他人的慷慨，宁可自己咬牙度日，这种生活态度也许很矫情，很有可能伤害我和家人的感情，但我不想就此松口给自己找捷径。一回生二回熟，一借再借很快就会变成“伸手党”。我还是彻底“戒断”经济援助吧。我知道妈妈的焦急是出于对我的爱，可我渴望的是彻彻底底的自立，哪怕是饥寒交迫的自立。
杜克大学的学生可以免费搭乘校车，从东校区到西校区。我在车站等班车的时候发现长椅上贴了一张小广告：神经系统科学院征召认知实验被试志愿者，每小时10美元。我按广告上的方式上网查询实验列表，凡是适合的我就报名。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成了神经系统科学院的常客，一口气参加了好几项认知实验，头上挂满了电极，被针头扎来扎去，时不时被药片弄得头昏脑涨（厚着脸皮说一句，四种重要的体液里我捐了三种）。
当“小白鼠”换回的酬劳多多少少改善了拮据的生活。我心里清楚，只有坚持打工才能避免捡破烂的结局，避免因拖欠学费被赶出校门——这个更惨。我总是提心吊胆，仿佛一个小小的意外、一个不经意的疏忽就会毁掉我好不容易争取到的生活，一张处方、一笔意外的开销就会把我推进破产的深渊。就在参加认知实验的那段时间，我又发现了一张海报。
杜克大学核磁共振成像实验征召被试志愿者，报酬每小时20美元，代价是钻进狭小的机器里任他们扫描脑瓜。一开始，我非常纠结，感觉是在为赚钱出卖自己的身体，大概只比卖肾还赌债、卖身买车好一点儿吧？但我很快找了个高尚的理由：为科学献身！而且我不是拜金主义者，一切都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
被试者的知情同意书上特别注明：目前尚未发现实验中的磁力或无线电波会对被试者造成不良影响，但紧接着一句又警告道：然而，不能保证未来不会出现有害反应——什么鬼话？！
第一次实验，我走进放射学实验室，掏出身上的金属物品，躺在实验床上。一位带着浓重俄罗斯口音的中年女实验员在我的腰上绑了一根保护性呼吸带，在我的左手食指上夹上电极——实验开始后，她会在几个关键的时间点通过电极向我输出低伏特电压。最后，她在我的塑料头盔上装了一个“眼动追踪器”，记录我瞳孔放大的情况，还给我戴上耳塞，外面套一副头戴式耳机。
“你‘相’要再‘改’一床毯子吗？”她操着浓重的口音问我。
“哦，不用了，谢谢。盖一床就够了。”我答道。话音刚落，她干净利索地把我捆了个严严实实。
“感觉舒服吗？”
“很舒服。”
“别睡着啊。”
“我尽量吧。”
“最好别睡。不然我就得把你弄醒，你看着办吧。”她说完就把我推进蚕茧似的狭窄圆筒里。我感觉自己的手臂（被胶带牢牢地捆在身旁）擦着机器一路滑到底。世界顿时只剩下小小的、暗沉的古怪缩影，我立马慌了，下一秒大概要挣扎着（根本无济于事，核磁共振成像机的宽度只有55厘米）求人把我从这该死的地方拉出去。万万没想到恐慌来得快，去得也快。机器滴滴答答地开始扫描了。两个小时后，实验员总算放我重见天日，那时我已经睡眼惺忪，脸涨得通红了。我在床上坐了好一会儿，努力适应真实的世界。天哪，感觉实在太糟了。
我心想，绝不再掺和这种事了。可实验员直接递了50美元给我，我脱口便问：还有其他核磁实验可以报名吗？唉。
我还到市中心的一所小学应征“美国读书会”阅读辅导老师的兼职岗位。为了面试，我挑了一件最平整的衬衣和只穿过一次的簇新的休闲裤，上回穿这条裤子还是高中毕业后的返校舞会呢。这所小学开的工资是每小时16美元，我要是一个星期干满二十个小时，学费就赚到手了。面试结束后，考官立刻欢迎我加入读书会，但第一笔薪水要二月底才结算。我虽然找到了新“财源”，但远水解不了近渴。
小学阅读辅导老师的兼职并没有帮我彻底甩开财务危机，不过，拿到第一张支票后我还是决定美餐一顿，以示庆祝。
晚上的课结束后，我大步走进“有机食品”超市买了一颗西兰花、两根胡萝卜、一头大蒜、三个红土豆。
我抱着东西回到停车场，确定四周无人后才溜进车子。我的车子就停在路灯下，丝丝微光透过门缝照亮了一小块汽车地板，我借着这点光整理刚买回的蔬菜，把它们切成小块，丢进平底锅里。
剩下的蔬菜我都装进塑料盒里，塞进整理柜保存（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月和二月气温很低，大多保持在华氏40度——4。4摄氏度左右，食物不用放冰箱保鲜）。我拎起在学校里灌满的水壶给汤锅加水，打开放在整理柜上的野营炉，水烧开了，意大利面先下锅，接着把一根胡萝卜、半个土豆和几朵西兰花切成的什锦蔬菜丁一块倒进去，再加一包意大利面调料和一团花生酱。花生酱一下锅，汤汁立刻变浓稠了，香香甜甜的。我小心地慢慢搅拌，生怕汤汁溅到车上，溅到我挂着的衬衣上。
满满的一锅意大利面和蔬菜都快溢出来了，真是热腾腾的美味佳肴，让人食指大动。我把叉子放在黏稠的酱汁里，卷起一口夹着蔬菜丁的面条品尝。哦，实在是太美了！我埋头狼吞虎咽，一直到汤锅见底才停下。
一连好几个星期晚餐都吃意大利面，终于弄得我见到面条就腻味了。有几个晚上我只吃点谷物脆片应付了事，偶尔也做点复杂的换换口味，比如墨西哥玉米饼卷红豆饭。上课前我会把红豆泡在水里，晚上回到车里煮红豆饭作馅料，加几片西红柿和洋葱，用玉米饼卷起来吃。
清晨，我把从克罗格超市买来的廉价自营谷物脆片加奶粉冲泡当早餐，或者来一碗热腾腾的燕麦粥（配料依然是花生酱）。早餐的成本大多不超过2美元，我觉得和外面动辄15美元的早餐相比，自己做的伙食健康得多，香得多，分量也更足。我细细算了笔账，一日三餐平均成本是4。34美元。
麻烦的是洗碗。我想不出更简单便捷的办法了，只好拿一块面包或者玉米饼刮下粘在碗底的酱汁和食物。有些食物顽固得很，怎么也刮不掉——大多是几颗燕麦、几滴意大利面调料，我干脆把它们当做下一餐的“底料”，就像父亲把自己的基因传给子女一样。这么做挺恶心的，但我既没吐，也没生病，其他的就不重要了。
在车上住了一个星期，我就掌握了隐藏踪迹的秘诀。
我在体育馆里洗澡，顺便刷牙、用牙线剔牙、刮胡子；在图书馆里给笔记本电脑、手机和相机充电，上二楼到清静的托马斯阅览室（就是中文图书阅览室），躺在沙发上小睡片刻。
每逢双休日，图书馆关得比较早，我便如蚂蚁一般在校园里闲逛，这儿瞧瞧，那儿看看，找个地方待着，找些东西吃。我发现一张学生卡可以把我带进杜克大学的绝大多数建筑。现在，我终于可以待在温暖如春的教室里安静学习了。想休息了，就在笔记本电脑上看看电视剧、听听音乐。
无论走到哪儿，我都会特别留意落在地上的水笔或铅笔。在车上，面包和玉米饼的包装袋我都会留着重复利用，免得去买密封塑料袋。垃圾满了，我去学校的路上会顺手丢进公共垃圾箱。我小心地保持衣服的整洁，这样一个月去一次自助洗衣房就行了。
然而，也有一些事情让我深感不适。每天清晨睁开眼睛，我都会闻到一股陌生的怪味；每晚回来，一拉开车门，也有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从车里飘来，好像我打开的不是车门，而是一艘沉船，船上被诅咒的幽灵如蒙大赦，四散奔逃。究竟是什么味道，我也说不准，不总是臭味，但也决不好闻，而且有四分之一的机会“中彩”——臭不可闻。更糟的是，我的鼻子其实很迟钝，如果我都能闻到臭味，隔壁村的住户大概会满脸疑惑地想，究竟是哪个家伙放屁了。车里的味道要是再重点儿，肯定会粘在我身上，难说保安和一堆校工不会如影随形地跟着我，在我所经之处用强力水枪清洗受污染的环境。
为了除臭，我把驾驶座划定为“脏衣区”，专门堆放运动后满是臭汗味的衣服，干净的衣服则统一放在后车厢，用座椅隔离污染。我在体育馆洗完澡后会顺便把毛巾洗干净，湿毛巾就挂在挡风玻璃旁，这儿白天能晒到阳光，干得快些。我还买了一罐空气清新剂和一把扫帚，把扫帚柄拔掉，抓着短短的扫帚头打扫车子。
大冷天睡在没有暖气的车里也挺不好受的。一月和二月是北卡罗来纳州最冷的时候，晚上的气温勉强维持在30华氏度到35华氏度之间，但有天晚上，温度冷不丁降到10华氏度，我又没带厚外套，只好在图书馆里强打精神，一直撑到凌晨3点才回车里。车里几乎和户外一样冷，只不过挡了风。我赶紧把衣服脱了，哆哆嗦嗦地换上睡衣，赤裸的膝盖抖得撞在一起，肌肉都绷紧了，“小弟弟”也紧挨着大腿取暖。我在睡衣里加穿上保暖内衣，戴上帽子、手套，多穿了一双羊毛袜，全副武装。我的牙被冻得咔嚓直响，手指僵得像冰柱，挣扎了好一会儿才拉开睡袋的拉链，钻进去。睡袋仿佛洒满了阳光，一股暖流淌过我的手臂、双腿和躯体。我的脸上还带着寒意，睡袋却暖得我快化了，好像天然镇定剂。没多久，我的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哦，爱死了这种大冷天窝在温暖的睡袋之中的感觉。大清早肯定得喝冷冰冰的水，吃那些被霜打黑的香蕉，呼吸的气息喷在车玻璃上，转眼结成冰雾——这些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让我抱住这唯一的暖意。有时，我也希望能过个暖冬，可转念又想，做人为什么要那么任性，冬天盼着暖和夏天盼着清凉呢？
话虽如此，早上起来我还是忍不住想：要是有一台暖炉就好了。车里的温度大概还是10华氏度吧。一想到要离开温暖的睡袋，脱掉保暖内衣，套上白天专用的衣服，我就十万个不乐意，真得有强大的意志力才能办到啊。我一直赖到快迟到了才飞快地脱下睡衣，颤抖着换装，开灶做燕麦粥。虽然每天早上起床都要经过一番天人交战，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宁可吃苦，绝不负债。
我忍住了寒冷，解决了车厢的异味，填饱了肚子，找到了兼职，拥有稳定的收入，一切似乎都很理想，但我还是时刻担心发生什么意外让我的存款一夜蒸发，陷入破产的绝境。我总在不停地思考自己的目标。
第十八章第一位访客——车居试验第五十天
存款：1；160美元
万一被人当场逮住怎么办？他们会可怜我吗，一笑而过，高抬贵手？还是摆出官威，指控我住在车里的行为严重违反校规？
车居，不仅仅是试验，更是一场豪赌。它紧紧关乎我的自由，我的独立和舒适。一旦被抓，我可能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找一个非常便宜的住处，要么休学。我决不会违背几个月前对自己许下的诺言——永不负债。无论遭遇什么情况，我决不食言。
攀登布鲁克斯山脉的经历教会我一个道理：只有豁出去才能登上顶峰。登山者“不达山顶不罢休”的狂热也许不适合应对日常琐事，但若想实现伟大的目标，狂热却是不可或缺的动力。我若想在“零负债”的前提下完成学业，也得豁出去。
所以，每次看到别人的车灯投在我的厢式车上，听到脚步声在我的车边响起（可能是保安！），我都会吓得半死——不光害怕被人逮住，也害怕不得不以非常手段履行诺言。如果真的暴露，那我只能搬到森林里，去垃圾堆里觅食，即便称得上“简朴”度日，我也压根不想尝试这样的生活。我已经习惯了车居的生活，很享受车居带给我的舒适与便利，一点也不想自讨苦吃。所以我总是草木皆兵，却又不得不提高警惕。我需要这辆车子，我必须守住这个秘密。
米尔停车场居然很适合这场车居试验，真是大大出乎我的预料。虽然不远处就是热闹的第九大街，但它离杜克大学还有一段距离，学生一般不会把车停这儿，我也因此收获了宝贵的隐私。但我也不能掉以轻心。每个夜晚，我头顶第九大道明亮的街灯独自走回车子，仿佛电影里的主角。只要有旁人出现在停车场——无论开车还是走路——我都会选择默默地与自己的车子“擦肩而过”，直到对方离开才掉头往回走。有时我会站在阴影里，背靠附近公寓的砖墙，耐心地等学生们走远了才疾步钻进车子；有时我还会坐在公寓大楼的台阶上假装翻书，借着连帽夹克衫的遮挡偷偷观察四周，等学生纷纷走进公寓，走进酒吧，然后若无其事地走近车子，飞快打开前车门，再伸手打开侧门的锁，利索地钻进车子。即使上车了，我也会蹑手蹑脚地移动，决不会让脚板踩的那几个位置发出声响。天亮以后，我照样小心翼翼地先扒开百叶窗观察一番，确定没有人在附近才开门出去。无论早晚，我都得偷偷摸摸地行动。
车居试验之初，我就制定了一整套保密策略。下面是我的车居七戒：
一、绝不挑起任何与车居有关的话；
二、绝不挑起任何与车居有关的话；
三、绝不为了照明、采暖或其他任何目的开引擎；
四、绝不发出任何噪音；
五、煮饭时紧闭车窗，避免任何人听到汤锅的沸腾声和餐具碰撞的声音；
六、永远，永远别让人看到你进车子；
七、永远，永远别让人看到你从车里出来。
车居的头两个月，我没有向任何人露一点儿口风——不是我不想（我真的好想找个人痛快倾吐），而是不能——至少我觉得不能。
或许我有点走火入魔了？或许我太遮遮掩掩了？说不定人家一点也不在意，说不定杜克大学的行政管理者也不会计较这点小事，甚至还支持学生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警告自己：没有人会接受这种“试验”的。
“你怎么就想不通呢，一旦他们发现这个秘密，你的麻烦就大了！”我妈妈总是这么警告我，“这根本就不正常嘛！”
一开始，我对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还适应良好。厢式车为我提供了独特的私密空间，我在车上写作、思考、阅读、反思、成长，就像梭罗在湖畔小屋里做的那样。我期盼这种孤独能激发我的灵感，给我带来新生。一晃两个月过去了，我置身人群，却无法与任何人深交，我快被这没有尽头的孤独淹没了。我竟然没法跟哪怕一个人真诚交流。每次谈话渐深，别人免不了问起我的住处，我不得不昧心编一套荒唐可笑的谎言，接下来的交往就完全变味了。很快我就发现闭口不言比说话骗人、维持尴尬的谈话轻松多了。
原本我还挺看得开，至少我最渴望、最缺乏的不是物质享受，不是什么奢侈品，而是友情，是陪伴。孤独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既不缺衣少食，也不馋大鱼大肉，情愿放弃电视加啤酒的娱乐，不出门消遣。可是，说句心里话，我多希望能回到纽约州的老家和我高中时代的铁哥儿们喝酒聊天啊！多希望和图书馆里遇到的漂亮女孩打声招呼啊！又是多么希望萨米能在我身旁啊！
现在的这种孤独完全是自找的：是我一意孤行偏要住在车上，是我为了回大学读书和萨米分手——我就是这么自私自利的人。
为什么迫不及待地投身孤独呢？大半时候，我独自一人坐在图书馆的角落浏览电脑网页。和萨米分手难道就是为了过这样的生活？为什么总是把别人留下，独自离开呢？我总能听到“那条道路”在耳边诱惑地唤我，但我为什么不能选择性忽略呢？我走的路为什么如此孤独，如此悲凉？
我不能和萨米在一起，也不能和其他女孩长久相处，也许之前负债带来的拘束给我留下了太多阴影，一想到可能会被什么束缚，我就坐立不安。现在的我执着地追求着自由，只要自由受到一丝丝威胁，我立刻就会觉察。就像童话里有位公主透过四十多张床垫还能感觉到床板上的一颗小豆子一样。谈恋爱的时候我嗅到了这种威胁，接受馈赠的时候嗅到了，在别人试图对我产生哪怕一点点影响的时候，我也嗅到了。一旦觉得受拘束，我就忍不住愤怒，心怦怦直跳，胸膛里翻滚着一股热浪，我必须不停地告诉自己冷静、冷静，才能忍住抽身而出的冲动。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我什么时候才能变成正常人？
我需要孤独，这仿佛是加诸我身上的诅咒。从前，我以为只要出门旅行、参加冒险就能平息对自由的执着；只要爬爬山、搭搭便车就能排遣流浪的渴望，就能让我重获宁静、戒掉“漫游癖”，心满意足地安定下来。但事实远非如此。我就像个士兵，刚打完一场仗又盼着回前线继续战斗。
在图书馆里，我把萨米送给我的一张光盘塞进笔记本电脑，里面收藏着我俩在密西西比州的一张张照片，有工作的，有徒步旅行的，有在阿拉斯加照的，背景音乐是杰克·约翰逊的歌曲《在一起最好》（Better Together），有句歌词是这么唱的：“哦，我们在一起最好……哦，一起看满天繁星……”我选了个最靠角落的位置，戴着向图书馆借的耳机，一遍遍地看着我和萨米在佛蒙特州手牵手的合影，眼泪夺眶而出，只好低头躲在电脑屏幕后面，生怕别人看到我满脸的泪水。
我渴望有人陪伴——特别渴望恋爱——可我清楚自己必须和女孩子保持距离，绝不能再谈恋爱了。一旦沉浸在浪漫的感情中，我会淡忘重返校园的初衷。现在，我必须为当初的决定付出代价。在车上住了八个星期，我开始自吟自唱、自言自语，到了第十个星期，我已经煞有介事地和自己说话了：
我：有臭味，你得随手收拾干净。
自己：可是，亲爱的……
我：别和我套近乎、耍赖皮！
再这样下去我非得精神分裂不可，说不定会买个排球，割破手指，用鲜血在球上画张人脸和自己玩角色扮演。我告诉自己：你必须找人说说话了，必须找个人倾诉满肚子的秘密。
“嘿，你好，你是达勒姆人吗？”他问。他有一头凌乱的金发和一把凌乱的胡子，一身牛仔装，还挺“潮”的。
一般我大老远望见流浪汉便会绕道走开，就像躲避耶和华见证会的传教士一样——他们总是衣冠楚楚的，两人一组挨家挨户地敲门布道。我上学的路上有家“有机食品”超市，今天，那个流浪汉就站在超市旁。我一反常态地主动和他打招呼，仿佛遇到失联许久的高中老友。
“哦，我不是本地人，”我应道，“不过，有事吗？”
他告诉我，他来达勒姆没多久，怎么也找不到工作，兜里实在没钱了，连离开这儿的车票都买不起。他还向我打包票说自己“和那些酒鬼流浪汉不一样”，只想要点钱买吃的。我不知道该不该信他，但我很同情他，而且我想这可能是我仅有的倾吐机会了，他应该不会出卖我吧。
“你也知道，现在的经济不景气啊，”他说，“都找不到工作。嗯，你能不能借我点钱花？”
“对，我知道生活不容易，老兄。”我应道，一心想引起共鸣。“其实——”我顿了片刻，特意认真地强调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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