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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传-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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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答复》中，罗荣桓等写道：“部队在生产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一般主力机关每日可以吃到五钱油盐，一斤多菜，每月一斤多肉。并能补助牙刷、牙粉、黄烟等日用品，今年上半年，由生产盈余，每人解决衬衣一套，体力亦渐增强。”
罗荣桓等还报告了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情况，指出，凡是发动减租减息与实行民主的村庄，农民对生产很热情，生活上得到改善，除还债外，穿衣吃饭比以前好些，由此转变了思想，认为“用的是毛主席的法子，过的是共产党、八路军、民主政府的日子”。《答复》指出，粮食除沂蒙区有旱灾减产外，其他地区均够吃，布匹、纸张、盐大部地区均可自给。有的地区还有盈余。群众负担虽然还是很重的，但比起敌占区则好多了。
随着生产的发展，经济工作在根据地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对于这项工作罗荣桓以前并不熟悉，但他注意充分发挥一些经济专家和财经工作者的作用，使山东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著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原在抗大华中总分校工作，一九四二年在返回延安途中到达山东，朱瑞留他在山东帮助工作三个月。后来，薛在山东的期限早已超过，中共中央来电催薛回延安。罗荣桓一面复电中央，要求将薛留下，一面征求薛的意见。他对薛暮桥说：“山东的经济工作还需要你呀！这一年你在山东工作成绩很大，我就不必多说，只想强调一点，经济斗争，是我们整个斗争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很需要有你这样的专家来帮助我们啊。”薛暮桥听了很受感动。经过在山东一年的工作，他对这里的经济工作也发生了兴趣，便放弃了去延安的打算，表示愿意服从山东分局的决定。这样，他又在山东工作了五年，经历了解放战争，直到一九四八年秋才离开山东。
薛暮桥担任了山东省工商管理局的监委，局长由黎玉兼任，局的日常工作由薛主持。罗荣桓、黎玉经常和薛暮桥一起研究对敌经济斗争问题。
山东分局制定了从对敌斗争中发展根据地经济，保障供给，为战争服务，为群众服务的经济政策，并规定工商管理机构的具体任务是：货币斗争，贸易管理，扶助生产，保障供给；即对外进行对敌经济斗争（包括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对内扶助和发展生产。
在罗荣桓的关怀和支持下，山东的对敌货币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当时敌后的三角斗争，反映在经济上，也形成了抗币（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在山东称北海币）、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和伪钞（伪政府发行的货币）的三角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他们攫取到的几十亿元法币推到国民党大后方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用以掠夺物资，同时又大量发行伪币来搜刮人民财富。由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连续失利，法币迅速贬值，这对敌后根据地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一九四二年流入山东根据地的法币有几亿元，实际上就等于有相当数量的物资被敌伪掠夺走了。在这种情况下，抗日民主政府采取了断然措施，排挤法币，禁用伪币，大量发行北海币，建立独立自主的抗币市场。
由于根据地日益扩大，减租减息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得到发展，加上沿海地区擅渔盐之利，有的地区还有丰富的金矿……这些丰富的物资使北海币有了最可靠的保证。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北海币对法币和伪币的比价迅速提高。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一元伪币可兑换北海币1。5 元，到一九四五年一月，便跌落到只能兑换0。15元北海币。因此，这时在山东根据地市场上，法币、伪币绝迹，许多游击区也逐渐变成北海币市场，就连某些敌占区的人民也暗地贮存北海币，以便购买根据地的各种物资。
随着货币斗争的胜利，在分局领导下，又及时调整了贸易政策。由一九四三年前基本禁止物资流入敌占区，个别则实行以货易货的办法，改为组织输出，换回需要的各种物资，并开展了大规模的海上运输和对上海、天津等地的贸易工作。还明确规定了内地贸易自由的原则，取消内地各抗日地区之间的粮食统制，统一领导贸易斗争，从贸易中增加财政收入。这些新的政策实施以后，贸易斗争很快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不仅每年增加二亿元北海币的收入，还调剂了市场，稳定了物价，扶助了生产，保证了人民生活和军队的需要。
－－－－－－政权建设和统战工作
在《答复》中，罗荣桓和黎玉还报告了地方政权建设和团结党外民主人士的工作。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议员大会开幕，通过了山东分局提出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草案）①〔《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八一施政纲领”）的要点是：一、坚持山东抗战；二、爱护抗日军队，增加主力，加强县区武装，发展民兵；三、按照新民主主义原则，加强民主建设工作；四、按照新民主主义原则，促进经济建设工作；五、整财政，力求负担公平；六、正确执行中央的土地政策和劳动政策，调整阶级关系，改善工农生活；七、援助反战日本士兵与人民，正确执行对敌伪政策；八、加强对敌斗争工作，团结敌占区同胞共同抗战；九、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实现民族平等，男女平等〕，总结了三年来的工作，发表了大会宣言。大会决定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更名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选举黎玉、罗荣桓、刘居英、梁竹航、艾楚南、张伯秋、田佩之、耿光波、郭维城、杨希文、辛葭舟等十一人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黎玉任主任委员。大会还发电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致敬。九月一日，毛泽东复电，勉励省临时参议会及敌后全体爱国军民，团结一致，再接再厉，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而奋斗。九月八日，大会胜利闭幕。参加这次会议的二百多位参议员中，有很多党外人士。参议长范明枢就是一位在山东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民主人士。他于辛亥革命时期留学日本，曾任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弟子遍山东。“一·二八”事件后，因支持教员、学生进行爱国活动而被反动派捉进监狱。出狱后，闲居在泰山的冯玉祥聘请他讲授《左传》、《史记》。他还为地方筹办公益事业。“七·七”事变后，范老在地方上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沈鸿烈想利用他作为招牌。范老看穿了他的反共阴谋，毅然离开国民党省政府驻地东里店，拿着几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画，亲自到乡村和集镇作抗日宣传。一九四○年，范老以七十六岁高龄当选为山东省第一届参议会的议长。一九四一年后，尽管敌人反复“扫荡”沂蒙区，环境非常险恶，范老仍坚决同沂蒙人民一起坚持斗争。在范老八十一岁高龄时，罗荣桓亲自报请中央批准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另一位参议员、山东国民抗敌协会领导人李澄之，是在山东国民党中颇有影响的人士。他曾在沈鸿烈包办的山东抗日动员委员会内工作，因为思想进步，抗日爱国，受到了沈鸿烈的排斥，便脱离国民党省政府，在地方上成立购粮委员会，帮助抗日的部队购买军粮。沈鸿烈又出来干涉压制，李澄之愤怒地说：“反正我们是要抗日的，国民党不让我们抗日，我们去找共产党。”从此，他和耿光波等爱国民主人士便来到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
这次会议，还增补了郭维城、姚尔觉等十余人为参议员。姚尔觉原是国民党鲁苏战区战地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中将参议，因与柳亚子、何香凝等人有交往，受到国民党的排斥，后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任山东省文化界救国协会会长。
罗荣桓还经常教育在政权机构中的党员干部，要充分认识团结党外人士的重要性，经常关心他们的思想、生活，听取他们的批评与建议。有关的党组不能包办代替政府工作，不能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要依靠党员干部的以身作则、发扬民主、廉洁奉公、合作团结的模范作用，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来实现党的领导。
在罗荣桓的带动下，分局领导都很注重对党外人士的团结工作。党员干部与党外人士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一九四三年春节，分局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联欢会。许多党员干部与民主人士共同登台演戏，台上台下沉浸在亲密无间的欢乐中。
随着一连串战役攻势的展开，抗日的烽火已经燃烧到敌占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附近。沦陷区与城市工作显得日益重要了。
一九四三年七月，山东分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发出《关于开展大城市工作的指示》①以后〔见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第一版，第二○五页〕，罗荣桓领导山东分局检查和整顿了过去的城市工作，建立了济南、青岛等重点城市的工作委员会，进驻于其近郊，使城市工作有了进展。
在《答复》中，罗荣桓等报告，党不仅在青岛、烟台的工人、学生中已经发展了组织并建立了群众组织，而且党的情报、锄奸、工商管理与敌伪工作，对上海、天津等城市都有了一些单线联系，并在青岛、烟台、济南、连云港、上海、天津等地建立了情报电台。
《答复》还提出：通过商业关系，对东北十几个大商埠都可以开展工作，各大商埠都有抗日救国联合会及商人救国团等组织，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向东北发展，是有希望的。
在这里，罗荣桓第一次提出了“向东北发展”的问题。然而在当时还仅仅是指城市工作，一年之后，他将要率领六万大军“向东北发展”。
一九四四年九月，罗荣桓主持召开了山东分局城市工作会议，学习了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城市工作指示》，研究了发动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政权，准备武装起义，以里应外合的方式收复大城市等问题。
会后，各地根据会议的精神，把城市交通要道工作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抽调大批干部建立和加强了城市工作机构，并向山东各城市和交通要道加强了打入和派遣工作。为迅速而普遍地开展这一工作，当时采取了“分头多路”的方针，即由各级党委统一部署，以城市工作专门机关为主，各地区、各部门均可利用自己的条件，向交通要道广泛地进行打入和派遣。胶东区、渤海区还分别负责向东北地区和北平、天津两大城市开展工作。
在以后的大反攻时期，因为没有强攻大城市，山东的城市工作采取了继续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这些积蓄下来的力量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整风和审干
罗荣桓在《答复》中报告了整顿“三风”和审查干部问题。在这前后，还多次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山东整风的状况。山东整风的成绩及许多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山东党的整风运动是从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发出有关整风的决定后开始的。当时，罗荣桓主要领导第一一五师的整风学习。他要求大家深入理解整风文件的精神实质。总政治部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曾将一一五师整风学习的经验转发给各战略区参考。但是总的看来，一九四二年以前，山东党的整风学习还存在着理论联系实际不够，对党员的思想改造重视不够的缺点。
一九四三年山东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后，罗荣桓以很大力量领导了整风运动。根据中央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发出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简称第二个“四三决定”），他主持山东分局发出了重振整风学习的指示，规定整风为山东四大任务（对敌斗争、经济建设、群众工作、整风）之一，而且是保证其他三大任务完成之决定性的任务；并要求各级领导，改组领导整风的学习委员会，要求从精读整风文件入手，认真领会精神实质，着重从文件中去寻找立场、观点和方法，注意联系实际，以提高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鉴别能力。
从一九四三年冬天开始，整风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为了使许多新党员吸取党二十余年来的历史经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罗荣桓根据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感受和自己学习党的历史的体会，结合山东整风学习的经验教训，向分局和军区机关干部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随后将报告记录交山东分局的机关刊物《斗争生活》①发表〔《斗争生活》第三十二期，《文献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五期重新发表〕。这是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专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较早的文献之一。
罗荣桓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在民族化上，有了他的发展。”他转而设问：“这是否由于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天才而得到成功呢？”随即答道：“我认为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毛泽东同志思想的伟大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因此，他是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教条主义所不了解的。”
在这里，罗荣桓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而后者则“死守住马列主义的词句、主观主义的自以为是”。
实事求是，这是罗荣桓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从毛泽东那里学得的马列主义的精髓，是他终生坚持奉行的思想路线。他一贯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一切背离这一原则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他都毫不含糊地予以抵制和摒弃。
在领会文件精神、掌握思想武器的基础上，整风及时地转入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自己的历史、工作，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并分析其根源，提出改正的办法。在此基础上，每个干部写出了自传，在集体讨论和帮助下，反复进行修改。当时，罗荣桓抽看了城市工作部副部长王见欣、机要科长苏蕴山等许多干部的自传，还和他们作了亲切的交谈。通过这一活动，罗荣桓进一步熟悉了干部，同时，那些干部也获得了很大教益。罗荣桓的亲切教导，直到现在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共中央的第二个“四三决定”中，中央要求在整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肃清内奸分子。在当时党的队伍迅速扩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相互交错的复杂情况下，一般地说，进行审干和除奸是必要的。但是，这个《决定》对敌情的分析作了过分的估计，认为“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是惊人。”到一九四三年七月间，担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更是夸大敌情，说什么党内军内“特务如麻”。他提出了开展“抢救失足者的运动”，使审干走偏方向，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错误。中央发现这种“左”的错误后，宣布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并于八月间提出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①〔九条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纠正了这种错误。
第二个“四三决定”传达到山东后，罗荣桓仍然实事求是地估计干部队伍内部的政治状况。
十月九日，在罗荣桓主持起草的《关于在整风中重新审查干部的指示》中，对山东干部的政治状况作了一个总的估计：“就山东部队与地方干部的成分来估计（除军队老干部外），有地下党时代保留下来的干部，一部分是抗战初由监狱放出，有长期曾失掉联系而消极者；有自延安抗大派来者，有平津流亡学生，有五战区②来的〔指国民党第五战区，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他曾招收了一部分抗日爱国青年。以后，其中许多人脱离国民党的部队，加入了八路军〕，有国民党及统战关系介绍来的，有六年抗战中培养提拔起来的干部等六种。这些干部经长期斗争的考验，组织部门与锄奸部门的审查和整理，政治上组织上曾清洗了一部分不好的分子。但个别坏分子转变方式，潜伏在党内，进行隐蔽活动，仍有其人。”
在这里，罗荣桓认为，坏分子只是个别的，不是大批的，更不是“如麻”。显然，在第二个“四三决定”已对敌情作出过分严重的估计的形势下，罗荣桓能如此客观地估计干部状况，充分表现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小册子传到山东后，罗荣桓看了一遍便吩咐：“不要下发。”
随后，山东各地按上级要求，开展了坦白运动，反省出许多政治思想问题。对待反省坦白的人，执行了中央关于“坦白从宽”、“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反对逼供信”的方针，并及时对他们进行了细致耐心的思想教育。
山东反省坦白的做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央在《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中指出：“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山东分局运用这种坦白方法，取得很好的经验。”
在中共中央的第二个“四三决定”中，还提出：“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的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决定》认为，这样做既可使下情上达，发扬正气，纠正领导上的缺点；又可以给有错误思想的干部以明确的纠正，使之从自己的经验中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还可以使内奸分子认为有机可乘，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这就是所谓暴露的方针。
这一做法山东一直未予执行。直到一九四四年九月，一位负责干部从延安来，负责传达延安的经验，贯彻执行上述做法才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三日，山东分局发出了《关于整风审干的基本总结与今后指示》（称为“双十三指示”）指出，整风已进入审干与防奸的阶段，根据地的一切工作都要以整风审干为主，审干决不能离开整风，只有启发教育干部暴露问题，才能正确地完成审干任务。
十一月一日，分局又发出了《关于目前整风审干的补充指示》。在对干部政治状况的估计上，《补充指示》说：“对于特务世界性与群众性的认识不足，片面的强调山东的特殊性，如说山东外来干部少，国特不易打入，军队没有问题，我们的干部大都经过锄奸斗争与长期考验，等等……”这一《补充指示》实际上不指名地批评了罗荣桓曾提出过的观点。
《补充指示》提出，在发扬民主时，要使干部敢于发言提意见，然后于适当时机进入全面反省坦白运动。这两个文件，都提倡用放任态度，采取暴露的方针，鼓励大搞民主，达到审干的目的。
罗荣桓和分局其他领导成员对这些做法是有顾虑的，决定先在一些单位进行试验，而不普遍展开。
试验单位之一是只有几十名干部的分局办公厅①〔即分局和省行政委员会（相当于省政府）的直属队〕，民主会一开始，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就产生了。有些干部在大会发言、墙报、漫画中，讽刺、漫骂、挖苦领导干部，打击“接近领导”的积极分子，而他们自已却以“大交谈”为名，自由结合，组成了小圈圈。他们还要求按“三三制”的形式改组支部（即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对领导有意见的被称为“积极分子”的人各占三分之一），把领导与被领导看作“成份”上的不同，提出“干事是基本群众”，“群众应掌握支部脉搏”等等错误的口号。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分析了思想动态，认为在运动中讽刺漫骂领导的人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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