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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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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分析了思想动态，认为在运动中讽刺漫骂领导的人有三种不同情况：一种是个别人，有比较严重的错误思想，借发扬民主之机，对分局负责人黎玉进行人身攻击，实际上是完全否定党的领导。另一种是少数人，因对领导不满而泄私愤、图报复。还有一种人是有平均主义思想，想借着民主检查的机会满足个人的某些要求。少数人在个别人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在民主检查中便对领导进行无原则的漫骂、攻击，而真正的积极分于则被视为“狗腿子”、“奴才”，受到讽刺和孤立，至于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就更不敢说话了。
针对这一情况，办公厅方法。
一方面严肃批评个别人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另一方面对其他搞极端民主化的人，通过领导干部先作深刻反省，虚心接受正确意见，再通过交谈，指出他们不正确的地方，来教育群众自觉纠正偏向。同时鼓励积极分子，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害怕讽刺挖苦。按照这种区别对待的方法，经过教育，正气逐渐上升，极端民主化的风潮便渐渐平息了下来。
为了纠正偏向，使运动健康发展，罗荣桓亲自出席分局办公厅的民主检查座谈会，并作了发言，用说理的方法批评了个别人的错误思想。他针对要求在党内实行“三三制”的言论说：“党外‘三三制’的民主与党内民主有本质上的不同，必须加以区别。‘三三制’政权是各阶级的联合……也必然有联合中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包括了阶级斗争的性质与情绪的。我党为了要确立工农优势，其他阶级必然会对抗，但又为了巩固联盟，必须要调解与降低这个阶级的矛盾。而我们党的民主则完全与此不同……我们党是一个阶级的整体组织……绝不允许有不同阶级的对抗存在……”
他针对有些人借口“知无不言”而对领导、干部进行人身攻击的问题指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不是提倡‘不知而言’，更不是提倡捕风捉影，胡言乱语。毛主席启发我们自由思想，‘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是要大家首先放下个人主义的包袱，再去开动机器自由思想。放下包袱这就是立场问题，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上去开动机器，没有放下包袱而去开动机器，必然要开入泥河，这不是我们需要的自由思想。”
针对个别人夸大黎玉的个别缺点，罗荣桓还说，我们工作中不可能没有某些缺点，正象太阳也还有黑子一样，不能把这些黑点看成乌云。可是有个干部不听劝告，当场打断罗荣桓的话说：“那黑点、那乌云，就正好罩在我的头上。”与会者见此人蛮不讲理，都很气愤，主张处分他。罗荣桓虽然严肃地批评了他的错误思想，但还是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我们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去处理他的问题。
另一个试验单位《大众日报》社的运动也搞得非常“热闹”。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报社社长陈沂有乘马，喜欢吃辣椒，都被视为特殊化，结果马尾巴被割了，炒辣椒的锅也被砸了。印刷厂有的职工要求每人除发一件棉袄外，再发一件棉袍。陈沂向大家解释说：这样做财政上有困难，也不符合山东行政委员规定的供给制度。有一些受极端民主化影响的职工竟说：“共产国际都可以解散，行政委员会的规定算个什么？！”个别人甚至威吓说：“若不发棉袍，小心你们的机器！”
卫生部也是一个试验单位。他们开了七天民主会，对领导干部提了不少意见。卫生部政委谷广善向分局汇报了情况，建议结束民主检查。可是，有位领导人却说：“运动不能收，整了风还要审干，还要找特务。”他要谷广善回去继续动员发扬民主，说打也可以，骂也可以。这时罗荣桓插话说：“我看，不能打，也不能骂。还是按照毛主席讲的四句话去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
卫生部的运动既然不能收，有的干部也胡言乱语起来了，说什么：“宁愿在敌人那里住一年监狱，也不当一天八路军！”于是，分局那位领导人便对谷广善说：“你看，我说你们那里有特务吧！”谷广善听了后，又生气又着急地说：“那叫什么特务？还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逼着他信口胡吣。”
就在这时，敌人的冬季“扫荡”开始了。罗荣桓对卫生部的情况感到很不放心，对谷广善反复叮咛：“你们卫生部单独行动，民主会开得这么乱，领导上可得注意一点。”当时，敌人离卫生部驻地只有几十里远，谷广善急忙赶回去作了紧急动员，宣布民主运动暂时停止，把墙报、漫画卷起来，等“扫荡”完了后再继续进行。经过七天反“扫荡”的考验，证明在运动中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并不是坏人，有的表现还很积极。在战斗的环境中，领导干部的威信又恢复起来了。
这时，在山东各个战略区也都进行了试验。胶东区党委党校和整风训练班中很大一部分党员被打成了“特务”。许多人跑到区党委书记林浩那里哭鼻子，林浩向罗荣桓作了报告。罗荣桓指示不能再这样搞了，整风不能没有领导，不能搞逼供信，要他们迅速停止错误的做法，把搞的那些错误材料全都烧掉，干部还照样使用。
中央的第二个“四三决定”中明确指出：“敌后情况与延安大不相同，主观计划常为客观情况变化所中断，故应灵活地运用延安经验，着重于自己创造新的经验，随着情况变化而修改自己的计划，采取适应环境的处置。”通过试验，罗荣桓更感到在敌后不能机械地照搬延安的做法，而必须从山东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去领导和开展整风审干运动。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罗荣桓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山东各地区发出了《关于审干问题的意见》，同时报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他首先要求把整风当作审干的基础，而不能把两者混在一起。他指出：“如果没有经过好好的整风，打下必要的基础，审干必然变为少数领导者的事情，或形成一种突击的倾向，实很容易走入轻易发动坦白，变相的严重逼供信。”为了把整风与审干加以区别，罗荣桓在文件中，提出了先要克服在民主座谈会中所形成的领导与群众对立的情况，“在领导上展开自我批评，接受大家正确意见与决心改进领导之下，是完全能够启发大家，改变中间大的现象，使正气上升，以达到审干的必要基础。”他把群众中正气的上升看作是转到审干的必要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不宜马上转入审干。
在《意见》中，罗荣桓提出，民主检查的方式“不准备普遍的采用，只限分局、区党委、军区各级机关中进行，只限于鲁中、鲁南、滨海地区进行”（这三个地区在山东分局领导下已联成一片）。
一九四五年三月，罗荣桓主持山东分局对前一阶段的运动作了检讨。三月十二日，分局进一步明确规定：民主检查在“一般战斗部队和县以下机关，目前不应发动”，而“在（直属单位的）战斗部队和统战部门，其方针应以团结为主，而非以暴露为主”。
关于“以暴露为主”的问题，罗荣桓在三月十五日给中央的电报《关于民主检查的检讨》中说：“我们对各单位布置执行分局‘双十三决定’上，是有缺点的。”他指出，这主要表现在，‘强调暴露的方针，而发生极端化的偏向，甚至采取不正确的动员方法，去助长群众的偏向，结果是把发扬民主当成了暴露，在审干方面可能引起政治问题的扩大化。”
这一检讨实际上便从原则上否定了暴露的方针，于是，第二个“四三决定”所提倡的通过极大的发扬民主以暴露内奸的错误作法便在山东实际上被搁置起来了。这时，他还提出一句有很大影响的话：“民主检查应从检查领导开始，检查领导终结。”他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还提出，要求大家今后还要继续发扬民主，不要因为这次浪潮而害怕民主。领导者更不能满足这次检查反省，还要继续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把它作为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的武器。要求所有党员不仅要组织上入党，而且一定要思想上入党。
由于罗荣桓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从实际出发，在民主检查中出现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很快便得到纠正。对于在运动中发表了严重错误言论的干部，他仍然“强调一切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是从组织上解决问题”①〔《关于民主检查的几个问题》〕，从而避免了反奸斗争的扩大化，保证了山东党的整风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并结合整风进行审干，决定分期调集各级领导干部到山东分局和各区党委的党校，进行为期数月的整风，在学习时结合个人实际，写出反省自传，收到很好的效果。山东的干部整风运动为反攻和战后做好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第十七章 指挥大反攻
－－－－－－准备大反攻
在春季攻势作战频传的捷报声中，一九四五年四月间，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罗荣桓由于工作的需要未能出席这次大会，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黎玉和万毅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消息传到山东，山东分局、军区的干部们向罗荣桓表示祝贺。宣传部门有些干部酝酿着印制罗荣桓的头像。
印制头像，这已是第二次提议了。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一年。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准备出版《战士》杂志。编辑那逖看到有的地区的杂志刊登了该区领导人的头像，便准备在《战士》杂志的扉页上刊登罗荣桓的像。当时没有条件制铜版，那逖便照像片刻了一张木刻像。罗荣桓知道了这件事，告诉宣传部长赖可可说：“杂志不要登我的像。要登就登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像。”
那逖刻那幅木刻，很费了一番心血。当他听赖可可传达了罗荣桓的意见后，只好把那块木刻板珍藏起来，在反“扫荡”中多次轻装，都没有舍得丢掉。
罗荣桓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有些人又建议印制头像。罗荣桓让宣传部副部长陈沂制止这件事。陈还想说服他：“这样做是出于同志们对你的尊重。”
罗荣桓摇摇头：“尊重可以，但也不必把我的像挂到墙上去啊！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贯彻七大的精神。要扎扎实实地做工作，而不要去搞这些事。”
为了贯彻七大的精神，五月八日，罗荣桓发表了《学习〈论联合政府〉是实现党的任务的首要任务》一文。文章指出，中国解放区人民早已选定了人民的路线，新民主主义路线。但是，在我们队伍中还有少数人担心这样做会引起同国民党的分裂，害怕国民党制造内战。他们只看到装备就是准备反攻的一切，其余的看不到，因而认为依靠国民党，才可能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只能起配合作用。
罗荣桓在批评了这种错误倾向后，提出要独立自主地准备反攻，这一问题罗荣桓早在一九四四年军事工作会议时就已提出。他在那次会议的总结中说：“……准备和进行反攻，必须以我们为主，不能依靠盟国，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他还指出，国民党反动集团可能制造国内突然事变，因此我们部队要有更加巩固的战斗力。
罗荣桓发表这篇文章的第二天，五月九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欧战结束。中国抗战的胜利亦已在望。少数干部战士在新的形势下又产生了新的思想问题。他们受到“打败日本好回家”口号的影响，战斗意志有所松懈。“打败日本好回家”，本是抗日初期一首歌曲的歌词。一开始唱还感觉不到什么，到了一九四五年便明显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了。罗荣桓及时提出，用“哪里有敌人就打到哪里去”代替前一个口号，从而有力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为反攻和准备战后的斗争作了又一次动员。
为了独立自主地进行反攻，继春季攻势之后，罗荣桓又主持制定了山东的《五、六、七三个月的作战计划》。
长期以来罗荣桓有一个重要设想，就是要把山东五个战略区打成一片。为此，必须集中力量打通胶济路东段的两侧地区，因为，这里正是渤海、胶东、鲁中、滨海四个战略区的联结点。而当时在山东的伪军和顽军中，除吴化文部已经西窜泰山地区外，其余部队大都麇集于这一地区。《五、六、七三个月的作战计划》规定的作战对象主要就是这些部队。
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日军突然增兵山东，用三万人的兵力，以鲁中、滨海地区为重点，举行了全区性的“扫荡”。罗荣桓获悉后决定，《三个月的作战计划》暂时停止执行，各军区立即转入反“扫荡”。
在反“扫荡”中，罗荣桓同过去一样除了指挥部署各军区部队作战外，还亲自率领军区机关与敌周旋。这时他的病情仍然很重，尿血不止。毛泽东得知后，于六月九日致电罗荣桓：“病未好甚系念。拟派林彪同志来鲁，尚未最后决定。稍迟当可酌定电告。你可于休养中，在病情许可下指示大政方针。工作多交黎玉同志办。”
然而，在敌后频繁的反“扫荡”中，缺乏休养的条件。尽管他行军时不得不坐担架，但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指挥。由于他对敌情的周密判断和果断指挥，使军区机关多次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合击。
经过二十余天的奋战，五月下旬，各区先后胜利结束了反“扫荡”，歼灭日伪军五千余人，攻克了邳县，收复了此次“扫荡”中被敌占领的蒙阴县城及据点一百四十多个，保卫了滨海区日照县的安东卫海口，粉粹了敌人企图完全控制山东东南沿海的企图，扩大了根据地。
然而，在此次“扫荡”中，敌人占领了胶东海阳县沿海地区、滨海的莒县城和柘汪海口，打通了日（照）莒（县）公路。日军自连云港到青岛沿海，增加到五个旅团；在济南与泰安之间有主力第五十九师团，随时准备机动；有相当三个旅团的兵力分布于津浦、胶济沿线。日军在山东的实力增加到十万人。
这种新情况，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次大“扫荡”。那时日军最多达到五万人，而现在则超过一倍，当然增加了形势的严重性。在反“扫荡”结束后，究竟是分散兵力准备迎接敌人新的进攻，还是仍然坚持既定的作战计划，乘敌“扫荡”后疲惫之际，适当集中兵力，继续发动攻势作战，以迎接大反攻呢？这是一个需要审慎决定的问题。
罗荣桓在六月二日发出的山东分局《关于山东目前战争形势及紧急动员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山东新的紧张形势，“基本上是由于苏联强大红军攻占柏林、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后，同盟军行将登陆而引起来的新的变化。同时，也由于我山东解放区年来之扩大，不但收复了一些重要城镇，而且控制了一千余里长的海岸线，并直接威胁青岛、济南、徐州三大城市与津浦、陇海、胶济三大交通干线”的结果。
他认为，在这种新形势下敌人的“扫荡”的性质和规律都和过去根本不同了。重现一九四二年的局面不是绝对没有可能，但可能性也不大了。
六月十九日，罗荣桓把山东斗争情况电告毛泽东并转林彪，决心继续执行因反“扫荡”中断了的《三个月作战计划》。
七月十二日，罗荣桓、黎玉、肖华致电各军区，重新调整了部署，准备延长作战时间一个月，争取八月底彻底完成。新的攻势除仍以胶济路东段两侧为重点以外，还要扩展到山东全区。
各军区根据山东军区的命令，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自六月初至八月上旬的两个多月内，共进行了十余次较大战役，歼日军三百余人，伪军三万余人，扩大了解放区约一。一万平方公里，解放了郯城、邳县、蒲台、滨县、南皮、沾化、德平、庆云、费县九座县城和羊角沟海口（寿光东北）、景芝（诸城以北）、马头（郯城以西）三座重镇。各解放区之间扩大了联系。胶济、津浦、陇海三条铁路干线暴露在我军直接打击之下。在胶济路东段两侧地区的伪军厉文礼、张步云、张景月、张天佐、李德元、阎珂卿、赵保原、王豫民等部，以及在鲁南区的张里元、梁钟亭、申从周、王洪九等部，或被歼灭，或遭严重打击。在泰山区的吴化文部被歼千人后又于六月间逃窜到安徽。
这时，山东八路军由于已经控制了渤海和黄海绵长的海岸线和许多出海口，八路军海上武装力量有了发展，海上游击战大大活跃起来，取得很大战果。山东八路军和华中新四军的海上联系也更加密切，为扩大海上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过三个月作战，山东的形势有了巨大转变。胶济路两侧和鲁南地区的伪军大部分扫掉了，几个战略区连成了一片。山东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以我为主、准备反攻的局面在山东已经形成，大反攻和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在眼前。
七月初，为纪念抗战八周年，罗荣桓欣然命笔，撰写了《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于七月七日在《大众日报》发表。罗荣桓写道：“津浦（路）沂水以东直至沿海七百里绵长的海岸线，与陇海路以北跨过胶济路直至河北平原，这里有山东五块大的解放区，已在我军胜利作战之下，互相打通而联系起来了。这里包括有一千七百万人口，二十万八路军的正规军、游击队，五十万民兵与几百万普通的人民自卫武装，已统一组成为一支坚持抗战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雄厚势力。这是经过了七年来的苦斗创造出来的，而且有了屹立不可动摇的基础，一如泰山之不可拔一样。”
最后，罗荣桓写道：敌人五月间的疯狂“扫荡”，已是垂死挣扎，“整个的形势是新局面的到来，处于总反攻的前夜。我各解放区已经过了严重的考验而愈益强大起来了。我们将以更加兴奋的心情、坚定的意志，贯彻着历史任务的完成。”
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日，毛泽东曾在一封致山东分局的电报中提出：工作的“着重点应放在准备条件，使我党能在美军登陆后获得猛烈发展，控制山东全局。”经过一年努力，完成毛泽东提出的任务，已经是时间问题了。
－－－－－－猛烈发展，控制山东全局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
八月十日深夜，在莒南县大店村一所普通民房里，罗荣桓正秉烛研读毛泽东写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考虑着在山东开展对敌伪的反攻问题，机要科送来了一份加急电报。电文不长，罗荣桓迅速看了一遍，就高兴地对正在收拾床铺的林月琴说：
“好消息！”
林月琴放下扫床的笤帚，转过身来，看着丈夫。罗荣桓尽力克制自己的激动心情，又补充了一句：“日本政府发出照会，要求投降了。”
“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亿万中国人民，也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广大指战员日夜盼望的事情。可是，它一旦来临，人们竟不敢相信它是真的。此刻，林月琴感到自己仿佛是在做梦。她凝视着在摇曳的烛光下丈夫憔悴而又兴奋的面容，心情非常激动。
罗荣桓又对林月琴说：“现在看起来，我还可以再订一个五年计划，参加建设新中国。”林月琴也高兴地说：“抗战胜利了，医疗条件好了，你的病会治好的，一定还可以订好多个五年计划。”
他们再也不能入睡了，便你一言我一语兴奋地回顾八年抗战虽然艰苦但又十分值得怀念的岁月，展望着前途尽管光明但又包含着不测风云的未来……
清晨，山东分局、省行政委员会和军区的负责人纷纷前来祝贺。屋里坐不下，大家就站在院内说话。人人喜气洋洋，都忘记了开早饭的时间。
这时，罗荣桓又收到中共中央十日的电报：“山东军区有占领德州、济南、徐州、青岛、连云港及其他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之任务……”中央要求：“迅速进攻与招降伪军，争取群众、扩大部队”，“将山东行政委员会宣布为正式省政府”。罗荣桓随即通知大家，当晚召开分局、省行委和军区高级干部会议，研究贯彻中央指示，进行全面反攻的问题。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为了抓住历史先机，许多问题已不能等待开会再定了。在十一日这一天，罗荣桓便主持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发出一系列命令、紧急指示和布告，其中包括山东分局《关于调集干部确保城市及交通要道之占领的紧急指示》，山东军区《紧急动员全体军民保证抗战最后胜利》的布告，山东军区《对日本驻军的通谍》以及山东军区《对伪军伪警及一切伪组织的紧急通告》。在布告中，罗荣桓、黎玉、肖华号召：“在此紧急关头，尤须我党政军民以战斗姿态，紧急动员，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保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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