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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人格--伏尔泰-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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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死一个娶教母为妻的皮斯加伊人，两个吃鸡不吃火腿的葡萄牙人，又吊死说一切都“尽善尽美”的邦葛罗斯；然而，仪式隆重、祭礼丰厚的功德会居然没起作用，刚散会又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地震。 魂不附体的老实人不由得怀疑起老师那“尽善尽美”的信条了，口吐怨言道：“好的世界尚且如此，别的世界还了得？我屁股挨打便还罢了，……可是亲爱的邦葛罗斯，你这最伟大的哲学家！
我连你的罪名都不知道，竟眼看你吊死，难道是应该的吗？噢，亲爱的雅各，你这个最好的好人，难道应该淹死在港口里吗？……“
他又开始独自流浪，到处受骗遭敲诈，人心的险毒丑恶全让他一一领受了。 他还看到了境遇悲惨的黑奴，听了黑奴诉说：老板“每年给我们两条蓝布短裤，算是全部衣著。 我们在糖厂里给磨子碾去一个手指，他们就砍掉我们的手，要是想逃，就割下一条腿。 这两桩我都碰上了。 我们付了这代价，你们欧洲人才有糖吃”。
听到这些老实人不由得又嚷起来：“邦葛罗斯！
你可没想到这种惨无人道的事。 得啦得啦，我不再相信你的乐天主义了。“
踏上法国土地，被神父把财产骗取一空不说，更让他心惊胆战的是碰上处死行刺路易十五的犯人，开了恐怖酷刑的眼界：用火焚烧犯人的手，浇以沸油和熔化的铅，然后凌迟处死。令老实人叫起来：“啊，这些野兽！
一个整天唱歌跳舞的国家竟有这样惨无人道的事！“
老实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与他的恋人居内贡小姐相遇。这时的居内贡经历了战乱，全家被杀、自己数次被强奸、被当作奴隶辗转贩卖，已变得奇丑无比了。 死里逃生、作苦役、受鞭打的大哲学家邦葛罗斯也与他们相遇了。 老实人问他的老师：“你被吊死、解剖、鞭打、罚作苦工时，是否还认为天下事尽善尽美？”
邦葛罗斯仍然表示信念不变，但原因只是哲学家“不便出尔反尔”了。“这地球上满目疮痍，到处是灾祸。”认为一切尽善尽美的乐观主义实在太离谱了。 但是断言人生“不是在忧急骚扰中讨生活，便是在烦闷无聊中捱日子”的彻底悲观主义似乎也不合适。他们终于从一位种田老人那里得到启示：“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三大害处：烦闷、纵欲、饥寒。”于是三人一道回到自己的田庄，“去耕耘自己的园地”。小说毁灭性地打击了自鸣得意的乐观主义，但又避免了悲观厌世的结论。在这部小说中，伏尔泰的笔追踪着老实人的流浪，从德国到英国，从荷兰到葡萄牙、到法国，展开了欧洲的社会画面。 小说的讽刺笔触横扫整个欧洲，它的批判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书中展现的是普遍的不幸、仇恨、斗争和压迫。人们造出刺刀大炮互相毁灭，英法两国为了靠近加拿大的几百亩雪地大打出手，为这场“英勇”战争花的钱超过了全加拿大的价值；“上百万编号列队的杀人犯在欧洲纵横驰骋，井井有条地干着焚烧掳掠的勾当”，人们为了宗教争端彼此攻击、残害，把人变成狼，还为此发明出整人的专职机构；大自然的规律超越于人类善恶，人们却非要把它的破坏力量与人类本性生拉活扯搅在一起，在地震灾难毁灭了无数无辜者之外再举办用人作祭品的功德会之类把戏去人为制造灾难；人因为纵欲自己创造出性病，经考证，性病家谱源远流长，最终还是要把它的祖先追溯到修士和贵族身上；一些人为了荣华富贵、权势地位去干篡位、谋杀的勾当；还有人发明出绝妙的教育方法，让人受教育以后便再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更不会用自己的大脑作判断……
一部《老实人》就是一个人类愚行和残酷的博览会。 里面记叙的故事全都荒诞不经，却又全都在现实中反复上演，而且不仅在伏尔泰的时代和他之前的时代上演。本世纪有人说，以对人类愚行和残酷痛快淋漓的告白而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书能超过《老实人》。这不算过誉。伏尔泰在这部小说中发挥了他的全部优势：哲思的穿透力、丰富的想象力、严谨的结构、完整的内容、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个个生动形象和场面的能力，再加上精炼简洁的语言、谑而虐的字句和防不胜防、一箭几雕的出色反讽……。这一切，使这部小说不仅极富战斗力而且有很高艺术性。１９世纪时，丹纳认为，《老实人》是与《堂。 璜》、《鲁滨逊漂流记》同等重要的作品，它们超越时空界限，只要有一个会思想的头脑，就会了解这类作品。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美国费迪曼教授为１８岁到８０岁的读书人推荐的一份大规模读书计划中，《老实人》在他推荐的百部古今世界名著中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
５。《巴比伦公主》（１７６８）
在伏尔泰的哲理小说中，《巴比伦公主》作为《老实人》的续篇，是一部不能不提的重要作品。《巴比伦公主》独具匠心、充满动人的神话故事，它不仅有很高艺术性而且是伏尔泰整个思想体系的生动表达。公主奉神谕之命周游世界，她利用这个机会寻找爱人阿马赞。 两人因误会而失之交臂，阿马赞浪迹天涯，公主追随其后为寻觅他的踪迹走遍世界。 在历尽艰辛之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伏尔泰借这两个情侣的浪游观感，表达了对不同民族风俗的理解，展开了不同民族之间风尚、制度的比较、评价。 书中赞美了俄国的彼得大帝和叶卡捷林娜二世对他国经验的广泛借鉴和宗教宽容政策；赞美北欧人民对理性的运用以及北欧国家根据契约产生的君主制；赞美英国的政府结构使王公有权行善而无权作恶，英国的两党制对法律的维护，尤其赞美英国对于人运用大脑这一自然权利的鼓励极大推进了科学。 与此同时，又抨击一些国家利用人民的愚昧来维持统治的稳定，揭露宗教战争的残酷，揭露把野蛮陈规奉为法律的制度，控诉扼杀天才，逼使他们走向逃亡的宗教、政治和社会迫害……
伏尔泰写《巴比伦公主》时已是阅历丰富的古稀老人。他的锐利目光不仅审视社会，而且反观人类、审视生活、审视人的生存意义。 他在第一部哲学小说中的善恶相生的观点在这里已扩大到人生几乎所有基本问题上。 这就是他借神谕表述的：“一切纠缠在一起：死和生，不忠与坚贞，失与得，灾难与幸福。”
而巴比伦王一觉醒来发现人已散尽时则发出了存在虚无的感慨：“盛宴就如此终结了，一场喧闹之后，心灵深处留下的只是惊人的空虚。”
这大概是一切位高权重却丧失了亲情、友谊的人的生存状态的写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通过漫游者的观察比较，成功地运用小说艺术表达了他一生坚持的一个重要思想：在形形色色的宗教崇拜之上存在着普遍的道德标准，这种标准作为人类公理，是不同文化和民族的人们之间互相沟通和共处的基础。 它们高于各种具体的法律和宗教信仰。 因此，伏尔泰主张，在一些荒唐的法律面前，“倒不如听从我们的良知去辨别正义与非正义。”
这是启蒙时代为后世提供的一种相当现代的观念。由于伏尔泰和他的同道们，１８世纪不仅是哲学的世纪，也是文学成果丰硕的世纪。 对这个世纪的法国文学及其与伏尔泰的关系，１９世纪大文豪歌德有一个重要评价：“前一个世纪法国人在文学领域里出了些我认为非凡的人物，我只窥测一下就不得不感到惊奇。”
“那是长达百年之久的演变的结果。这种演变从路易十四时代就开始蒸蒸日上，现在才达到繁荣期。 但是激发狄德罗、达朗贝尔和博马舍等人心智的是伏尔泰，因为要追赶到能勉强和伏尔泰比肩，就必须具有很多条件，还须孜孜不辍地努力才行。”
伏尔泰留给后世的文化遗产之丰富，仅从这一番粗略的巡礼就足以令人吃惊。 然而他更重要的遗产是蕴含于他的所有著作中的新的信仰或原则。
注释：①Ｅ。 卡西尔：《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A B A D A E A F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４页，序言，第２１１页，第２１０页，第２１６页。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下卷，第８０页。③④⑤⑧ 伏尔泰：《哲学通信》，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３—１３４页，第１２—１２３页，第１２６页，第１３０页。⑥⑦ 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商务印书馆，下卷，第１０—１１页，同前。⑨ 帕斯卡：《思想录》，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８２页。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５年版，第A C８页。转引自巴尔扎克《论艺术家》，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A G社１９８６年版《巴尔扎克论文学》，第３页。
新信仰
一批珍贵的康倍尼花瓶在炉中烘烤；一座家神蜡像不经心被放在炉旁，开始融化。它向炉火使劲抱怨：“瞧，你待我多么无情！你使这些东西加固，却让我熔消。”炉火回答道：“这只能怨你自己的本性。 至于我，不管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我都是火。”——海因泽
伏尔泰无情地嘲笑，深刻地怀疑。这是他最显著的特征。
因为这个，后人通常是从破坏性方面来看待他的作用。 人们公认，他在动摇旧的制度和思想观念方面所起的作用很少有人能比拟。 但假如因此而断言伏尔泰只擅长于破坏，那就大错特错了。伏尔泰终身颠沛流离、屡受迫害。 但他肯定不是“误入歧途”才踏上过条坎坷之路的。 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对选择这条路将要经历的磨难有了清楚的意识。１７２７年在《史诗纲要》中谈荷马时说，这个后来被尊为神的人，却是在贫困和受鄙视之中度过一生的。伏尔泰在这里已经透出一个看法：所有天才的命运都是终身被恶运追逐。 在《哲学通信》中则提到苏格拉底死于和权势者作对。而他自己，从２０岁起就和权势者作对，直至生命终点。 如果只有怀疑和破坏而无信仰和追求，任何人都难免精神破产，更不用说还能像伏尔泰那样数十年如一日地不屈不挠进行斗争了。实际上，这个什么都要嘲笑、什么都要怀疑，似乎对天上地下什么都不尊重的人却同时又执著地探寻着、追求着和强烈地信仰着。 这种在破坏中又追求着，在怀疑中又信仰着的气质，是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所有１８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共同精神特征。 这种精神气质使他们以一手推翻祭坛、一手建造新世界的气魄在思想领域起劲地除旧布新。 经他们确立起来的新信仰，是对人的最高能力——理性——的信仰，是对以人的权利为中心的一系列建构新社会的基本原则的信仰。
一、理性信仰
你嘱咐我精神抖擞：把逝去的时日交还给我！
并把我的黎明和我的晚景连结起来吧！……
让我们把错误的激情留给年轻活泼的幸运者；我们生活在世间虽然短暂，但愿把这短暂时间献给理性。——伏尔泰
理性是人自己思考、自己运用智力去认识、判断和理解事物的能力，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高级属性。 这样一种能力在每个人类个体身上都潜在地存在着，但必须通过教育来开发。然而历史上的教育因受到若干条件的限制而只能为少数人享受。 另一方面，在社会长期被安排成“大多数人播种极少数人收获”①的情况下，对理性的运用通常是被压制的。 其中缘由并不复杂。就在启蒙思想家们对民众理性进行启蒙之时，旧制度的维护者梁格主警告过统治者：千万不要教育人民。 现在人民只知道一件事，即自己有一双手；如果知道除双手外还有理智的话，那一切全都完了。②
这样，多数人因条件所限受不到教育的状况加上掌握权柄的人出于利害关系而对理性的人为压制，使得理性这种人自身最重要的属性在过去数千年中一直瞌睡沉沉。 只有很少一些地区、很短暂的几个阶段，人们的理性曾经普遍活跃过。多数情况下，理性只在极少数人身上充分体现出来，而且这极少数人对自身理性的运用往往付出了局外人难以想象的代价，遭受到旁人难以想象的打击，而这打击既来自维护既得利益的权势者，也来自理性沉睡的民众。 然而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缓慢而确实地改变着生活的面貌。 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各个知识领域取得的成就使得实现人类理性的自我伸张在思想学术界成为一种近代精神。 这种精神对既有制度和它奠基其上的种种观念构成严重威胁，旧制度的维护者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从这个时期以后，对理性精神的人为压制更加严厉，理性与各种迷信、偏见的较量也越来越公开化、白热化。 伏尔泰的时代更是如此。伏尔泰和他的同道们对人自身的理性能力有着一种近乎宗教信仰般的信赖，以至于深信：理性是高于一切的，无论情欲、政治还是上帝都要交由它来解释和判断。他们相信，理性是引导人们去发现和确立真理的独创性理智力量，它能使人穿透一切迷雾、认识一切未知，使过去的一切秘密都将不再隐没于黑暗之中。 在启蒙思想家中，虽然伏尔泰对于人能否彻底认识一切持相当的保留态度，但对理性的力量是坚信的。 他和其他启蒙学者都认为，只要唤起人的理性，只要人们都能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是把它闲置起来，就可以解开许多谜，任何形式的专制暴政都维持不下去，人类就能比较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伏尔泰终生痛恨愚昧，一生都致力于从知识和心智上解放人的理性。他曾含泪说：“啊！人类曾经那么不幸那么可怜！
而他们所以不幸只因为懦怯愚蠢之故。“他表示：”我将哓哓不已，这是我老年人的特权，我将哓哓不已直到同胞革除愚蠢的时候。“③他相信能够革除愚蠢的是理性。在《因卡拉之死论宽容》中，他说，如果允许理性干它的工作，它将缓慢而可靠地医治由愚昧、盲信而生的罪恶，因为理性“既温柔又仁慈；它教导我们克服和消除分歧；它培育美德，使人服从舒心的而不是强制的法律”。在《老实人》中，理性之光甚至启迪了野蛮人，使他们不但没有吃掉被俘的老实人而且释放了他。出于对愚昧的痛恨和对理性的信仰，伏尔泰终生都把那些制造愚昧、封闭人们理性的人当仇敌。他的“修道院长”条目末尾是一段满怀激情的宣告词：“你们曾经利用过无知、迷信、疯狂的时代，来剥夺我们的地产，把我们践踏在你们的脚下，用苦命人的脂膏把自己养得肥头胖耳。 现在你们发抖吧，理性的日子来到了！”伏尔泰以“理性的日子到了”这句话，再明白不过地宣告了这个新信仰。 为了以理性去争夺由教会占领的精神阵地，伏尔泰的热情丝毫不下于教士护教的热情。孟德斯鸠曾挖苦说伏尔泰就像一个教士，“为他的教堂而写作”。其实，这个教堂就是理性。 伏尔泰的确是在把为理性而战当成一场圣战。推崇和信赖人类理性几乎是一切近代哲学思想的特征，更是１８世纪几乎所有启蒙学者的特征。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编纂百科全书正是立足于此。１７５０年，另一位启蒙运动健将和百科全书重要撰稿人杜尔哥在巴黎大学发表了关于人类理性成就的著名演说。 他承认，利益、权势欲和虚荣心制约着世界舞台上各种事件的不断更替，并用人类的鲜血浇灌大地。但是在它们引起的毁灭性大变革过程中，人类理性得到启迪，使得被隔绝的各民族接近起来，商业和政治把整个世界联结起来，人类得以向着愈益完善的境地行进。 这个路易十六未来的财政部长是个杰出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和亚当。 斯密在哲学上、经济学上彼此借鉴、相互得益，而且几乎不约而同地得出具有激进形式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主张；但他却是一个太纯朴、太幼稚的实际政治家。 他天真地相信理性战无不胜，以至于过于轻视既得权益和根深蒂固的习惯所具有的抵抗力，他甚至天真到去禀告国王，普通教育可以在十年内改变人民以往一切偏见。但不论包括伏尔泰在内的启蒙思想家们对理性的信仰有多么天真，这种信仰释放出一股巨大的理性力量，它使一切既有的东西都受到了怀疑、分析和讨论。 只是他们把理性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这使他们还在确立对理性的信仰之时便已经在他们的努力中隐伏着一种理性的僭妄，试图用理性去认识一切、评判一切、解决一切。 人们在生活中面对复杂的世界和问题，理性须臾不可缺。 然而又有许多事情纯粹依靠理性去解决或处理是不够的。 当伏尔泰只靠理性去向帕斯卡的思想挑战时就经常显得捉襟见肘；甚至在文学欣赏上，排斥一切神秘的纯粹理性也会造成障碍和局限，使伏尔泰不能理解塔索和弥尔顿这样的诗人。 这个问题也是后世众多批评的一个焦点。 在１９世纪，拉法格就曾刻薄地说：“１８世纪的狄德罗、伏尔泰、卢梭、达朗贝尔和孔狄亚克之流，使这个资产阶级过多地用了思想，以至它不得不企望休息”④。不过，问题显然不在于拉法格说的是“过多”运用了思想（或理性），而在于他们还未能对这种新信仰以必要的限制。
如果说伏尔泰他们过分倚重理性导致了被１９世纪末以来批评人们所批评的理性的僭妄；那么，同样无可怀疑的是，去批评理性的僭妄，去发现理性力量的限度的，也首先是像伏尔泰等人一样调动了理性的全部力量去不断探究的人，而肯定不会是把理性弃置一旁只凭感悟力的人，无论这样的人有多高天赋、多敏锐的感受性；更不会是懒于思索、精神庸怠的人。事实上，１８世纪对理性的信仰，成果是极其丰硕的。 这尤其体现在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凭借理性确立的新原则上。 这些新原则包括思想、信仰和表达的自由，宽容原则，尊重公理、世界主义、和平与反战等原则。 它们一方面为人们以理性的和平道路来消除社会灾难、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精神构架，表明了理性精神既不是嗜血的也不是反叛的，而是在实践上既反对不负责任的乱民情绪，又有别于不深思熟虑的激进主张。 另一方面，伏尔泰和他的同道们对这些原则的坚信以及他们为实现这些原则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又有力地证明了伏尔泰他们的怀疑并不纯然是否定性的，更不是一无所信，毋宁说，他们的怀疑正是为了真实地相信，合理的怀疑是坚实的信仰的另一面；或者也可以说，理性精神本来就同时包含怀疑和信仰。当伏尔泰们试图以理性去洞察一切事物，破解一切谜底时，他们是走过头了，也由此暴露了理性能力的有限。 但他们在以理性探索来确立这些原则时，却表现出了理性精神的谦卑和谨慎、也表现了理性能力在其适用范围内是极其卓越的。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主要是由伏尔泰对这些原则所作的阐释中进一步看到。
二、思想、信仰和表达的自由
他们认为……人人都不应当是门外汉……人们的常识有权表示自己的赞同，自己的判断了。……把能思维的人当门外汉对待是最残酷的。那些人用自己的天才、热情、聪明、勇敢英勇地争取到了这种从事主观认识、洞察、信服的伟大人权。——黑格尔
在“自由”辞条中，伏尔泰坚决主张自由就是“做你愿意做的事”，而不是表现在诸如你可以“自由地向左或向右吐痰，向左或向右侧着睡觉，溜达四个圈儿或五个圈儿”之类琐屑场合。 他认为只能用于这类场合的权利对于人没有什么用处。 其实如果以为这就算享有了自由，简直就是戴着锁链还要卖弄风骚。 在真正称得上人愿意做的事情中，重要的是思想、信仰和表达（即言论、出版）的自由。 它们是直接从人是理性存在这个事实引伸出来的，它们源自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恰如伏尔泰所说的：理性，能概括观念的头脑以及表达这些观念的语言，就是最高的存在赐予人的独特恩惠。伏尔泰作为伟大的自由思想家，他最关注的就是人运用自己这些器官和能力的权利。他一生都在坚决捍卫的思想、信仰、言论、出版自由就是人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大脑作判断、用自己的心灵来决定信仰什么以及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说出来的权利。 在他心目中，这些权利是如此的自然，如此的无需证明，就如同消化、上厕所一样。 实际上，他就是这样说的：“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当他们发挥各种动物机能的时候，以及运用他们的理智的时候，他们是平等的。 中国的皇帝，印度的大莫卧儿、土耳其的帕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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