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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人格--伏尔泰-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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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伏尔泰来说，这些权利不仅自然和毋需证明，而且无比重要，甚至超过了幸福这样一个人人都追求的目标。 他在哲理小说《一个善良的婆罗门的故事》中作了一个对比。一个老婆罗门僧富有智慧和情感，但越是这样，他无法解答的疑难和问题便越多，他自己越痛苦；但是所有令他痛苦的问题，他的邻居老太婆一辈子也没有想过，她因一无所思而快乐，因愚蠢而幸福。可是没有人愿意为了求幸福而变成傻瓜。假如必须在智慧的痛苦和痴愚的幸福之间选择，无论是婆罗门僧自己还是旁观者都宁愿要前者。“我们固然重视幸福，但更重视理智”。因为有理智才算保有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特性。 或者说，只有能自己去思想、信仰和表达，人才不致废弃了自己的本质。伏尔泰不遗余力地伸说这种权利。 但他也知道，这种权利对于意识到它的人来说极端重要，而对未意识到它的人来说则似乎无关痛痒。 因此在现实中它实际上是一种“贤者的自由”。⑤然而这种自由可以把国家稳定地引向安宁与发达。英、法都曾有过长时期的残酷内战。 在英国，自由和法治犹如火中凤凰从内战的罪恶中诞生了；法国却没能如此，原因之一就是法国内战没有一次是以争取“贤者的自由”
为目标，而是为党派之争掀起内战，为阴谋、为消遣而掀起内战。思想、信仰、言论、出版自由对于人来说，关系到人能否不受阻挠地去表现和发挥人的本质属性；对于社会，则是稳定、安宁与繁荣的条件。 这使得伏尔泰把对人的这些权利的任何限制都看成是野蛮的，把个人对这些权利的放弃看成是不可容忍的。但法国的现实偏偏又是：人的思想、信仰、言论自由受到当局严厉镇压；偏偏是许多人习惯于放弃大脑功能，盲信当局“批发”提供的一切观念和信条。在信仰上，当局以宗教裁判所和龙骑兵骚扰之类野蛮措施强迫所有非天主教徒改宗，这是前面多次提到过的。 对言论写作自由的压制也极其残酷。１８世纪几乎没有一个启蒙作家未曾遭到书刊检查制度的压制和迫害；几乎没有一部阐述新思想的名著不曾被列为禁书，这种迫害浪潮从对伏尔泰《哲学通信》的查禁焚烧之后更加剧了：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主编的《百科全书》、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卢梭的《爱弥儿》、爱尔维修的《论精神》都遭到过禁止或火刑。政府在１７５７年颁布的法令甚至规定“凡作品被判为可耻有害者，其作者与出版者皆应以死罪论处”。
当时，仅因出售和持有禁书就可以被判九年苦役。 例如伏尔泰的史诗《奥尔良姑娘》出版后，不仅书被判当众焚烧，连排印工也被罚服苦役。伏尔泰一生为逃避书刊检查的迫害，用过上百个假名。但他不屈不挠地为言论出版自由而斗争，不停地把投枪匕首般的文章掷向那些自认为“具有迫害特权的正统派”。
在伏尔泰的小说、讽刺诗、哲学著作和政论文中，这些“正统派”和书刊检查制度是他抨击的主要对象。 尤其是他一心要摧毁的书刊检查制度是一副强加于人类理性的枷锁，它有着一部黑暗而血腥的历史。 稍稍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不论对我们理解伏尔泰何以把这种制度视为仇敌，还是使我们从人类的邪恶发明中吸取教训，都很有必要。早在公元前一世纪，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就制订了有关“谤书”的法令，下令禁止罗马人私藏古代预言诗，违者处死，开了用政权力量压制思想的先例。 他的继任接着颁布的《惩治毁谤君主法令》更是进行恐怖统治的方便形式。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指出，多疑的暴君“以罪恶行动篡夺政权，以狡诈维持政权，颁发这样的禁令是理所当然的”。
这些法令是书刊检查制度的前身。 基督教会在历史上一方面通过收集藏书和修士们艰苦的誊抄工作保存了大量理智成果；另一方面又出于独尊的需要在民间极大地扩展了古罗马皇帝们对书的惩罚范围，把它施于一切对耶稣言行的理解与教会不同的人，甚至施于一切出自独立理性的作品。 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数量猛增，提供了加快民众理智发展的可能，无论政权和教会都面临自己宣传灌输的一套观念和信仰受到理智检查、审视的严重威胁，书刊检查机构便不失时机地随着印刷术的广泛使用而出现了。 这种机构在世俗政权和教会中都地位显赫，有着可怕的权限。 它以遍布于社会每个角落的特务去监视人的思想，用强力手段来控制舆论，防止人们接触新思想而以免使过去确信的东西遭到怀疑和动摇。 从此也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删除、涂抹、禁止、焚烧。 无数书籍因被删、涂、撕扯而残缺不全；大量书因一纸禁令而无出头之日；而许多书连同它们的作者或者持有者被投入火堆则使书刊检查制度始终伴随着血腥。 由罗马天主教烧死的布鲁诺和被加尔文烧死的塞拉维特只是无数因自己的言论著述而殉难的人们中间的两个著名人物，还有更多的殉难者，他们的身世和姓名都淹没在了无法穿透的黑夜之中。可以说，这种邪恶制度一发明出来就是专门为着践踏人类理性，绞杀人类理性最优秀的代表人物的。如果有人说，书刊检查制度的发明使人类向黑暗和愚昧倒退了许多年，这一点也不夸张。好在，书刊检查无法像恢恢天网那样疏而不漏，人类理智的成果虽然历经劫难却仍在暗中传播，在重重围剿中扩大着它们的影响。 公元前后，古罗马史学家克列穆齐。科尔特的著作被官方焚烧后却保留下许多手抄本在民间流传。 对此，以史学著作而名垂千古的塔西陀评说道：“这是对那些监督者的嘲弄。 他们梦想，他们无所不能的权势可以毁灭下一代人的回忆。 尽管当局疯狂扼杀理智，但他们的猖狂暴行却使自己蒙受耻辱，而使被害者获得荣誉。”遗憾的是，这种使迫害者蒙耻而使被害者光荣的蠢举一开始就被人们代代模仿和重复。到伏尔泰的时代，蠢举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因依赖于它的政权和教权早已对自身力量失去信心而更加肆狂。 伏尔泰痛恨书刊检查制度在历史上的血腥残暴，更痛恨它在现实中的肆狂。 他动员了一切方法去摧毁这种制度。 他以揭露和攻击使它声名狼藉。 但他更注重正面去雄辩地阐释人的表达权。伏尔泰把“写作的自由”看成是“人权的真正保障”。他在《哲学辞典》“出版自由”条中断然说道：“我们有文责自负地使用自己的笔杆和舌头的自然权利。 我知道很多书是冗长乏味的；可我不知道哪怕有那么一本书曾造成过真正有害的结果。“在《因卡拉之死论宽容》中也说：”无论何人，有权发表他认为正当的言论，只要它不妨害公共秩序。“
与此同时，他又反复向法国人民介绍曾在英国观察到和经历到的言论出版自由，借此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可资效仿的榜样。 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介绍英国，提出以法律来保障这种自由。 他说，英国法制“给予每个人以天赋的权利”，“这些权利乃是：人身和财产的全部自由；用笔向国家提意见的自由；只能在一个由自由人所组成的陪审员会面前才可受刑事审问的自由；不管什么案件，只能按照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来裁判的自由；放弃英国圣公会信徒对某些职位的特权，信仰的自由。”
这些差不多在所有君主政体都被剥夺的权利之所以在英国受到保障，是因为英国人民自己“制订了法律，或者他们相信是他们制订的”。⑥伏尔泰由此表达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成为自由，那就是只受法律支配。”而且这种法律应该是人民自己参与制订的而不是当局随心所欲颁布的。 这就使思考超出了言论出版自由，把它与人权和立法联系起来。“自由就是只受法律支配”，无异于宣布：在法国这个君主专制和教权无限的国家，个人要独立于这一切权力；也无异于宣布个人的思想信仰、言论不受政权与教权干涉，不转让也不交换。 这正是伏尔泰终生信守的。 他抵不住虚荣心的诱惑曾兴冲冲地在路易十五的宫廷中担任史官；又挡不住普鲁士王的恭维而满怀希望地投在普王麾下。 但是无论朝臣的身份还是上宾的地位都无法堵住他那让全世界都听得到的嘲笑和抨击，以至他最终不得不与帝王们“在不可调和的敌对中分道扬镳”（弗。 梅林）。显然，在伏尔泰看来，在这个他宣布“理性的日子来到了”的时代，一般人屈服于愚昧和黑暗去接受最荒谬的东西是理性时代的耻辱；理性发达的学者们对分明荒谬和不公正的现象装聋作哑，更是这个时代的耻辱。
三、宽容原则
每个人都以自己为正统，这些……只不过是人们互相争夺统治他人的权力和最高权威的标记罢了。——洛 克
个人的思想、信仰和表达的自由，要求人们和社会具备一种重要的文明素质或态度，这就是宽容。 作为个人的文明素质，宽容意味着承认与自己不同的思想、见解、信仰和生活方式存在的权利；作为社会文明的标志，宽容意味着社会不以任何方式去推行整齐划一的观念和信仰，不制造任何形式的国家宗教去凌驾于个人选择之上，而是允许不同的观点和信念平等地共存于社会之中，把和平的争论与对话作为传播真理的唯一正确方法。宽容的实质是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一方面承认任何人都有权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得出结论。 另一方面是承认自己认识的有限性和犯错误的可能性。 理性精神把任何以自己的观点去支配他人的企图看成是狂妄的和对别人的侮辱。 把宽容确立为人类精神活动领域的基本原则，是人类理性战胜偏见和狂热的最大成果。但宽容原则的确经过了漫长的艰苦历程，在这个历程中，伏尔泰发动的世界性的争取思想自由和宽容的斗争起了关键作用。 这场斗争的直接起因是前面提到过的那几次宗教迫害案件，但斗争本身在欧洲已经蕴酿了好几百年。 它的主要对立面是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内的制度化宗教的教权主义。天主教的罗马教廷既有着维持全球公正与和平的理想和努力，又有着维持其作为上帝代言人的独尊地位和充当一切人精神主宰地位的野心。 前一种努力使教会担当了教化、抚慰、播种文明的使命；但是独尊地位所具有的现实利益却诱使教会各级首脑经常放弃前一种可敬的努力，而去到处搜索和扑灭一切可能引起人们怀疑教会教义、动摇教会地位的思想和言行。 教会把有这种嫌疑的思想、言行统统叫作“异端”。于是，不容异见的不宽容就发明了异端裁判所，借助于恐怖统治去推行教义；又引发了大规模的宗教战争，试图用火与剑强迫一切人承认教廷的权威。 饱受不宽容之苦的新教徒在取得优势地位的地方，表现起这种邪恶精神的狭隘和残忍来也毫不亚于他们的对头。 不宽容在各教派之间煽起的仇恨和狂热造成了无数社会灾难。 异端裁判所的屠杀和战争中的互相残杀只是由此造成的无数社会灾难中最显见的。 更深刻的灾难是，不宽容在司法史上写下了最黑暗的一页：利用法律来谋杀异己；同时，它还必然伴随特务政治、告密制度。它们连成一座智力的和精神的无形监狱，去囚禁理智、泯灭良知。 而且，由于不宽容用恐怖手段支配人们的信仰，它实际上也就摧毁了真正宗教信仰的基础。 正如洛克在为宗教宽容辩护时所说，“真正的宗教的全部生命和动力，只在于内在的心灵里的确信，没有这种确信，信仰就不成其为信仰”⑦。结果，便产生大批盲信者、伪君子和形形色色卑鄙小人。 靠着不宽容造成的一潭死水的精神状态和普遍的智力迟钝局面，卑鄙小人就有了行恶的用武之地，可以专门去打击最优秀的人，去把那些心灵高尚、智力发达、情感丰富、内在生活有深度的人置于最困难的处境；还可以专门去败坏社会风气，去腐蚀人们本来就被狂热和无情的争斗扭曲了的人性。总之，宽容是要维护人类精神的丰富性，不宽容则以整齐划一去剥夺精神本来所具有的丰富性；宽容来自对理性的信念和对人的本质的尊重，不宽容既出自蔑视他人心理尊严的狂妄和自以为是，也出于狭隘自私的利益计较和罪恶的权欲。它意味着把自己的偏见甚至是谎言上升为原则强加于人，尤其当这种不宽容成为权力机构奉行的原则时，它就会用暴力把信仰和感情强加于人，而且一定要与人们的愚蠢、嫉妒、邪恶结成围剿杰出者和真知灼见的神圣同盟。反对不宽容的斗争早在有了教派斗争时就开始了，这是由那些受压制受迫害的教派为取得自己的生存权而进行的。不幸的是，基于教派立场的反不宽容很少能带来宽容的结果。如果斗争有胜有负，结果总是像烙饼似的把不宽容轮换着施于失败的一方。 真正的反对不宽容的斗争是由一些孤独的学者们进行的。 他们在精神上游离于任何教派之外，他们反对不宽容不是出于哪一个教派的立场，而是出于人类精神；他们的斗争也不是因为自己受到了压制，而是因为不宽容本身的邪恶，因为不宽容剥夺了人运用理性的权利从而侮辱了人，因为不宽容滥用暴力、纵容败德恶行、制造社会灾难。最早公开投入这场斗争的孤独战士是１６世纪一位流亡瑞士的穷学者塞巴斯蒂安。 卡斯特利奥。加尔文以“异端”罪名烧死科学家塞拉维特的事件震惊了他。 这位身在异国连居住权都没有的难民站出来向权倾一时、炙手可热、在新教中垄断着圣经解释权的加尔文挑战了。 他写了《为宗教宽容宣言》，怒斥以异端罪名谋杀无辜者，大声宣告了思想自由的权利。 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卡斯特利奥失败了，或许只是因为早逝，他自己才得免于被烧死的命运，而且，假如后来不是茨威格写下《异端的权利》一书，他的名字也许会永远被遮盖在历史的重重黑幕之下。 但是，卡斯特利奥以人类立场发言和斗争的精神是不朽的。 在他之后，这种精神在不同国界的学者们身上反复再现了，他公开宣告的原则在一百多年以后由英国的洛克在《论宗教宽容》一书中重新提出并作了有力论证。 接下来就是伏尔泰的斗争了。在伏尔泰的时代，英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对宗教信仰和思想的宽容。 但法国自从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后，压制与当局不同的宗教思想和政治见解的审查制度更加严厉。 这种状况使得“任何主张改革的哲学都不能不把宗教宽容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⑧。 在欧洲历史上蕴酿了几百年的宽容与不宽容的斗争，在１８世纪的法国已成一触即发之势。伏尔泰以他过人的敏锐不失时机地抓住了那些不断出现的宗教迫害案例，以骑士般的平反冤狱活动点燃了导火索，而且大张旗鼓地宣传和争取舆论把它变成一场世界性斗争。 使伏尔泰的名字和宽容原则的确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也许就是他发动的这场大规模斗争。 然而，他为此所作的事远远不止这场声势浩大的斗争。 他一开始写作生涯就从未停止过争取宽容。 在６０多年中，他不遗余力地揭露和攻击教权主义，声嘶力竭地反对宗教迷狂，不厌其烦地申说思想、信仰自由。伏尔泰为确立宽容原则所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借助于历史事实，通过比较来揭示出宽容带来和平、安宁与繁荣，不宽容带来仇恨、争斗与动荡。在法国历史上，亨利四世于１５９８年颁布的南特敕令给了新教徒以公民权和宗教上的宽容。 法国成了第一个证明宗教差异可以与民族统一并存的国家。 亨利虽然被狂热的天主教徒刺杀了，但是由他开始的宗教宽容政策结束了法国历史上灾难性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 伏尔泰１７２３年在卢昂秘密出版了悲剧史诗《亨利亚特》。史诗通过描写圣巴托罗缪之夜对新教徒的大屠杀记叙了法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又歌颂了平息宗教战争、使法国走上复兴之路的理想国王亨利四世；而国王作为受难者死于宗教狂热者的暗杀阴谋就成了对宗教不宽容的罪恶的控诉。 在十多年后出版的《哲学通信》和晚年的《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中则反复介绍了一位名叫威廉。 宾的年轻人到北美创建公谊会，实现宽容的历史。 １７世纪的英国正饱受宗教战争和内战蹂躏。 宾眼见英国圣公会的主教们和长老会信徒们曾经“为了一件白色短衫、一双细麻纱袖和崇拜仪式而引起一场可怕的战争”。
１６８１年，他从英王那里获得北美一块荒野之地的管辖权，第二年就公布了“信仰自由法令”（也叫“宽容法令”）。以下是它的内容：
“信仰自由既是一切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一切善良的人民就都应当坚持遵守。 兹严格规定任何人都不能被迫参加任何公众的宗教活动。”但是明文规定授与每人以全权自由进行他自己宗教方面的公共的或私人的活动，只要他信仰宇宙的创造者、保护者、统治者、全能永生的唯一的神，而又尽了一个人对他的同胞应尽的社会义务，便不受人在任何借口下进行阻挠“。⑨伏尔泰指出，与那些教权主义者和专制主义卫道士们发出的所谓信仰自由招致不安定的危言耸听完全相反，“这种信仰自由并没有引起丝毫混乱”，而且还使这蛮荒之地稳步地繁荣昌盛了。 反倒是英国国内的灾难表明混乱都由强令统一信仰而生，由暴政而生。 而在宾管辖的这块英属殖民地，假如要破坏它的稳定与繁荣，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那里建立宗教裁判所，以激怒那些已经习惯于享受宗教自由的人们。在伏尔泰心目中，宾是一位留芳百世的立法者，因为他树立了一个以宗教宽容原则把人民引向和平与繁荣的榜样。由宾来管辖的这块殖民地，后来就是非常恰当地以他来命名的宾夕法尼亚州。奉行不宽容的暴政而不是信仰自由才是国家动荡不安的最重要原因——这是伏尔泰在他一切著作中反复表述的一个基本观点。 他曾借《巴比伦公主》中人物之口说：“一次灾难性的运动，就足以使国家陷于不稳、内战、无政府和满目凄凉的状态”。
法国在１６世纪由宫廷策划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１７、１８世纪由国王纵容的龙骑兵骚扰新教徒，英国１７世纪的宗教战争都是铁证。 所有这些为统一信仰而发动的灾难性运动使国家血流成河。 伏尔泰的历史对比雄辩地证明了宽容的必要。伏尔泰主张在信仰问题上，每个人应“听从自己的良知”，既不盲目服从别人支配也不要试图狂妄地去支配别人。人人都凭理性崇拜上帝，每人都作为自由人，“沿着他所喜欢的道路进入天堂”。他的诗句“宇宙是一个神明高踞的庙堂，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建筑自己的祭坛”表达了他在宗教信仰上的宽容理想。伏尔泰之所以主张听由每个人自己决定自己的信仰，是因为他坚信每个人都是一个有理性的存在，有权在涉及思想、信仰的问题上自己作决定。 他反对任何机构或个人去规定别人的信仰，则因为他意识到在世界的无限性面前，人们的生命存在和活动范围是有限的，任何人都不可自以为穷尽了真理。 他在《牛顿哲学原理》中写道：“我们只是站在海洋的岸边，因为许多事物还有待于去发现。”
宽容既是对人的理性的信仰，又是承认自己的有限性的一种理性的谦卑。 为此，对于自诩一贯正确、拥有了全部真理而不容异见的教会和狂人，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嘲讽机会。在短篇小说《米克罗梅加》中，当他笔下的神学博士傲慢地声称世界的全部智慧和秘密都包括在了圣。 托马斯的那本《神学大会》中时，两个见多识广的外星人让这博士的大言不惭逗乐了，竟扑在彼此身上，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在《因让。 卡拉之死而论宽容》中，伏尔泰提出宽容是“理性的特权”。在《风俗论》中，则把宽容一切宗教视为“铭刻于每个人心中的一项自然法”。自然，不宽容便是对人类意志的粗暴干涉。 他坚决反对为宗教目的而使用暴力，而且坚决地认为，不宽容本身就包含了犯罪。 针对那些动辄为宗教信仰而施暴的教士和狂热信徒，他尖锐地写道，“如果你想学耶稣基督，你当为殉道者而勿为刽子手”。
他认为要医治这种由宗教狂热和唯我独尊而生的罪恶，只有允许理性正常工作。 信仰狂则会震撼一切最巩固的国家，只有理性才能扑灭这种灾难性的狂热。伏尔泰所作的历史对比、在理论上从人的理性权利，人的认识的有限性为宽容原则提供的依据，为争取宽容的斗争作出了特殊贡献，这些工作也为他后来通过平反冤狱活动而发起的世界性反对不宽容斗争作了理论准备。 在这场世界性斗争前后，深受伏尔泰宗教宽容思想影响的俄国女皇、普鲁士王都在国内颁布了宗教宽容的法律；１７８１年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也颁布了信仰自由法令。此外，伏尔泰还提供了宽容的两条影响深远的实践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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