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陈独秀的最后15年-第1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环油信芍醒氲闹甘尽３露佬愣源艘仓荒苷鲆恢谎郾找恢谎郏旄呋实墼叮参蘅赡魏危饧伦詈蠡故且圆涣肆酥粘 �
除此以外，托派中央常委中的另一位常委彭述之，也对陈独秀提出的推翻蒋介石之后建立“民众政权”主张表示异议。他认为，“民众政权”的提法，“不能表现政权的阶级性”，目前“在宣传鼓动上不应该涉及政权问题”，在没有发展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时候，“不应该喊出 ‘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只要提出“反蒋”就可以了。而且，彭述之还四处散布对陈独秀不满的言论，私下告诉法南区委陈岱青等人，现在以托派常委名义下发的一系列文件，往往是陈独秀个人的思想，并不代表其他常委的意见。对于陈独秀的许多观点，他都不敢苟同。正因为如此，法南区委和北方区委，才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跟陈独秀顶撞，拒不执行托派中央的有关文件和宣传口号。
陈独秀对托派内部极左派的批判，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他要统一托派意见，就是想形成一股合力，在抗日民主救亡运动中趁势发展成为与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相抗衡的力量。但由于他一贯独断专横的家长制领导作风，喜欢摆老资格，动辄以托派中央常委的名义来打压不同意见的人。因此，他不但未能统一意见，结果还适得其反，反而使托派组织更加四分五裂，最终成为历史的尘埃。同时，他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虽也不乏一些灵光一现的思想，但终究与当初创立中国共产党时那般惊世骇俗、叱咤风云不可同日而语了。无情总被风吹雨打去，当后人再回首这段历史时，除了依稀还能听到他几句争论的声音外，似乎再也看不到任何的痕迹。
第四章 被捕与公审
１
革命总是与风险相伴随的。陈独秀一生，漂泊各地，奔波革命，并因此屡遭反动当局的通缉与追捕。被捕入狱前后共计５次，监押的时间长达５年以上。
这５次被捕，均发生在陈独秀一生中几个重要的时期。如果说，从１９１３年的第一次被捕中，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英勇献身精神；那么，１９１９年第二次被捕和营救的历史事实，更生动地反映了陈独秀在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中的显要地位和巨大影响：而 １９２１年和１９２２年的第三、第四次被捕与营救的经过，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从一大到二大前后，在艰难困苦的险恶环境下，推动着中国革命迅速发展，并表现了当时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为推动和保护革命力量所做的努力；从１９３２年的第五次被捕和监押近五载的漫长岁月，特别是他在法庭上的抗辩词与自撰的《辩诉状》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后期的陈独秀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豪迈气概。
陈独秀的第一次被捕，发生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二次革命”失败后，时间是 １９１３年，地点在芜湖。
辛亥革命前后，从１９００年到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就积极投身到反清、反帝的火热革命潮流中。他一方面创办各种报刊，撰写许多爱国反帝、针砭时弊的文章；另一方面，又先后组织过多种反清、反帝的团体，如青年励志会、岳王会、抗俄义勇队、亚洲和亲会、中国青年会、欧事研究会等等。陈独秀的这些活动，早已引起反动当局的怨恨，使他多次受到通缉和追捕。
１９００年，陈独秀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即因反清言论而为当地警察所追捕，使他不得不离开求是书院而逃往南京。不久，他又返回家乡安庆，创办“藏书楼”，公开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宣传反清思想。为此，年藏书楼被查封，陈独秀被通缉，乃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日本，他又同张继、冯自由等组织反清爱国团体“中国青年会”。不久，因参与剪掉清政府驻日学监姚昱辫子的活动，被遣送回国。从１９０３年到１９１２ 年１０年间，陈独秀在安庆、上海、芜湖等地，先后倡导、创办了“安徽爱国会”、《爱国新报》、《国民日报》、《安徽俗话报》以及岳王会等革命团体和报刊，并以主笔的身份，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激进文章，积极投入了辛亥革命前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辛亥革命后，陈独秀被安徽都督柏文蔚慕名委任为都督府秘书长。１９１３年７月１２日，李烈钧等人在江西宣布独立，兴兵讨袁，标志着“二次革命”爆发。曾于同年６月底被袁世凯免职的柏文蔚立即由上海返回安庆，再次出任安徽都督，陈独秀继续担任都督府秘书长。随即柏文蔚于７月１７日宣布安徽独立，响应讨袁。不久，柏文蔚部下的一个旅长胡万泰叛变，倒向袁世凯，率兵攻打都督府，柏文蔚被迫离皖，逃到南京，８月７日，安徽宣布取消独立。陈独秀逃亡到了芜湖，与原柏文蔚部下的一个师长袁家声一起，声讨当地驻军龚振鹏没有率部救应，指责龚“按兵不动，是何居心？”龚振鹏恼羞成怒，急命部下将陈、袁一起绑了，“拟即枪决”。①陈独秀临危不惧，并“很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② 由于陈独秀在皖已很有名气，范鸿偃劝告龚振鹏，陈独秀不能杀，但龚不听。时任皖军副司令的旅长张子刚，闻讯后，急忙率领手枪卫士赶到龚振鹏司令部，准备实行兵谏，才使龚未敢立即下手。在南京的柏文蔚获悉后，也火速赶往芜湖，亲临解救，陈独秀才幸免于难。陈独秀获救后，急偕高君曼避往上海。次年，他再次东渡日本，继续投入了反帝爱国斗争。
①柏文蔚，《五十年经历》，未刊。
②高语罕，《参加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重庆 《大公报》 １９４２年６月４日
第二次是“五四”运动爆发后的１９１９年６月，地点在北京。
１９１５ 年，陈独秀再度由日本返回祖国。时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袁世凯复辟帝制，思想文化界等尊孔复古逆流十分猖獗，乌烟瘴气，中国社会更加黑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面对这种昏暗的时局，陈独秀于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５ 日，在上海毅然创办了著名刊物 《青年杂志》（１９１６年第２卷１起改名为《新青年》——引者注）。《新青年》高举“民主”与 “科学”两面大旗，冲决封建网罗，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迅猛发展。１９１７ 年初，陈独秀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沪迁京。１９１８年１２ 月，陈独秀又同李大钊等创办另一著名刊物《每周评论》。即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在陈独秀周围，团结了李大钊、鲁迅等一批新思想界名将，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向封建势力及其腐朽的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有力地推动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１９１９年６月９日，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共同研究，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对日签约；免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和徐树铮、段芝贵、王怀庆三个手握重兵的皖系军阀将领等六人的官职，并驱逐出京等五条要求。并表示“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宣言》印好后，第二天，陈独秀就和高一涵一起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喝茶的人群中去散发传单，群众“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①洋政府却大为恐慌，视为“扔炸弹”，严命警署迅速捉拿印发传单之人。６月１１日，陈独秀又约了邓初 （邓仲纯——引者注）和高一涵等人上新世界去散发传单，陈独秀到新世界后“见戏声援场、书场、台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于是，陈独秀与高一涵“两人只得上新世界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他们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由于陈独秀一到新世界，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与跟踪，所以当晚１０时许，当陈独秀正在屋顶花园散发传单时，立即被警察逮捕。当夜，反动当局又派出大批军警，围抄了陈独秀住宅，抄去书籍、信札等。陈独秀被捕后，在学生界、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全国各大报刊，如 《晨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等，纷纷发表消息，刊登评论和社会团体、学者名流及学生们的营救电函，强烈谴责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一致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北京学生给警察厅的公函中说：这只能“激起全国学界再起波澜”。上海工业协会在电报中说：“大乱之机，将从此始。”章士钊也在一份电报中说：“讵可复兴文网，重激众怒。”毛泽东也在 《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文章，称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并说：“陈君之被捕，绝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陈独秀在押期间，“因粗食，故胃肠受病”。①９月１６日，在各界人士的营救下，警察厅同意以陈独秀胃病为由，保释出狱。陈独秀出狱后，北大同学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李大钊在 《欢迎陈独秀出狱》一诗中，把陈的出狱描述为“光 明复启”，说陈独秀的影响“好比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陈独秀出狱后不久，应邀到武汉讲演，国内各报均以大字刊登，陈独秀的影响更大，社会声望更高了。对此，北洋军阀政府更加不安，立即派军警到陈宅门前监视，企图等他回来时再加逮捕。李大钊、高一涵等人立刻商量对策，派人到火车站将陈接至同乡好友、北大教授王星拱家中暂避风声。１９２０年１月，李大钊化装成外出收账的商人模样，雇一辆骡车，亲自将陈独秀送至天津，陈即由此乘外轮前往上海。从此以后，陈独秀在上海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① 《宣言》原件在上海中共 “一大”纪念馆，又见 《民国日报》１９１９年６月４日。
②高一涵，《李大钊护送陈独秀脱险》。
③ 高一涵，《李大钊护送陈独秀脱险》。
第三次被捕是在中共成立仅３个月之后的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地点在上海。
还在李大钊陪送陈独秀去天津的路上，两人即相约分别在南北方开展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陈独秀到上海后，继续主持 《新青年》的出版，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宣传，为建党进行各种准备。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等，经李大钊介绍，来沪与陈晤谈。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于２月至８月，在上海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并被推为书记。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３５６页。
经陈独秀、李大钊分别与各地先进分子联系，相继在北京、武汉、长沙和济南等地，也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１９２１年１月，陈独秀受广东省长陈炯明之邀，担任了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长，指导重建了广州的党组织。
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代表１３人。陈独秀因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任职，不能离开，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但会议最后仍一致推选陈独秀为中央局总书记。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去广东的职务，于９月回上海专做党的工作。当时中央局没有专门的办公地点，开会便在陈独秀的寓所老渔阳里２号。正当中共中央积极开展组织壮大工作的时候。 １０月４日下午２时许，有三个陌生人从前门闯入陈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 《新青年》杂志。陈独秀从楼上下来，“见此情形想从后门出去”，但后门已有人把守，无法脱身，门外来了两部汽车，从车上跳下来几个人声称是租界巡捕房的，执行公务。接着，不由分说地把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合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一共５人押上了汽车，同时将屋内的《新青年》杂志和其他书刊资料，也搬上了另一部汽车。便衣继续守在陈宅，待捕来访者。陈独秀被押到法租界巡捕房后，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报了假姓名。随后，上海法院院长褚辅成和 《民国日报》副刊 《觉悟》主编邵力子去陈家访问时，也被捕房布置在陈宅附近的便衣抓了进来。褚辅成到捕房后“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 ‘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了！’”这一下陈独秀的身份暴露了。巡捕房的头头见
“王仲甫”就是陈独秀，高兴地打了个响梆子。褚、邵两人在问清身份后，随即释放，陈独秀等５人被关入牢房。第二天会审公堂审问，说包等人是陈的党徒。陈独秀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负责任，与客人无关。”法庭将高释放，其余４人仍回监。陈独秀被捕后，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消息，闹得满城风雨。苏俄政府驻华代表马林花了不少钱，请了法国律师马和承办这个案子，并通过马和与法国审判官交涉，法庭同意审讯之前，只要交足保金可以将陈独秀等人保出候审，但得随传随到。为了营救陈独秀，李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并电请孙中山先生设法营救。孙中山给上海法租界领事打了个电报，请他们释放陈独秀。１０月１９日，法国会审公堂再审陈独秀等人。通过马和律师的辩护，最后宣布将陈独秀等人先行放出，天后需到公堂听会审结果。２６日，陈独秀到公堂接受审判，法庭当堂宣布：查 《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 １００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①陈出狱后，继续在上海工作。
第四次是中共二大刚开后的 １９２２年８月，地点也在上海。
从１９２１年７月召开一大到 １９２２年 ７月二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工作已经日益开展起来。作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经常与负责组织、宣传、工运的同志及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商讨工作，并不断在 《共产党》、《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他的许多工作虽是秘密进行，但也难以完全避免暴露。特别是党的工作日益活跃，他的社会影响日益增大，使法国租界和上海反动当局日益感到威胁，便时时伺机对他再次实行逮捕，以绞杀方兴未艾的革命力量。于是便在１９２２年８月９日上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２号寓所，又被法国巡捕逮捕。他们还将查抄的书籍一并带到上海芦家湾总巡捕房。后来据陈独秀说这次被捕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敌人的造谣中伤，“说我们得了俄罗斯的巨款”。于是听信谣言的“华探杨某……向我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穷人无钱被敲，我当时只得挺身就捕”①。陈独秀被捕事件，使进步团体极为愤慨。８月１５日，北京 《晨报》发表了自治同盟会、新中国会、共存社、改造同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非宗教大同盟、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等１０ 个团体的联合宣言。
① 《“一大”前后》 （二）。
② 《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向导周报》第９８期，１９２５年１月７ 日
宣言强烈谴责法国租界当局的横暴，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中国的种种罪行，热烈称颂陈独秀所代表的革命运动，是劳苦大众追求解放的正确道路，明确提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宣言还号召各地群众起来，举行示威运动，营救陈独秀。蔡元培、李石曾亦联名致电法国领事，要求释放陈独秀。在各方舆论的强大压力下，１８日，上海法国领事当局开庭判决：陈独秀被罚款４００ 元，交保释放；所抄书籍，一律销毁。①两年来，陈独秀接连两次被法租界当局逮捕，他这次出狱后没多久，便隐蔽起来。
① 《民国日报》，１９２２年８ 月１９日。
现今说的这次被捕是陈独秀的第五次被捕，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被捕，时间是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地点仍在上海。过去的被捕，每次都经过营救，很快获释，这次却被判刑坐了近５年的监狱。
还在１９３２年春天的时候，监狱中的原托派“中委”濮德治、宋逢春因狱中时疫流行，保外就医。陈独秀便把他俩吸收进来，重建了比较健全的５人“常委会”。陈仍为书记，委员彭述之、罗世凡、濮德治、宋逢春，秘书谢少珊。濮德治参加“常委”以后，有一天，他的爱人张颖新在路上碰到了在莫斯科留学时的同学费克勤。此人与她的小姑费侠，在莫斯科时仅是未入党的团员，回国时即被逮捕，接着如徐恩曾说的“写了一张效忠保证书”，随即叛变了。因她们不知党内什么机密，无可出卖。费克勤加入中统组织后，与徐乃达、解叔达 （均原是托派“战斗社”的成员）等人组织在一起，在徐恩曾的指挥下，专门搜捕共产党领袖，包括中国托派首领陈独秀。此时，国民党正悬赏３万元缉拿陈独秀。但张颖新不了解她们已是特务，就约费到家里去玩。那天正好陈独秀借濮家约见友人，让费克勤见着了。事后，濮德治批评妻子粗心大意。陈独秀要濮德治立即搬家，次日濮德治就搬到法租界圣母路商福里２２２号去了。但这更引起了费克勤的疑心，情报很快就由她和费侠传到徐恩曾手中。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５日那天，濮德治去上海虹口区有恒路春阳里 ２１０号托派中央常务秘书谢少珊家开会，由费克勤盯梢，国民党特务黄麻子等人即跟踪而至，来了个紧急搜捕。当场逮捕的有彭述之、濮德治、宋逢春、谢少珊４人。陈独秀因胃病不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本可幸免。后因惟一知道他家住址的谢少珊的出卖，他终于在当晚７点在上海法租界岳州路永兴里 号的寓所被捕，致使托派中央这次被一网打尽。抓住陈独秀后，费克勤与国民党特务获得３万元奖金。
至于陈独秀如何被捕，当时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在给南京政府 的两个密电中，是这样说的：陈独秀被捕后第三天，即１７日的电报称，“……共党首领陈独秀在沪活动，前经与租界当局特别交涉，协同捕房侦查月余，兹咸日（１５日）在虹口破获共党常委会议机关，捕获共党谢少珊等 ５人，按谢供地址，将陈独秀捕获。” ②１９日的代电，讲得更详细：
“……据共犯谢少珊称甘愿自首，并或将共产党首领陈独秀拘捕到案等语，即于当日下午７时，带同该犯至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楼上将共党首领陈独秀拘获……”③
①曾猛，《关于陈独秀被捕经过的情形》 （未刊稿），曾猛是这次事件被捕者之一，也是谢少珊供出的地址。被捕时，曾正在印刷第 １３ 期 《火花》。
②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院密字第１２７７号，天字第１６０３４号。
③ 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院密字第１２７７号，天字第１６０３４号。
不仅如此，谢少珊还供出了５名常委 （包括陈独秀在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以及托派中央的另外几处机关，其中有托派中央与外地组织联络机关，有 《火花》的印刷机关等。所以，国民党特务又根据谢少珊口述的地点，逮捕了何资深、王平一、彭道之、梁有光、王晓春等另外５名托派骨干分子，致使这次事件，除谢外，最后共捕获并判刑者达人之多。谢少珊从此加入“中统”，改名为“谢力功”，意为国民党立了一功。可见，陈独秀这次被捕，完全是为托派内部叛徒谢少珊出卖，由国民党中统特务徐恩曾策划干的。
当时，国民党之所以逮捕陈独秀，主要是因为仍把陈独秀看作是“共党首领”。虽然，国民党早已知道陈独秀组织了中共内部小组织，成为中共的反对派。但是，它把陈的反对派的活动看成是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把陈独秀在“九 一八”、“一 二八”时期进行的“反日反国民党”活动，看成与共产党在农村进行的苏维埃运动一样，都是反对国民党统治，而不能容忍。因此，国民党政府一直把陈独秀当作中共领袖看待，说“该党专事赤化”，“严令警务人员密查拿办”，所以这次陈被捕，被国民党称为捕到了“久缉未获之共产党领袖”，以此大吹大擂，进行宣传。
２
陈独秀被捕后，被押到法租界嘉兴路巡捕房。看到彭述之、罗世凡、濮德治、宋逢春、谢少珊等５人早关在里面，开始大吃一惊，但立即镇定自若，淡然一笑道：“原以为就我一个人被捕，没想到你们都来了，这下我可有伴了。”彭述之悄声告诉他：“我现在是张次南，罗世凡是王兆群，宋逢春是王武，你不要弄错了。”陈独秀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