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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最后15年-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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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做注解，不厌其烦地为陈的意见找根据，引起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不满。中共五大会上，受到与会代表的猛烈批评，仅当选为中央委员，不久出任中共北方区委副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进入江苏省委工作，积极参加所谓“陈独秀派”的宗派活动，为恢复陈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以达到恢复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努力，结果失败。与陈独秀一起转向托派并另立“无产者”社后，他一方面借口保护陈的安全，仅由他一人知道陈的行踪和住址，其他人只能将意见由他转交陈独秀，实际上他成了陈的总管；另一方面，他又在“无产者”社内，大搞小团体活动，利用其以往与党内下层组织一些干部的关系，把一些支部和党员拉入托派，以扩大其在“无产者”社内部的力量，达到架空陈独秀的目的。在“无产者”社的常委中，除陈独秀、尹宽、郑超麟、何资深之外，其他如马玉夫、蔡振德、杜培之、罗世凡、吴季严等都是他的人。
在四个中国托派小组织协议统一时，彭述之指使马玉夫、吴季严阻挠统一，被尹宽告知陈独秀。陈独秀一向对搞阴谋诡计的人深恶痛绝，立即撤换了马、吴二人，由自己和尹宽参加，加速了托派组织的统一。陈独秀为此与彭述之闹翻，两人关系破裂，连私人交情也荡然无存。据郑超麟回忆说，陈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人，往往容易走极端，他易于相信人，但失望后又易于走向另一个极端，对彭述之就是如此。有一次，何资深与陈独秀谈话，在讲到彭述之时，何资深说彭是个“纸老虎”，表面张牙舞爪，其实空无一物。陈则鄙视地说：“不是纸老虎，是烂西瓜。纸老虎里面不过空无所有而已，烂西瓜表面很好看，剖开之后喷出一阵恶臭。”①
陈独秀重新调整托派中央组织机构领导人后，在召集的一些会议上，两人又经常吵架，大会大吵，小会小吵，以致于常常弄得不欢而散。一次，陈独秀又冲着彭述之发火，大嚷大叫，我不愿和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在一起争论，我不要什么群众，不要你们，我干我的，你们干你们的好了，说完后拂袖而去。在场的人十分惊讶，赶紧跑去拉他，但还是拉不回来。彭述之急忙说：“他就是这种脾气，过去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是如此。他这种家长式的作风，是永远也改不了的。”②这样，两人之间的疙瘩越结越深，矛盾愈演愈烈，以致最后决裂。即使是在陈独秀去世后，彭述之还写文章，说陈是“晚节不保”。由此可见，两人矛盾之尖锐，怨恨之深。
①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未刊。
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10月。
尽管眼前困难重重，陈独秀仍然抱定决心，不遗余力地维持着托派中央的工作。似乎越是压力大，就越能激起他无穷的斗志，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敢于面对挑战的人。
托派组织统一大会曾决定出版机关报，由王文元任主编，但不久王就被捕了。紧接着，托派机关在８月再遭重创，陈独秀忙于重整内部事务，无暇顾及宣传方面的工作。因此，一直到１９３１年９月５日，陈独秀才腾出时间来，创办了托派中央机关刊物《火花》，由温州人曾猛在建业里租房印刷。当时的条件异常艰苦，不仅每期的重点文章都得由他亲自操刀，而且编辑、蜡纸、油墨和纸张费用都靠他一手张罗。他利用 《火花》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文章。在 《火花》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告民众书》一文，历数四年来国民党统治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对内大搞白色恐怖、对外摇尾乞怜的种种罪恶行径，号召“一切被压迫民众起来奋斗”，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反对国民党屠杀农民及共产党。在同期杂志上，他还以“独秀”署名，写了《国民党与统一 》统一是中国进步的必要条件》的文章，指出国民党 多年来不断内战和不能统一中国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势力”和 “军阀制度”，只有工农“革命政权”是中国统一的惟一前途。
由此可见，陈独秀虽然成立了托派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策略，但与梁干乔、马玉夫等人卖身投靠国民党有着本质的不同，对国民党仍然充满了愤怒，举起如椽大笔，猛烈抨击国民党，以至于国民党始终都把陈独秀当作危险的共产党首领予以通缉，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合作，才解除通缉令。
５
就在于陈独秀为重整托派组织而忙得焦头烂额之际，国内外形势又发生了巨大变化。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驻华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八”事件。张学良的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全部撤回关内，不到半年的时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动和蒋介石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民主救亡运动。到１９３２年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达到了高潮。
对政治形势极为敏锐的陈独秀，再次表现出奔走呼号、宣传发动的天赋，连续在 《火花》、《校内生活》及 《热潮》等杂志和传单上，发表各类文章、宣言，强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御外患。陈独秀爱国御敌的拳拳之心，力透纸背，跃然纸上，体现了大敌当前作为一个爱国者的诚挚之情。
“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立即以托派中央的名义，在 《火花》上发表 《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１０月—１１月，他在 《火花》杂志上相继发表 《此次抗日救国运动之康庄大道》、《对于现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坚定的战争》、《抗日救国与赤化》、《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第二次告民众书》和 《此次反日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等文章，痛斥侵华日军侵占东北，屠杀中国同胞的罪行，支持全国人民抵制日货和对日宣战的要求，揭露和批判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他认为，抗日战争是革命的战争，必须依靠“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单靠国民党一点脆弱的军队，不足挡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一击”，并号召推翻国民党统治。
同年１２月５日，为了给抗日民主运动的主力之一——青年学生的有力支持，陈独秀又创办了《热潮》周刊，自任主编。这是陈独秀一生最后一次自办刊物。在 《发刊词》中，他满怀激情地指出，２０世纪是两种热潮的世纪，一种是广大的劳苦饥寒奴隶向一班寄生虫算账的热潮；一种是几十种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算账的热潮。这两种热潮，虽然起伏跌宕，但其势力之迅猛，将没有什么东西能抵挡得住，特别是两种热潮的合流，将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现在正是中华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斗的时期，我们要努力以我们的热潮湮灭帝国主义的凶焰。最后，他表示：“本刊之发行，便是要为热潮做一小小记录，也要供给热潮一点小小动力。”
从创刊到“一·二八”抗战爆发前停刊，《火花》一共出版了７期，数量不算多，影响却比较大，尤其是“时事短评”和“评论”类的文章。这７期《火花》共有１０２篇“时事短评”，都出自陈独秀之手。“评论”文章共计４８篇，其中陈以“顽石”、“三户”笔名发表的文章就有１２篇之多，而且每期的首篇都是署名为“顽石”。几乎可以说，是陈独秀一个人在支撑着 《火花》，当然为杂志写稿的还有彭述之、刘仁静等人。有一次，刘仁静问陈独秀：“你用的笔名 ‘顽石’有不屈不挠之意，而 ‘三户’作何解呢？”陈笑了笑，答道：“看你这个博学之士，难道你忘了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典故吗？”听陈如此一说，刘仁静恍然大悟，原来陈独秀取的这个笔名有很深的用意，暗含着自己力量虽小，但将来能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此外，中共中央机关曾设在“三曾里”，那里只住了三户人家，陈用“三户”的化名似乎也含有怀旧的意思。
在这些文章中，陈独秀以他一贯辛酸泼辣的笔调，针砭时弊，篇篇文章似匕首、投枪，刺向当政的国民党和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军国主义。他愤怒控诉国民党政府假抗日真内战、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行径，揭露英美等国袒护日本、不惜牺牲中国的真实面目，主张“对日绝交”、“对日宣战”。指出“帝国主义强盗们所组织的国际联盟和美国，都是被压迫民族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朋友”，要人们放弃“美国是中国之友”的幻想。
１２月１５日，在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民主运动的冲击下，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汪精卫上台后，一面打着实行“民主政治”的招牌，一面高唱边抵抗边交涉的滥调，以欺骗民众。但是，仅仅三天后，汪精卫集团就在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屠杀手无寸铁爱国学生的“珍珠桥惨案”，即“一二·一七惨案”，彻底暴露了其投降媚日的反动政策。
闻听此事件后，陈独秀当即决定２０日的《火花》第４期作为“一二·一七血案专号”推出，全方位报道这个惨无人道的血腥事件，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他在该期杂志上发表两篇重点文章，分别是署名“顽石”的《 一二 ·一七”与“三·一八”》，和署名“三户”的《“一二· 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他揭露汪精卫标榜的“民主政治”，“只是以一部分人独裁代替个人独裁之装饰品、假面具而已”，汪只是替蒋介石做了两件事：“屠杀爱国民众”，“签订卖国条约”。他指出爱国学生的血将宣告国民党政府“死刑”。
１２月２６日，陈独秀在 《热潮》第五期发表 《谈谈“越轨行动”》一文。他针对国民党政府指责学生的爱国请愿活动为“越轨行动”，热情歌颂了学生们的革命行动，指出“只有 ‘越轨行动’即以武装抵抗，才有死里逃生救祖国危亡之可能，非 ‘越轨行动’的交涉，只有断送东北三省，更进而断送全中国。”“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言，这一 ‘越轨行动’乃是必要的……我们应该高声大喊 ‘越轨行动神圣’！”此后，一直到 《热潮》停刊，每一期都有文章报道和评论学生运动，可见陈独秀对爱国学生运动倾注了很大的热情。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在积极宣传他的“反日反国民党”的政治主张。以上海“一·二八”抗战为界，他的政治主张随着形势的急速发展而前后有所不同。
“一 ·二八”抗战以前，他主张，抗日救国只能依靠中国人民自己，尤其是下层的劳苦民众的奋起自救，千万不能依赖现在的国民党统治阶级，并且强调“我们三四万万有历史，而且有文化历史、革命历史的中国人，能说没有力量吗！除开少数卖国的军阀、官僚、奸商和豪绅等寄生虫，还有多数爱国的民众，……我们相信，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湮灭帝国主义的凶焰、湮灭他一切的敌人”。同时，他继续主张在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中，成立一个与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对抗的国民会议，作为全国反日民众代表自动集合的总机关，组织武装，组织国家，以彻底地反抗帝国主义，彻底地肃清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的总机关。为此，陈独秀还兴致勃勃地为国民会议拟定了纲领，包括宣告对日绝交、宣告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由此所得的权益一切永远无效、武装全国民众参加战争、实行８小时工作制、宣布土地归农民等等。自从接受托派观点、组织托派反对派后，陈独秀就一直对国民会议情有独钟，且念念不忘，此时他又提出来，无非是想借助抗日反蒋的浪潮，来实现他梦寐以求的西方民主国家的议会斗争，但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这种主张无疑是与虎谋皮，难以实现的。
“一· 二八”抗战爆发后，上海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日热情，鼓舞了满腔热血都已沸腾的陈独秀。他在政治主张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形势的发展走向也作出更为激进的估计。
日本军国主义悍然侵略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日，上海及全国各阶层掀起支援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高潮。陈独秀在淞沪抗战爆发后的次日及第三天，相继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义，发表了《为“上海事变”第一次告民众书》和《第二次告民众书》两份油印传单。他大声疾呼“上海一切被压迫民众立刻武装起来到前线去！”立即召开“上海市民众代表会议，组织紧急行动委员会，集中一切物质力量，帮助抗日的武装队伍！”当凇沪抗战被国民党政府破坏后，陈独秀又发表了《为日军占领凇沪告全国民众》的传单，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纵敌卖国”六大罪状，号召“全国的革命民众们！要抗日救国首先要推翻纵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自动地召集全权的国民会议”。这是陈独秀第一次提出“全权的国民会议”，此时他显然认识到以往的“国民会议”是存在缺陷的，是依托在国民党政权下，仰人鼻息的附属物。因此，他认为，现在“革命的民众都早已认识国民党政府根本是卖国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国”，绝不能仅“限于 ‘国民会议’之形式的口号，……要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实现 ‘革命的民众政权’”。
正是由于陈独秀在各种文章中，一再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号召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因此，
１９３２年 １０月，他被捕时，国民党政府就以他写的文章为依据，判他为鼓吹抗日反对政府的“危害民国”罪。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候，陈独秀曾主动向中国共产党抛出了橄榄枝，想缓和与中共严重对立的状况。大敌当前，国难日深，陈独秀奔走呐喊，一再呼吁全国各阶层联合抗日，他当然不会无视拥有独立武装的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他越来越认识到，仅凭他们几个赤手空拳的书生，是谈不上真正抗日反蒋的，而必须与中共合作抗日才能有胜利的希望。
上海“一·二八”抗战后的一天，陈独秀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对彭述之、罗汉说，尽快向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的建议，两人均表示同意。陈要罗汉负责联系事宜。此时王明已去苏联，张国焘去了鄂豫皖根据地，周恩来去了中央苏区，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组成，博古负总责，而且中央机关的联络地点也发生了变化。因此，罗汉想方设法找到施卜君的夫人，通过她，才将陈独秀等人的信转交给中共中央。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实际上已处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控制之下，所以中共中央接到信以后，未予理睬。陈独秀哪里知道，在 １月９日中共中央作出的《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已经把中国托派与国民党改组派、江苏耆老、第三党相提并论，当作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向共产国际汇报了这件事情，表示：“取消派（指中国托派 ——引者注）为要维持其在工人中的欺骗，在 ‘一·二八’后向党提出来要求联合，共同的开联席会议。……党不能与陈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①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１９２９－１９３３，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０８…２０９页。
陈独秀自然不可能了解到中共中央的态度，因而对他的去信有如石沉大海感到有些遗憾和不解。
６
中国托派一直是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即使在１９３１年５月实现统一后，也是派中有派，四分五裂，彼此之间互相攻讦，争斗不断，并未在中国政坛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就在陈独秀积极呼吁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的同时，他与托派内部的一些极左派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０日，托派中央常委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政治决议案——《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决议中，陈独秀要求各地托派分子，“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的举起反日反国民党的旗帜。并要在正式军队做分化运动，使之脱离国民党的支配，而成立反日反国民党的义勇军。……在已有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一经成立，立即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决议还主张在抗日、反蒋问题上，可以与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党派“联合行动”。这时陈独秀已改变了此前对红军的诋毁和污蔑态度。
会议在讨论陈独秀起草的决议时，发生了很大的争论。其中以陈岱青为书记的上海法南区委和刘仁静最为激烈。陈岱青早年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后加入“战斗”社，托派统一后，担任法南区委书记，法南区委也成为托派在上海最有影响的区委。在陈岱青手下还有陈其昌、赵济、王平一、李特等人，他们都极力反对陈独秀的观点。他们认为，陈独秀对形势的估计是过分幼稚和可笑的，“不能说已经走上群众运动直接上升、开始革命高潮的时期”。他们特别反对陈独秀提出的“共同行动”策略和对红军态度的转变，认为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是“投降了史大林（即斯大林——引者注）派的主张”。素以中国托派理论权威自居的刘仁静，也批评陈独秀提出的“组织苏维埃”是不切实际的“空谈”。他认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完全是一码事，指责陈独秀的“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的观点，是违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我们应当与这些意见坚决无情的斗争”。
针对陈岱青等人和刘仁静的指责和攻击，陈独秀以托派中央常委的名义，警告他们不能走到取消主义的另一个极端，批评他们曲解和反对决议案，反对“共同行动”的策略，是为了“辩护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是我们主要敌人这一错误的观察”，反对与苏维埃红军“会合”，则是走到“等待主义的道路”。最后，他指出，陈、刘等人“在理论上是根本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在现时局势的估量上，是彻头彻尾的取消主义”。
陈独秀与法南区委及刘仁静的争论，都登载在托派内部刊物 《校内生活》第３期上。争辩双方都打着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旗号，来攻击对方是机会主义，标榜自己才真正是托洛茨基理论在中国的忠实执行者，都有些自吹自擂的味道。
以陈岱青为首的法南区委自恃在上海根基牢固，影响大，不仅反对陈独秀托派常委的意见，拒绝向基层散发托派常委的宣传文件，而且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拒不接受托派中央常委的屡次警告。对此，陈独秀不得不动用组织制裁手段，撤销了陈岱青区委书记的职务，接着又解散法南区委，扫除了内部极左派反对堡垒的障碍。
与此同时，北方最大的托派组织——北方区委，也不赞同陈独秀代表常委起草的决议案，并因此分裂成以赤声（汪泽楷）为首的旧临委和以晴光 （任曙）为首的临时工作委员会两派。两派互相对峙，彼此攻击，闹得鸡犬不宁。陈独秀以托派中央常委的名义，三次作出决议，批评前者是右倾“取消主义等待的路线”，批评后者的极左思想和分裂组织的错误，要求两派立即纠正错误，实现合并。对于陈独秀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两派都不满，加以抵制。为此，陈独秀于４月份召开托派中央常委会议，特地派刘伯庄去北平调解。汪泽楷曾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任曙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彼此之间互不买账。刘伯庄曾是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候补中央委员，资历比汪、任两人都老。陈独秀原以为刘一去就能马到成功，促成两派团结合作。但刘到了北平后，发现两派之间的矛盾远比在上海的陈独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多次调解都不得要领。同年６月，夹在两派之间受气的刘伯庄，一气之下跑回了上海，不再出面，只是给托派中央常委去了一封信，声称：“我因不能执行兄方的决议，遂一无所成而回来了。”
陈独秀见特派员去了仍不能说服两派组成新特委，恼羞成怒，立即给擅自回上海的刘伯庄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并且给任曙以警告处分。但是，北方区委仍然我行我素，拒不服从托派中央的指示。陈独秀对此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天高皇帝远，他也无可奈何，这件事最后还是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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