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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最后15年-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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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不曾有任何解释，忽然由山上建立苏维埃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抗，一跳跳到愿意立刻参加各党派（不用谈国民党也在内）……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这样的全国 ‘各界同胞’大合作，比之前此四个阶级联盟还要扩大些。”他以此攻击“八一宣言”是个“丢丑的文件”。
① 《火花》，第 卷第 期，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５日出版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陈独秀批评托派拉拢鲁迅的事情。早在这年春天，中共上海地下党根据党的新方针，解散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文艺家协会，并在文艺界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基本同意“国防文学”的口号，但认为后者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有“不明了性”。为此他提出用“民族革命 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来进行“补救”和纠正。他强调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提出，“绝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是阶级的立场”。①鲁迅对统一战线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是辩证的，正确的；他批评中国托派“糊涂”，到连现在反侵略斗争中“民族的立场才是阶级的立场”都不懂，而上海地下党内一些“我们战友竟也在做相反的 ‘美梦’，……也是极糊涂的昏虫”。但是，当时上海地下党的这些领导人听不得不同意见，认为鲁迅“对抗”“国防文学”的口号，“破坏统一战线”，以“托派”、“内奸”等各种大帽子，来排斥打击鲁迅及其意见相同的人。鲁迅非常气愤，批评“文艺家协会”的“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反对“轻易诬别人为 ‘内奸’，为 ‘反革命’，为 ‘托派’，以至为 ‘汉奸’”的作风。”
①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病中答访问者》Ｏ．Ｖ笔录），《鲁迅全集》第 ６卷， 第５９０页。
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误会了鲁迅的意见，似乎认为鲁迅是同情他们的。于是就在６月３日以陈仲山的名义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并赠送近期托派出版的几份机关报 《斗争》和《火花》（内容都是攻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中首先攻击中共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不采取退兵政策”，而转向“军事投机”；“放弃城市工作”，“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以打平天下”；现在“失败了”，又转向“新政策”：“放弃阶级立场，……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 ‘联合战线’”；断言其 结果必然使革命民众“再遭一次屠杀”。信中承认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无不欢迎共产党的“新政策”，又胡说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接着在信中自吹：“我们这个团体，自１９３０年后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不懈斗争。……几年来的各种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反对史大林党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与官僚党制，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种背叛的 ‘新政策’。”在鲜明地表示了他们托派的政治主张后，陈其昌在信中就对鲁迅进行吹捧和拉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①
鲁迅阅此信后，对托派的自夸感到恶心，对托派给予自己的吹捧视为一种侮辱，所以他虽在病中，立即口述回信，在报上公开登了出来，信中讽刺说：“你们的 ‘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高超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鲁迅看出托派想利用他反对上海地下党某些领导人的错误行为，挑拨其与中共的关系，他明确回答说：“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②托派临委拉拢鲁迅碰了一鼻子灰。
陈独秀在狱中得知此事后大发脾气，深怪陈其昌不应该对鲁迅产生幻想，并用宗派主义的眼光攻击鲁迅说：“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回报，绝不能再有什么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③
① 《答托洛茨基派的信》， 《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８８。５９９页。
② 《答托洛茨基派的信》， 《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８８。５９９页。
③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版，第 ２０６ 页。
鲁迅一贯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者，他曾多次明确表示，坚决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在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①陈独秀对鲁迅的攻击，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１９３７年８月出狱以后，陈独秀两次积极主动地找到当时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等人，“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②这无疑又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陈独秀的这两大转变，尽管有许多局限性，但其主流毕竟是顺乎历史发展的进步的表现。说明他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接受了“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的原则，认为各党派应“以全力在民族解放战争上面”。③这里，再现了陈独秀“爱国者”的形象，为了抗日救国，他可以摒弃前嫌，放弃一些原来十分坚持的立场和观点。他自认为这是符合列宁精神的，他 说“列宁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不被马克思主义的现成公式所束缚，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大胆地决定不同的政治口号的斗争方法。”④应该说，与其他顽固不化的托派分子相比，他的表现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① 《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２９页。
②叶剑英等三人给 《新华日报》的信。
③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④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 ２３３页。
２
陈独秀出狱后，在他的多次讲演和发表的文章中，虽然一再表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但对于其他问题，仍然坚持着他一以贯之的立场与原则。当时，蒋介石曾千方百计地拉拢他。出狱时，蒋派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处长丁默邨去狱中接陈独秀。丁当年从事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加入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当了国民党中统特务。丁默邨接陈独秀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 （今南京湖南路１０ 号）去住。陈独秀说：“不妥，我出狱后，必招来社会舆论，不如还我原来面目，做一个平民好。”丁默邨不好勉强，只得让陈独秀住到他的学生傅斯年家去了。
接着，蒋又命他的亲信，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朱家骅来见陈独秀。说：“中正很关心你，我向他建议，由你再组织一个共产党，参加国防参议会，给你们１０万元和５个名额。”并表示可以请陈出任劳动部长。陈独秀听完后笑着说：“以前我主张开国民大会，主张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从独立的共产党出发，现在叫我再成立一个共产党，在别人缝隙中过日子，那完全成了装点门面，有什么意思。”朱家骅见陈独秀态度很硬，就不好再往下说了。
蒋介石见自己的亲信不行，又要一直很关心陈独秀的老朋友胡适出马。胡适见陈独秀两鬓添了不少白发，明显衰老了，但态度谦和，与以前判若两人。胡适问陈独秀出狱后有何打算。陈独秀说：“这一把老骨头，真不知还干什么事呢？”胡适满面笑容地说：“我觉得仲甫可以进‘国防参议会’，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中正、兆铭都有此意，我现在也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仲甫若进来，我们又可以轰轰烈烈在一起干了。”陈独秀摇了摇头头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胡适见陈独秀提到陈延年、陈乔年之死，知道陈独秀是说内心话，叫他和蒋、汪共事是不可能的了。陈见胡适默不做声，便换个语气说：“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①
①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二），《党史研究资料》，１９７９ 年第 ５期。
对于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周佛海等人，陈独秀更有警惕。在南京时，周佛海等人举行所谓“低调谈话会”，散布抗战悲观妥协言论，并多次请陈独秀参加，交换政治意见，陈独秀始终一言不发。
陈钟凡见昔日老师陈独秀，面对国民党的极力拉拢而始终表现出大义凛然，很受感动，赠诗云：
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
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
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
且凭鸾风逝，高翔不可驯。
陈独秀性率依原韵和诗，答道：
暮色薄大地，憔悴苦斯民。
豹狼骋郊邑，兼之惩尘频。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①
①陈钟凡， 《陈仲甫先生印象 》
对于蒋介石用高官厚禄的拉拢，陈独秀毫不犹豫地坚决拒绝。但延安中共方面对他是什么态度，陈独秀却显得特别关心。1937年 8月下旬，罗汉来见陈独秀。陈独秀被捕时，罗汉因不是托派常委逃脱，此后躲到苏州一家私营漆染厂做事。抗战爆发后，他经上海到南京。告诉陈独秀：他到南京后，先到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叶剑英，请求帮助营救狱中的托派分子，叶“欣然允诺”，并叫他根据他所知道的情况，“开了个保释名单”。陈独秀一听罗汉和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有了联系，立即来了精神，忙问“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对我们怎样？”罗汉很有信心地说：“很好，没有反对情形。”他还告诉陈独秀，他曾以个人名义，向叶剑英提出
“ 一二八”事变时，陈独秀、罗汉、彭述之三人联合向中共中央写信，提议“合作抗日”，未见答复，现请“重新加以考虑”。叶剑英答应电告延安党中央，并请罗汉亲赴延安联系。①陈独秀听了，沉吟半晌后说：“你再和叶剑英谈，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 其实，中共当时的意思已相当清楚。早在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５日，中共 中央发表 《为创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在被点名呼吁的“中国人民党”等４０个党派及团体的名单中，就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 同盟”，并且列在第６位。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前嫌的高尚风格。在接着举行的国共谈判中，周恩来要求释放政治犯 时，并未对狱中的托派分子落井下石，而是与中共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 的政治犯一样看待，主张“释放一切政治犯”。抗战爆发后，在营救狱中政治犯的工作中，共产党曾给托派以帮助。当时王文元因被单独关押在“秘密拘留所”，其他托派分子都已出狱时，他却连踪迹也没有。中共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就曾亲自陪着罗汉到南京各处寻找王文元。 ③对整个托派组织是这样，对托派中的抗日派陈独秀等人，中共中央更寄予希望。陈独秀出狱后，中共中央理论刊物 《解放》发表 《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时评，以尊敬和期待的口吻说：“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 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探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周恩来还对罗汉说：“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 ‘匪徒’二字停止不用。”④
①叶剑英，董必武、博古致 《新华日报》的信，《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０日。
②《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中），档案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３７页。
③ 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 １９３８ 年４月２４，２５日。
④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 １９３８ 年４月２４，２５日。
陈独秀本想在南京等罗汉回来，听听延安的消息，但因日机轰炸更紧，南京形势紧张，陈独秀只得于９月中旬先去了武汉。当他搬到武昌双柏庙后街２６号不久，罗汉就风尘仆仆地找上门来。罗汉于 ８月底起程，在南京傅厚岗、叶剑英、傅克农处领了路费及去西安的介绍信，和李侠公一道于９月２日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主任是林伯渠，与罗汉是老熟人。大革命时，罗汉受中央派遣，任国民革命军第７军政治部主任，攻打南昌时，与林伯渠军有过很好的配合。罗汉在西安受到林伯渠的热情接待，林对陈独秀十分怀念，他说：“和仲甫一晃有１０年未见面了，他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内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罗汉问：“陈先生想回延安，能让他去吗？”林伯渠说：“仲甫能否回延安，关键在他自己，如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当时因山洪毁路，汽车不通，罗汉一时去不了延安。林伯渠要罗汉在七贤庄稍住几天，并立即给延安发了电报，请示中央。其电报的大意是：仲甫等已出狱，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联合他们回党工作。
七贤庄以前是外国人经营的旅馆，有几座西式庭院，又宽敞又安静，罗汉便和李侠公住了下来，等候延安回电。当晚，刚从山西太原来西安的王若飞来看罗汉。他说：“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则可随同南下去晤独秀一次。”王若飞在六大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被否决。大会后，在莫斯科任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１９３１年回国，被国民党逮捕，几乎和陈独秀同时出狱，此时任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他“自信与独秀共事较久，深悉其倔强个性，但中央看重组织问题，亦系党内自来之原则，第三国际的支部，绝不容许第四国际或第四国际有关系的分子掺入，这乃是自然的事实，所以他极端希望陈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无需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 。①
①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９月１０ 日，毛泽东接到林伯渠的电报后，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南京和西安发来的信息，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当时的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也是如此主张。于是中共中央给林伯渠回了一个电报，提出了陈独秀回党工作的三个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在解释这些条件时还说“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央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这个精神与中共中央１９３６年４ ２５日宣言是一致的。
见到延安的电报后，罗汉便立即启程回南京。９月１５日，罗汉到南京后，才知道陈独秀去了武汉。在傅厚岗，罗汉见到了博古、叶剑英，他们告诉罗汉，陈独秀去武汉前，和叶剑英、博古谈过一次话，以后又和叶剑英单独谈过一次，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博古担心“三条件”会引起陈独秀的反感，特地嘱咐罗汉“不妨口头表达”。
听了罗汉的前后叙述，陈独秀得知回延安的“三条件”事，十分不满地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后来他与包惠僧谈及此事时，又说：“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对于延安要求他公开声明脱离托派的问题，陈独秀从自己的书桌上找到了一份手稿，交给罗汉看。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 １９８０年，第 １３３１页。
② 叶剑英、董必武、博古致 《新华日报》的信。
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３３１页。
④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⑤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南京 《新民报》晚刊， １９４７年 １１月１３日。
（６）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三）。
上面写道：“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陈独秀曾请包惠僧将声明交《中央日报》总编程苍波，他答应帮忙，但始终没有刊登。事后，陈独秀写了一封回信和七条“抗战纲领”，交罗汉回南京给叶剑英和博古，作为他的答复。博古认为，陈的抗战纲领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路线，“并无不合”，待周恩来、董必武到武汉再与陈“交换意见”。
１０月 １６日，罗汉偕董必武在武汉拜访陈独秀。董必武劝陈独秀还是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份书面检讨，回党工作。陈独秀回答说：“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董必武见陈独秀任性，不好再劝。这样一来，陈独秀注定了此生再也难以回归到中共的阵营中来了。
３
１９３７年 １１月２９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和副团长康生，拿着尚方宝剑，从莫斯科飞抵延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 １２月９ 日至１４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中共中央原定的在“三条件”下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决定，王明“声色俱厉地表示反对”，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下层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 ３００ 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在会上有人当场指出：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决非事实。”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合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即使不是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①
①王明，《中央五十年》，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９１ 页。
当时苏联正在审判布哈林、托洛茨基等“右派与托派反苏联盟案”，王明想趁共产国际的这股狂风，坚决反对中央在“三条件”下团结陈独秀等人抗日的方针。在会上他进一步发挥了１９３２年他在国内推行“左”倾路线的观点，与反动派比较，中国托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并且为了“以主要力量来打击”这个敌人，可以不择手段。
会后，康生立即紧跟行动，于次年１月，在《解放》周刊第期上，连续发表 《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论文，信口雌黄地说： １９３１年 ‘九 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 ‘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 ‘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 ‘中央’每月３００ 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虽然陈匪独秀从 ‘九 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至今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猾的侦探技术，……这不能不是全中国人民的耻辱，全国抗战的损失。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再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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