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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最后15年-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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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康生等人捏造事实，对陈独秀进行莫须有的诬陷是毫无根据的，也是耸人听闻的。因此当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社会舆论大哗，纷纷为陈独秀鸣不平。从 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５日开始，《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相继刊登了王星拱（武汉大学校长）、周佛海（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傅汝霖、梁寒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高一涵（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张西曼（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陶希圣（国防参议会议员）、林庚白（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 ９人联名发表的公开信，指责说：“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 《群众》、《解放》等刊物及 《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从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返，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凡独秀先生海内外之知友及全国公正人士，谅有同感也。”民主人士沈钧儒等人，也在报上发表文章，反对给陈独秀扣上汉奸的帽子，要求康生拿出证据来，但他始终拿不出来。
其实，王明、康生等人的造谣污蔑，在很多地方是自相矛盾、不攻自破的。康生说陈独秀与唐有壬谈判结果是陈执行托洛茨基的指“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可是，托洛茨基的这个指示，康生在文章中说是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托洛茨基给他的“平行总部”的一封信中说的。从时间上看，托洛茨基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给他的俄罗斯信徒的指示，怎么能在 １９３１年就被陈独秀执行了呢？真是荒唐到了极点。再说，如果陈独秀如康生所说那样的“日特汉奸”，不用说在 １９３８年要逮捕处决，就是在“九 一八”时，也难逃法网。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１９３２年陈独秀被捕却不是“日特汉奸”罪，而是“抗日罪”，“妄诋政府不抵抗”。
关于陈独秀每月接受日本“３００元的津贴”的说法，也是天方夜谭、不可置信的。在康生的文章发表前不久，王明也在 《解放》第２６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日寇侵略的新阶级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的文章，其中说道“托洛茨基匪徒分子——最无耻的民族叛徒黄平、张慕陶、徐维烈 （实际上黄平、张慕陶、徐维烈既不是托派，也不是汉奸—— 引者注）等，每月从日寇的华北特务机关领取５万元的津贴”。收买一般分子每月花５万元，而收买他们的“匪首”却只要３００元，这是亘古未闻的荒唐奇事，说明它不过是康生、王明的蓄意捏造。事实上，陈独秀在狱中和出狱后，虽然贫病交加，但有好几个在国民党内做大官的学生送钱物给他，他一般都是不收的；就是收下一些，也都拿来接济别人。所以，陈独秀一直以清高廉洁著称，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是不可能
以每月３００元的“津贴”就出卖自己的灵魂。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汉奸”的根据，完全是用捕风捉影、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的手法捏造出来的。
王明到延安后不久，即被派往武汉，任中共长江局书记，中共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直接在王明的控制之下。《新华日报》针对９人公开信等社会舆论连续发表了几篇“短评”。但这些“短评”，非但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王明、康生的论断是站得住脚的，反而说什么“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为断”。①
① 《陈独有是否托派汉奸问题》，《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７日
陈独秀看了这个“短评”，更加气恼，他对罗汉说：“他们见我不跟他们走，便捏造罪名陷害我，真是不讲道德。”３月 １７ 日，陈独秀愤怒地给 《新华日报》写了一封措辞十分尖锐的公开信，发泄了积郁在他心头多年对中共的怨恨。《新华日报》拒绝发表，陈独秀又把信寄给了《扫荡报》，后者于３ 月２０日刊出。信中首先叙述了他出狱时在南京、武昌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友好的接触，以及“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思”，而现在“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解”。接着针对“陈独秀是否是汉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为断”的说法，进行了驳斥。他说：“你们所关心的，并非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而是陈独秀能否参加反对托派运动问题。”“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绝不能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 当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失；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接着他说，“中国是否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们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当时，陈独秀把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完全看成是中共中央的旨意，其实他并不知道，王明、康生制造这个事件，主要矛头是指向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之后，王明一直心怀不满，坐在莫斯科以太上皇自居。这次回来，他企图再次篡夺中央大权，于是便寻找“石子”打人，在毛泽东、张闻天与罗汉、陈独秀联系合作抗日问题上大作文章。
针对陈独秀的公开信，新华日报》又发表“短评”，说陈“虽然表明了他已与托派汉奸没有组织关系，不是直到今天还是托派思想的俘虏，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不愿意坚决的反对托派汉奸行动”。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把陈独秀和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①
① 《关于陈独秀来信》，《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１日。
同时， 《新华日报》刊出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 《新华日报》的信，说明陈独秀“始终不愿公开表示反对托派汉奸之理论及行动，及坦白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陈独秀的公开信之后，罗汉又于４月２４日在汉口《正报》，发表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都参加进来，对共产党发起围攻。周恩来为了捍卫党的利益，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各方面人士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几次托人看望陈独秀，并嘱陈在当时“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①以免事态的继续扩大。时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老人，也在当年４月间，在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从长沙赶到武汉，来调解这场笔墨官司。徐特立劝慰陈独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这样由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而引发的“汉奸”风波，才慢慢逐渐平息下来。
但是，性格倔强的陈独秀却不肯善罢休，只答应暂时休战，准备将来“算总账”。他在当时给何之瑜的信中说：“徐老先生（指徐特立引者注）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真使我莫名其妙。罗汉的事，有他 自己与你的信，我不愿多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 虽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污蔑。我在社会上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 社会自有公评。他们无情理的造谣中伤，于我无损，只他们自暴其丑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此无他也……”②何之瑜写信邀陈独秀避往长沙，陈独秀认为“湖南 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免土匪侵害。因而没有答应”。就这样，陈与中共党的关系再一次、也是永远无可挽回地破裂了。
① 《黄理文谈陈独秀》 （吴文忠整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
②陈独秀致贺松生的信 （1938年 4月8日），贺松生即何之瑜（何资深）。
４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１９１６年入北大学习，从五四运动前后到年初，张国焘先后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参加过党的创建活动，曾 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在中共一大、二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和组织部长。
１９２４年５月，张国焘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时，在北京腊东胡同被捕叛变，供出了北方党的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机密情况，交出了全国铁路党员领导及骨干名单，使中共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同年１０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张国焘也被救出狱。他隐瞒了背叛革命的丑恶历史，重新钻入党内，在党的四大上，又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在大革命期间，他积极推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受到陈的器重。 １９２７年７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张以临时中央代表身份赶到九江、南昌，企图阻止起义。在翌年党的六大上，张国焘作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受到批判。由于他表面上承认了错误，因而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会后被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在此期间，由于张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互不相容，于 １９３１年１月被王明排挤回国。随后，张作为中央代表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在鄂豫皖及随后创建的川陕根据地中，张国焘又疯狂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在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自恃枪多人多，又大搞分裂主义，拒绝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公然于１９３５年１０ 月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为“主席”，坚持南下川康的逃跑主义路线，使红四方面遭受惨重损失。后来由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二方面军抵达甘孜，联合朱德、刘伯承等人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张才被迫同意北上。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二、四方面军分别与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实现会师，完成了红军的二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移。
为了帮助和挽救张国焘，中共中央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召开的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批判，但仍保留了他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职务。洛川会议后，又安排他为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张国焘对此大为不满。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延安后不久，将张国焘所倚重的原西路军将领黄超、李特当托派处决了，并扬言张有托派嫌疑，加上这时原四方面军将领何畏叛变投敌，使张的处境更加艰难，于是时刻准备逃离延安。１９３８年４月４ 日，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黄帝陵，举行盛大的祭礼，张国焘以边区副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祭礼完毕后，张未按中央“马上回延安”的嘱咐，而趁此机会逃到西安，于４月１１日乘车到了武汉。
中共中央得知张国焘叛逃的消息后，立即电告当时在武汉的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想方设法寻找他，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张国焘一直躲避起来，而且公开对中国革命前途表示绝望，不愿再干革命。他说：“国民党没办法，共产党也没办法，中国很少有办法的。…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当老百姓，我以后不问政治了。”周恩来当时给他指出三条出路：（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二）暂时休息一个时期，国内外均可；（三）自动声明脱党。张国焘回答说：“第一条根本不可能，可以在二、三条中考虑。”在武汉期间，张国焘竭力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取得联系。蒋介石大喜过望，吩咐戴笠为张“照料一切”。戴笠立即在武昌找了座漂亮的小洋楼，派小汽车把张国焘接了过去，并委派张的同乡武汉市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安全。从此，张国焘一头扎进了国民党的怀抱，公然向蒋介石表示忏悔，声称“在外糊涂多时”。 ４月１７日，他公开声明脱党，随后并发表了《张国焘声明》和《张国焘敬告国人书》。 ４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被开除党籍后，于是极力想拉陈独秀另组“共产党”。几天之后，他在警察局长蔡孟坚的帮助下，找到了已搬到汉口德润里的陈独秀。十多年没有见面的老相知，又都是被中共开除党籍之人，两人此番见面，免不了唏嘘一番，彼此之间都有一种物是人非、同病相怜的感觉。
此时已步入中年的张国焘，明显地富态多了，肥头大耳，腆着肚子，但气色不好，松松塌塌的四方脸膛上看起来显得很疲惫。
陈独秀有点讽刺地“你不是在延安一直干得很好吗？”张国焘唉声叹气，将他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事说了一遍，接着说：“现在王明回来了，我的日子更不好过，和软禁一样。”陈独秀听说张国焘跑来投靠蒋介石，顿生反感，他很瞧不起那些投敌卖友、奴颜婢膝的软骨头。因而，他们刚见面时的热情变得不冷不热起来。张国焘为了唤起陈独秀和他对中共的同感，谈起了他在延安时讨论陈独秀回党的“三条件”问题。
张国焘说：“他们不是诚心要你回去的。”
陈独秀仍很气愤地说：“写检查是扯不上的，但不要搞无中生有（指诬陈为 ‘汉奸’一事 ——引者注）。”
张国焘又兴致勃勃地捡起１０年前的话题说：“我还是以前那个意见，成立一个第三党。陈先生对自己出山再发起一个党怎么看？ １９２７年中央“八七”会议后，张国焘受到批判，并撤销了他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张国焘不甘心自己的失意与冷落，为改变目前政治上的颓势，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他曾设想组织一个“第三党”（工农党），作为共产国际的友党，而不是它的支部。他很想听听陈独秀的意见，借助“老先生”的余光，使酝酿中的新党更有号召力，结果被陈独秀所否定。今天，张国焘重提１０年前旧事，陈独秀对此却兴趣全无，于是摇了摇头说：“我以前就说过，你我都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成立一个党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当时费了那么大的劲，现在看来，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的要好吗？”
张国焘见陈独秀提到毛泽东，心里不好受。他发现，和以前相比，陈独秀已经很消极了。五四建党时期的那股干劲不见了。于是他说：“你好像没有信心？”陈独秀淡淡地说：“没有信心，也没有耐心。”
结果，两人话不投机，无果而终。
但是，张国焘并不死心。在蔡孟坚的凑合下，张国焘还多次拉陈独秀一起吃饭，当时陈已无明显的政治身份，出于礼节上的考虑，也曾与之相聚过几次。但每每谈到实质政治问题上，陈则含糊其辞，不置可否。后来包惠僧回忆此事时说：“有一天，张国焘对我说，他想再组织一个共产党，想拉陈独秀来顶这块招牌，陈没有理他。后来陈独秀也对我说：
‘张国焘想拉我，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耐。’” ①
①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张国焘叛变后，俯首接受国民党豢养，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过“国民参议员”，军统局特种问题研究室主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反共设计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抗战结束后，他即受冷遇。１９４８ 年６月，他在上海办 《创进》报，宣传反共。 １１月逃往台湾，１９４９年冬，移居香港，曾与顾孟余等组织活动，成为“民主战斗同盟”的头目之一和“中国之声”杂志的社长。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因倒卖黄金赔本，只好靠儿子任教来维持全家生计。１９５６年张国焘曾想回国，但又不接受公开承认错误这个先决条件。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初，他应美国堪萨斯大学之约，撰写《我的回忆》，成书后获得一笔稿费，以维持生计。１９６８年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市投奔儿子。后因中风，生活不能自理，入多伦多市老人院，并受洗礼入基督教。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３日夜，张国焘在病床上因毯子落地，自己无法拾起，冻死在异国他乡。
１９３８年夏季的一天，刘仁静来访，陈独秀也很不愿意见到他。
原来，１９３５年３月，刘仁静在北京被捕后，就押往南京，被判刑两年半，进入了苏州反省院，并担任这个反省院犯人“自治会”的主席。他在反省院办的感化犯人的半月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继续宣传被陈独秀批判过的“先经济复兴，后搞革命”的理论，宣称：“现在民族复兴的途径只有靠阶级调和，一致对外”；“就中国现状看来，在中国想实现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人道主义者的幻想”；主张中国应该“节制私人资本，即是创造国家资本，……实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① 陈独秀在狱中见到这些文章后“很恼火”，建议托派临委开除刘仁静，并亲自替托派临委起草了《开除刘仁静党籍启事》。《启事》说：“刘仁静于
１９３５年春在北平被捕之后，未能保持革命者坚决的态度，后人苏州反省院，更显出动摇的倾向。最近我们在苏州反省院半月刊上，读到了他所投登的几篇论文，如 《节制资本刍议》等（可能为 《读＜资本论＞刍议》之误——引者注）。无疑已投降于反动的孙中山主义之前。为此，我们郑 重声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布尔什维克 列宁派）决不容许抱有这样思想的分子，继续容留在他的队伍中。”
这个 《启事》写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７ 日，经过“临委”核实修改补充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开除刘仁静党籍的通告》，发表在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出版的托派机关报 《斗争》第１４期上。《通告》一开头与上述 《启事》开头一样，说他被捕后动摇。接着说：“惟当时凭同志口 传，本同盟不能率尔置信。”《通告》然后说：“近闻江苏反省院出版之半 月刊，现有刘仁静投登的长文《读＜资本论＞刍议》、《读＜西洋史论＞》 等篇，完全证实其思想的反动与叛变。……为此，本同盟正式宣布刘仁静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开除其党籍。”
后来，刘仁静向李福仁问起过这件事，李对他说：“当时开除你，是狱中的陈独秀支持的。”②所以，他出狱后，先到上海，要求恢复与托派的组织关系，未成。接着，他又在１９３７年１０ 月２９日写信给当时在美国的李福仁和伊罗生，要他们转信给托洛茨基，请求帮助解决其恢复组织关系，同时报告陈独秀在武汉的言论，故意挑拨说：“全体同志对他表示失望了。”③
① 《读 （资本论）刍议》，《半月刊》第３卷第１１ 期；《读＜西洋史论＞》，《半月刊》 第 ３卷第２１期。
② 《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７ 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③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的信》，第７４页。
但是，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３日致李福仁的回信中，对 陈独秀却仍然表示关怀与尊敬，而对刘仁静却明确表示：“至于刘仁静，我不愿给他回信。他太不可靠，局势太紧张，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在玩两面手法。”①托洛茨基对两人的态度，真是泾渭分明，大大出乎刘仁静的意料。刘在上海碰了一鼻子灰，就到武汉求救于“老冤家”陈独秀，但又遭陈的冷遇。
①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的信》，第７３页。
对于刘仁静的来意，陈独秀一会儿就听出来了，还是想拉陈独秀一起参加上海托派工作。刘仁静说：“你公开发表给陈其昌的信后，老彭（彭述之——引者注）他们很生气。他们认为你采取了 ‘超党’、‘超阶级’的立场，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１９３８年３月，陈独秀写了《给＜新华日报＞的公开信》后，又把他在信中表明的立场亲自写信给上海临委陈其昌等人，声明他“已不再属于任何党派”，“未参加任何党派”，“自作主张自负责任”。不料，陈独秀听了刘仁静的陈述后，不冷不热地说：“我知老彭不是还骂我是托派的败类吗？我不怕，现在有人骂我是汉奸，有人骂我是叛徒，随他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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