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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始末-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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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淘米水等20余种，培养小球藻的池子可以是锅、缸、水桶、砖池。于是，云南在各人民公社大力推广培养和试用小球藻。随后，贵州、湖南、湖北、福建、河南等10余个省市也广泛培植小球藻。
小球藻的价值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196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秘书胡乔木致信毛泽东说，推广小球藻的生产在当前粮食因灾不足的情况下，具有重大意义：至少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减少乱吃代食品而引起的中毒事件，保证劳动生产力和工农体力不至因粮食不足而降低。建议中共中央为推广小球藻和其他粮食代用品的生产发一专门指示直至各公社，逐级负责做出安排。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胡乔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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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大会（1）
各式各样的“增饭法”，各种各样的“代食品”，并不能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而灾荒却一时不见有缓解的迹象。虽然从上到下都一再强调要“低指标，瓜菜代”，可是指标已经低得不能再低，而且许多地方连低指标都达不到；瓜菜固然可以代替粮食，问题是瓜菜本身亦很少。这个时候，没有比吃饭问题更困扰各级领导干部的了。
在粮不够、菜不多、代食品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又不由自主地把解决吃饭问题转到办好食堂上想办法，河北的“吃饭大会”就是一例。
1960年9月，河北保定地委发现了一些“低指标，瓜菜代，吃得饱”的典型，如高阳县祁家口生产队使用甘薯水磨法增量后，每人每天只需吃4两粮，有了这样比巧媳妇还巧的典型，保定地委自然十分高兴，认为有必要总结推广祁家口生产队的经验，使这一典型具有普遍意义。在地委的帮助下，清苑县率先行动，决定把原定召开的讨论生活问题的三级干部会变成“吃饭大会”。于是，县委通知各公社党委说，这次开会改变以往集体开饭方式，每人每天带6两粮，以公社为单位建立伙房，开展“低指标，瓜菜代”，吃饭吃好吃省吃饱的比赛。通知发出后，参加会议的干部中有许多人认为只有6两粮吃好是不可能的，于是偷偷带上些干粮、柿子，准备饿了吃。干部们说，看样子要开一个受罪会。会议驻地的群众也在说风凉话，说这是瞎闹。
会议第一天，由于各公社党委书记都没有亲自动手做饭，结果与会人员没有吃饱。有鉴于此，县委就找公社党委书记们研究，决定由县委书记和公社书记亲自当管理员，让那些对增量法有信心的人当炊事员，准备好磨子和工具，组织力量搞增量法。第二天，6两粮就吃饱了，第三天只吃了5两，第四天就更低了，多数公社只用了4两多粮、2斤多菜，其中腰山公社开会的干部每人用粮两、菜3斤。这天会议吃饭人数为2116人，每人平均用粮两。
开会的干部以青壮年居多，每天吃不到半斤粮、两三斤菜，居然能吃饱。换上今天大鱼大肉的3斤菜，也许差不多。但那时生活困难，供应紧张，哪来的大鱼大肉，而且如此人数众多的会议，也不敢大吃大喝，这两三斤菜指的是蔬菜。今天看来，这不是奇迹，就是编造，但这些数字，却赫然写在保定地委给河北省委的报告中，大概不至于有假。
接着，清苑县委提出吃三季饭的要求，即冬天每人每天吃4两，春季每人每天吃两，麦收每人每天吃两，参加会议的干部“一致认为完全能够吃好”。县委于是要求全县各队按照这个吃粮指标，安排本队的吃粮计划。
事后，清苑总结出了开好“吃饭大会”的五条经验。一曰“管”，即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必须亲自当管理员，从按人称米称菜，到加工做饭、售饭收票，一直到公布结果，都必须亲自参加。二曰“做”，要发动所有与会的干部，都轮流当炊事员，参加搞增量法，制作淀粉。三曰“说”，也就是要大讲粮食增量法的意义和做法。四曰“算”，算一顿饭吃了多少粮食，每人平均多少，一天多少即够。五曰“安”，按照会议吃三顿饭的每人每天用粮标准，算清今后用粮数，在此基础上，全面安排生活。
保定地委对清苑的经验很重视，认为“吃饭大会”是解决发动群众搞好食堂，保证“低指标，瓜菜代，吃饱吃好”的好形式，“吃饭大会”“克服了对低指标的怀疑思想”，也是一次干部下食堂的大练兵。在总结清苑“吃饭大会”的经验之后，地委立即召开电话会议，向全地区推广，并要求各县委书记亲自带队到清苑现场参观。各县相继召开“吃饭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县社各级脱产干部、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和队长、小队长、食堂管理员和炊事员，还邀请一些会过日子的社员，全地区参加者4万余人。
河北省许多地方都开过类似的大会，承德市张百湾公社的“吃饭大会”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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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大会（2）
1960年11月21日和22日，这个公社党委在所辖的张百湾、四福沟等4个大队分片召开“吃饭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市、县、社各级干部，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小队长、食堂管理员、炊事员，共635人。开会之前，公社党委首先做好参加会议人员对“吃饭大会”的思想认识工作，使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次吃饭大会，是决定广大的大小队干部和炊事人员能否充分接受和贯彻‘低指标，瓜菜代’这一关键性方针的会议；也是从技术上解决大搞代食品、大制淀粉，保证低指标切实实现，使社员吃好吃饱，促进生产干劲的一个关键性的大会”。在会议准备时，对参加做饭制淀粉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对会议的周围环境和每个操作环节都做了安全部署，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
张百湾的“吃饭大会”采取讲、看、做、吃的办法进行。会议开始时，由主持者向与会人员作报告，着重讲清大会的目的和意义，讲清全国的粮食形势和“低指标，瓜菜代”的方针，强调大搞代食品、大制淀粉是保证低指标得以贯彻落实的唯一措施，以提高与会者对“吃饭大会”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由生活安排较先进的单位介绍大抓代食品的经验，以提高广大基层干部和炊管人员大搞代食品的积极性。随后，组织与会人员参观和实际操作，学会制作各种淀粉和各种代食品的技术，使与会者“知道了代食品的原料不只是一两种，而是十几种，几十种，同时代食品可以做很多样滋味适口的食品，来调剂和改善社员的伙食”。会议的最后一个程序是品尝各种代食品。通过这样几个步骤，“使‘低指标，瓜菜代’的方针，在思想上和技术上得到了彻底的落实。与会者一致表示只要把代食品搞好，就一定能实现粮食低指标”。一位参加会议的大队长说：“我原来怀疑两粮食说啥也吃不饱，多掺代食品，吃饱了也吃不好，这一吃我可真信服了，这一回我保证要把代食品搞好。”
张百湾公社虽然如此大张旗鼓、部署周密地召开“吃饭大会”，但还是有干部社员消极对待。参加“吃饭大会”的承德市委工作团在给市委的报告中说，在与会的635人中，思想上基本接受了“低指标，瓜菜代”方针，但在实际行动中表现不积极的有170人，约占与会者的％；对这一方针认识不清甚至有抵触情绪的有69人，占％。这就意味仍有半数以上的干部社员并没有因为开了“吃饭大会”，就相信低指标也能填饱肚子。有个社员在座谈会上说：“吃这个行是行，就是得别干活老呆着。”这句话虽然遭到了干部的批评，却道出了实情。
尽管有了代食品，创造了增饭法，召开了“吃饭大会”，但是，公共食堂的“巧妇”们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吃饱、吃好的要求。到1960年底和1961年春，形势依然是那样严峻，粮食依旧缺乏，各种能找到的代食品也已找光，各式“增饭法”也失去了作用。一些食堂已是无饭可做，无形中停伙了。据1961年1月初湖北省委农业办公室统计，仅襄阳、黄冈两地区加汉阳、应城等24个县农村食堂散伙的有8155个，占食堂总数的15％左右；恩施地区共垮掉食堂3149个，宜都地区垮掉1280个，黄石地区停伙食堂473个、半停伙食堂1040个。
湖北省武汉市的一位领导去黄陂县横店公社检查食堂情况，发现这里“在食堂这个根本阵地上，刮起了一点小小的‘邪风’，即‘分粮到户之风’，‘加工食堂之风’，卖柴、卖菜之风，有点化整为零、从集体倒向个体的趋势”。这个公社有498个食堂，“倒退”和散伙的283个，占59％。其中，分粮食到户、食堂加工的所谓“加工食堂”186个，占37％；散伙的97个，占19％。这个公社叶店管理区的81个食堂中，有57个停伙，占70％左右。后来，这位领导同志在给湖北省委的报告中说，这里的情况是“一分，二放，三不管”：
一分是：分粮食、柴草、蔬菜基地到户，分代食品到人。粮食最少的分了一个月，最多的分了四个月。蔬菜基地，有的每户一块，有的种了麦子。还有的队牛草也分了，七分八分，食堂成了“壳子”。二放是：领导对生活放任自流，不问生产，不问生活，食堂散了，粮食分了，锅破了，灶拔了，没人过问。三不管是：资本主义自发出现，社员弃农务商不管，地、富、反、坏乘机进行破坏活动，造谣破坏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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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大会（3）
湖北省委向全省各地、县委转发了这个报告，并且在按语中承认：“食堂散伙的情况，在一部分地区带有普遍性。”湖北省委同时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是放松了领导，没有把食堂看成是我们同阶级敌人进行争夺的阵地，没有认识到越是群众生活困难的时候，就越要办好食堂的重要意义”。因此，省委要求：“各级党委应引起高度重视，坚决防止这种情况继续发生。”其实，这时，破坏食堂这个“社会主义阵地”的，并不是阶级敌人，而是粮食严重不足。解散公共食堂，已成了亿万农民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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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1）
要克服严重的困难，仅靠“增饭法”、“代食品”这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并不能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摆脱困境，恢复农村的生机，解决农民饿肚子的问题，就必须调整党在农村的政策。正如陈云所指出的：“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
庐山会议之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继续高举着，并企图来一个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但一年多的实践表明，虽然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事与愿违，到了1960年夏，经过近三年时间的折腾，不但广大人民群众已疲惫不堪，整个国民经济也危机四伏，经济形势越来越紧张，这种局面再持续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从这时起，调整国民经济，特别是调整农村政策，已逐渐成为各级干部的共识。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太多，农村政策调整千头万绪。在各项农村政策中，群众最反感的是公共食堂和供给制问题，但这两件东西1958年以来都一直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幼芽”，是两个了不起的创造，因而人们还不敢对其“优越性”加以怀疑。此时形势又十分严峻，那么从何下手进行调整呢？当时人们认为，农村形势这样紧张，农民生活这样苦，公共食堂越办越糟，都是刮“共产风”的结果。因此，农村政策调整一开始，就将重点放在“共产风”的解决上，组织干部群众进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的整风整社。
“共产风”曾在庐山会议前有所纠正，但随后的“反右倾”使“共产风”有增无减。196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也曾针对这一问题发出过文件，要求各地加以纠正，但并没有得到切实贯彻。1960年夏天，在各地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等所谓各种“大办”过程中，以“一平二调”为特征的“共产风”愈演愈烈。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共产风”问题，1960年秋，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紧急指示信中共有十二条措施，所以又简称为“十二条”。196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文件，并于11月3日发至人民公社生产队党支部以上各级党组织。这十二条的主要内容是：
（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
（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
（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
（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
（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
（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
（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
（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
（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
（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
（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十二条”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反对和纠正“共产风”，把有关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的一系列政策讲清楚，将“十二条”原原本本地读给全体党员和社员听，做到家喻户晓，把政策交给群众，让群众监督党员和干部不折不扣地执行。
为了使“十二条”能迅速贯彻，同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贯彻“紧急指示信”的指示》，要求各地至迟在12月中旬前把“十二条”传达到农村中去，传达到全体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中去。具体步骤是：先召开有地委、县委书记和省直各系统各部门负责干部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展开讨论，弄通思想。然后，以地委、县委为单位，召开生活小队以上的干部会议，吸收若干社员代表参加，进行传达动员，其中要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参加。再由省、地、县委的负责人带工作组到农村去，帮助社、队干部向全体党员、干部、社员进行传达，以造成一个贯彻紧急指示的群众运动。
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2）
“十二条”在农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四川郫县红光公社的社员说：“中央的十二条完全说到我们的心坎上，条条入耳，越听越想听。”雅安县多营公社的社员更是说：“照这样办，我们睡着了也会笑醒。”在贯彻十二条的过程中，各地的“共产风”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十二条”标志着中共中央、毛泽东停止了庐山会议以来的“反右倾”运动，开始转向重新纠“左”。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为扭转农村的经济困难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这十二条仍有很大的不足。如文件中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的“队”，指的是生产大队，而不是生产小队，仍然肯定了供给制和工资制的分配制度。尤其是群众反映强烈、意见最大的公共食堂问题，“十二条”明确规定：“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只有在北方的严寒季节和缺乏燃料的地方，在经过县委一级批准后，方可允许采取由食堂统一管理，由各户分散做饭的临时办法。因此，广大农民一方面对“十二条”表示由衷的欢迎，另一方面又迫切希望能进一步解决困扰他们积极性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问题。
严重的经济困难也使毛泽东的头脑清醒过来。他发动“大跃进”，提倡办人民公社，本意是想让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有一个超常规的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使中国人民能早日过上共产主义的好日子。但事与愿违，良好的初衷却带来了一个严重困难的局面，毛泽东的心情异常的沉重。1960年12月28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甘肃省委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中说：“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作为一个有崇高威望的领袖，在全党面前承认错误，这是不容易的。
1960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7岁生日，他请了身边的几个秘书、卫士吃饭。桌上没有酒，没有肉，只是盐和油比平日多一些。席间，他对身边的人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调查研究，看看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他感到，有许多事情，下面的人瞒着他，使他难以了解到真实情况，他希望身边的人下去调查，能告诉他真实情况。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确定，所有社、队都必须以中央的十二条紧急指示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等“五风”，彻底清算平调账，坚决退赔。在进一步贯彻落实“十二条”的基础上，会议确定：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退赔平调账，国家准备再拿出10个亿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拿出15个亿来作为“共产风”的赔退补贴；社员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是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允许适当发展，社员自留地与人均占有耕地的比例，由“十二条”的5％提高到7％；对农村集市采取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方针，目前要放手活跃农村集市，不要过多限制。
在最后一天的会上，毛泽东就农业问题、工业问题、建设方针、国际形势等阐明了意见，着重讲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他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吞吞，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要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必须从实际出发。我们的同志多少年来不做调查研究了，只要不做这种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调查研究极为重要，情况明才能决心大。他还说，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我们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但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不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要求与会的高级干部，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都要去做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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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3）
八届九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后，接着又于1961年1月中旬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毛泽东又讲到了调查研究的问题，说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重申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正当毛泽东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之际，一本题为《调查工作》的石印小册子摆到了他的案头，毛泽东见后非常高兴。这是他三十年前写的一篇旧作，是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而写的，已经失散多年，一直寻找而未得。1959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建馆，到各地征集革命文物，在福建的龙岩地区发现了这篇文章的石印本。1960年底，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人从革命博物馆借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得知此书后，将其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看到这熟悉的文字，联想到当前困难的形势，毛泽东更感调查研究的重要。八届九中全会刚刚结束，他就致信田家英，要他和陈伯达、胡乔木各带一个调查组，分别去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以10天至15天的时间，各调查一个最好的队和一个最坏的队，然后直接向他汇报。1961年1月21日，三个调查组离京前往浙、湘、粤三省农村调查。
随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他对于公共食堂的真实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1961年2月6日至8日，毛泽东到达杭州。他把年前成立的各中央局的书记和华东各省、市的第一书记找来，听取他们关于纠正“五风”等问题的汇报。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公共食堂问题。
在杭州到绍兴的专列上，毛泽东带着这些高级干部，听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讲公共食堂办得如何好，吃食堂有多少好处，其他人也对公共食堂一片赞扬。毛泽东本来就十分看好公共食堂，听柯这么一说，也不禁眉飞色舞起来。
就在此时，毛泽东注意到坐一旁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却情绪低落，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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