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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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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爷爷和董必武、林枫三人联名致函中共中央，反映在辽宁和吉林省看到的情况
，信中说：“这里大部分群众不愿参加公共食堂。让群众在家里做饭好处甚多，最主要的是群众的生活由群众自己掌握。在今年的夏秋分配中，应该强调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在自己家里做饭。”
爷爷在黑龙江省视察时，又批评了“大跃进”中刮起来的“共产风”，他说：“去年十几包，包不了，还是让群众自己包。生活资料要归自己，搞好生活也要靠自己，不是靠国家。全国六亿人口谁包得了？家庭还是要恢复起来，少不了家庭。那么多婆婆娃娃，不是家庭负责谁负责？”“有了家庭各方面才能稳定巩固。”
爷爷初上庐山时，心情还是很好的。
7月7日，他和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在庐山散步、游览。
游览归来，董必武写了《初游庐山》一诗，诗中写到：
庐山面目真难识，
叠嶂重峦竞胜奇。
乍雨乍晴云出没，
时高时下路平陂。
盘桓最好循花径，
伫立俄延读御碑。
如许周颠遗迹在，
访仙何处至今疑。
董必武把他的这首诗拿给了爷爷。
爷爷看了这首诗后，兴致很高，就写了《和董必武同志〈初游庐山〉》一诗酬唱：
庐山真面何难识，
扬子江边一岭奇。
公路崎岖开古道，
林园宛转创新陂。
行游险处防盲目，
向导堪称指路碑。
五老峰前庄稼好，
今年跃进不须疑。
这首诗说明当时爷爷的心境是轻松和乐观的。
尽管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一些问题，但爷爷认为形势的主流“是很好的”，况且党中央和毛主席也认识到了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正在进行纠正，许多问题正在解决中。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准备继续总结经验教训，克服实际工作中的“左”的偏差，会后的形势将会更好。对此，爷爷抱有极大的信心，所以他在诗中说：“今年跃进不须疑。”
7月8日，爷爷对来住地看望他的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时说：“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让农民穷？许多干部看不清这个问题。我看应当让他们富，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富，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
7月9日，爷爷在住地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谈话时说：“去年最大的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二是公社化。结果该搞的未能搞成。私人的坛坛罐罐归了公，农民的家务被搞掉了，使国家和个人都受到很大的损失呵！吃大锅饭，我一向就很担心，那么多人的家，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发那么一阵疯，不晓得能出口多少东西！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对外贸易，因为这样才能促使我们的建设事业搞得更快。有的人以为光凭人多，就能把国家建设很快地搞起来，实际上行不通的。”
7月11日，他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谈话时说：“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试验了一下，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好，可以节约粮食，还可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这两年就以为消灭私有制好，农民却没得积极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我看去年全民大炼钢铁是不应该的，不但损失了二十个亿，重要的是它耽误了别的事情。”
7月13日，爷爷又同外贸部部长叶季壮谈话说：“我认为，对外贸易还是要做得大一点。出口额下降是去年吃‘大锅饭’的结果。这是许多省都承认了的。但是，四川、河南还不承认，还要吃‘大锅饭’。”
今天看来，爷爷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发现是多么及时，认识是多么透辟，意见是多么中肯，这与中央当时纠“左”的精神是一致的。
但令爷爷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庐山上的会议风云突变。
风云突变，源自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一封信。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提出尖锐的批评，不料却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
7月16日，毛泽东将彭德怀写给他的信加上了一个《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目后，印发给与会同志，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爷爷似乎还未察觉到会议的风向变了。
这一天，他还在对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坦陈自己的意见：“参加农村食堂，还是要实行自愿的原则，想回家吃饭的也要允许，对他不要歧视，不要戴帽子。即使食堂都垮了，也并不影响公社的巩固。人们不向公社要吃要穿，公社反而会巩固起来。去年如果不是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样再维持几年，农民就皆大欢喜了。至少肉、蛋、鸡会有得吃。”
爷爷胸怀坦荡，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这次的庐山会议上，他反复申述自己的意见，谈对形势、成就和缺点错误的看法。
这之后的两天，爷爷在小组会上还在说：“去年的缺点是刮了‘共产风’，不承认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只有承认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多劳多得，农民才能有生产积极性；我要再次强调帮助农民建立家务的重要性。个人也要有经济核算，这样日子就好过了，生产、生
活也就能安排好了。”
7月23日，爷爷接到通知，去出席全体会议。
一到会场，爷爷就感到会议气氛很严峻。
他听毛泽东说到：“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觉。”
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的话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要进行批判。
毛泽东又讲到：“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不是讲跳舞有四个阶段吗？”
讲到这里，毛泽东突然转过脸来对爷爷说：
“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间派。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学《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
战国时代辞赋家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写了一个夸耀自己完美无瑕、攻击别人则抓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人，毛泽东借用来反驳对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提出批评意见的人。
很显然，毛泽东这也是在批评爷爷。在小组会上，爷爷曾说过“食堂全垮了也没关系”这样的话，引起了他的反感。
然而，爷爷仍不顾毛泽东对他的“提醒”。当天下午，在第一小组会上第一个发言，他仍坦陈对大跃进、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的看法。他说：
“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为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关于手工业问题，去年很多合作社升级变为国营。一升级，他就不计盈亏了，什么都要国家包起来，这怎么行？商业去年也下放了不少，不搞经济核算，结果亏欠很多。我看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经济都要承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各自生活。这些问题都要摆清楚，以便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说着说着，爷爷发现人们的注意力已不在总结教训，而是开始围绕彭德怀的信大加讨伐。
会议已从纠“左”转向反右。
7月25日，鉴于当时的形势，爷爷在第四小组会上谈到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时说：“彭总的信起了好作用，但是彭总的看法是错误的。”前半句是爷爷真实的思想，后半句则是迫于当时的形势违心说的。
爷爷又说：“彭总在生活方面很注意节约，艰苦卓绝，没人比得上。彭总有一股拗脾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彭总也是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爷爷这一次的发言，可以说是语焉不详。因为不想说的话他要说，想说的话他不能多说。尽管他知道会上需要的是批判彭德怀的话，他还是说了几句肯定彭德怀的话，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与彭德怀是三十来年生死与共的战友，相知很深，更重要的是，他要宣扬彭德怀的优点，维护他应有的自信和自尊。
7月31日到8月1日，连续两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周恩来、爷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参加。会议每次开六七个小时，主要是揭发和批评彭德怀。平时怕风、怕光、怕水，躲在毛家湾1号的林彪，此时却像援兵一样于7月29日上山，成了“批彭”的急先锋。他大骂彭德怀是野心家，青年时曾起名“彭得华”，就想得中国。他大喊：“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爷爷第一天没有发言。
第二天，他第一个发言。
由于他态度温和，言词没有火药味，所以还没等他讲完，毛泽东就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
显然，这是对爷爷的发言没有“击中要害”而不满。
见毛泽东这么一说，爷爷便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他没有再说一句话。
爷爷万万没有想到，这次会议竟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反“左”走向了反右！爷爷不是那种见风使舵的人，更不是那种会用艺术语言开脱自己的人。他知道他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定，正如他不能改变自己做人的原则一样。会议后期，他基本保持缄默，用无言表达他满腹的不同意见。
8月2日，庐山会议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变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毛泽东把这场斗争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
8月16日，会议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在表决投票时，爷爷弯曲着胳膊，手举到别人一半高的位置，似乎表明他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举的手，这动作没有逃过洞察秋毫的毛泽东的眼睛。
散会后，毛泽东在散步时遇到爷爷，说：“你啊老总，举手举了半票。”
爷爷答道：“反正我举了手，至于手是怎么举的，我就不知道了。”
爷爷那时的心情不好，吃饭时，他看见有人往阴沟里丢食物，气得够呛，就把管伙食的人叫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规定大家不能吃超标准。似乎这样宣泄一通，他的心里才好受一
点。
还有一天，午饭时，警卫员向爷爷报告：“董老夫人何连芝同志上午曾来看望康大姐，大姐不在；又问到总司令，我说您在楼上办公，她就回去了。”
爷爷听了，又有点发火，说：
“你这个同志啊，怎么能这样子待客呢？周公离现在几千年了，他是周成王的叔父，又是宰相，很谦虚。周公有时在洗一次头发当中，不得不三次握着头发立即接见来访的人；有时在吃一顿饭当中，不得不三次吐掉口里的食物，立即接见来访的人，这叫‘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古人都讲谦虚，不搞官僚主义，你不让客人见我，就给打发走了，这样做，多不好啊！”
8月18日，爷爷带着莫名的惆怅把我带下了庐山。
令爷爷没能想的是，北京等待他的是更大的厄运……
林彪放肆诽谤爷爷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主席台右起：爷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1959年8月22日，爷爷回到北京，顾不上休息，立即赶到京西宾馆，出席正在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从8月18日开始，到9月12日结束。出席会议的有全军选派的师以上党员干部1061人，列席会议的有508人。如此规模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少见的。
会议议题是继续揭发彭德怀、黄克诚的“反党军事俱乐部”的“反党罪行”。彭德怀曾经在《彭德怀自述》一书中回忆了他参加这次大会的情况。其中写到：
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八月下旬至九月下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做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待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9月1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说：
“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进了共产党。”
这一天，林彪也在会上讲了话，刚一张嘴，就向坐在主席台上的爷爷放出了冷箭。有篇文章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
“同志们！”林彪拉着长腔，用闪着寒光的刀子似的眼睛扫视了一下面无表情的朱老总，“我今天还给一位在座的老同志提点意见，他是谁？这个人，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他给人的印象是忠厚老实，平易近人，而且德高望重”，说着，他一拍桌子，提高声调：“但这是假的，他的骨子里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和彭德怀是一路货。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德！”
会场哗然了。人们心里都不约而同地犯着嘀咕：具有长者之风的朱老总，宽厚大度，心无邪念，是打天下的元勋，把个人生死荣辱置于脑后，浴血奋战了几十个春秋，林彪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
“人家称他为总司令，他还心安理得地答应呢！”林彪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挖苦讽刺道：“他够当总司令的资格吗？”林扫视了一下会场，大声吼道，“他根本不配！我们的总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他还指着朱老总说：“你这个总司令，从来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不要看你没有本事、一天到晚笑嘻嘻的，实际上你很不老实，有野心，总想当领袖！”
林彪的突然袭击，出乎朱老总的意料。但他泰然处之，不仅没有发火反而笑着对林彪说：“那就请你批评好了。”
这篇文章并不是想象的文学描述，当年的林彪，就是这样当着一千多高级军事将领的面，信口雌黄，肆无忌惮地攻击我爷爷、人民爱戴的总司令。
当时在会场的总参作战部部长雷英夫后来回忆说：“林彪此言一出，到会的同志大为震惊，极为气愤……朱总司令不仅是位慈祥的长者，而且是位坚韧的强者……‘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朱总司令就是这种大勇大智的伟人。”
爷爷真的“从来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吗？
长大后，听老一辈讲，找党史、军史书看，我才知道林彪是怎样以谎言颠倒历史的真相。但历史是无法篡改的：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爷爷任起义军第九军军长，并任起义军南下先遣司令，当时林彪是起义军中的一个排长，后来才提升为连长，跟随爷爷参加三河坝战斗，转战湘赣边界。
1928年4月，爷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军一万余人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成立红四军，爷爷是红四军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当时林彪是爷爷所辖的第二十八团中的一个营长。
1929年1月，朱毛红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林彪当上了第二十八团团长。
1930年6月，红四军与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成立红一军团，爷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继爷爷之后当上了红四军军长。
同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爷爷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兼红一军团军团长，同时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国红军总司令，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兼红一军团政委。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一大后，爷爷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林彪接替了他不再兼任的红一军团军团长职。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二大后，爷爷继续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下辖红一、红三、红五、红六、红七、红八、红九军团。林彪为红一军团军团长。
红军长征，绝大部分指挥全军行动的电报命令都以总司令“朱德”或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出的。林彪率领红一军团的每个行动也都是致电“朱主席”请示或汇报的。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爷爷任八路军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下辖三个师。林彪是第一一五师师长。到华北前线不到半年，他就受伤休养，直到八年抗战胜利，他都没有到过华北前线。
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爷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林彪为第四野战军司令员，这是尽人皆知的……
但是，到了1959年，林彪竟然信口雌黄，诬蔑爷爷没“当过一天总司令”，是他得了历史健忘症，还是别有用心呢？
作为一位党中央副主席、共和国元帅和即将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在全军如此规模的大会上，竟然可以如此放肆地颠倒历史，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党的悲哀，人民军队的悲哀。
爷爷的人品，在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中是有口皆碑的，十元帅中的其他八位元帅，对爷爷也是一向敬重和爱戴的，唯独林彪，他感情上疏远爷爷，蓄意攻击爷爷，这不仅由于他怀有野心、看风使舵，也是发泄他对爷爷的历史积怨。
凡与爷爷共过事的老同志都说，爷爷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他没有私敌。那么，林彪和爷爷有什么积怨呢？
早在1927年10月，爷爷率南昌起义军第二十五团等部留守三河坝，掩护周恩来、叶挺、贺龙率领的起义军主力向潮汕进军，在三河坝与敌激战三天后撤出时，得知起义军二万多人已在潮汕地区溃散。爷爷在这危难关头毅然担起保存南昌起义火种的重任，率起义军余部仅两千多人沿赣粤边境向湘南转移。当时环境十分险恶，敌人重兵追歼，反动民团袭击。部队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好多人看不到革命的前途，动摇了，逃跑了，部队最后只剩下七八百人，师团级干部只剩下陈毅一人。
粟裕大将在《战争回忆录》中说：
当时黄埔军官学校出身的一些军官，其中包括七十三团的七连长林彪，来找陈毅同志，表示要离开队伍，另寻生路。他们说：“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陈毅告诫他们：你们要走把枪留下，拖枪逃跑最可耻！
朱老总和陈毅在赣南大余县天心圩召开全体军人大会，首先宣布，今后这支队伍就由他和陈毅领导，他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朱老总要大家把中国革命的前途看明白，他预言：“黑暗是暂时的，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
但是，就在大多数同志革命的信心加强的时候，动摇已久的林彪还是开了小差。当部队离开大余县城的那天，他伙同几个动摇分子脱离部队，向梅关方向跑去。只是因为地主挨户团在关口上把守的紧，碰到形迹可疑的人，轻则搜取财物痛打一顿，重则抓起来杀头，林彪感到走投无路，才又被迫于当夜返回部队。四十四年后的“九一三”事变，林彪在叛逃中自我爆炸。陈毅同志回忆指出：“南昌暴动，上井冈山，林彪起过什么作用？他根本是个逃跑分子”。
也就是从那时起，爷爷对这个逃跑了一天又归队的年轻军官有了印象。凭这个印象，在1928年上井冈山后，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牺牲了，在研究谁接任团长时，爷爷没有支持林彪当团长。但林彪还是当了团长，不知他怎么知道了爷爷的态度，从此对爷爷开始心怀不满。
还有一件事，是1929年2月，爷爷和毛泽东率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游击，在寻乌县项山的圳下村发生的。粟裕回忆说：
凌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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