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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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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是1929年2月，爷爷和毛泽东率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游击，在寻乌县项山的圳下村发生的。粟裕回忆说：
凌晨，我们在项山受到刘士毅部的突然袭击。那次第二十八团担任后卫，林彪当时任第二十八团团长，他拉起队伍就走，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和军直属机关被抛在后面，只有一个后卫营掩护，情况十分紧急，毛泽东同志带着机关撤出来了，朱德同志却被打散了，身边仅有五名冲锋枪手跟随。敌人看到有拿冲锋枪的认定有大官在里面，追的很凶，越追越近。朱德同志心生一计，几个人分作两路跑，自己带一个警卫员，终于摆脱险境。这时，我们连到达了一个叫圣公堂的地方，听说军长失散了，我们万分着急，觉得像塌了天似的，情绪很低沉、恐慌。因为军长威信很高，训练、生活、打仗又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大家对他有很深的感情。下午四点半朱军长回来了，此时部队一片欢腾，高兴得不得了，士气高起来了。但不幸的是军长的爱人伍若兰同志却被敌人抓了去，惨遭杀害，我们看到朱军长把伍若兰同志为他做的一双鞋子一直带着，很受感动。
林彪这次不顾大局使红四军军部机关陷于极危险的境地，事后，受到了爷爷的严厉批评，林彪因此对爷爷更为不满。据当时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的傅柏翠回忆说：
林彪由于受到了处分而对朱德军长不满，便向毛泽东党代表写了一封攻击朱军长的信，说朱军长好讲大话，放大炮，拉拢下层，游击习气等。我记得此信在红四军七大召开前曾经发给官兵讨论过。尽管林彪在下面暗中煽动，但红四军广大官兵是拥护、热爱、信赖朱军长的。林彪在白沙一次支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公然说：“朱军长给了我记过处分，这点我不在乎，就是这个月扣了我两块钱饷，弄得我没钱抽烟，逼得我好苦。”
可见，林彪对挨过爷爷的批评和处分是耿耿于怀的。三十年后，他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
虽然林彪在公开场合放肆地攻击爷爷，但我亲眼看到林彪在北戴河疗养时，有时散步时遇到爷爷，还是恭恭敬敬地给爷爷敬礼、问好。
“依然得地自含芳”
爷爷在中南海书房
五十年代在中南海，爷爷带我和哥哥援朝种兰花
1959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
爷爷自1931年任中革军委主席，到1937年后一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至此，爷爷从军委副主席改任为军委常委。他仍为中共八大时当选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从这时开始，他就很少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了。再就是，爷爷在这次大会上被迫做出所谓
的“检讨”，并以文件形式发到了全国县团级单位。
虚怀若谷的爷爷早已把个人的荣辱进退看得很淡。他年轻时就写过这样的诗句：“身经沧海羞逃世，力挽狂澜岂为名”。为了寻找新的救国之路，他毅然抛弃高官厚禄，像小学生一样找到共产党，从头学起，重新革命。
在为革命、为抗战建立了丰功伟绩之后，爷爷仍诚恳地说：“我们切不可居功。群众风起云涌，烈士牺牲生命，如果有功，功是他们的。离开了群众，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出来。比如说，我个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像我是三头六臂，实际上，我只是广大群众事业与功绩的代表中的一个而已。一定要记住，如果有功，功是党的，是群众的。”
建国后，爷爷又多次说：“功是谁的？是战士和工人、农民的。领导人不经过他们，就一点功也没有。中国的工人、农民在革命战争中流了许多血，世界上晓得中国工人、农民英勇，但不晓得他们那样多名字，那样多详细的事迹，有时就记住了他们的领导人。这是以领导人来代表中国的工人、农民。比如我是总司令，有时就把我当作他们的代表，把他们的功挂在我的名字上，如果我因此就夸功，那岂不可笑！不经过工农群众，哪里来的功！”
爷爷是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时当选的国家副主席。1958年八届六中全会上讨论召开第二届全国人大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他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的候选人，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同年年底，中央开始筹备召开第二届全国人大，提出了一个包括刘少奇继续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候选人名单，征询爷爷的意见。12月29日，爷爷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和书记处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
你给我组织部、统战部对二届人大常委提名候选人名单一份，我同意。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赞同的。因此，名单中委员长一席可再考虑，以便整体的安排。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
此致
敬礼
朱德
12月29日
这封信表明，爷爷放弃了由国家副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的可能，主动推荐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候选人，由此可见，爷爷的襟怀是多么坦荡，他以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而毫不计较个人地位的高低进退，这正是他高远人生境界的体现。
1959年后，爷爷继续兢兢业业地工作，坦坦荡荡地为人。
时值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爷爷经常深入到基层，到人民群众中去，鼓励大家艰苦奋斗，共渡难关。
一年早春，他惦记着农民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口粮是否有了着落，早春作物长得怎么样。便乘汽车从上海出发，经过无锡、镇江、南京、芜湖到合肥，又从合肥经过淮南到淮北，一路走一路看。他不顾长途颠簸劳顿，走进农民家舍，摸摸他们的铺盖，尝尝他们的饭食，问寒问暖，为他们排忧解难。汽车经过合肥市郊时，看到许多男女老少排成一条长蛇阵在公路上积肥，他不以为然地说：“这是让群众摆样子给我们看的！”
1962年春节前后，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从中央到全国各县，都有党政负责人参加，共有7000人，因此通称“七千人大会”。会议是为总结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而召开的。
毛泽东在大会上宣布，要用民主的方法，群众讲话的方法，来解决党内外的问题，并作了自我批评。
2月3日，爷爷在山东组会上发言，指出：“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能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反右比较容易，因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我们党内比较容易识别，好制止一些。‘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
他还说：“解决党内问题还是要和风细雨，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工作发生了错误，只要上面肯作自我批评，下面怨气就容易消。”“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应当治病救人，不能搞惩办主义，无情打击。要很好地爱护干部，尊重党员的权利。”
在谈到经济建设问题时，他说：“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生产力要适合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必须实实在在地干，虚夸是有害无益的”；“要有实干精神，要鼓劲，但不是吹嘘，办不到的事就不要讲”，“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又失掉了群众”；“只能根据主客观条件，根据需要和可能来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脑子太热，跑得太快，结果会事与愿违”。“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上去，引导大家同自然作斗争。但不能用那种几十万、几百万人齐上阵的办法”；“要使农民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发展生产的根本保证。”“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只要我们全党学会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就一定能站稳脚跟，并继续向前发展。”
今天看来，爷爷讲的这些意见是非常宝贵而中肯的。可惜，当时没有阻挡住“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
爷爷早年喜爱兰花，但参加革命后，在战火纷飞中就顾不上这一爱好了。建国后，工作、生活安定下来，闲不住的爷爷又有了养兰的情趣。
工作人员都知道爷爷爱兰花。我们搬进西楼后，大家都来帮着在我家门前钉了一排木架，上面再搭上棚子，就成了一个简易的花房。每年６月前后，爷爷就把我家的兰花弄得干干净净，全都摆在那个木架上，每个盆里还插上小木牌，写明花名和产地。招惹得在西楼院落里工作的干部们在工作之余，常聚到这儿来赏花。
爷爷喜爱收集各种兰花，到各地视察时，还抽空在当地人员引领下到山上采集。
1961年，七十五岁的爷爷到四川视察时，曾亲自爬上青城山采集兰草。
在上山途中，爷爷始终坚持步行。他一路兴致很高，边走边看，有说有笑。工作人员怕他累着，劝他休息一会儿。爷爷风趣地说：
“山高，没有我的脚腿高。步行就是我最好的休息。”
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爷爷爬上山坡，走到崖壁下，寻找兰草，并且还给大家讲一些有关兰花的知识：
“兰花生长在深山幽谷里，它有自己的脾气、个性，一定要顺着它。否则，轻则不开花，重则枯黄而死。兰花的生性是高洁、倔犟的，它讨厌浓肥大水，讨厌狎昵拨弄，讨厌喧嚣烟尘的纠缠。”
古稀之年的爷爷边走边讲，兴致勃勃，一直攀登到青城名景“天然图画”（青城山一景）上面，竟然发现了兰中珍品——送春归。这一发现，令爷爷兴奋异常：
“兰花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种类也很多，有秋索、剑蕙、雪兰、蝉兰、朱砂兰、线兰……但这送春归就很难一见！”
下午回到住所时，劳累了一天的工作人员都感到十分疲倦，而爷爷却毫无倦意，晚饭后照常出去散步。服务员劝他说：“总司令，今天累了，就不要去散步了吧！”
爷爷诙谐地说：“我不累，我老了，人老骨头硬嘛！”
第二天早饭后，爷爷系上围腰，戴起袖套，和李奕云、叶世惠等几个花工一起，对采集来的兰花进行分类、选苗、整根，然后又一把干粪一铲泥地精心栽培起来。
爷爷在栽种兰草时，不论是分类、选苗、整根，还是垫盆、植株、浇水，样样都会干，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花工，干得又快又好。花工们见了，不禁称赞道：“总司令种兰花比我们还内行啊！不仅经验丰富，还有理论。”
爷爷听后摆摆手说：“比不上，比不上，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
干完活后，爷爷对服务员说：“师傅们辛苦了，去把我带来的烟和茶拿来招待大家。”
爷爷说：“在解放前，兰花只供有钱有势的人玩赏，特别是一些名贵品种，往往是以多少亩土地或多少两黄金换一盆，一般老百姓是难得见到的。解放了，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兰花不能像过去那样只供少数有钱人玩赏，要逐步走入寻常百姓家里。”
爷爷不单纯把兰花看作是一种绿色植物，而是把它看作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与财富，把养兰看作是祖国的一种文化遗产。所以，他经常告诉有关人员：要切实把养兰当作丰富人民文化生活并可收到良好经济效益的事业，兰花应争取出口，换取外汇。
爷爷在参观北京中山公园的兰圃时，还多次对养兰的工作人员指出，要普及养兰知识，让兰花深入到老百姓家。他说，养兰工作者要为老百姓好好服务，可以将兰花用低价卖给爱好者们，人家养坏了可以送回来，送回来的公园再养，养好了再给人家。当时，奶奶也在场，听了爷爷这么说，马上提出异议，说：“人家是事业单位，怎么能不顾成本呢！”大家哈哈大笑。在这种轻松的谈话中，人们可以体会到爷爷对兰花事业的关注，对养兰爱好者的关怀。
现在北京中山公园的兰花，就有许多是爷爷赠送的。
1962年春，爷爷在陈奇涵上将陪同下到井冈山视察，这是他1929年初与毛泽东率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后，第一次重返井冈山。一天，汽车在逶迤的山路上穿行，爷爷叫车停下，到丛林深处采得井冈兰。陈奇涵即兴写了一首诗《咏兰》送爷爷。
祖香隐长在深幽，
清香吐芳自风流。
三三幸会逢知遇，
淑人君子美胜收。
爷爷即吟诗一首：
井冈山上产幽兰，
乔木林中共草蟠。
谩道林深知遇少，
寻芳万里几回看。
1963年1月，爷爷在海南岛尖峰岭采兰后，又写下七绝一首：
尖峰岭上产幽兰，
古木林中朽树边。
多费专家勤采掇，
新种移出任人观。
成都的杜甫草堂，名木不少，自从爷爷赠送了名种兰花以后，园内种植的兰花逐渐增多。1963年，爷爷再次来到草堂，兴致盎然地观看了草堂的兰花，写下了《草堂春兴》十余首诗。
小时候我不太理解爷爷为什么对朴实无华的兰花情有独钟，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发现兰花有许多高贵的品格：质朴、坚韧、高洁、芬芳……而这些也都体现在了爷爷的身上。
爷爷在1962年曾写下这样一首诗：
幽兰吐秀乔林下，
仍自盘根众草傍。
纵使无人见欣赏，
依然得地自含芳。
从这首诗里，我才理解了爷爷为什么这么喜爱兰花。
第二篇听爷爷奶奶讲过去的事
父亲的生母萧菊芳
1916年，萧菊芳奶奶（左一）
1917年，爷爷在泸州和他的兄弟们在一起（左起第二人为爷爷。怀中抱着的是我父亲朱琦。）
1916年下，护国战争结束后，爷爷在四川泸州驻防，担任护国军团长。
我父亲朱琦的生母叫萧菊芳，她是在1912年秋天与当时二十六岁的爷爷在昆明成的亲。1916年9月，萧奶奶生下了我父亲，爷爷按照朱家的族谱，给我父亲取名朱宝书，也叫朱保柱。
爷爷曾经给我们讲过，没有萧家就没有他的后来。这话得从他投笔从戎说起。
1909年1月，刚满二十二岁的爷爷愤然辞去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的教职，步行跋涉千里，经过七十多天，来到云南昆明。
那时候，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特别是在中日甲午之战和日俄战争的刺激下，在许多爱国青年中流行着“要使中国强盛起来，必须从军事入手”的观念。爷爷也不例外，就同好友敬一起去投考刚刚创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爷爷在昆明景星街一位姓萧的人家开设的客栈住下后，便由敬写信给一位四川同乡，托他介绍投考云南讲武堂。几天后，敬的朋友就把他两人带到了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相当于师）的驻地巫家坝。在这里，爷爷被告知：讲武堂只招收云南籍学生，就是参加了考试，恐怕也不能录取。虽然如此，爷爷和敬还是参加了入学考试，并且成绩都合格。但在发榜时，敬因谎报了云南籍贯被录取，爷爷却落第了。
眼看着前途无望，不多的路费又全部花光，爷爷心急如焚，病倒在了萧家的客栈中……
萧家当时算是个富裕人家。看到我爷爷虽是一个贫苦的农家子弟，但为人诚恳、老实厚道，人品和才华也很难得，便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但供给生活所需，还拿出钱来给他治病。
在萧家悉心的照料下，爷爷身体很快康复，便决定到新军步兵四川标（相当于团）去当兵。
这次，爷爷吸取了上次投考讲武堂时的教训，在入营报名时，便听了别人给出的主意，把籍贯也改为云南，说是长在四川。
这一招果然有用，爷爷顺利地进入了军营。
新兵入伍基本训练结束时，由于爷爷有文化，被晋升为队部（相当于连部）的司书生（文书）。又过了一段时间，爷爷又被标部（团部）推荐去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爷爷投考时又把自己的籍贯填为云南临安府蒙自县，结果被录取，编在丙班二队习步兵科。
爷爷后来回忆说：“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非常高兴。我一心一意地投入讲武堂的学习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觉得中国青年着实可以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1911年8月，爷爷从讲武堂特别班毕业，被分配到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蔡锷所辖的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相当于连），以见习生资格当副目（相当于副班长）。
是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这时爷爷已是革命党人。他入讲武堂不久即秘密加入同盟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为响应武昌起义，蔡锷和云南革命党人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在昆明举行起义。那天，爷爷代替了临阵脱逃的区队长，在黑夜里率部参加攻打云南总督衙门的战斗，并活捉了到处藏匿的总督。
云南起义成功后，蔡锷立即组织援川军，北上支援四川人民反清斗争。爷爷即参加了援川军，被任命为连长。
1912年6月，爷爷随援川部队胜利返回昆明。在庆功大会上，爷爷荣获“援川”和“复兴”两枚勋章，并晋升为少校。
同年秋天，爷爷又回到云南陆军讲武堂任学生队区队长兼教官。就在这时，爷爷同当年资助过他的萧家的小姐——昆明师范学堂学生萧菊芳结了婚。
萧奶奶是一位新派女性，和爷爷结婚后，仍然继续求学，住在学校宿舍里，爷爷则住在讲武堂，把精力完全放在工作上。他们只在星期天休息的日子才聚在一起。
1916年春，爷爷参加蔡锷发动的讨袁护国战争，与北洋军大战川南纳溪，浴血奋战四十多个日日夜夜。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采取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猛攻急追、速战速决的战术，屡建战功，成为滇军名将。纳溪战役声震全国，群起响应，迫使妄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并于6月6日一命归西。
袁世凯一死，北洋军便逃了，爷爷立即率部驻防泸州。萧奶奶也从云南来到泸州。1916年9月，萧奶奶为爷爷生下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个儿子，这就是我父亲朱琦。这时爷爷刚三十岁。
义师凯旋得升迁，而立之年得贵子，爷爷显得十分高兴。
这从爷爷当时的一首诗中可以感受到他的心情。诗中写到：
中华灵气在仑山，
威势飞扬镇远关。
史秽推翻光史册，
人权再铸重人间。
千秋汉业同天永，
五色旌旗映日殷。
多少英才一时见，
诸君爱国应开颜。
1919年6月，萧奶奶不幸病逝。面对亡妻幼子，爷爷不胜悲痛。他为萧奶奶写了挽联：“举案齐眉，颇自诩人间佳偶；离尘一笑，料仍是天上仙姝”。表示哀悼。同年11月，又写下了《悼亡》诗七首，表达对萧奶奶的怀念之情。其中“娇儿在襁褓”，指的就是我父亲朱琦：
其一
草草姻缘结乱年，
不堪回首失婵娟。
枪林弹雨生涯里，
是否惊扰避九泉。
其二
赞我军机到五更，
双瞳秋水伴天明。
每当觉察忧戎事，
低语安心尚忆卿。
其三
每次出师感赠行，
凯歌归日更多情。
从今不再题红叶，
除却巫山不是云。
其四
萧娘瘦菊傲芬芳，
戎马生涯战事忙。
水月镜花空色相，
凤鬟云鬓易经霜。
其五
雪泥鸿爪江城地，
薤露歌声古战场。
忍别娇儿在襁褓，
几度相思倍感伤。
其六
凄凉不寐竟通宵，
针线犹存伴寂寥。
却忆行军迎眷属，
为援陷溺共除妖。
其七
何曾婉娈行长乐，
空向芳魂赋大招。
从此泸江离别地，
一流秋水逐波遥。
1957年11月，爷爷视察云南时，还专程去看了萧家大院。云南省考虑到萧家对爷爷以及中国革命所做出的贡献，曾提出将萧家大院改为“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但爷爷没有同意。
萧夫人的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人扒过几次，萧家人来到北京，向奶奶（康克清）反映了这些情况，奶奶就让我母亲专程去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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