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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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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经常有些老干部主动来家里看望爷爷，爷爷就利用这个机会和他们谈心，了解情况，有时还请来人留下吃饭。
我小学时有个同学叫程海峰，他爸爸程子华曾是红十五军团政委，七大的中央委员，“文革”前曾经任商业部长、中共西南局书记。“文革”开始后被林彪一伙打成了“走资派”，就失去了工作的机会。林彪摔死之后，虽然对他的问题有所松动，但那时还没有完全“解放”，为以后的工作，他想跟爷爷谈谈想法。我回去给爷爷一说，爷爷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行，让他来吧！”
见面后，爷爷亲切地握着程子华的手问：“现在生活怎么样？”
程子华就说：“肯定我们都没事了嘛！林彪一死，我们的历史问题自然就清楚了。为什么还不给我分配工作？”
爷爷说：“你别着急，党和人民是了解你的，你的工作也会有的。”
那天，爷爷还留程子华在家里吃了一顿饭。
这在当时，请一位没有“解放”的“走资派”吃饭是很少见的，但爷爷并不在乎。那时候，我们家里还请过杨尚昆、彭真等许多老同志。当时他们都还没有平反，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爷爷奶奶对他们的热情接待，给了他们温暖和希望。
那个时候，我们家每个星期六都要放一场电影。在那个文化匮乏的年代，这是十分令人羡慕的。许多老干部和家属，也被请来一起看。刚开始就在“六所”一号楼的电影厅，能容纳几十个人，后来发现不行，人太多，坐不下，爷爷就让秘书把我们家对面中联部的礼堂借来了，就这个礼堂也都坐得满满的。我记得邓小平家的子女、陈云家的子女，任弼时家、刘伯承家、李井泉家、王震家、王诤家等，凡是能找到我们的，爷爷都把他们请来看电影。其实，爷爷不是很爱看电影，而且他的作息时间非常严格，除非极特殊的情况，晚上10点之前，一定上床休息。所以，他看电影一般都是电影开头的时候来坐一下，电影开始不一会儿他就走了。
当时，我不太明白爷爷为什么那么热心请老干部们吃饭、看电影。在爷爷去世之后，有一次我和奶奶讲起这些事时，奶奶说：
“当时林彪虽然垮了，但‘四人帮’一伙还很猖狂，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工作困难重重。爷爷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给老干部们一些安慰，并造成一个影响，为解放老干部们营造一种政治氛围……”
1974年秋天，被林彪、“四人帮”一伙关押了七年半之久的原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一获得自由，便来看望爷爷。
一见到爷爷，萧华便紧握着爷爷的手，百感交集。
萧华后来回忆说：
“数年不见，他明显苍老了，皱纹也多了，脸上的寿斑也更明显了。然而，他戴着老花镜，仍是那么慈祥，那么和善，那么可亲，他热情地抓住我的手，一句连一句地询问我的身体，我的家庭，我的生活，我满肚子的话在嗓子眼里哽着，一句也说不上来。只有悲愤，只有热泪。坐下来后，他老人家仿佛慈父摸准了儿女的心思似地，给我留下许多肺腑之言。
他说：‘萧华呀，你还年轻么，在部队，还可以工作几十年的。要振作精神呀，共产党员受点委屈不算什么。瑞金、井冈山、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多困难，那么多的挫折，我们都踏着熬过来了，现在这点磨难，就能让我们丧失信心吗？！我们不能灰心呀，萧华同志！’
当我用愤慨的心情诉说林彪一伙肆意篡改历史的卑劣行径时，朱总司令显得严肃了，他沉默了片刻，摘了老花镜，语调深沉而缓慢：‘在井冈山的时候，他林彪才是一个营长呐，怎么能说井冈山会师是他林彪和毛主席的会师呢！历史就是历史，他们胡闹是不行的。长征时，李作鹏是个小机要员，邱会作呢？是个挑担子的挑夫……后来官做大了，与我不来往了，见了我连理都不理了！他们的架子大得很了，连我都不认识了！……’
朱总司令说到这里，不屑地摇了摇头，明确地表示了对这伙丑类的蔑视。
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勉励我：‘我们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这些年，不过是历史的一段插曲，革命总是曲折的，但总是向前发展的。’
‘总司令，您说的对，我会记住的。’我坚定地回答道。”
阴霾还没有散去
林彪反党集团败露后，有两年多的时间，爷爷的心情比较好。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爷爷重新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的地位逐渐恢复，特别是开始履行一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国家元首的职责，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党和国家的事务发生作用了。
党的十大后，开始酝酿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从1964年12月开第三届，已经过去十来年了，按五年一届的规定，是很不正常的。本来1969年党的九大后，已开始筹备开第四届人大，由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发生矛盾，想“抢班夺权”，甚至发展到企图武装叛乱，四届人大的筹备不得不拖下来。
江青在同林彪集团矛盾激化和斗争激烈的时候，她“文革”开始后那几年对老同志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她对爷爷的态度也明显好转。
记得爷爷1971年夏天去北戴河度暑期时，江青也在北戴河，她主动给爷爷打电话问好，说她那里有内部放映的电影片，要给爷爷送过来看。以后几年，不论是在北戴河还是在北京，江青时常给爷爷、奶奶打电话，说最近又审了什么新片，要送过来看看。有些刚从西方国家进口的影片，还没有译制，就让外文翻译跟过来，边放边译。我记得，有一次在北戴河，就是王海容和唐闻生，在放电影的同时给做翻译讲解的。
江青送的影片有《鸽子号》、《山本五十六》、《飘》、《简爱》、等，这些片子都是当时社会上根本看不到的。江青标榜自己是“文化革命旗手”，却对西方电影总是兴趣浓厚，听说她看了《鸽子号》，大为赞赏，说自己如果也是二十岁的女孩子，也会像影片中的女主角一样激动得跳下大海的。顺便说一句，叶剑英在党的十大后，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也有权力时常看些“内部”影片，看了之后，也送到爷爷这里放一遍。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对这些片子不见得都感兴趣，爷爷的一些部下。一些老同志听说爷爷这里有电影，都愿意陪爷爷奶奶一起看一看。
我这里想说的是，江青对爷爷奶奶，还有另外的一面。其实在延安或西柏坡的时候，她对爷爷也是很尊重很亲近的，把爷爷看作是忠厚长者，知道奶奶也是十分朴实的人，她有什么心事，愿意跑到爷爷奶奶这里说说，特别是和主席有了什么不和谐需要调解的时候，常跑来找爷爷奶奶，确实爷爷奶奶能起到其他人起不了的作用。
但人是变化的。江青的争强好胜，心胸狭隘乃至偏执，发展成在政治上要“偶尔露峥嵘”。
而今又酝酿筹备第四届全国人大，曾同林彪集团争夺权力的江青集团不肯错过时机，又蠢蠢欲动。
为了赶在四届人大召开前作好夺取国家权力的准备，江青集团发起“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1月下旬，江青在首都体育馆连续两天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叫嚷“反复辟、反回潮”，“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
奶奶参加大会回来，感到紧张，就把开会的内容和爷爷讲了。奶奶说：江青在会上讲话，耀武扬威地点郭沫若的名，迫使郭沫若在大会上站起来。还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另一个突出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军队里去了，给军队又是写信又是寄书。
爷爷听了奶奶的话，半晌，才稳稳当当地说：
“你不要着急，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里虽然出了几个败类，但从整个军队来说，他们是拉不走的。干部中有少数人被拉了过去，但广大干部是不会跟他们跑的。江青的本事有多大，你不知道吗？你去问问工人、农民，你再去问问知识分子，谁愿意把共产党搞垮，把人民军队搞垮，再回到旧社会去？他们一定都不会赞成的。”
有一天，爷爷的秘书送来一封给爷爷的信，打开一看，是反映江青问题的。江青在1972年8月下旬曾接见一位美国女学者维特克，谈了一个星期，吹嘘自己。于是，就有了根据维特克这次采访出版的书《红都女皇》，在世界上影响很不好。
爷爷看了信，感到问题性质严重，江青胡乱说话，影响竟然跑到国外去了。因为她是主席夫人，颐指气使，谁也不敢惹她，所以才把问题反映到这里来。爷爷觉得不能把问题压下来，就划了圈，写了：此事重大，须慎重处理，并报送主席。
据说，毛泽东看了《红都女皇》，气愤难抑，写了对江青的批示：“分道扬镳，撵出政治局……”
1974年，我还见过刚刚在十大当上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常来看望爷爷，他在爷爷面前显得很谦虚、稳重、机敏，一口一个“前辈”、“老总”地称爷爷。
有一次，他走了，我问爷爷：他是新选的接班人吗？
爷爷说：“是不是接班人要看能不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
后来才知道，这时王洪文已是“四人帮”的重要成员。他按着江青旨意，想夺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1974年十一二月间，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去长沙见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爷爷、董必武之后。不曾想，毛泽东立即识破其奸计，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由于毛泽东对江青的多次严厉批评，使“四人帮”妄图利用四届人大“组阁”的图谋，未能得逞。但是，爷爷奶奶知道，江青一伙不会善罢甘休，“文革”的阴霾还没有散去，他们仍然在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忧。
爷爷在丧子悲痛中
因为爷爷，我父亲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因为爷爷一直都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不时地保护，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爷爷太放肆。他们整不着爷爷，就拿我父亲撒气，批斗、抄家便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爷爷给我父母和我们的许多信件，都是在那个时候被抄走了。现在有幸存留下来的，也就不过是那么寥寥几封了。
1969年6月，我父亲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当年年底，他从山西回来后，又
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1972年，才给重新安排了工作。先是到天津铁路局车辆段革委会任副主任，后来又任北京铁路局天津地区党委书记。也是在这个时候，单位才给我们家分了房子。
爷爷对我父亲一直是要求很严格的，同时也很信任他。记得有这样一件事：
1957年6月28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题为《人民生活比过去如何？农村是不是万事大吉？天上地上还有问题》，副题为“一个知识分子写信给朱副主席（我爷爷），报告川北仪陇县马鞍山琳琅村的情况” 的文章，作者署名为熊志彬。在该文中，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调查，反映了川北地区农民贫困的生活现状。文章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引起了爷爷的关注。
不久，爷爷派我父亲专程去仪陇就这篇文章反映的问题做一次社会调查。
1958年5月18日，我父亲带着自己经调查研究后写出的一份一万多字、十分详实的调查报告和仪陇县委、县政府的几份材料回到北京。爷爷看了报告，对我父亲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家乡经济建设的分析给予了肯定。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庐山会议的前夕，为爷爷深入了解和掌握农村的实际情况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我父亲在战争年代负过伤，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也由于“文革”这几年的折磨，患了心脏病。那是1973年8月，我在部队突然接到通知，说我父亲病重，让我速回。当我赶到天津时，奶奶已经带着爷爷的保健医生和从北京请的几个专家正在抢救父亲。
此后，由于身体的原因，我父亲就一直在家休养。
1974年6月10日，我母亲和往常一样上班去了，家里只有我父亲和他们单位的一位老同志在谈话。
根据那位老同志后来回忆说：正谈话间，他就说：我累，要休息！然后就躺在床上休息了。
等我母亲下班回来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了……
一开始，对我父亲去世的消息，我们对爷爷是保密的，当时只给爷爷说，我父亲又犯病了。但是对奶奶，我们说了实话。
奶奶听到噩耗，十分悲伤。但考虑到爷爷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她还是没有将实情告诉爷爷，只是又带了爷爷的保健医生胡伟勤同志来到天津。奶奶知道，这个时候，带不带保健医生其实都没有什么必要了，但为了不引起爷爷的怀疑，也只能把“假戏”当作“真戏”来唱了。
和父亲的遗体告别完之后，奶奶马上就赶回了北京，因为爷爷也需要有人照顾。
奶奶临走时对我们说：“我先回去，你们先不要到北京来，如果爷爷问起了，我就说你父亲这次病得比较重，还在抢救，先得给他一个心理上缓冲的余地……”
父亲的追悼会是在天津水上公园举行的，天津市很多部门都来人了，光花圈就有好几百个，有些群众是把对爷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崇敬爱戴之情转移到了我父亲的这一代，很多老百姓都自发地前来给父亲送行……
6月20日，也就是父亲去世后的第十天，我们回北京去见爷爷。这时，奶奶已经把我父亲去世的事给爷爷说了。
考虑到爷爷年纪这么大了，不能再受刺激的原因，所以在去见爷爷之前，母亲嘱咐我们都要坚强些，不要哭。
那天，爷爷显得很虚弱。看到爷爷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来到客厅，我母亲忍不住就哭出了声，我们也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爷爷看着我母亲，喉结动了几下，好像要说什么，但一时没有说出声。这时，坐在我母亲旁边的奶奶，轻轻地拍了拍我母亲，示意别再哭了。
等我们止住了眼泪，爷爷把我们一个一个细细地看了一遍。我看到，他的眼睛也湿润了，说话的声音也有些异样：
“你们刚开始不告诉我，这是不对的。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当然，对我来讲，就这么一个儿子，还年轻，就去世了，是有些惋惜。但是人已经死了，就不要搞那么多不必要的手续了，后事要节俭，要符合党的政策，给后代留下好的影响。”
说着，爷爷慈祥地望着我母亲，缓缓地说：
“力平（我母亲）是一个好同志，好党员，好干部，好媳妇，在这个问题上要坚强，还有那么多孩子，要把这个家当好！”
“要把自己的工作搞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要教育好这几个孩子，别让他们出事情。朱琦还年轻就死了，太可惜了。他当年受过高级党校教育，经过党的培养，他才五十多岁，应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病了，死了，谁也没办法，希望孩子们要继承你爸爸的事业，他没有完成的你们要替他去完成。”
说完这些，爷爷停了好长时间后又对我母亲说：“你要坚强，不要因为去世了一个人，自己也倒下去了。这样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一定要把家管好。只要我在，有什么困难我会帮助的。”
我母亲说：“我没有什么困难，比起一般群众的生活，我们还是好多了。孩子都在部队，有部队管，我这也有单位，请爹爹放心吧！”
这次，我和母亲在北京呆了一个多星期。临走时，爷爷对我说：“你要在部队好好干，不要老想着我这个家，我这个家没有什么好想的，没有任何财产。家里的东西都是国家的。房子是国家的，家俱呀、桌子椅子都是配的，也不是我拿钱买的，你们也没有权力拿这些东西。但是，我这有一些书，有马列、毛主席的著作，经济、政治的书都有，假如我不在了，这书你们可以拿去看。这书有的是我买的，有的是公家发的。这可以用，学习嘛！”
爷爷讲这话时说得很慢，特别严肃，停顿了好一会儿，接着又说：“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革命了一辈子，经历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经历的事情，是任何一代人都没有经历的，在我们这五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过去几百年变化都要大。我们的思想也是在变化中不断前进的。现在我们的岁数大了，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们能走我们走的路。如果说一个革命的家庭连自己的后代都管不好，那怎么能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呢？”
“我在工作之余常常想起你们，你们是我的后代，但能不能走我的路，就不好说了。我对你们并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不需要你们养活我，照顾我，天天陪着我。你们正在青年时期，二三十岁正是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时候，不要像社会上有些年轻人那样，成天谈恋爱、搞对象。这个不用着急，别浪费那么多的精力。”
回到部队，我就把爷爷这一次的谈话写在了我的日记里。多少年过去了，每次我翻看爷爷给我说的这些话，都禁不住泪眼模糊，这里包含着多么深厚的亲情和期望，体现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多么博大的胸怀！
第五篇陪伴爷爷的最后日子
支持邓小平抓整顿
爷爷和邓小平在北京明十三陵
四届全国人大闭幕后，“四人帮”一伙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变本加厉了。
爷爷感到，情况越来越复杂了。1975年，“四人帮”篡改毛主席的指示，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并阴谋把民兵改造为“第二武装”。当时爷爷就明确指出，这样搞法是别有用心的。“四人帮”围剿优秀影片《海霞》，爷爷亲自调看了这部影片后，予以肯定和支持。
1975年9月7日，王平（炮兵政委，后任武汉军区政委）和王炳南（对外友协会长）带着家属子女来我们家看望爷爷奶奶。
王平一进门就向爷爷问好：
“总司令好！我们现在还叫您总司令，您是我们的红司令。”
王炳南也说：
“全国人民看见总司令身体健康，精力充沛都很高兴，特别是我们这些老干部，更是感到高兴，我们衷心希望总司令能健康长寿。”
爷爷高兴地招呼大家坐下，然后说：
“你们在运动中都是经过斗争的，现在出来工作，还敢不敢管事情？”
王炳南坚定地说：
“敢！这有什么不敢的，我们都是革命几十年的人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再打倒一次嘛。”
王平接着说：
“我也不怕，在部队里我什么都敢讲，这几年林彪把部队搞得不像样子了。什么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享乐主义都出来了，过去井冈山时期的许多光荣传统都丢掉了。这次中央调我到武汉和杨得志同志合作，我一定按主席的指示办事，把军队建设搞上去，请总司令放心。”
爷爷说：
“好！这样子就好嘛！我们作为党的老干部，跟着毛主席战斗了几十年了，应该有这种精神，要为无产阶级掌握好兵权，不能让军队成为野心家的工具，要继续革命，要抓整顿，不要搞派性，要搞五湖四海，搞好安定团结。”
说完了这些话，爷爷问他们：
“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你们年纪多大了？”
王平做着手势说：“六十八了。”
王炳南说：
“六十七了。我们在总司令面前还是中午的太阳，我们还正当年，还能为革命干它几十年。”
爷爷说：
“主席今年八十二了，总理今年七十七了，我们还能干几年？现在主要要靠年轻人，特别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这是我们中国的希望。”
爷爷指着我们这些在座的孩子们继续说：
“你们是中国的未来，我们老一辈打下了一个红色的政权，这天下能不能红到共产主义，就看你们的了。你们年轻人，精力充沛，朝气蓬勃，正是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的好时候，要抓紧时间锻炼自己，首先要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利用业余时间，一年时间读几本书不成问题嘛。现在条件好，书到处都有卖的，随便学习，不像我们当年，学习马列主义还要偷偷摸摸的，让反动派看到可不得了，要杀头。这是真的，他们可以证明（指二王），要下定决心，年轻人不能怕苦，要有点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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