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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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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接着爷爷的话，冲着我们说：
“总司令对你们多关心啊！回去之后，你们要把这些话记下来，将来作为你们工作、学习的方向。”
王炳南向爷爷简要地汇报了我国的外交关系后说：
“许多来访问的非洲国家代表团，都赞扬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非洲一个国家的代表团说：‘苏联援助我们，只卖母鸡，不卖公鸡，结果虽然能够吃上鸡肉，但不能繁殖小鸡，肉吃完了，还得买。可是中国，不仅卖给我们公鸡，还帮我们修建养鸡厂，让我们发展养鸡业，还是中国好。’还有的国家靠近沿海，吃鱼靠进口，我们就帮他们建立自己的捕鱼业，卖给他们钓鱼竿和网子，非洲国家非常欢迎。”
爷爷听后点点头，说：
“自力更生也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教训总结出来的。我们过去靠苏联，结果苏联一取消合同，闹得我们好几年翻不过身。所以要自力更生，这几年我们的方针还是自力更生，我们要争取四五年的时间把生产搞上去，把国防搞上去。你们在军队的，要争取时间把部队整顿好，特别是老干部，争取几年时间也是很不容易的。”
临走的时候，王平说：
“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军队建设搞上去。”
爷爷送他们到门口时还说：
“祝你们工作顺利！”
1975年10月，党中央批准开展长征胜利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却遭到了“四人帮”的公然反对，攻击“宣传长征胜利”是“为老家伙评功摆好”，不准演出《万水千山》等革命传统戏剧。11月17日，爷爷为了表示对纪念长征活动的支持，观看了总政话剧团演出的《万水千山》，演出后，又接见了全体演员并合影留念，他还给剧组写下了“万水千山”的题词。
1975年12月8日，爷爷和我又进行了一次很长时间的谈话，谈话的内容也很广泛，他说：
“什么是权力？权力就是工作。不要总是认为解放干部，就是恢复他们的名誉、地位和权力。解放就是出来工作嘛！”
“你现在也是一名干部了，也领导了一些士兵，但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作，这就是党和人民给的权力，怎样才能使用好这个权力呢？这就要求你在实践中学习，总结经验。不要以为官大就权力大。职务再高也不能一人说了算，还要有党委的统一领导。”
“我职务高，但我并没有什么权力，我最大权力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和工作。其他事都由党中央、政治局做决定。我还有一个权力，就是要管理好我的子女，管好你们。我也是农民出身，你们也应该跟贫下中农的后代一样。如果要说特殊，应该在政治上、学习上、专业技术上有所特殊，标准高些，因为你们接受的教育多，应该比别人好一些。”
“我还要说，你现在是一个军官了，作为一个军队的干部，你应该知道军队建设是一个
长期的任务，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要做好战争的准备，你们搞军队工作的，要学传统、传传统。装备要变、编制要变，但传统不能变，作战的基本原则不能变，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不能变。”
那年年底，原辽宁省省委书记周桓来探望爷爷。周桓在抗日战争初期曾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朝夕跟随爷爷转战于太行前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周桓谈了辽宁省这一年整顿的情况，爷爷听得很仔细，然后说：“现在形势很好，组织上顺过来了，但思想上还没有顺过来。看来经过整顿，生产上是大有起色。由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很好。要抢班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垮台了嘛？！他们要打倒我，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我是党树起来的，要打倒我，就得先打倒共产党。现在虽然有人还在捣乱，但是，他们是得不逞的，我们的事业一定是要胜利的！”
爷爷这番话，是有所指的。他知道，这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一直就受到江青一伙“左派”的阻挠和干扰，他们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要防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等等谬论，他们还常在毛泽东面前告邓小平的黑状。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年年底，正酝酿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们在报刊上叫喊“走资派还在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爷爷感到，局势越来越复杂了。
1975年12月下旬，爷爷在忧虑中得了感冒，住进了北京医院。
警惕党内还有野心家
19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之后，便从报纸上消失了。这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紧锣密鼓地展开。
春节前，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来看望爷爷，谈到正在开展的运动，爷爷针对江青一伙人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愤慨地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生产，能行吗？粮食不
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
进入1976年后，爷爷的身体明显不如从前了。
一年前，爷爷每天都要在万寿路的大院里转三大圈，吃完早饭围着院子转一大圈，吃完中午饭转一大圈，吃完晚饭再转一大圈，然后才休息。除了这种散步活动，还有爷爷几十年来自己“发明”的一套健身操，从头到脚都可以活动开，最后还要双手叉腰地吹上几声口哨。这套健身操，爷爷每天都做，几乎是风雨无阻。但是到了1976年后，这健身操爷爷渐渐地做不动了，散步也渐渐地由三大圈变成了三小圈，后来又变成了一小圈。直到最后除了那口哨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大大地简化了。
我回家时看到爷爷身体更加衰弱，心里非常着急，就和奶奶商量说：“如果可能的话，我就多在家里呆一段时间，陪陪爷爷吧！”
奶奶说：“总理去世后，你爷爷的身体已明显不如从前了，北戴河离北京也不远，如果有时间和部队允许，抽空多回家看看。我也和有关的领导打个招呼！”
所以，那个时候，我每个月都回家几次，在爷爷奶奶身边的时间就相对多了一些。
3月9日下午，吃完晚饭后，爷爷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指着床头上的三本书说：
“这里的三本书，你们是不是有呀？”
我拿起桌上的书看了一下，是新出版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的三本辅导读物。我看了后，冲爷爷摇摇头说没看过。
爷爷示意我坐下。他说：“这几本书解释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很好懂。你可以拿去看看。但是你要明白，马列主义不是只在书本里，只懂书本里的马列主义，不算真懂，只能算是教条地懂。真正地懂，就是要应用马列主义的原理，解决实际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国家大，但落后，科学、技术、生产、国防都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全世界的国家都很注意我们，第三世界更注意我们，他们不仅希望我们在政治上支持他们，而且也希望能在经济上支持他们。把生产搞上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是总理报告中讲的，没有问题。这么大个国家，生产搞不好，怎么支援世界革命，怎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怎么达到共产主义目标呢？说抓生产是偏离政治方向，这样的提法不对头啊！八亿人民要吃饭呀，要穿衣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呀，不抓怎么行呢！”
爷爷说到这里，想了一下后说：
“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我是1922年加入我们党的，到现在五十多年了。我们党是伟大的，我对党是有深厚感情的，没有党和主席的领导，就不会有今天。但现在我们党的情况不好，主席身体也不好，我们党内还有野心家，还有王、关、戚一类，他们很阴险呀！不要把斗争看得很简单，这些人不是真心搞马列的，他们和林彪一样，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搞的却是阴谋诡计……”
也许是谈的时间长，累了，也许是爷爷忧之太切，谈到这里，他把头仰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可当我想扶他去休息时，他的手却微微地摇了一下，示意我在他的旁边坐下，又接着说：
“五十年的革命了，我相信中国人民是有觉悟的，搞两面派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不要到处说，这是我的意见，相信历史能够做出正确的回答的。你们要努力为党工作，做人民的勤务员。一辈子要光明正大……”
听爷爷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强忍着眼泪说：
“爷爷，我扶您去休息吧！”
爷爷看看我，点了点头。
我的本子还记着这年3月31日至4月6日，爷爷和我的其他几次谈话，从这些谈话中，可以了解爷爷当时的内心世界。他说：
“‘文化大革命’，涉及到很多人，也涉及到了我，这些你都很清楚。这里面有林彪一伙搞的，也有其他原因。老干部进城了，薪水高了，房子住的好，这些比人家特殊，人家不满意，说我们做官当老爷，说得对嘛。我不是经常和你们讲，你们属于贵族子弟吗？论生活，论条件，都比一般工人农民优越嘛！不能认为这些是合理的，是正常现象。这些东西对你们并没有什么好处！”
谈到这，爷爷有些激动，他说：
“当前的斗争还是一个权力的问题。这是问题的实质。他们制造舆论说老同志思想跟不上了，要换掉，通过斗争换掉，是为他们夺取最高权力扫清道路。民主革命有同路人，社会主义革命也有同路人嘛！王、关、戚，蒯大富、聂元梓不就是同路人！他们投机革命，是想当官，想搞特权，要看透他们！”
爷爷注视了我一会儿，嘱咐说：
“你回部队后要学习报纸和马克思主义的书，这里情况不要讲出去，中央有指示，有文件，我和你说的，是家庭谈话，也可以说是一般同志谈话，要记住：只有真正把马列主义学到手，才能认清方向，搞好工作。”
清明节前后，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外面谣言四起，传说纷纭。广播里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黑后台”，爷爷对此不屑一顾，他轻声地问奶奶：“你知道邓小平同志住哪里吗？”
奶奶说：“不知道。”
爷爷愤愤地说：“现在，他连自由都没有，他出得来吗？说他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碰到鬼了！”
1976年4月7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据当年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吴德回忆说：
“毛远新先是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说朱老总、叶帅、李先念、苏振华不必参加会议了，但其间，毛远新出去了一趟，回来又通知，除了苏振华，其他人都到会……于是，政治局会议直到朱老总、叶帅、李先念都到了之后才正式召开。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对于毛主席的两项提议，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谁都不说话，政治局当即拟定了文字稿。我还记得，朱老总戴上老花镜，拿起文稿看了一下，心情很沉重，一言未发。”
1976年6月，也就是爷爷住院的前几天，我母亲从天津来看望他。当时“四人帮”正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政治形势十分紧张。在谈话中，爷爷进一步流露出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忧，他说：
“有的人就是有野心，想当皇上，这些人搞的不是社会主义，他们要把国家搞乱，想夺取中央的权，你们一定要坚信，只要毛主席和老一辈都健在，权是不会让他们夺走的。”
他还讲道：“你们这一代，经过党几十年的培养锻炼，都是有些实践经验的人，懂得为什么要革命。共产党员一定要坚持真理，不管是在什么复杂的情况下，都要对革命有坚定的信心。”
爷爷临终的嘱咐
1976年6月21日，爷爷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佛雷泽。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天安门事件”之后，“四人帮”借机大肆镇压革命群众，使国家局势变得很乱，国民经济遭到更严重的破坏。爷爷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不顾身体虚弱，带病坚持工作，每天早起晚睡，自己给自己加大了工作量。奶奶也多次劝他注意身体，但他每次都说：“毛主席身体不好，周总理也不在了，现在，我要尽最大努力支持华国锋维持住局面。”
这年6月份，我从部队回家。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1976年6月21日，这也是爷爷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早晨，爷爷一起床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我们都觉得爷爷既然病了，就不要去参加外事活动了，应该好好休息。但是爷爷不顾我们的劝阻，坚持要去，他说：“这是国家大事，我怎么能因为身体不舒服，就随便不去了呢？”
爷爷这次会见的外宾是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是弗雷泽1975年竞选获胜出任总理后重要的一次出访。爷爷按安排的时间提前到达人民大会堂，在开放着冷气的休息室等待客人。会见的时间到了，客人还没有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也没有外交部人员来说明情况，爷爷只好耐心等下去，他感到浑身发冷。过了好一会，爷爷才被告知，会见的时间推迟了。
爷爷带着病体，坚持到会见活动结束。回到家中，越发感到不舒服。经医生诊断，是患了感冒。到了25日晚上，又出现了腹泻。
根据日程安排，26日爷爷还有会见外宾的活动，他还想去，但在奶奶和我们以及医生的劝说下，爷爷只好住进了北京医院。
爷爷住院后，尹庆民秘书就和我们商量，想利用这个机会把爷爷的浴室给改一下。
“新六所”的房子是五十年代修建的。多年过去了，这房子不但显得过时，而且年久失修，已经很破旧了。当初设计时，这些领袖们都还在盛年，所有的主卧室都设计在二楼。而现在，他们的年岁都大了，特别是爷爷，都快九十岁了，上上下下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1970年入住5号楼之后，爷爷便住在了一层。刚来时，因为爷爷的卧室里没有卫生间，进进出出地非常不方便，中办和“新六所”的领导知道后，便想把这里改造一下。但当时任中办管理局副局长的李维信同志向爷爷汇报了这一想法后，被爷爷一口回绝了。他说：“我们一进城，盖了些高大的楼房。但现在好多老百姓都还没有房子住，人口发展比房子发展快得多。像我这样的干部，你们不能光说照顾我年岁大了不方便，还要看到我岁数大了做不了多少事了。这样的房子对我来说就不错了，我们国家还很穷，为我，就不要花过多的钱了！”
李维信五六十年代曾在中央警卫局专门负责首长们的警卫工作，后来调入中办管理局负责首长的生活服务，他对我们家非常熟悉，也很善于做首长的“工作”。他见爷爷不同意，就反复解释说这只是一次正常的维修，不是改造，如果不及时维修，将来坏了，损失可就大了……
听李维信这么一说，爷爷这才勉强同意。
于是，利用爷爷夏天去北戴河的机会，中办管理局将5号楼给彻底“维修”了一下，将爷爷的办公室改成了卫生间与卧室连成一体。又将餐厅改成了爷爷的办公室，并在院子里扩建了一个新餐厅和一个理发室。
那年爷爷从北戴河一回家，看到自己的“生活”彻底变了样，非常生气，反复批评秘书和工作人员：“这是改建么！？你们这是跟我搞策略，这是非常不好的做法！”
爷爷生气归生气，但看到木已成舟，在奶奶和我们大家的劝说下，勉强住了下来。
但这次维修留下的唯一遗憾就是卫生间的澡盆是按当时市场的标准尺寸做成的，盆的边沿比较高，而且地面的瓷砖也特别滑，没有考虑到一个老人使用它的实际情况。以至于在以后的几年中，爷爷每天的洗澡便成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他必须在两三个人的帮助下，才能顺利地完成洗浴……
这一次爷爷住院了，尹秘书抓住这个时机，赶紧和中办管理局协商加班加点地将浴室进行了改造。可谁也没想到，爷爷会这么快就走了……
澡盆改装完工后，我归队的时间也到了。我本想在家多住几天，守在爷爷身边，服侍他老人家。可我知道爷爷的脾气，他从来不允许我们任何一个人超一天假。想来想去，我还是决定按时归队。因为这样，爷爷才会满意。
临走的那天，我去跟爷爷告别，他虽然已住进了医院，但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学习和工作着。
看我来了，爷爷很高兴，又听说我要按时归队，他就更高兴了，他说：
“军人嘛！就得这样才行！”
我坐在爷爷身边，对他说：
“爷爷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应该多注意休息。”
这话爷爷有点不大乐意听，接着说：
“身体不好不能成为不工作的理由，和平，我年纪大了，为党工作的机会不多了，要抓紧时间。我的生活组织上会照顾好，你回去以后，要把全部精力用在学习和工作上！”
我知道他老人家此时此刻的心情，轻轻地点点了头。
于是我告别爷爷，回到部队。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刚刚回到部队，就接到了家里的电话，让我马上回去，说爷爷病情加重了！
等我赶到爷爷身边时，爷爷已经不能说话了。
当时中央专门为爷爷成立了医疗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副组长是李素文。成员有姚连蔚、吴桂贤、刘湘屏等。刘湘屏是当时的卫生部部长，谢富治的老婆，同江青关系密切。她在三楼住，每天都要来看爷爷一次，奶奶说：“她的态度和神情，都使我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我听见她问负责朱老总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
久？’”
7月初，爷爷已报病危，但神志还比较清醒。一天，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来看他，爷爷本来是闭着眼睛的，听说先念来了，立即睁开，两人紧紧地握手，爷爷轻声缓缓地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
7月5日这天，李先念、聂荣臻、王震、邓颖超、蔡畅等来医院看望爷爷，奶奶贴着爷爷耳朵告诉他，他吃力地睁开双眼，看着这些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同志，嘴唇翕动着，想和他们说话，但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声音，想和他们握手，但胳膊微微动了一下，却没有抬起来……
看着当年驰骋疆场、威震敌胆的总司令被病魔折磨得如此虚弱，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我也哭了。
此后，爷爷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爷爷那颗为真理、为国家独立、为民族解放、为社会主义事业跳动了九十年的心，永远地停止了跳动……
那一刻，巨大的悲痛向我袭来，我情不自禁地哭喊着：
“爷爷，你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完成爷爷的遗愿
开完追悼会后，奶奶召集我们全家开了一个家庭会。会上，奶奶说，爷爷生前曾说，他还有两万多块钱存款，想把这笔钱当作他的最后一次党费，全部交给组织。
爷爷去世后不久的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我也有机会回北京上了大学。在这期间，我协助奶奶整理了爷爷的遗物，按奶奶的意见，帮助她起草了给中央办公厅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汪（东兴）主任：
朱德同志逝世已经七个月了，承蒙组织照顾由他身边工作人员清理了他的文件和遗物。这一工作现已告一段落，那几位同志也已相继离开了这里。此外还有几件事向您汇报一下。
一、遵照朱德同志生前嘱咐，现将他自发工资以来存放于中办特别会计室的存款（20306。16）全部上交党组织，另外他一件比较珍贵的白虎皮大衣也一并交上。
二、组织上为了照顾朱德同志为他特制的一张新床和一辆手推车，现均退还给组织。
原来朱德同志坐的红旗轿车，仍存放在六所，如何处理请组织安排。
三、朱德同志生前所发的文件资料等曾由尹庆民秘书整理，其中重要的文件和讲话、报告等资料均已上交中办。另外文字材料中，尚有朱德同志自39年至76年所作诗词除六十五首出版过，还有六百余首尚未出版。这些底稿现均存放在我这里。诗刊编辑部和一些老同志对朱德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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