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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花凋落-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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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乙说：“唉，别提了，昨晚挨着个事儿，一直折腾到今天下午4点钟才结束，两天一夜没合眼了。”
“什么案子？”
“谈不上案子，是你那个县的一个老头折腾的。”
“说说吧。”
唐家乙便说了一件事：昨天晚上9点多钟，他正在派出所值班室坐着和搭伴的两个小民警聊天，接到了一个电话，说生产资料商店抓到了一个窃贼，是正下手时人赃俱获，问怎么办ｗｗｗ。③ü ｗｗ。сōｍ。唐家乙说还有什么怎么办的，人赃一起送派出所来！
一会儿，窃贼被押来了。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干瘪小老头，汉族人穿着，一件羊皮袄脏兮兮的，腰间拴着根绳子，一看便知道是乡下人。这人撬开生产资料商店的后门，潜入店内，下手行窃时，被住在楼上的两个营业员听见，下来把他逮住了。
唐家乙看了看小老头，问营业员：“赃物呢？”
一个营业员指指脚边的一个布袋：“在这里面。”说着往外拿。
唐家乙原以为既然是乡下人潜入生产资料商店，必是偷绳子、喷雾器、马鞍之类，不料拿出来的却是四瓶五百克装的盐酸。他感到有些意外，指着瓶子问小老头：“你偷这玩意儿干什么？”
“抹队里的风车呀！”
“抹风车？这是什么？”
“桐油呀！”
“这是桐油吗？你看看瓶子上的标贴！”
“我不识字。”
这段对话并不是讯问，但唐家乙大体上已弄清这个小老头的作案动机。这当然是借用专业术语，因为盗窃这么四瓶盐酸，是够不上立案标准的。唐家乙寻思这是一起小案子，讯问一下，做个笔录，然后通知其所在地公社或者大队来人把他领回去就是了。如果不肯领，也就把他放了，不料，小老头说过上面几句话以后，便问什么也不吭声了。这样，照公安行当的职业思维，就可以产生若干联想：他会不会是流窜犯，或者是逃犯？偷盐酸这种规定严格控制购买的物品，会不会是想去搞某种破坏性行动？等等。因此，就有必要对此事查一个水落石出。
唐家乙和两个小民警轮流唱红白脸，软哄硬喝，端茶递烟，拍桌摔凳，样样来过，但那小老头软硬不吃，僵山芋母猪肉，煮不透蒸不烂，从容应对，只不开口。唐家乙三人一直折腾到天明也没弄清他的姓名地址，来龙去脉。天明后，所长、指导员上班来了，一问此事，又见那三位一脸倦容，又好气又好笑，所长让他们下班，说这事由他处理就是了。两个小民警如逢大赦，拔脚就走。唐家乙却不服气，一定要留下来查到底。
吃过早饭，继续讯问。说也奇怪，小老头见是派出所长亲自出马，竟马上乖乖开了口，供称自己是额敏县二道河公社的社员，奉生产队派遣来塔城购买桐油，因不小心把钱弄丢了，只好潜入生产资料商店行窃，否则回去无法交差。
所长让唐家乙往额敏方面挂电话核查。那时候通讯设施落后，用的是摇把子电话，长途全靠人工挂接，一个长途接通花一个小时不算一桩稀奇事。唐家乙打了三四个电话，一直到中午，终于弄清小老头所说的全是一派胡言，二道河根本没那么个人。
重新讯问，小老头已经睡了一觉，精神很好，说刚才他是想开玩笑，所以瞎说了一遍，现在说真的了：他叫马午生，哈拉布拉县吉也克镇巴拉坎大队第二生产队的社员，至于买桐油丢钱一节，确是如此。
于是，又打电话。直到下午二点多钟才查实：马午生所言属实。巴拉坎大队的治保主任在电话中说，马系三代雇农，平时又从无偷盗劣迹，希望这边能从宽处理，放其回归，由大队进行教育处理。
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年代，凡事都讲究出身，马午生的成分使派出所不得不考虑大队方面的意见，最后决定对其进行教育后，予以释放。
唐家乙一五一十把上述事情说完，两人酒也喝得差不多了。
刘斯勋想让唐家乙早点休息，便告辞而去。他回到招待所，也没把这当成一桩什么事儿，便上床睡了。一觉醒来，刘斯勋看看手表，清晨3点多钟，寻思还早，想再睡一会，却再也睡不着。睡不着难免东思西想，不知怎的头脑里冒出了唐家乙所说的那桩事儿，他总觉得似乎不对劲儿——生产资料商店出售的桐油，要么五十斤一百斤一桶的连桶售，要么一斤二斤零打，哪来的五百克瓶装连瓶售的？马午生常年在农村，怎么会不知道这一点而把五百克瓶装盐酸当桐油窃走？
如果真是为给风车上桐油而行窃，偷四瓶共二千克显然是不够的。
一般说来，像桐油这种农村常用的生产资料品，吉也克镇就有，马午生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到塔城来买？
刘斯勋越想越觉得这事儿表面似乎罩着一层疑云，在此事的后面似乎隐藏着一个什么阴谋。他决定待天明后了解一下此事。
上午，刘斯勋去公安处开会的时候，写了个条子，请刑侦科一位熟人打电话了解一下吉也克镇供销社是否出售桐油，近日是否脱销过，所售质量、价格与塔城的有何不同。中午吃饭时，那个刑警把条子递了回来，上面已注明了电话调查的结果：一、吉也克镇供销社终年出售桐油。二、近日未曾脱销过，商店每天营业。三、所售桐油从塔城农资公司进货，质量、价格与塔城生产资料商店所售的完全一致。
刘斯勋看了条子，嘀咕道：“反常！”
多年的刑事侦察实践告诉刘斯勋，凡是反常的事物都有研究一番的价值。这天下午，他没好好开会，头脑里老是想着这件事。
晚上，他一个人钻在招待所的一间空屋子里，来回踱步，苦苦思索，不时在笔记本上划拉二笔。终于，刘斯勋从纷乱如麻的思绪中理出了一个线头：盐酸！
位于吉也克镇外的7801医院的药品仓库失窃案，窃而复归的赃物看上去是铁克里的药水，但实际上是被窃贼认为是盐酸而下手的。他发现窃错了，就抛出赃物，以免事态扩大。
窃贼抛赃的当天晚上，企图再次行窃7801医院药品仓库，其目的是不是可以推断：因为上次错把“铁克里药水”当盐酸而窃了，这次是来窃盐酸呢？
在7801医院再次行窃盐酸不成，就上塔城生产资料商店行窃。
由此可见，窃贼的行窃目标是盐酸。至于为何要盗窃盐酸，那就不得而知了。刘斯勋认为，这正是需要调查清楚的。所以，他让唐家乙把讯问马午生的笔录抄了一份让他带回哈拉布拉县去。
三天会议结束后，刘斯勋匆匆赶回哈拉布拉。当天，他就向县公安局局长、政委（由军事管制小组组长兼）汇报了“盐酸”情况，认为应当调查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局长、政委深以为然，经研究，决定由刘斯勋负责主持这项调查。当然，由于不明情况，此事还不能立案，更谈不上什么专案组，不可能投入较多力量去开展调查。
刘斯勋从他的刑侦队里抽调了两名资深刑警，一叫王松，一叫徐佩丰。这天晚上，他把王、徐请到自己家里，一面喝酒一面介绍案情，交代任务：“从明天起，你俩就不必沾手其他事儿，就专门调查这事儿，务必要弄它个水落石出！”
三人分析了情况：窃贼第一次盗窃二瓶一千五百克重的“盐酸”，第二次盗窃了四瓶五百克的，这说明他所需要的盐酸在二千克至三千克之间。这也可以作为窃贼为什么不把中学作为行窃目标的解释，因为中学的化学实验室虽然也有盐酸，但通常不超过五百克，而且不是经常有的。但窃贼为什么要盗窃这个数量的盐酸，那就难以判断了。若准备搞破坏活动，那应当盗硝酸或者硫酸，因为硝酸、硫酸腐蚀作用远远胜于盐酸，而且硝酸还能制造炸药。但他去盗盐酸，这里面显然兜着一个谜。
刘斯勋对王松、徐佩丰说：“你们的调查就是要解开这个谜团。”
王松、徐佩丰对马午生的调查先从外围开始，他们赶到吉也克镇派出所，直接向派出所长说明情况，问是否知道巴拉坎大队的马午生这么一个人。
派出所闻言惊道：“什么？马午生会去塔城偷窃公物？这个……是不是弄错人了？”
王松把刘斯勋从唐家乙那里获知的马午生的年龄、外貌等说了一遍，派出所长沉吟道：“听上去倒是此人。”于是连连摇头，说：“他会偷窃，真是不可思议！”
王松、徐佩丰听了便向所长请教为何“不可思议”。派出所所长向他们介绍了马午生的情况：马午生，回族，今年五十四岁，祖祖辈辈居住在塔城地区，至少三代是以替人打工作为谋生手段的。
解放前，马午生也是长工，直到1944年才因参加“三区革命”而成为军人。1944年9月，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暴动，暴动者完全占领了上述三个地区，并成立了新疆民族军。这次暴动，史称“三区革命”。马午生当时参加了“三区革命”，成为民族军的一名马夫。1949年12月，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马午生在该军第二师司令部当炊事员，后来担任炊事班长。
1954年，马午生从部队复员，回到巴拉坎老家，娶妻成家，以种地谋生。三年后，经原民族军的一个上司介绍，马午生去塔城“苏联侨民协会”当杂役，每月领取一份工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
6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恶化。1962年4月，新疆的伊犁、塔城等地区发生数万中国边民集体冲关外逃投往苏联的事件，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伊塔事件”（也有称“伊犁事件”的）。“伊塔事件”是苏联克格勃一手策划的，事先有为数不少的克格勃特工以“苏联侨民”、“走亲访友”的名义在伊犁、塔城等地进行秘密活动，对中国边民进行反华宣传，最后促成了这次事件。当时，在塔城“苏侨协会”当杂役的马午生，事先曾两次向我有关部门报告了他所知晓的关于该事件先兆的蛛丝马迹。“伊塔事件”发生时，边民外逃持续了三天三夜，许多人是全家外逃，有的村子逃得只剩下十几人。马午生的妻子在境外有亲戚，见同村有不少人外逃，便也动了念头，提出要全家越境投奔苏联亲戚。但马午生坚决不肯，结果其妻带着一对儿女扔下他走了。
外逃的人中，有的还赶走了生产队的牲口、大车，车上装着集体的财产。马午生见状，坚决阻止。他在北疆寒意十足的春夜里，光着膀子站在村口桥头，大叫着“谁要带走集体的财产就先把我姓马的杀了”，伸开双臂拦住大车。结果，他所在的生产队的大车、牲口一辆一口也没被外逃者带走。在阻止过程中，马午生被殴打成伤，但他毫不退让。
“伊塔事件”结束后，政府在处理善后事宜中，了解到马午生的表现。他受到了表彰，出席了公社、县和地区的先进分子代表大会，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文化大革命”伊始，每有外地红卫兵来当地“串连”，马午生总被作为“反修标兵”而去给他们回忆九年前“伊塔事件”中他的事迹。红卫兵送给他的《毛主席语录》、像章、袖章，积存在一起竟有满满一木箱。所以，马午生在当地，是一个积极进步的人物。这样的人，竟会有偷窃行为，自然令派出所长感到不可思议了。
派出所长介绍完马午生的情况，说：“为慎重起见，我建议你们还是认真细致调查一番为好，我们要对马午生负责。”
王松、徐佩丰同意这一观点，表示不会草率行事，更不会妄下结论。他们决定去巴拉坎大队深入调查，当然，无论以哪一方面来说，都不宜公开身份。因此，他们要求派出所方面予以协助。派出所长便把两人作为‘’县革委会农业组（即“文化大革命”前的农业局）工作人员”介绍给公社革委会，还真的陪王、徐过去了。王、徐也只能假戏真做，称是奉命下来调查农村社员科学种田情况的，想跑几个大队，先去巴拉坎大队，因为该大队的粮食亩产一直处于全县前茅。公社革委会哪知底细，当即出具介绍信，两人便赶到了巴拉坎大队，在大队部住了下来，开始对马午生进行秘密调查。
由于有派出所长那番言语，王松、徐佩丰也真怕有人冒名顶替马午生在塔城行窃，所以他们先查事发时间马午生是否在生产队，查下来马午生果真外出了。
接下来调查两个问题：马午生是否真的奉派去采购桐油？他是不是完全文盲？结果，两个侦察员巧妙地从生产队长那里了解了以下情况：马午生确实是为生产队采购桐油，那是他自己主动向生产队长提出的，而并非受生产队所派。本来，这个季节不是给木器涂抹桐油的季节，木器上桐油应当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这一段时间里，但生产队长考虑到马午生是个“名人”，只怕他干活觉得累了，想弄桩外出差使轻松轻松，也就不便驳他的面子，于是就同意了。没想到从大队传来消息，说马午生在塔城行窃。次日，马午生从塔城回来了，出乎意外地却带回了十来斤桐油，他向生产队长叙述了自己在塔城遭窃后无奈而被迫行窃的经过，说返回时从吉也克镇上的一位朋友处借了钱，买来了桐油。生产队长虽然对他不在吉也克镇上采购桐油而非要舍近求远去塔城一举感到不解，但还是为他“出于公心而行窃”所感动，在家里杀了只公鸡请他喝了顿酒。至于被窃去的钱，那按照规定只好由马午生自己负担了，生产队长不能开“报销”之例。马午生没读过书，但他在部队里学过几年文化，其水平相当于小学四五年级，能看报纸，也能写写信。
王松、徐佩丰出于谨慎，没和马午生作正面接触，便返回县城向刘斯勋副局长汇报了情况。
刘斯勋听了侦察员的汇报，沉思良久，眨着眼睛道：“如此看来，这个马午生在唐家乙那里说厂假话，他所具有的文化水平应当是识得瓶子上所贴标签上的‘盐酸’字样的，他的塔城之行其实完全是为了盗窃盐酸。一个农民，如此迫切地要盐酸干什么？……唔，看来，有必要还要调查一下马午生是不是去7801医院行窃的那个人。你们知道他穿几码的鞋？”
“这个不清楚，为防打草惊蛇，我们没敢和他接触。”
“唔，这事儿去查一下，你们辛苦一下，再去巴拉坎走一趟。这回不必藏藏掖掖了，可以向干部亮明身份，但是请他们要保密。”
王松、徐佩丰二上巴拉坎，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见他们去而复回，先已意外，待到看了证件，更是吃惊。王松说：“我们这次来，对外名义仍是搞农业调查，但真正目的是想弄到马午生的脚印，最好是看一下他穿的鞋子。”
大队治保委员吃惊不小：“马午生，他怎么啦？难道真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问题现在还没能下结论，所以要调查。不过，他身上兜着疑团是肯定的。”
治保委员便让生产队长予以协助。生产队长说：“怎么查呢？
马午生这两天又不在家，他去红花峪走亲戚去了。”
“他家里有什么人？”
“他老婆孩子都逃苏修那边去了，就他一个人生活。”
徐佩丰说：“那倒好，我们正好去他家看看，总有留下的鞋子的。”
“可门是锁着的。”
这个问题当然构不成障碍，侦察员说：“去看看再说吧。”
生产队长便带王松、徐佩丰去了南侧村口，指着树林子说马午生就住在那里面。两个侦察员走进树林子一看，那是三间土屋，门窗紧闭，门界上扣着一把铁挂锁。王松说：“想个法子进去看看。”
徐佩丰看了看门锁，没去触碰，绕到屋后，也不知用了什么法子，就把一扇窗子鼓捣开了。生产队长年岁已高，腿脚不便，自然不能攀爬，便待在外面。王松、徐佩丰攀窗而入，里面一间是厨房兼作堆放农具、粮食、杂物，一间是客堂，一间是卧室，皆陈设简陋，但收拾得很整洁，不像通常庄户人家那样杂乱无章、肮脏不堪，也许是主人当过军人的缘故。
侦察员转了一圈，在床下发现了几双穿过的鞋子，遂拍了照片并将其中一双跑鞋底弄了个石膏模。徐佩丰把鞋子放回原处后，把目光投向床上，意外发现枕头下露出一个书角。他抽出来一看，是“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柳青所著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封面已经有些破损，翻开来扉页上写着一个名字：马根法。里面翻了翻，没发现什么。
王松接过书也翻了翻，笑道：“一个自称是‘文盲’的人，竟还看起了柳青的长篇小说。”他把书放回原处的时候，眼睛突然眨了眨，定定地望着那块印有向日葵的枕巾：“唔？”
“怎么的？”
“你看枕巾上面！”
徐佩丰定睛一看，枕巾内侧的边沿有一截头发，一头压在枕巾下面，取出来一看，是一根大约25厘米长的软软的细头发，一看便知是女人的。王松自言自语道：“他不是孤身一人吗？怎么床上有女人头发？这事儿怪了！”
徐佩丰说：“也许是相好吧？”
王松把头发夹在笔记本里：“管他相好不相好，总得查一查！”
侦察员对这次秘密搜查所获得的东西进行了鉴定和调查——鞋印虽为三十八码，但从磨损特征判断，与在7801医院现场提取的鞋印不是同一人。
马根法系巴拉坎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回乡知识青年，《创业史》是他的，半个多月前马午生借去。当时他颇为不解：马午生从不看书的，怎么借起长篇小说来了？便有些拒绝的样子。马午生说是借给他的侄女看的，马根法这才给了他。
马午生平时从来不和女性交往，村里从未有过关于他和哪个女人相好的传言。
刘斯勋和王松、徐佩丰分析了上述情况，得出一个推断：马午生床上的头发系他所说的“侄女’”所留，《创业史》也是她所阅读；估计这个“侄女”多半和“盐酸”有关。
刘斯勋下令：“一查到底，弄清这个‘侄女’是何许人！”
王松、徐佩丰三赴巴拉坎大队，仍是不显山不露水的秘密调查。但是，查下来却发现马午生并无兄弟姐妹。不过，越是这样，倒越引起了侦察员的兴趣。王松忽然想起马午生这几天去红花峪走亲戚之说，便向大队治保委员了解：这个亲戚是何人？治保委员不是二队人，不清楚马午生的根绊，于是便向二队生产队长请教。
生产队长说：“记得马午生娶的婆娘是红花峪的，要么是他婆娘面上的亲戚？”
这是一条线索，但若要查清则须去红花峪。两个侦察员交换了意见，决定去红花峪跑一趟。红花峪属于额敏县，距巴拉坎大队四十里地，两人赶到那里，通过公社公安特派员悄悄一摸，喝！不但查到了马午生的亲戚，还查到了他那个“侄女”。
马午生的“侄女”名叫朱远芳，二十三岁，甘肃省伊哈托黑人氏。这伊哈托黑处于狭长的河西走廊的最北端，西为内蒙古，东为新疆，往北三十余公里以外便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朱远芳的父亲原先在新疆谋生，“三区革命”时也是一个参与者，后来成为民族军战士，和马午生待在一个班里，两人交情很深。解放后，朱父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退伍军人的名义回到了老家伊哈托黑，在当地一家工厂工作。1968年，朱远芳被分配到伊哈托黑农村插队落户，由于和当地社员关系搞不好，日子很是难过，便央求父亲给她另外联系一个地方插队，这在当时的知青中称为“转队”，算不上一桩新鲜事。朱父想起老战友马午生，便写来一封信请求帮忙。马午生古道热肠，两肋插刀，当即和红花峪联系，以自己“侄女”的名义把朱远芳安排来新疆插队。这件事从1970年7月间开始办，至9月份办成，朱远芳于9月上旬来红花峪落户，以上情况是侦察员从红花峪大队干部和群众那里调查所获。
王、徐回到县公安局，把调查所得的情况向刘斯勋汇报了。刘斯勋听了眉峰一耸：“又冒出一个女知青来了！这个朱远芳从9月份抵达红花峪，跟着就发生了7801医院药品仓库失窃案件、‘盐酸事件’什么的，看来，她不是一个良善之辈，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后来据刘斯勋说，他就是从这时开始怀疑这个案件可能不是普通刑事案件，而是有政治背景的间谍破坏案之类。因为这样想，所以他马上去向局长、政委汇报，谈出了自己的怀疑。局领导认为此案非同小可，当即召开党委会，专门讨论此案，最后决定成立专案组，政委挂帅总抓，具体仍由刘斯勋指挥。
刘斯勋撇开手头的工作，率领十二名警察来到吉也克镇，把专案组设在派出所里，正式开始侦查此案。由于思路起了变化，侦查路子也重新作了安排，专案组决定把调查重点放在朱远芳身上。
首先同时展开两步调查：一是查阅朱的档案材料。二是秘密提取朱的脚印及头发，分析鉴定是否是7801医院失窃案案犯及在马午生床上过夜的女性。
侦察员去了额敏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查阅了朱远芳的材料。那是甘肃方面在7月份寄来的，有朱远芳的履历表。
县知青办及伊哈托黑镇特哈拉大队准予其“转队”的证明、户籍转移许可证明。侦察员作了摘录，并把所有材料都拍了照片。刘斯勋看了材料摘录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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