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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花凋落-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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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知青办及伊哈托黑镇特哈拉大队准予其“转队”的证明、户籍转移许可证明。侦察员作了摘录，并把所有材料都拍了照片。刘斯勋看了材料摘录及照片后，由于头脑里已有“间谍案”的怀疑，当即命令出动三名侦察员星夜急赴甘肃伊哈托黑调查。为争取时间，他吩咐侦察员在获得调查结果后，立刻发回加急电报告知。
另一路侦察员通过红花峪方面的帮助，顺利地提取到了朱远芳的脚印和头发，当即连伺7801医院现场提取的脚印照片，马午生床上的那根头发，由专人驱车送往乌鲁木齐自治区公安厅作技术鉴定。两天后，鉴定结果出来了：7801医院现场脚印及马午生床上的头发均系朱远芳的。
这时，去甘肃外调的侦察员也以加急电报发回来调查结果：伊哈托黑无朱远芳其人，该地也未办理过类似此情的知青“转队”手续，新疆方面所收到的所有证明材料都是假的。
刘斯勋虽然已有思想准备，但在获知这一结果后还是感到震惊：“如此看来，这个‘女知青’是一名特务嫌疑分子！”他通过电话向局长请示后，当即下令：“立刻拘留朱远芳、马午生！”
这时，马午生已回到巴拉坎大队，侦察员连夜急赴其住处，把他从床上拖起来，扣上手铐拉了就走，同时搜查住处，未获任何可疑物品。
与此同时，朱远芳也落入了法网，侦察员搜查了她的住处，获得如下特工活动证据：外形酷似“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的高频超短波收发报机一台，定向无线电联络仪一个，苏制左轮手枪两把，子弹一百二十发，新疆、内蒙古、甘肃空白边境通行证各三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工作证一份，密写药水一瓶，全国粮票三百公斤，人民币八千元。
这个名叫朱远芳的“女知青”，就是1970年6月从苏联特维尔谍报学校毕业的克格勃特工钟秀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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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可怕的牲畜瘟疫产生于克格
勃技术管理局生物研究室，一旦传播
开来，将引发震惊世界的新闻！
当时，知道“朱远芳”的真名叫钟秀翔的，只有她自己。
钟秀翔被捕后，由于案情重大，刘斯勋命令给她扣上了双副手铐，武装押解布拉哈拉县，直接押往县看守所，审讯就在看守所内进行。
刘斯勋亲自出马，担任主审。据一位当时在场负责警戒事宜的刑警后来回忆，他接到紧急通知赶到看守所对审讯室布置警戒措施时，钟秀翔还未押到。大约在清晨5时左右，钟秀翔押抵看守所，大门洞开，押解车辆直接驶进看守所院子。她穿着一件当时知青中流行的草绿色紧身棉袄，双手反铐在后，被两名为这次任务而特地从公安局内勤抽调出去的女警察左右挟架着下了车。在双脚着地的同时，她飞快地转动眼睛，迅速观察周围环境，这是谍报学校所受的训练形成的条件反射——她在下意识地动着脱逃脑筋。
钟秀翔被押进审讯室时，神情并不慌张，只是有些呆滞，从她接下来回答讯问时的情况看来，这个呆滞并不是惊吓所致，而是故意装出来的。
刘斯勋事后谈到这次不顺利的审讯时犹自耿耿于怀，他说：“他妈的！特务犯跟一般刑事犯就是不一样，钟秀翔有着一种特别沉得住气的本领，简直软硬不吃！”钟秀翔在长达五小时的审讯中，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我叫朱远芳”，一句是“你们抓错人了”。此外，不管审讯人员问什么，说什么，她都不吭一声，偶尔冷笑几声，态度很是恶劣。
刘斯勋见“话不投机”，最后决定停止审讯，让把案犯关进监房，同时指示看守所必须给予她完全人道主义的待遇。看守所长亲自出面，让给钟秀翔送去了崭新的被褥和生活用品，考虑到她被捕后还未吃过东西，特地让伙房下了鸡蛋挂面送去。钟秀翔吃了，而且吃得很香，吃完后她蜷缩在被褥里打起盹来。这本来是违反监规的，但考虑到当天还要审讯，所方也就不阻止她了。
钟秀翔休息了，刘斯助一班人却还不能休息，他们接着提审马午生。马午生冷不防被逮捕，料想东窗事发，已经吓得坐立不安，这会儿被押进审讯室，见里面坐着六个警察，连大腿杆子都筛起糠来。审讯者让他坐下，刘斯勋的副手、刑侦队副队长马德泉问过他的姓名等等后，便让他交代问题。
马午生可能觉得马德泉的态度很和善，便异想天开地起了硬顶的念头，指手画脚嚷嚷道：“我有什么问题？我是被你们瞎抓的！
我是回回，你们瞎抓少数民族，当心闹起民族纠纷！”
马德泉淡笑道：“回回又怎么啦？你是回回，我也是回回。在中国，什么民族、什么人都得严守国法。马午生，你的事情我们已经掌握得八九不离十了，还是老老实实交代为好！”
马午生声调低了八度，但犹是不肯承认：“我有什么问题啦？
我有什么事儿啦？”
“你先说说你跟朱远芳的关系。”
“她是我一个老战友的女儿，原本是去甘肃虱…”“停！”刘斯勋喝住他，“这个，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全是假的！”
马午生一愣，张口结舌：“这……这个……那么……”他突然咬住了舌头，不无惊恐地睁大了眼睛，盯着审讯桌旁边的一张稍矮的桌子。那上面，原先盖着一块白布，现在突然被揭去了，露出了下面那些从钟秀翔住处搜出来的特务活动罪证。
刘斯勋笑道：“怎么，没想到吧？现在，我想你可以开始交代了，不然，对于你来说，可能太晚了。”
马午生沉思良久，终于哭丧着脸作了以下交代——原来，马午生在塔城“苏联侨民协会”当杂役时，其经历和多年生活养成的狡猾引起了披着“苏联侨民”外衣的克格勃特工的兴趣，决定发展他为特工。1959年秋，克格勃派了一名也是“苏联侨民”的女特工以色相轻而易举地把马午生引上了钩，然后便捧出了底牌：要么听他们的指挥，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要么被指控为“强奸罪”送到塔城公安局去。马午生吓坏了，几乎不假思索就答应参加克格勃。从此，他开始秘密替克格勃搜集边境地区的军事、政治情报，从克格勃那里领取了不少奖金。1962年初，克格勃根据赫鲁晓夫的旨意，开始策划“伊塔事件”。具体主持这项阴谋的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第六部考虑到事件发生后，原先在伊犁、塔城等地区活动的披着“苏联侨民”外衣的特工都将暴露而被迫撤回苏联，克格勃在上述地区的谍报工作所选中的人员中，有一个便是马午生。
为了使马午生取得中国方面的信任，便于今后活动，克格勃故意指使马午生在“伊塔事件”发生前便去向中国有关部门报告蛛丝马迹：事件发生时，又让他指使家属逃苏，而自己却留下来阻止边民外逃，从而把他塑出了一副“反修英雄”的形象。
“伊塔事件”后，马午生继续接受克格勃的指令，为克格勃收集情报，直到1966年夏天才停止。之后三年多时间，克格勃没有跟他联系。直到1970年8月中旬的一天，马午生去吉也克镇赶集时，忽然有一个哈萨克牧民打扮的汉子和他打招呼，邀请他去一家小酒店喝酒。马午生马上想到这可能是克格勃派来的联络特工，尽管心里颇有些惶惶，但还是只得去了。果然，酒刚斟上，对方就说出了接头暗语。马午生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只得老老实实听对方传达了克格勃的指令：克格勃将安排一名女特工来塔城城区开展活动，马午生须妥善安排其在当地农村“插队落户”，然后积极协助其进行活动。
那个“牧民”传达指令后，让马午生当场拿出有关方案来。马午生寻思那主儿大概活动过就要走的，即使不暴露，也会给他留下一个话柄，引起人们的议论，日后会与他不利，所以，不能把她安插在自己村里，得弄到外村去，这样，他头脑里便冒出了“红花峪”。
至于名义，这倒难不倒马午生，他想起自己有个姓朱的战友在甘肃，可以让女特工顶其女儿的名义，“转队”来新疆落户。他把设想对“牧民”一说，对方未置可否，让他过几天听消息。
五天后，马午生又去赶集时，径直来到那家小酒店，那个“牧民”已经坐在里面等着他了。这一次，两人谈话时间不长，“牧民”向马午生交代：决定照他提出的方案实施，考虑到这里是边境地区，为避免麻烦，决定把女“知青”朱远芳的原籍定在甘肃边境地区的伊哈托黑，从边境到边境，相对说来不易引起怀疑。“牧民”让马午生这几天不要外出，注意接收从甘肃方面“老战友”寄来的挂号信。收到信后，立刻着手办理此事。红花峪方面答应后，可在巴拉坎大队二小队村口的电线杆一米高处用刀子刻一个“△”符号，朱远芳会携带有关“转队”材料来找他的。
马午生照此办理，去红花峪一说，那边一口答应，说安排一个知青没问题。他便发出了联络暗号。十来天后，朱远芳果然悄悄来找马午生了，随身带来了甘肃方面同意她“转队”至新疆的全套材料。红花峪大队先把朱远芳安置下来，然后去办了有关手续，使她成了一名合法的“插队知青”。
朱远芳潜伏下来后，立刻着手开始活动。她找到马午生，说需要三至四公斤百分之一百浓度的盐酸。说来也好笑，马午生虽然是克格勃特工，但他没受过一天训练，又没上过学，所以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盐酸。朱远芳给他解释了好一会，才知道那是一种化学药水，具有腐蚀性，但他不知道应当往什么地方去搞。朱远芳说在化工原料商店或者生产资料商店可以买到，让马午生去购买，并交给他一千元钱。马午生一打听，塔城及附近地区并没有什么化工原料商店，生产资料商店倒是有的，但在塔城市里。10月1日，马午生乘生产队放假的机会去了趟塔城，生产资料商店倒是有盐酸卖的，但是必须出具经公安局盖章核准的单位证明。马午生空手返回，赶到红花峪对朱远芳一说，朱远芳皱眉不语，沉思良久方才开口，让马午生回去，说由她想办法解决。
马午生回队后的第三天晚上，朱远芳突然来了，说她已经侦察清楚，吉也克镇外的解放军7801医院药品仓库里有盐酸，她决定去盗一些来。今晚就去，让马午生给她望风接应。马午生自无二话，当即和朱远芳出发。两人赶到7801医院外面，朱远芳攀墙而人，潜入药品仓库，不一会就盗了两瓶盐酸，从墙头上递给马午生。
两人拿着盐酸回到马午生家，已是拂晓时分；朱远芳便在马午生那里住了下来。
次日，朱远芳一查验，发现所窃的并不是盐酸，而是一种有着浓烈挥发气味的药液，不禁大为沮丧，寻思只得再去医院辛苦一趟了。她考虑到医院方面会“贼出关门”作一些防范，便决定稍停几天再去光顾。这样，她就在马午生家待了下来，出于谨慎，她从不出门，终日缩在马午生卧室里。这样难免寂寞，便让马午生去同村社员处借了本小说来消遣，却不料因此留下了蛛丝马迹。
这时，7801医院失窃了铁克里老汉所献药水的消息不胫而走，终于传到了村里，马午生把传闻告诉了朱远芳。朱远芳闻之颇为吃惊，担心公安局抓住此案不放，一查到底，查到马午生这里来，于是决定把赃物送还7801医院，以让公安局偃旗息鼓。她让马午生去办了这件事。次日，朱远芳派马午生去7801医院探看，得知刑警已经撤走，不禁大喜，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今晚二上医院，把盐酸盗来！”
当晚，朱远芳、马午生二上78O1医院，不料朱远芳在窥探动静时正巧被值勤护士发现，结果差点当场被生擒活捉。两人胆战心惊地逃回巴拉坎二队，一头缩进屋里，再也不敢动7801医院的脑筋。
马午生原以为此事就这样罢休了，哪知几天后朱远芳忽然下达指令，命马午生去塔城生产资料商店盗盐酸。马午生不敢违驳，只得答应，便去向生产队长讨了买桐油的差使。朱远芳向他作了交代，告诉他万一失风被捕，可如何推脱，并让他如何应付警方的讯问。朱远芳和他约定：如果到次日下午2点钟还不回来，她就离开巴拉坎二队回红花峪了。如他很快就获释，则速去红花峪找朱远芳。
马午生在塔城行窃失利后，从派出所放出来回到巴拉坎二队，因已过了约定时间，朱远芳早去了红花峪，他便往红花峪去向朱汇报了失利经过。朱远芳没有责怪他，说另外再想办法搞盐酸。总之，盐酸是必须搞到的。
马午生一口气交代到这里，摊开双手道：“我所干的就是这些，都交代了，请公安同志明鉴。”
是“公安”而不是“同志”的刘斯勋一边在听马午生交代，一边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朱远芳这么急切地想得到盐酸，这是为了什么？她要用盐酸来干什么？当下，他便发问：“朱远芳要盐酸想干什么用？”
马午生连连摇头：“这个，我可不知道，她没说，我也没敢问。”
“她什么都没说吗？比如露一点口风之类的？”
“没有，一点口风也没漏，只说要三至四公斤浓度为百分之一百的盐酸。”
对马午生的审讯就进行到这里，刘斯勋一班人此刻已经两天一夜没合眼了，决定休息几个小时后重新审问朱远芳。
马午生、朱远芳反革命间谍案在破获伊始，布拉哈拉县公安局已经向地区公安处作了电话汇报，公安处随即电告自治区公安厅。
公安厅领导经过研究，决定该案由自治区公安厅直接审理，于是往布拉哈拉县公安局拍发了“速将马午生、朱远芳二犯稳妥押送乌市”的紧急电令。刘斯勋回到公安局想去值班小憩一会时，电令刚到，自然是无条件执行。县局当即把该案的全部卷宗材料、证据等聚拢一起，装箱密封，连同马午生、朱远芳二犯由刘斯勋率领四名刑警、八名武警，连夜押送乌鲁木齐。
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对这起反革命间谍案相当重视，特地抽调了五名资深预审员组成了一个审讯班子，组长由已干过二十多年预审工作、突破过多起疑难大案的杜培生担任。杜培生接手该案后，先和其他四名预审员一起仔细阅读了全部卷宗材料，察看了证据，然后商议审讯方案，最后决定先审马午生。
马午生原以为自己的案情不算怎么严重，严重的是朱远芳，没料到竟被警戒森严地押送到了乌鲁木齐，这才知道情况不妙，一进审讯室马上跪地求饶，痛哭流涕地仟侮自己的罪行。这样，对他的审讯进行得比较顺利，但他却供不出比在布拉哈拉看守所时更多的内容。这样，预审员所期待的从马午生口供中找到对付朱远芳沉默的突破口的希望就落空了。杜培生只能在对案情了解不深的情况下进行对朱远芳的审讯。
朱远芳从被捕一直到押解乌鲁木齐，头脑里自然没有停止过对如何应付讯问的思考。根据她在苏联特维尔谍报学校所学到的反审讯内容，她采取的方式是一口咬定自己是甘肃知青，“转队”来到新疆的。这当然不解决问题，预审员告诉她：早在下手拘捕她前，就已经派员去甘肃伊哈托黑作过直接调查，当地并无“朱远芳”其人。另外，那张上面有盖着钢印的她的照片的公安部证件，又作何解释？当然，还有其他手枪、无线电收发报机、密写药水之类的间谍证据等等。朱远芳听了以后，（炫）恍（书）然（网）大悟：特务学校所教授的东西在实践中似乎并不管用啊！于是，她就采取在布拉哈拉一样的方式，缄默不言。这样，第一次审讯没能达到目的。
几小时后，又进行了第二次审讯，朱远芳仍旧不肯开口。
由于案情重大，朱远芳是被单独关押在一间牢房里的。事先，杜培生怕出问题，亲自去那间监房察看过，并且向看守所长直接交代过：必须派责任心强的看守员负责看守关押朱远芳的那一排监房。但是，问题还是发生了，朱远芳竟在第二次审讯的那天晚上上吊了！
事情是这样的：看守所长知道朱远芳案情重大，特委派女看守员小乔值夜班看守几个关押女案犯的监房。小乔二十六岁，当兵出身，“文革”开始那年复员来到看守所当看守员。她在部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办事认真，所以被看守所长委以重任。这天晚上，小乔倒是格外认真地巡视，但她那几天正开始妊娠反应，常常呕吐。这当然不能在巡视时当着案犯的面进行，她就一趟趟跑值班室。大约在下半夜2点钟左右，小乔又一次去呕吐，这一次吐得极难受，涕泪交流，她在值勤室耽搁的时间就长了一些。不料，当她料理定当再去走廊巡视时却发现特务犯朱远芳已经用被单撕成的布条把自己吊在铁栅门上了！幸亏发现得早，抢救措施又得力，总算把朱远芳从阎王爷那里拉了回来。
杜培生被这次事故吓得不轻，预审小组商量下来，决定把朱远芳关进另一个已有四名犯其他罪行的女案犯的监房，由所方向她们交代注意监视朱远芳，使其无再次自尽的机会。与此同时，继续对朱远芳进行审讯，但她依旧坚不开口。这样，审讯形成了僵持状态。这种情况，对于杜培生这样一个老预审员来说，自然不是第一次遇到，他考虑再三，决定采用“欲擒故纵”的策略，暂时不再提审朱远芳，把她“晾”在监房里，使她放松戒备之心，产生无聊之意。
这样，她为了打发时光，自然会和同监犯说话聊天，言多必失，时间稍长，估计她会在不经意中吐露口风的。
这着棋子走得很对，一个月后，经向朱远芳的四名同监犯分别了解，预审员获得了一条线索：朱远芳对北京很是熟悉，对一些街道、胡同简直到了了如指掌的程度。此外，她对东北黑龙江农场也有所了解。预审小组分析了上述情况，初步判断朱远芳是北京人，可能是从北京去黑龙江农场的知识青年，叛逃苏联后当特工，又被派遣回国来从事间谍活动的。
杜培生针对这一情况，决定加大了解朱远芳的力度。经严格选择，预审小组将一名犯流窜盗窃罪而被拘捕的吉林女知青调入朱远芳所在的监房。按照估计，这个流窜女贼与朱有几点共同之处：北京人，女知青，在东北农常她们之间可能会有共同话题，这样，朱远芳也许会在不经意间对自己的经历、事情会有较多的吐露。哪知事与愿违，朱远芳一听对方是知青，似乎产生了戒心，不肯多和其接触，更谈不上吐露什么了。预审小组见事情不妥，便开始走另一步：把朱远芳的照片、体态特征、口音等材料以“协查通知”的形式发往北京、天津地区的公安机关，请求那边予以调查，想弄清朱远芳的原籍，顺藤摸瓜调查到更多材料后，作为审讯她的突破口。
“协查通知”发出去后不到一星期，一直难以突破的僵持局面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从而使预审小组找到了突破口——一向身体健壮的朱远芳突然生病了，她最初的症状是喉痛、头痛，每天去监区作巡回医疗的狱医知道后，估计是感冒，就给她眼了感冒药。但药吃下去后却并不见效，当天晚上朱远芳开始发烧。
当时同监犯都在睡觉，谁也不曾留意，直到她一次次喝开水时，她们才警惕起来，怀疑她有心事睡不着，说不定又在动上吊自杀的脑筋了。这下子，大家都不敢睡着了，生怕错过了立功赎罪的机会（看守所规定阻止同监犯人自杀的被视为立功行为，可以作为从宽处理的依据）。她们不睡，朱远芳倒睡过去了。她的睡，其实是一种高烧的昏沉。几小时后，她开始出现惊厥和说胡话。同监犯见状，摸摸她的额头，烫得简直不能沾手，于是马上咋呼起来。值班看守员当即向预审小组报告，杜培生那天正好轮到值班，马上调车召人，把朱远芳送往医院救治。
朱远芳当时是被作为要犯关押的，杜培生亲自守在旁边，看着医生对她实施抢救。医生所有的抢救手段和所用的药物，均须经他点头。朱远芳送进医院时，发烧高达42℃，已经处于完全昏迷状态。医生给她打了退烧针，一刻钟后体温反而蹿到了42．4℃。
内科主任、副院长等高年资大夫都被召到急诊室，经紧急磋商，决定再注射退烧针，并敷以冰袋强迫降温。双管齐下，温度才缓缓下降，人却仍是昏迷不醒。一小时后，温度降到40℃时，朱远芳说起了胡话，其中反复说到的是“盛炜富”三个字，听上去是一个人的姓名；另外，频率较高的还有“三连七排”。当时的公安机关，由于经济原因，装备很差，所以也无法弄一台录音机放在朱远芳床头，杜培生只好守在朱远芳旁边用笔记录。朱远芳说了持续大约个把小时的胡话，杜培生和另一个女预审员记下了她所说的每一个字，一时无法辨别的就以汉语拼音记下谐音。
朱远芳退烧后，公安机关从人道主义出发，出资请医院为她作了全方位的体检，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医疗仪器和检测手段，最后未发现内脏有什么隐疾。医生认为这次发烧是由感冒引起的。在她住院治疗、检查的五天里，公安机关派出了近百人次的侦察员进行秘密监守；另外，因其是病人，还专门抽调了四名女干警，分两班昼夜在病房照料。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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