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1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暗母锩沂勘环炊汕贡惺被鼓芎傲骄淇诤牛晌母锸逼诘恼畏该牵戳翱诤诺娜ɡ裁涣耍挂溉饲资艚荒伞白拥选薄Ｆ渌淌路冈蛎挥刑凶蛹猩嗤返摹笆馊佟薄：罄床痪茫盖坠さ馗浇遄诱蜓粲幸桓鼍潘甑男∨ⅲ蛭赵谘ＱЩ崃恕按虻埂倍郑团艿揭欢滦从小懊飨蛩辍北暧锏那缴嫌梅郾市戳恕按虻埂绷礁鲎郑坏背上中蟹锤锩プ撸恢铡�
当时陕西的农民非常穷，但民风淳朴，农民老实、厚道。在孟塬工地不远，有一个小小的洗染店，有一些单身工人就把自己的衣服拿去洗，一来二往就和店里的人混熟悉了。这个洗染店里有一个老师傅，姓张，当时背上总是戴着写着“小业主”三个字的布条。张师傅原本是这个洗染店的老板，穷苦人出身，抗战时在国军部队里当马夫。日本人打洛阳时，他在战场上给长官看马，眼见着一发炮弹打来，离自己百步开外爆炸；第二发炮弹又近了一点，第三发更近一点。老张一看，坏了，再有一发就轮到自己了。于是他撒开脚丫子就跑，刚跑了几步，一发炮弹落在他刚才站的那个位置，长官的马全被炸死了。后来他们部队深夜里在麦田中行军，老张猫着腰走着走着，一扒拉开麦子，和几个也在摸索着前进的日本兵正好脸对脸。老张吓得大叫一声，扭脸就跑；那几个日本兵也吓得往后跑了几步，然后就打起枪来。就这么着，老张的部队被打散了，老张自己辗转流落到了孟塬，开了间小小的洗染店，又找了个媳妇。解放后，老张的洗染店被公私合营，老张也继续留在里面当职工。老张人很豁达，因此尽管当时每天都背着“小业主”的白布条子，但依旧谈笑风生，声如洪钟。
有一天傍晚，工地来了一车皮开山洞用的梯恩梯炸药。火车停在车站里，领导认为很不安全，于是组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连夜装卸。可是工人里党员、团员不多，人手不够，于是就让积极分子也去，后来又叫出身好的也去，然后出身富农的也叫去了。到最后，工棚里只剩下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三个出身不好的工人。工棚里没有电灯，只有外面惨白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三个人谁也没有睡觉，但谁也不吭声……成分不好的人在那个时代就是不可信任的人、就是政治贱民、就是中国的“首陀罗”和犹太人。“出身”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人的心头，让人窒息，让人随时感觉自己是个异类。
当时单位里有一位叫王××的女工人，平素里大大咧咧的。不知道为什么，她的一本《林彪语录》少了一页，竟然被人给汇报了。造反派审问她，她也说不清楚。当时，有个跟她不对的人私下向造反派诬告，说看见她用《林彪语录》擦屁股。就因为这个，王××被强行遣送农村改造了四年，直到林彪“九·一三”折戟沉沙，才把她给放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十一、“进洞要紧”
铁Z局在潼关一带，修筑的是连通孟塬（「注」属陕西省）到风陵渡（「注」属山西省）的铁路，合计修了一座黄河铁路大桥和几个隧洞。因为当时局势混乱，工程修修停停，四、五年才最后完工。修黄河大桥时，由于蛮干，有一艘拉铁梁的登陆艇被钢丝绳拽沉，致使在船上的几个工人牺牲，也被埋葬在黄河南岸的沙滩上。后来一九九一年我考上大学时，我们全家到临潼旅游。火车过黄河大桥时，父亲还指着黄河南岸的沙滩对我说，那里埋着当时牺牲的工人。
当时单位有一个叫郑××的工人一向是个积极分子，在开山洞爆破时，没等炸药硝烟散进就跑了进去，结果中毒昏倒了。等到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出来，他还在担架上大叫：“别管我，进洞要紧！”当时此事被当作“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活教材四处宣扬。但是渐渐的不知为什么，他的豪言壮语却变成了工人们的笑柄。人们见了他，总是笑着问：“怎么样，进洞要紧不要紧？”更有尖酸刻薄的人做了发挥：“你到底以为要进什么洞啊？咋就那么猴急？”每当人们问到这里，他就一脸愧色，争辩道：“唉，过去的事啦，还提它干什么……”
还有一个姓艾的工人，是单位里的“学毛著标兵”。此人的“标兵”头衔名副其实，毛著果然学得炉火纯青，当时只要开口说话，第一句必先引用毛主席语录，而且是理论联系实际。一九六八年夏天，单位几个人一起到渭河里洗澡，姓艾的也去了，他不会游泳，就坐在岸上欣赏景色。几个在河里游泳的工人见他不下水，就故意逗他，问他敢不敢下来。姓艾的一被激，就说：那有什么不敢的？然后，他把衣服脱了，嘴里高声念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最后胜利。”说完，扑通一声跳进河里。谁知那时渭河水大，姓艾的一跳进去就没顶了，在水里挣扎起来。其他几个人见状，手忙脚乱地把他救上了岸。姓艾的呛了好几口水，惊魂未定，脸色苍白。过了一会缓过神来，一张嘴又是一句毛主席语录：“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注意……”
还有一个学毛著积极分子，平时也没啥文化。有一天他突然给《铁路工程报》投了一篇稿子，是一首向毛泽东表决心的诗。编辑一看写的不错就给刊登了，名噪一时，那个作者也神气了好多天。过了不久就有人揭发，说这个稿子是抄袭的《解放军文艺》的。编辑们一看，果然不错，原来《解放军文艺》上的那首诗是“战士”，此人改成了“工人”，其余一字不差。后来《铁路工程报》为此事发了专刊，把这个抄袭者给彻底批臭了。
孟塬火车站附近就是著名的西岳华山，既然到了这里，不登华山是过不去的，正好当时我叔叔从东北来，因此他们哥俩，连同几个工人一起登华山。在山下，他们遇到一大群红卫兵举着红旗上山，走在他们前面。还没走多久，刚过仙姑桥就有一个女红卫兵摔死了，她妹妹伏在她的尸体上大哭。其余的红卫兵继续上山。等父亲他们到了南峰绝顶的仰天池，看到那帮红卫兵正在往池子里拉屎，感觉十分扫兴。晚上，他们一行就住在山顶道观里，道观已被那帮红卫兵革过命了，砸得乱七八糟的。那帮红卫兵不住道观，要学习《智取华山》里的革命英雄，连夜下山。第二天，父亲他们一行下山时看见，又摔死了几个。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十二、崇拜芒果
那个高高在上的太阳，经常发出一些“最高指示”。不知为什么，这些“最高指示”总是要等到深更半夜才传达到父亲单位。于是，人们不得不从睡梦中被叫醒，迷迷糊糊地敲起锣、打起鼓，有时还要燃放鞭炮，在举着写有“最高指示”大红纸的造反派头头带领下游行，以表达工人阶级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景仰，并显示革命群众的伟大力量。
在孟塬时有一次，游行是因为听说“据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毛主席他老人家完全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甚至更长”这个特大喜讯。当时半夜起来先是在工地折腾了一阵子，又觉得这个喜讯实在是太重要了，几个头头凑到一起一合计，打算到几十里外的陕西省华阴县去游行庆祝。等大伙浩浩荡荡、敲锣打鼓坐汽车来到华阴县时，当地已经庆祝过又去睡觉了，街上一片漆黑，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听到锣鼓声声，只有一个人从一间商店里探出脑袋来往外看了看，旋即把门关了。见此情景，大家只得悻悻然地回去了。而这次庆祝活动的主角毛主席，也并没有和喜讯上说的那样活到一百五十岁。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还有一次，半夜起来传达一个“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最高指示。虽然这句没头没脑的最高指示让人听着感觉到莫名其妙，但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反正只要是毛泽东说的话，理解的要庆祝，不理解的也要庆祝，在庆祝中加深理解。等到文革结束后一些描写文革内幕的文章出来，大伙儿才知道，这句最高指示竟然是毛泽东批评自己老婆江青的。唉，当中国的领袖就是爽，连两口子吵架，天下草民百姓都要贯彻学习、深入领会。
在他老人家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芒果之后，又兴起了“芒果崇拜”，全国到处都充满了用蜡做的假芒果，人们就对着这些假玩意顶礼膜拜。在铁Z局的工地上，由于没人会使用蜡做芒果，就有心灵手巧的木工看着报纸上的照片依葫芦画瓢，用木头雕成芒果的样子，再由油漆工上色，供人们崇拜，倒也惟妙惟肖。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十三、患难夫妻
一九六七年，我的母亲时年十六岁。滑县老家已经实在不敢再待下去了，于是外婆托媒人为我的母亲找男人结婚。村子里有个张大娘，儿子在郑州搬运社工作，张大娘就跟着儿子住在黄河路，自己靠捡破烂为生。张大娘这个人热心肠，喜欢做月下老人，当年我大姨和大姨父的婚事就是她给撮合成的。因此，外婆就找了张大娘，再次请她帮忙给我母亲物色个男人。我母亲年纪太小，外婆怕她受欺负，于是提的条件是也找一个出身不好的、年纪大一点的男的，希望他能心疼她。就这么着，张大娘找到我的父亲。
我父亲从劳改农场出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八岁了。家庭出身不好，又属于政治上犯错人员。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这两条足以使他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一般女人对他敬而远之。即便偶尔有人来提亲，也要么是离异的，要么是带几个孩子的，要么就是生理有缺陷嫁不出去的。见到这类人，我父亲一概面都不见，因此渐渐地很少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了，就这么着一直拖到一九六六年。
后来，我父亲偶然认识了一位在文化用品厂工作的姓常的老姑娘，她倒是不嫌弃父亲的出身和历史问题，于是二人建立了恋爱关系。常姑娘长得人高马大，个子比我父亲还高。别的地方倒还说得过去，就是有点二愣子劲头。当时正值文革最混乱的时期，有时父亲和她在街上走走，碰到有大辩论的，常姑娘立刻就伸着脑袋掺和进去，跟人家争得面红耳赤，几次挽起袖子差点动起手来。父亲本来就挺厌恶文革，一见常姑娘如此热衷于政治运动，心里顿时凉了大半截。正在此时，跟父亲住在一条街上的邻居张大娘给父亲介绍了我的母亲。
父亲跟母亲见面是在一九六七年国庆节前夕。当时年仅十六岁的母亲怯生生地看着这个年纪比自己整整大一辈的男人，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父亲见母亲模样长得不错，人又文静，各方面都挺满意，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个农村户口。但比起那个常姑娘来，父亲还是觉得跟母亲过更可靠。上午见了面，下午父亲就又找到母亲，对母亲说：咱们的事情就这么定了吧。接着父亲又跟母亲说了一句：“你先等等我，我出去办点事情。”
父亲说“出去办点事情”，实际上是找那个常姑娘跟她说分手的。常姑娘一听挺不乐意，跟父亲吵了一架。无奈我父亲决心已下，任凭常姑娘怎么骂怎么吵怎么哭也没有一点回头的意思，弄得常姑娘也没有办法。后来我父母结婚以后常姑娘还不死心，又给我父亲写信，骂我父亲浑身上下都是阶级烙印，跟我母亲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剥削阶级子女找剥削阶级子女。父亲收到这封信后根本就没当成回事，随便往兜里一装。后来母亲洗衣服时翻到这封信，连忙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这才把常姑娘的事情说给母亲听。
不过，常姑娘有缺点可也有优点，特别的喜欢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常姑娘跟父亲告吹之后，有时还到父亲的一位工友家去玩，从工友那里听说了我母亲被祖母虐待的事情。常姑娘听了以后，被祖母的恶行气得脸色发青，挽起袖子来就要去收拾祖母。父亲那位工友一看，吓得赶紧把她给劝住了。
我父亲由于年纪轻轻就受到政治上和婚姻上的双重打击，到文革期间，他这号人又是首当其冲的斗争对象，朝不保夕、担惊受怕；他能够在文革恶浪中全身而退，也算是个奇迹。波折的经历，社会的歧视，使得他脾气暴躁古怪，感情冷漠，对什么事情都缺乏兴趣。虽然没有挨整，但我父亲日子也不怎么好过，年纪轻轻的却每天晚上都失眠，头发大把大把往下掉，跟我母亲结婚不到一年，一头浓密的黑发就变得稀疏了。
由于当时没有成家，父亲每个月挣的工资除了留二十几块钱做生活费以外都悉数交给了祖母，结果全被自私的祖母吃干喝净了，一分钱也没有给他攒下。特别是文革初期，祖母作为地主婆被红卫兵押回封丘农村老家时，为给祖母安家也使得父亲颇为破费，不但一贫如洗，而且还欠了几百块钱债。结婚时，我父亲连给我的母亲买新衣服的钱的都没有，暗中找了个工友借人家家属的一件褂子给我母亲穿，也没敢说是借来的。旅行结婚后那件褂子就不见了，我母亲还觉得纳闷，怎么好端端的就丢了呢？结婚几个月后以后，母亲到那个工友家串门时，发现了那家有一件自己结婚时穿的那件一模一样的的衣服，就跟人家说自己丢了一件这样的褂子。那家人听后笑得肚子都痛了，我母亲这才知道这件褂子的来历。
我的父母二人从见面到登记仅仅才十来天工夫。领结婚证那天，父亲领着母亲来到婚姻登记所门前。我母亲不够结婚年龄，不敢进去，父亲就一个人进去领了一张盖有“潼关县港口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大印、类似奖状的《结婚证》。二人也没有钱办婚礼，坐了趟免费火车到北京大姑家就算完婚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十四、家门不幸
前面已经提到过，我的祖母年轻时养成了自私冷酷、飞扬跋扈、花钱大手大脚的性格，再加上祖父去世后长期守寡导致心理有些古怪，因此对这个儿媳妇的到来，她非常不欢迎。因为，这个儿媳妇是农村户口，来了就是注定要吃“高价粮”的。同时，我母亲比我父亲整整小一倍，二人年龄差距达十六岁，人又长得漂亮，因此祖母认为我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婚姻不可能持续多久。特别是，当时父亲兄弟姐妹里只有我父亲一个人是单身和祖母住，这样父亲挣的工资就全给我祖母了，祖母可以大手大脚地花；一旦成家，肯定就得顾家，那么钱就不顺手了。故而我母亲过门后，我的祖母对我的母亲百般虐待，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我父亲与母亲结婚时，祖母因为大姑病重正在北京大姑家住着。父母旅行结婚到了北京，二人进门时本以为老人会很高兴见到这个漂亮单纯的儿媳，都欢欢喜喜的。谁知祖母见到我母亲后，脸色一沉，把我的母亲凉在一边连饭都不招呼吃，就把父亲单独叫到一个房间里“审问”。我母亲被安排在阳台一张行军床上休息，听到隔壁祖母与父亲的争吵，再就是祖母用拐杖打我父亲的声音。可怜我的母亲当时才十六岁，本以为嫁了男人可以有个依靠，看到这个情景，顿时如跌入冰窟。
等回到郑州以后，祖母就开始虐待母亲，每天让母亲把家里的一切家务都干了。吃饭的时候，还必须吃两样饭，我母亲得给祖母做好饭好菜的吃，自己只能干吃粗粮，连菜都不许吃一口。我的母亲年纪虽小，但从小挨整谨小慎微、逆来顺受惯了，干起活来非常卖力，想讨婆婆的欢喜。但越是谨慎，祖母就越欺负她，经常破口大骂，一遇到父亲在家时就天天念叨着“过不成，过不成”，弄得父亲成天心烦意乱，就把气撒到我母亲身上。
祖母这个人，在我少年时来过我家住过一段时间，一开始我还以为她会跟我的外婆那样善良慈祥，但不久就发现，祖母和外婆完全是截然相反。根据我的观察，我的祖母非常残忍、自私、冷酷、欺软怕硬，甚至有些邪恶。那一年她一来我们家就欺负我姐姐，弄得姐姐放学后不敢回家，在路灯下写作业。祖母还拉拢我试图让我跟她一道欺负姐姐，可我不愿意，她就对我这个孙子一点也不亲，甚至还给我栽赃，害得父亲发火打我，打时她还在旁边哈哈直乐。不仅我的母亲遭受她的虐待，而且我的婶婶、伯母，甚至姑父都曾被她虐待，但好在他们都有工作，因而除了生气、打架以外还没有别的。但是我母亲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工作，寄人篱下，因而也就只能任其鱼肉。我母亲原指望找了我父亲能逃出苦海，此时又落到我的祖母这样的人手里，真是雪上加霜。
一九六七年年末，我的大姑病故。祖母、父亲闻讯，去北京料理大姑后事。本来父亲要带我母亲去的，但祖母偏不让去，于是留母亲一个人在家。一个月之后他们回来，祖母一进门就开始生气，诬陷我的母亲肯定把她的白面偷到大姨家去了，还偷吃了她一颗白菜。我母亲刚刚申辩了几句，祖母就暴跳如雷、砸锅摔碗。我父亲本来就因为大姑的去世而正在心里难过，再加上祖母这么一闹，又听了母亲的申辩，顿时怒从心头起，伸手打了母亲一耳光，让母亲滚出去。
我的母亲从家里被赶出来，受了这样大的委屈，又不敢对外公外婆说，让本来就在苦海中煎熬的二位老人伤心，于是到郑州人民公园上吊自杀。当时母亲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因此打了一个结结实实的结。临上吊前，母亲还写了一个条子留给我父亲，上面有家里地址，嘱咐父亲等外公外婆问时就说是出意外死的，千万不要说是自杀的。刚吊起来时，母亲还能听到远处高音喇叭里的声音，渐渐地什么都听不到了……
也是母亲命不该绝，当时幸好有几位行人路过，行人见状大惊，连忙将母亲七手八脚地放下，并且从她身上搜出了那张条子，随即按地址通知了我的父亲。等我母亲缓过气来，一睁开眼，就看到父亲焦急地望着她，而祖母还在一边幸灾乐祸地说：“要死也是你自己要死的，谁也拦不住，政府也不会把我怎么着。”直听得围观的路人们愤愤不平，纷纷给予斥责。那件事情以后，父亲把母亲带到了潼关的工程队里，母亲算是暂时逃脱了祖母的魔爪。
大概是祖母年纪不大就开始守寡，拉扯几个孩子不容易的原因，我的父亲对祖母出奇地孝顺，甚至到了百依百顺，一句嘴都不敢顶的地步，有时明知道是祖母错了也不由分说地责怪我母亲。到了潼关之后，祖母三天两头来信，一会儿说眼瞎了，一会儿说腿瘸了，一会儿又说心脏病犯了，实际上都是张嘴要钱，总是闹得鸡犬不宁。我父亲孝顺，只要一接到信就长吁短叹、六神无主，于是就慌慌张张跑回去探望，却并没有事。但总是这么来回折腾，也颇为破费，冤枉花了不少钱，日子越过越困难。
后来我母亲怀上了姐姐，父亲当时又总是随单位或者宣传队流动不能照顾。二人想，有孙女了可能祖母会对母亲好一点，于是就把母亲送回郑州。谁知一等父亲走后，祖母就勒令母亲挺着个大肚子干这干那，甚至还要到离家一里以外的奶牛场挑水，冬天在院子里洗衣服。祖母心坏，故意每天都要换衣服，洗衣服时都监督着母亲，一直要洗到盆里没有一点泡沫才算，把母亲双手指头都撮烂了。
母亲怀我姐姐时孕期反应异常强烈，不能闻一点荤腥。可祖母非但不照顾她这个孕妇，反而还让母亲给她炒菜。我母亲一边呕吐得翻肠倒肚一边炒菜伺候祖母，还要挨她的骂。等到祖母津津有味地吃炒菜时，母亲才能自己擀点面条，用白水煮着自己吃。孕妇一般贪吃某一样东西，我的母亲当时特别想吃蛋糕，可祖母买了蛋糕一块都不给我的母亲。母亲只有在买菜时每次藏下一两分钱，慢慢地积攒起来，攒够了才偷偷跑出去买一块蛋糕。蛋糕买回来不敢让祖母知道，一个人躲到厕所里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后来，由于实在不堪祖母虐待，大姨当时又刚染上肺结核也没法照顾她，母亲只好挺着大肚子回到了滑县老家。其时文革造反风潮已渐渐平息，外公、外婆已不怎么被批斗了，但还是每天必须由民兵押送到地里劳动改造。当时家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下工之后，外婆就用小擦子擦一些红薯，做成凉粉给母亲吃。当时，家里除了外公外婆之外，还有我舅妈。舅妈这个人本是土匪女儿，其父亲刚解放时被镇压了，于是她的母亲改嫁给一个穷人，结果土改时划作贫农。舅妈好吃懒做、心地不善，文革初期外公外婆挨整时她不但不帮助他们，反而落井下石，对外公外婆颐指气使。我的舅舅早已对其厌恶透顶，但由于成分不好不敢惹她，窝囊了一辈子。母亲回来以后，外婆给母亲擦凉粉吃，舅妈也要吃，而且饭量奇大。外婆不得不没日没夜地擦红薯，有时累得擦着擦着就睡着了，醒来以后又继续擦。外公外婆自己都舍不得吃一口凉粉，结果一少半给了我的母亲，一大半被舅妈吃掉了。
在老家住了两个月以后，预产期到了，母亲要回郑州生产，于是外婆和外公借了个架子车�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