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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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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郑州市有三个比较大的造反组织形成鼎足之势：第一个叫“河南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河造总”，主要由机关干部组成，代表文化大革命前的既得利益者，相对比较稳健保守；第二个叫“十大总部”，主要由工人、警察组成，据说后台是武汉的“百万雄师”，十分恶毒，特别热衷于武斗；第三个是“河南二七公社”，主要成员来自部分工人、郊区农民、街头商贩、无业游民等，他们把“文革”看成自己翻身的机会；由于其成分复杂，又由七十多个大小组织合并而成，所以河南民间有“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之说。
父亲回到郑州时，恰逢三个造反组织剑拔弩张之际。那天晚上一出火车站，就碰到几个戴柳条盔的人拦住他问：“你支不支持‘二七公社’”？当时被人这样问是十分危 3ǔωω。ｃōｍ险的，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二七公社的人还是十大总部的，或者是跟这两个组织都对立的其他什么组织的。万一答错了往往会遭到一顿暴打，甚至是杀身之祸。幸亏我父亲经历过“反右”，政治经验已经算比较丰富了，因此灵机一动掏出了带在身上的工会会员证。父亲的工会会员证还是在大兴安岭时发的，上面有汉文也有蒙文。我父亲指着会员证上的蒙文对造反派们说：你看，我在边疆工作，对咱们郑州的革命形势不太了解，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
几个戴柳条盔的人一听，也变得客气起来。原来他们是“十大总部”的，于是跟父亲讲了“十大总部”如何如何好，“二七公社”如何如何坏的话。我父亲耐着性子听完，当即表态坚决站在“十大总部”的革命立场。末了，这帮人还握住父亲的手，自做多情地说：“保重啊，战友！现在敌人大搞白色恐怖，我们一定要与他们血战到底！”我父亲心中暗笑，但也只得装模作样地道了声珍重，也就脱身了。此后几个月里，我父亲在郑州街上曾多次遇到类似的盘查，均用该计对付，屡试不爽。
当时的郑州已是一片混乱。如果说，宋代画家张择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开封城的繁华景象的话，那么就当时郑州市的混乱景象也完全可以画一幅《郑州文革图》，定能成为传世经典之作。一出火车站，我父亲就看到站前广场上挤满了卖各种小吃的商贩。当时各个单位都陷于瘫痪，结果意外地导致了对“资本主义尾巴”管理的放松，很多在“大跃进”以后已经绝迹的风味小吃此时都复苏兴盛起来：炒凉粉、糊辣汤、羊双肠、羊肉烩面都出来了，都集中在火车站摆摊。整个站前广场熙熙攘攘，显得热闹非凡。离火车站不远，是郑州的政治中心——二七广场，在那里各造反组织摆起擂台，宣传车开来开去，高音喇叭此起彼伏。远远听去，各种噪音混杂在一起如同夏日池塘里的青蛙聚在一堆呱呱叫唤。单位大的开着汽车宣传，有些小单位没汽车，但也讲究革命精神，派个男的拉个架子车，女的坐在上面念稿子。再往远，造反派的打手们头戴柳条盔、手持大刀长矛，还有人手持冲锋枪站在汽车上耀武扬威，一个个面相凶恶、不可一世。另外一些造反派则开着抢来的小轿车招摇过市，有些车已经被砸得不像样子了：外壳瘪了、车窗没了、喇叭坏了、车灯灭了，居然也能凑合着开。车上的造反派们打个手电筒充当车灯，用木棍“当当”敲击车门，嘴里喊着“让开让开”替代喇叭。那时流行的保健方式是“注射鸡血”，街道两边到处挂满“注射鸡血”的红十字牌子。远处的居民区和工业区，则因为大面积长时期的停电，一片漆黑中亮着星星点点的微弱烛光，如同坟场的荧荧鬼火。
我们家住在郑州市黄河路，离火车站还有一段距离。当时公共汽车已经停开，全市大部分地区天天停电，加上市面混乱，流氓猖獗、武斗频繁，我父亲怕中暗枪流弹，晚上不敢回家。于是他在站前广场上弄了点小吃以后，在火车站候车室长椅子上睡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方才回到家里。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七、批斗常香玉
家里确实是这个纷纷乱世之中的避风港，尽管外面风云变幻，但父亲每天足不出户，在家看书、睡觉，兴致来了就喝两口小酒。当时单位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社里租了间房子当办事处，每个月头父亲他们都到单位办事处领工资，日子倒也过得逍遥自在。就这么着在家里待了两个月以后，有父亲的郑州籍工友王××来找父亲，二人约好去街上看看热闹。
二人刚出家门走到大街上，就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半大孩子，突然停到一个正在走路的中年妇女面前，指着那女人喊道：“我看见她撕了毛主席像！” 那些原本在大街上好好走着的素不相识的行人，一听此言顿时如同被施了魔法一样，朝那妇女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打得她躺在地上口吐鲜血，一边求饶一边哭着申辩：“我没有，我没有啊……”打累了以后，中邪的人们又恢复了常态四散而去。那个妇女在地上躺了半天，挣扎着站了起来，扶着墙慢慢远去了。我父亲转身再找那个可恶的半大孩子，可是早已不知去向。
走到德化街，又看到造反派在烧书，各种书籍堆得像小山一样。我父亲爱看书，于是挤过去看到底要烧什么毒草，发现里面竟然有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简直是莫名其妙。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拎着个塑料桶往书上倒汽油，另一个则点燃个纸捻子扔在书堆上。顿时烈焰熊熊，人类进步的阶梯化做缕缕青烟。旁边则是砸唱片、摔瓷器、烧油画的，随着此起彼伏的“砰、砰”、“咔、咔”的响声，无数珍贵的艺术品成为一堆废物。
又往前走了一会，碰到了造反派押着天主教徒、修女游街。郑州的天主教徒多系穷人，平日里以养奶牛为生，按理说也都是劳苦大众。此时的造反派让他们牵着自己的奶牛示众，还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个牌子，上面写四个字：天主教徒。
走到一个单位门前时，已经快中午了。恰好里面由造反派押出来一批专政对象，脖子上挂着木牌。时值一九六七年盛夏时节，毒辣的阳光把柏油马路都晒软了，那些专政对象就赤着脚在烤得烫人的柏油路上走着。其中一个三十来岁、女干部模样的人，身上被人糊满了报纸做的盔甲，胸前挂着两只破鞋。
等到父亲他们俩走到郑州市百货大楼对面的河南省人民剧院门口时，看到门前人山人海。驻足抬头一看，竟然是在批斗著名艺术家常香玉和她的丈夫陈宪章。造反派让他们两口子站在剧院门廊的平台上（「注」河南省人民剧院建于五十年代，具有俄式建筑风格，门口有一排大柱子，柱子顶上是个平台），两人戴的大高帽足足有两米高，没办法戴稳，只好用手扶着。常香玉胸前挂着一个大木牌，上写：“大戏霸常香玉”，陈宪章胸前木牌则写着：“反革命分子陈宪章”。楼下，造反派正忙着焚烧常香玉的戏装、行头。今天的那些廉价戏装，多半是用尼龙绸、塑料片、塑料球制成的；但以前的戏装非常考究：布料完全用真丝绸，上面闪闪发亮的部分，都是用老鼠的筋或者很细的金线，一针一针绣上去的，价格十分昂贵。那些做工精细的蟒袍、凤冠、乌纱帽等东西付之一炬，实在令人惋惜。
常香玉是老百姓喜爱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她所唱的《花木兰》、《拷红》、《断桥》、《大祭桩》等在河南脍炙人口、雅俗共赏。常香玉是苦出身，而且她非常爱国，抗美援朝时期还曾经捐献了一架飞机。就这么一个有口皆碑的优秀艺术家，为什么要如此对待她？我的父亲看着汗如雨下的陈宪章、常香玉夫妇，陷入了沉思。突然，他想明白了——是嫉妒！批斗常香玉最积极的，就是那些跟她朝夕相处的同事。平时这些人没有她那样高的艺术造诣，看到她功成名就，心中妒火中烧，但在正常秩序下也只好忍着。如今碰上文化大革命，这些艺术上无甚成就的半瓶子醋们翻身的机会终于来了。嫉妒就是这样可怕，比仇恨要可怕得多。
此时已经时值下午，天气太热，父亲他们二人肚子也饿了，于是又回家去。父亲刚到家，就看到我们的邻居，技校的苗校长他们两口子面色苍白地被一群造反派押着从大院里出来。苗校长夫妻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当时国民党半夜派人抓他，事先有内线来送信，在国民党兵来之前，他先在村里街上朝天放了两枪，大声喊道：“乡亲们，我苗××走了！但我还会回来的！我老娘和孩子还在家里，拜托大家照顾一下，谁要是敢动他们一指头，休怪我苗××回来以后不客气！”就这么一个有传奇色彩的老革命，也居然成了革命对象，真不知道这算是哪家的革命。不过，那次批斗苗校长是陪斗，喊了几句“打倒走资派的孝子贤孙苗××”之后就把他给放回来了，没怎么着他。
采取“文革”的方式解决某些问题倒是来得很快，特别是针对现在各级政府都头疼的“拆迁”问题。五十年代末郑州市文化路在扩建时，有一家钉子户特别难说话，无论好说歹说也不肯搬走。后来政府给他家盖了一处新院子、新瓦房，在当时来说标准已经算非常高了，但那家人还是不肯搬走。于是，宽宽的文化路走到他们家那里就窄了一倍。就这么着从五十年代末一直拖到文革，一天中午突然来了一队红卫兵，二话不说就动手拆房子，半天工夫就把他家夷为平地。可怜那家子人，连家具也没抢救出来。
在郑州时，我们家住的大杂院隔壁就是一个农业研究所的家属楼，一楼住着一对科研人员。那家的孩子当时大约二、十三岁，是个儿子，大大的眼睛，双眼皮，喜欢养小动物。后来他养的一只兔子可能是被谁偷走了，还在阳台上用粉笔写了“偷兔贼，不得好死”几个字。文革开始后不久，那家好长时间见不到人。开始我父亲还以为他们回老家了，后来才得知，那家两口子都被打倒后关牛棚了，留下那个孩子自己独自在家。一天晚上，那个孩子用电线缠住自己的双脚，触电自杀了。父亲又经过那栋家属楼时，看到“偷兔贼，不得好死”那几个粉笔字依稀还在。
一九六七年春节前后，我父亲还见过一回郑州郊区贫下中农的一次“革命游行”。那时郑州郊区的贫下中农都还穷得叮当响，大冬天的连一件内衣都没有，人人赤身穿着落满补丁的破棉袄。那天正是雪后初晴，天气非常冷，那些贫下中农举着标语，一个个冻得缩着脖子，浑身哆哆嗦嗦地在街上走着。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八、文革三国志
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的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从控诉“大跃进”和“信阳事件”搞起来的。在“大跃进”和“粮食关”期间，河南的领导人吴芝圃“左”得出奇，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老百姓痛在身上、恨在心里。其实，无论是河南的吴芝圃，四川的李井泉，上海的柯庆施，其“左”得出奇，根源都在上面。上面本来就需要忠实的、不具有任何独立思考的执行者，敢直言说真话的干部，如同彭德怀、周小舟之类，在双轮双铧犁事件、反右派、反右倾等一浪接一浪的运动中，早就反掉了。因此，河南人从对毛泽东的迷信出发，把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归咎于吴芝圃，等河南造反派一起来，就把当时已调到广东的吴芝圃给揪了回来，也算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郑州最早的造反派组织是郑州大学里出来的，叫“郑大联委”，得到了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支持，其头头就是在文革时期河南省大名鼎鼎、家喻户晓的党言川。“郑大联委”联合了河南全境的大大小小七十多个造反组织，成立了“二七公社派”。刘建勋调走以后，代理省委书记文敏生反对“二七公社派”，一度把党言川等“二七公社派”头头们给抓了起来。文革初期我的父亲尚在大兴安岭，对郑州几个造反派分分合合的过程不太清楚，也懒得打听。但人处在那个大背景下，每天耳濡目染，也还是略知一二。反正到了一九六七年，郑州三大造反组织的形势有点像“三国志”：二七公社、河南造总、十大总部三足鼎立，后二者在河南省军区的支持下常常联合起来对付二七公社。当时的郑州市已被三者搅得地覆天翻、乌烟瘴气了，经常有武斗事件发生。特别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到八月之间，二七公社、十大总部之间武斗最为频繁惨烈。
从五月初开始，“十大总部”就派人将“二七公社”的人围困在一栋大楼内，断水断电，日夜攻打。可楼内的“二七公社”的人早就森严壁垒，坚守不出。外面“十大总部”的人攻不上去，就用吊车吊了一个火车轮子，硬是把大楼撞塌。一开始让吊车主司机撞楼，主司机是个老工人，知道这事的分量，于是他拒绝了。 “十大总部”的造反派打了他一顿，并高唱“革命的站出来，谁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于是他滚蛋了。他的徒弟年轻，革命态度积极，头脑一热主动请缨开吊车。攻进去后，把还没死的找出来一个个用梭镖扎死，那些人死前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跟真的要就义似的。
后来“二七公社”死于武斗的人被自己一方埋葬在郑州大学校园里，并立上“革命烈士×××”的墓碑，文革结束之后就被炸掉了。到了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随着武汉“七二○事件”的发生，十大总部的后台“百万雄师”倒台＇网｜。cc＇，中央明确表态支持“二七公社”，形势迅速明朗化了，“十大总部”作鸟兽散。后来，那个用吊车撞开大楼的吊车司机也被找出来枪毙了，我父亲在郑州街头曾看到过枪毙他的布告。接着成立了以一些老干部和“二七公社”、“河造总”头头们为骨干的革委会，局势渐渐才平静下来。后来，“二七公社”头头之一，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头头申茂功在中共“九大”时还被选为中央委员。当时，国棉六厂的工人很是兴奋了一阵子，回家后还兴致勃勃地说申茂功长、申茂功短，仿佛是他们自己当了中央委员一样。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九、血洗戴子营
在家里放假好几个月以后，我父亲接到单位通知：单位派性问题基本解决，可以回来上班了。于是，我的父亲又返回了孟塬。回到工地才发现，单位内的武斗虽然解决了，但现在武斗成了枪口一致对外了，而且已经换成了真枪实弹。原来，是当地军分区在“三支两军”中支持铁Z局造反派，唆使他们去攻打一个叫做戴子营的村寨。
戴子营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寨，甚至还有土城墙、壕沟，不知道为什么得罪了军分区和铁Z局。那天中午，单位里的工人民兵在军分区代表的暗中指挥下，手持半自动冲锋枪、手榴弹，向戴子营杀去。只要是碰到这种事，我父亲肯定是根本不沾边的，但是他有几个熟悉的工友却去了。这些人回来时有死有伤，剩下来的则把攻打戴子营的经历讲给了我父亲听。
那天他们乘着汽车来到戴子营时，村里早已壁垒森严，寨门紧闭。原来人家也有民兵，也有半自动步枪和土炮。外面人“嗒嗒嗒”往城墙上打枪，里面人则依托着城墙以牙还牙向外扫射。扫倒好几个人后，压得外面人抬不起头来，一时间难以攻克。这时，穿着工人劳动布制服，化装成工人的军分区参谋们，已经制订了调虎离山的计策，用大量工人民兵佯攻寨门，加强火力配置，造成寨门吃紧的假象。戴子营的人都是没见过世面的农民，哪懂得战略战术，于是傻乎乎地一股脑往寨门那里跑。此时，已经挑选出来的铁Z局敢死队员们则从另外的方向悄悄翻过寨墙，攻进了寨内，来了一个“敌群开花”。
工人民兵进村后，戴子营的农民民兵仍不投降，就以寨内房屋、院落作为堡垒，继续与工人民兵展开激战。跟我父亲非常要好的工友史××当时与另一个工友孙××二人一组，沿着街道两边慢慢往前推进，孙××在前面，史××在后面。突然，只见孙××身上一顿，接着往后踉跄退了两步，倒在史××肩膀上。史××连忙将其扶起抱在怀中一看，孙××腹部中弹，鲜血从的弹孔里直往外喷，只几分钟就断气了。另外死掉的一个工友是个学徒工，姓卢，那年才十八岁，刚参加工作不到一年，他是在翻越一堵院墙时被土炮轰死的。他母亲是个寡妇，就这么一个儿子。
经过大半天激战，到天黑时戴子营终于投降了。俘虏们被五花大绑地押送回铁Z局造反派工棚内，还进行了审讯、拷打，又打死一个俘虏。是役，铁Z局的工人民兵死九人，伤数十人；戴子营的农民民兵死伤不详，但肯定比工人更多。死于武斗的几个人，后来都被埋葬在黄河大桥南岸的沙滩上，永远注视着大桥上南来北往的列车。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十、孟塬纪事
打下戴子营以后，有军分区支持的铁Z局造反派威震潼关、孟塬一带，没有谁敢惹了，造反派自然也很神气。有一回，有一列客车停靠在孟塬车站，几个乘客和乘警坐在车窗前的座位上唠嗑。乘客看见车窗外来来往往穿灰蓝色劳动布工作服的人，就问乘警那是什么单位的？那个乘警一边抽烟，一边显示自己见多识广，不屑地说道：“那是铁Z局的人，哼，一群土匪。”谁知，车窗附近恰好有个铁Z局的工人路过，他一听乘警这么说铁Z局的人，顿时伸个脑袋大呼起来：“弟兄们！这个屌乘警说咱们都是土匪！”
这一喊不要紧，顿时有几百个工人抄着家伙奔向列车，转眼工夫就把列车团团围住，十几个人上去就把那乘警给揪下来。那乘警吓得面如土色，一边哀求一边扇自己嘴巴子。可是工人们依旧不依不饶，非要把那乘警单独留下来审讯。列车长知道留下来肯定是凶多吉少，于是赶紧向孟塬火车站的站长求情。老站长来到工人们中间，跟大伙说道：“弟兄们，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了这小子吧，我保证他以后再也不敢了。”那乘警也挺配合，跪在地上一个劲磕头作揖，嘴里还高喊：“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孟塬火车站老站长跟铁Z局工人朝夕相处，大伙儿也挺敬重他，听他这么一说，再看看乘警那副熊样，也就算了。
自从一九六六年以后，伴随着到处串联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上的流氓明显多了起来。有一天，一列从四川开来的火车上，几个串联的红卫兵拿了列车售货员的苹果和啤酒不给钱，乘务员跟他们讲理，那几个流氓就打了乘务员。乘警去吓唬他们，谁知这帮无法无天的家伙连乘警都不怕，还把乘警给绑了起来。列车长听说这事，指示火车司机把列车停到孟塬车站后，通知了车站方面，车站又通知了铁Z局。
竟然敢在“铁老大”的地盘上撒野，这还了得！铁Z局掌握实权的造反派大怒，立即召集了一两千人，将列车围了个水泄不通，几十个工人上车搜查那几个流氓红卫兵。几个肇事的红卫兵一看这个架势知道不妙，连忙翻车窗想跑。可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跑得了，大部分当场被抓，只有一个跳下车窗后趴在车底铁轨上。几个坏小子被抓住以后一清点，少了一个，于是又全车厢里大搜索。我父亲则带着几个工人查看车下。偶然往车下一瞅，发现火车轮子后面藏着一个人，于是这小子也被抓了出来。然后，又从这几个坏小子身上搜出钢鞭、匕首、军刺、手铐等凶器。列车长向工人们道过谢以后，列车又前行了，留下这几个坏小子由工人审讯。先开始几个小家伙嘴还挺硬，骂骂咧咧的。于是，工人们把他们用电动葫芦吊起来，又用钢鞭抽打，把这几个原本不可一世的坏小子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吊了两天，一看他们已经快没气了，这才放他们走。
一九六七年冬天，单位还组织工人们到陕西省华阴县参加了一次公审大会，当场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的有一个政治犯和几个刑事犯。公审大会是那个时代惯用的政治手段，以起到杀鸡骇猴的奇效。听宣布判决时，我父亲得知那个政治犯是原孟塬收容站站长，他在“砸烂公检法”中受到迫害，受不了跑到朝鲜（「注」据说此人以前参加过抗美援朝）。当时朝鲜也因为跟苏联关系比较密切而被称作“朝修”，因此这个人对朝鲜人说，自己想去苏联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朝鲜人把他的话做了笔录，连人带笔录一齐送回来了，以“叛国罪”论处而被判处死刑。因为怕他喊口号，就用一种专门的铁夹子夹着他的舌头，由一个解放军牵着。类似处决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十分流行，后来张志新处决前则被割了气管。以前的革命烈士被反动派枪毙时还能喊两句口号，可文革时期的政治犯们，却连喊口号的权利也没了，还要犯人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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