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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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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加醋地把情况一说,“国师傅家的狗会上桌吃饭,会喝酒”的传闻便在商丘的家属院传开来。

那次欢欢喝了啤酒以后,先是耍了一阵子酒疯,在院子蹦蹦跳跳,一会儿就困了,老老实实地躺在沙发上睡了整整一下午。此后,欢欢喜欢上了喝啤酒。

我父亲喜欢抽烟,当时家里也没有装修,也就是普通的水泥地面。父亲抽完烟以后,就把烟头扔在地上等脏了再扫。欢欢一看到烟头,就喜欢用爪子拍未熄灭的烟头玩。久而久之,等烟头全灭了以后,欢欢就把烟草吃掉了。这一情景又被串门的工友们看到,于是“国师傅家的狗会抽烟”的传闻又在商丘家属院里传开来,以至于有的工友还好奇地问,那狗咋叼烟卷啊,吐不吐烟圈啊?在他们的想象中,欢欢肯定像人一样,翘着个二郎腿,悠然自得地吞云吐雾呢。

一九八七年初,欢欢一岁的时候,母亲厂里的小李子又送过来一条小母狗。那小狗可能是发育不全,特别弱小,浑身的毛跟毡子一样卷着。刚来我们家时可能是饿了,“呼通呼通”吃了不少饭,结果肚子撑得滚圆,走路时肚子都挨着地了。看着这小狗憨态可鞠的样子,全家人都很高兴。母亲说,既然是小母狗,那就起个女孩的名字,叫媛媛吧。

欢欢性格有点倔,而媛媛则是一条非常听话的狗,特别喜欢和人温存。当我们抱着它的时候,它总是一动不动,尽量贴着人的身体,间或轻轻地舔一舔人的手或者脸,我们都说媛媛真是有一种阴柔之美。媛媛还多才多艺,当时我有一副口琴,每当我吹口琴时,媛媛就在旁边歪着头看着我,发出“啊啊”或者“呜呜”的声音,仿佛是在唱歌。欢欢比媛媛大而强壮,但对媛媛却非常爱护,二者从未打过架,吃饭时欢欢也总是让着媛媛先吃,等媛媛吃饱了以后欢欢才吃,从没有因为抢食而闹过矛盾。

一九八七年春节除夕之夜,太谷县城鞭炮齐鸣。欢欢和媛媛胆子小,听到鞭炮声就吓得屁滚尿流,直往沙发下面钻,过一会儿鞭炮声平静了,才探头探脑地钻出来。然后又有人放炮,就又往沙发下钻。特别是媛媛,个子小,腿短跑不快,于是就在快到沙发的时候把腿一缩,“哧溜”一声用肚皮滑进去,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一九八七年寒假刚结束,一天在上学的路上,我看到两个十来岁的小孩子正用砖头砸一条不会动的小母狗。我连忙把那两个小孩赶开一看,那小狗浑身冻疮、一条腿已经瘸了,骨头裸露在外面,充满哀求的目光望着我。看到这个情景我简直难过得掉眼泪,实在不忍心让它在寒冬中冻死饿死,或者被心狠的小孩砸死。于是,我没有去学校,而是把它抱回了家。我父母也很可怜这条小生命,专门上街给它买药,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喂养和医治,小狗恢复了健康。父亲说,家里已经有两条狗了,再养一条吃得太多了。于是给它饱餐一顿后,父亲把它带到街上放了。谁知两天以后这条小狗居然又自己找了回来,使劲地用爪子挠大门。我开开门,小狗一下就扑到我的怀里温存了起来,难舍难分。父母一看是这样,就说这条小狗跟咱们家有缘分,还是养着它吧。于是我们家又多了一条狗,因为捡回它时它的腿瘸,就叫它瘸瘸。

养了一段时间以后,瘸瘸突然变漂亮了,耳朵竖了起来。当时太谷笨狗多,狼狗少,人们一看到耳朵竖着带点狼狗血统的狗都非常待见。后来,瘸瘸被人给偷走了。瘸瘸被偷时我非常难过,特别怕被坏人抓去杀了吃肉。父亲就安慰我说,瘸瘸耳朵是竖着的,一般人们不会吃它,我这才稍稍放了点心,但心里还是总惦记着它。大约一个礼拜以后,我又听到有挠门声,一开门,看见是瘸瘸站在外面,脖子上还拴着半截绳子。

就这么着,一九八七年的上半年,我们家养着三条狗。每天放学之后,三条狗一起蹦着来亲我,忙都忙不过来。然后我就带着它们,在街上自由地畅快地奔跑。

媛媛和欢欢本来亲密无间,自从瘸瘸来了以后,欢欢就多了一个玩伴。瘸瘸身体恢复后比媛媛健康,因此能够更多地和欢欢一起玩。于是,媛媛就吃起醋来,总是咬瘸瘸,或是冲着瘸瘸“汪汪”叫唤。恰好当时正在放电视剧《红楼梦》,我们就把媛媛比做林黛玉,欢欢比做贾宝玉,而瘸瘸,自然是薛宝钗了。

快乐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一九八七年五月,大概有一种瘟狗病传播开来。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的媛媛不幸染病,而且一天比一天病重。母亲带着媛媛到县兽医站去看了好几次,也没有看好。后来媛媛不能自己吃饭,也不能自己喝水了,每天我的母亲就把饼干嚼碎喂给它,喝点水含在嘴里再喂给媛媛。媛媛大概也知道自己快要告别这个世界了,于是更是每天和人温存,甚至晚上睡觉也要和人搂在一起。媛媛是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七日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天我母亲看它不行了,就又带它到了兽医站,可没一会儿,媛媛就死去了。得知媛媛的死讯,母亲、姐姐和我都痛哭一场,父亲虽没有掉眼泪,但心里也是非常难受,几天不言不语。

狗瘟过后县里组织打狗。当时也不讲什么法制,打狗队挨家挨户搜查,见狗就打,很多人家为了避免麻烦就把自己养的狗扔出去了。我们家没有这么做,母亲把欢欢带到了一个家在农村的太谷线材厂工友家,把瘸瘸送给了山区的一户农民家里。欢欢挺倔,在那个工友家里待了几天一口东西都不吃,快要饿死了,母亲一听,只好把它又领了回来。当时正好家里承包了北方旅社,于是就把欢欢弄到北方旅社的深宅大院里藏了起来,躲过了那次“打狗风”。后来平静以后,我又骑着自行车跑了二十多里地到山里找瘸瘸,却没有见到。

欢欢在我们家一直活到一九八九年夏天。一天中午,欢欢又跑出去了,结果再也没有回来。欢欢不见以后,我们全家都出去在全城各个角落里找了几天,仍然没有找到。

欢欢丢了以后没多久,我又在路上捡到一条小狗。那小狗喜欢吃大米,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就染了媛媛所得的那种病死去了。父亲就把它埋在我们家院子外面的一块空地上。

大概狗之间也会交流,也会传递信息,哪家人对狗好的消息,狗之间可能会互相告知。那一阵子,先后有两条小流浪狗在风雨交加的夜晚,跟当年瘸瘸一样挠我们家的门,我们都收留了它们。可是,两条小狗都没有活多久,都先后得了同样的病症死去了。

到了一九八九年下半年,父亲又抱回来一条小狗,是我们邻居家的狗下的小崽。我们看着它虎头虎脑挺调皮,就给它起名叫“孬孬”。孬孬确实很调皮,特别不听话,但是还是很亲人。有一天晚上下着大雪,我到县城另一端的一个同学家里去复习功课,待了大概四五个小时,一出来就看到孬孬站在门外等我,身上覆盖着洁白的雪花。一看到我,孬孬就高兴地蹦起来,往家里方向跑去,我则骑着自行车跟在后面。由于路上雪大,我不敢骑得太快,孬孬跑一阵子就等我一阵子,站在雪地里歪着脑袋看着我。洁白的大地上,洒下它梅花花瓣一般的足迹。

孬孬是出车祸死的。一九九一年春天的一天,孬孬跟着父亲上班,父亲上班时它就在父亲单位马路对面的野地里玩。等父亲下班从单位里出来,叫了它一声,孬孬听到了以后就蹦跳着过马路。此时一辆汽车驶来,把孬孬撞在了车轮下,当场就死了。父亲把孬孬抱回来,洗干净它身上的血迹,又用一块布包起来,葬在我们家的后院里。

当时离我们家不远住着一个屠夫,姓刘,他养了一只叫“兜兜”的母狗,也是邻居那条生“孬孬”的狗下的崽,算是孬孬的“姐姐”。刘屠夫对狗不好,经常不给兜兜吃饭。兜兜就常跑到我们家来,一是找孬孬玩,二是来吃饭。孬孬出事后,我们就把兜兜当作自己家的狗。后来兜兜怀孕了,在我们家下了十二条小崽。我父亲母亲就买了很多奶粉,每天挨个喂这些小狗。那一阵子,我放学一回家,满院子蹦的都是小狗。当时家里经济条件又紧张起来,母亲把这些小狗喂得膘肥体壮之后,除了自己留了一只最漂亮、健康的狗,还有一条别人不要的残废狗之外,其余的都送人了。

留下的那条小狗非常漂亮,而且也很健康,父母就给它起名叫“老虎”。还有那条残废狗,长不大,父母也舍不得扔,就起名“垫窝”,意思是一窝里最可怜的一个。当时我已离家上大学,听父母说垫窝在我们家活了几个月,还是没长成就死了,也埋在我们家院子里。而老虎则活了半年,特别招人喜欢,一天跑出去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而兜兜,刘屠夫背着我们家偷偷把它卖给一家肉罐头厂了,得了三十块钱,怕我们骂他,还撒谎说是送人了。

我们家养的最后一条狗叫玲玲,一条纯种的德国母狼犬,到我们家时已经是五岁了。玲玲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它原来是武汉一家工厂养的看门狗,当时还不大。一九八八年春节前,父亲的一名晚辈工友吴××在那家工厂附近开车,看见了这条狗非常待见,于是把它偷了回来。他们从武汉走时正好是大年初一,车厢里没有几个人,因此吴××牵着玲玲,大摇大摆地把它带上火车。列车员看见了不但不赶他下车,反而围上来看稀罕。就这么着,玲玲来到太谷。玲玲是纯种狼犬,吴××不许玲玲出去乱配种,后来玲玲一生只生了一条纯种狼狗崽,叫丽丽。当时,我和姐姐先后考上大学,吴××就觉得我们家风水好,加上自己常年在外面开车招呼不好孩子,就把他十来岁的儿子送到我们家吃饭、做作业。他儿子当时长得虎头虎脑,父母都挺喜欢他。那孩子来时,经常带着玲玲和丽丽一起来。我父母都喜欢狗,也就给玲玲和丽丽做饭吃。渐渐地玲玲老了,吴师傅也觉得有两条狗觉得有点喂不起,又见我们家这么喜欢狗,于是就把玲玲给了我们家。

玲玲来我们家之前就染了以前媛媛得的那种病,站都站不起来,天天便血。有了那么多狗不幸得病的教训,逐渐地我们也摸出了门道,怀疑这种病是不是一种炎症,于是就让兽医打消炎针试试。狗不是人,难以理解打针是为了治病救命,因此一打针就咬人。我母亲就对玲玲讲:玲玲听话,这是为你治病啊,打了针,你的病就好了。令人惊讶的是,玲玲听了以后竟然乖乖地卧下,任凭兽医打针。那兽医说,自己干了几十年兽医,还从没见过这样通人性的狗。

然而在兽医站输了很长时间的液以后,玲玲的病情仍然不见好转,后来牙齿松动,连饭也不能吃了。母亲怕玲玲再饿死,就从街上买了一些红枣,蒸熟以后再用嘴嚼碎,吐到自己手上,喂给玲玲。起初玲玲不吃,母亲就对玲玲说:玲玲,快吃点吧,对你这么下工夫,你要是不好,对得起谁呀?玲玲听了这话,看看这些食物,又看看母亲,伸过头来,艰难地把食物咽了下去。玲玲原来的主人到我们家来时看到这个情景,就对母亲说:婶子,你就别下这个功夫了,还是把它给我,我开车到山里把它扔了吧。我母亲一听,坚决不同意。

由于重病缠身,玲玲经常便血,有一次晚上在沙发上卧着睡觉的时候把血便拉到了沙发上,整个房间都弥漫着腥臭味道。母亲一边清理沙发,一边对玲玲说:玲玲呀,你的病要是好了,就再也不让你在屋子里睡了。母亲本是随口说说,可当天晚上,后腿已经瘫痪的玲玲,竟然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用两条前腿艰难地往屋外爬。母亲还以为它要干什么去呢,就在后面跟着,只见玲玲爬到了狗窝里睡下了。母亲一看,明白玲玲听懂自己的话了,就让玲玲出来,可玲玲望着母亲,就是不出来。此后每天晚上快睡觉时,玲玲都自己往狗窝里爬。

见到玲玲如此通人性,父母更加可怜它了。兽医治不好,母亲就把玲玲带到了办事处的卫生所。当时,卫生所里有个大夫姓于,看了玲玲的病以后,怀疑是不是结肠炎,就让父母给玲玲灌肠。父母回来以后,把灌肠的东西挂在院子里凉衣服的铁丝上,把玲玲抱过来给玲玲洗肠。玲玲非常听话,一点也不挣扎。就这么灌了几回,再加上打针、吃药,玲玲竟然痊愈了,只是两条后腿一直不大利索。

玲玲在我们家又活了六年,是这么多年以来活得最长寿的狗,也是最通人性的狗。虽然我和姐姐都在外地上学或者工作,常年不在家,但玲玲能够分辨出谁是亲人,谁是陌生人。每次我和姐姐放假回家,玲玲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兴奋,总是亲切地依偎在我们的身边。玲玲甚至能够分辨出我们说的一些词汇的意思,比如我们说“去商店买点盐”,玲玲就能听懂,本来正在地上卧着,顿时就站起来走向门外。当时玲玲已经十来岁,对狗而言已经是很大的年纪了,因此玲玲已经不很活泼了,家里人也不怕它乱跑,每当我父母出去买东西时,玲玲就跟着到商店里,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然后就跟着人回来。玲玲仿佛知道是我母亲救活了它一样,特别亲我母亲。后来我母亲病过几次,每次玲玲都守侯在床前,一动不动,连饭都不吃。

一九九八年,我的父母决定随我到武汉落户,本来打算把玲玲一起带来。但是当时不知道为什么铁路上暂停了动物托运业务,带不走了。父母就商量着,给玲玲找个好人家送人吧。玲玲正在地上卧着,听到父母的对话,突然站了起来,这时母亲看到,玲玲的眼中竟然噙满了泪水……于是母亲又到车站问了一下动物托运,但依旧不行。那几天,玲玲每天都偎依在父母身边,一动不动的。后来母亲托人在榆次市(「注」地名,现名晋中市,距离太谷县约50公里)找了一个有名的对狗好的人家,把玲玲送给了他。那人来我们家吃了一顿饭,对我父母说,我也是特别喜欢狗的,把玲玲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吃完饭,他把玲玲领到了他开来的带篷小货车上。玲玲仿佛明白这是要永别了一样,乖乖地上了车,站在车厢里泪眼斑斑地望着我的父母,直到看不见了。

如同树叶儿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一样,在十几年中,多少狗去了又来,来了又去。它们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和生气,也带来了无限的感伤与眷恋。多少年以来,每当我在街上看到狗,总是忍不住去逗逗它们,抚摩它们,同时总是能够想起那一个个逝去的可爱的小生命,想起它们那活泼的模样,想起和它们温存的情景,想起和它们一起自由自在地奔跑在阳光下的那些日子。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九、太谷中学

我上高中时就读的太谷中学位于太谷县城小南街的东端,是山西省文革结束后的首批重点中学。以前的太谷县城,除了四四方方的城墙和连片的深宅大院以外,城内还有几个巨大的寺庙。解放后,除了无边寺以外,其他的寺庙要么被拆除,要么被挪为他用。太谷中学旧座落于一座昔日的寺庙旁。我上学的时候,寺庙的其他部分已经被拆除了,只留下一座雄伟的大殿,风格和规模都类似于山东曲阜的孔庙。

当时的太谷中学校园可以分成两个部分:老校区和新校区。所谓新校区,就是靠街面那一部分,是解放后盖的灰砖平房,主要是教室;所谓老校区,就是靠里面一些的老式深宅大院,主要是办公室、礼堂、图书馆、学生宿舍等设施。现在据说那些灰砖平房已经被拆掉了,盖成了教学大楼。以前我上学时,特别喜欢老校区那部分,因为那里回廊曲折,碧水悠悠,杨柳依依,风景非常美。一九八七年我考上太谷中学以后,分到了第一三六班。

当时班上大约有六十来个学生,基本上都是各个初中杀出来的尖子生。前面已经提到,当时太谷县初中毕业生升高中的比例大约是五比一,进入太谷中学的比例,就只有十比一了。班上除了太谷县各初中考上来的学生外,还有一些从别的地方慕名转学而来的人。当时有一个从太原来的同学,名字叫郝戎,歌唱得特别好,一心想考艺术类学校,后来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前两年,中央台放了他演的好几部电视剧,印象最深的一部叫《黑脸》,我在里面见到了他,还是当年那个样子。

太谷中学紧挨着原先的寺院,原来庙内的一些古树也被圈到太谷中学校园内,那些古槐有两三个人合抱那么粗,枝繁叶茂。每到春末夏初,槐花开放,整个校园都沉浸在沁人肺腑的清香之中。

我刚上太谷中学不久,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召开了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党政分开”的原则。那时侯我已经渐渐开始关注政治,总是觉得那一段的气氛颇让人怀念,全国上下都充满了对话、协商气氛。那时太谷中学也召开了几次学生与学校领导之间的对话会,别的学生都是提的诸如伙食、住宿、教师安排等问题,而我则因为关心中苏关系,非常幼稚地向学校领导提了一个问题:“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表明苏联愿意和中国搞好关系,为什么现在还要提出三大障碍?为什么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不能友好相处?”校团委书记眨了眨眼睛,回答说:“这问题我回答不了,你得问赵总书记”。于是哄堂大笑。

考上太谷中学以后,我倒是记住了初中的教训,学习还比较用功。但是学习中我的长处与短处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学世界历史,脑瓜特别好使,几乎是过目不忘;学语文写文章,常常获得老师夸奖;学几何代数,却显得比较吃力。特别是代数,简直是每节课都听不懂,而且还常常走神。我在数学上能力较弱,其实在初中三年级就表现出来了,当时虽然我的数学是满分,考了全班第一,但我们的数学老师,我记得好象是姓温,在评卷时对我说:你做证明题时,明明有捷径你不走,总要绕几个弯子,虽然这样也没错,还是给你一百分,但是以后上了高中,你可能会比较吃力了。结果,事实证明温老师看得真准。

一九八七年前后,正是费翔在中国“一把火”的时候。春节时费翔唱了《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四月份大兴安岭的大火就烧起来了。老百姓都说,这把火是费翔这小子放的。我上高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对费翔着迷,特别是女同学们。我也喜欢费翔的歌,这也是我这半生唯一一次对流行歌曲发生兴趣。在一九八七年班里的新年联欢会上,我唱的歌就是费翔的《故乡的云》。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十、“老战友”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的一天,我的父亲接到一封信,原来是一位在部队的老战友陈××写来的,信上说他出差路过山西榆次,从别的战友那里获知父亲在太谷,想来看看。父亲刚当兵时,不过十六七岁,而这位陈××大概只有十四五岁。两人分别三十多年,期间世事沧桑,如今老友即将相见,父亲动了感情,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顿时眼泪滂沱。接着,父母按照信上约定日期,跑到一百多里外的榆次,把陈××接回了家。

那天我放学回家,一进门就看到一个衣着体面的中年男人。那人身材颀长,头发虽然秃顶了,但从五官看得出来,年轻时他是一个非常英俊的人。据陈××自我介绍,他在文革期间惨遭迫害,文革结束后平反,担任了北京《扶贫报》主编,混得很好,认识许多大首长。说罢,递上了印制精美的名片。我父亲很重情感,有了“老战友”这一层关系,就每天好酒好菜地招待他。母亲人心善,听到他的悲惨遭遇,也是同情得不得了。于是那一阵子家里每天都是满桌好菜,满桌好酒,只是把我母亲忙坏了,一顿饭要做十几个菜,还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洗的干干净净,熨的整整齐齐。

本来陈××来时只说在家里住上几天,但是住了将近二十天,和父亲叙旧叙得没什么话好说了,也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此时我母亲有些疑惑,总感觉这人说话时眼神不太地道,似有图谋。我母亲在商海里沉浮了几年,也比较善于察言观色,听他跟我父亲谈话,谈自己的经历和现状,经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于是更加疑惑了。

那时我父母工资一个月加起来也不过一百来块,可是光招待陈××二十天就花掉四五百,而且还要天天请假招呼他。长此以往,没谁能陪得起,再加上母亲对他心存疑惑,就更不愿意他久住了。于是就借陈××说自己马上要去广州开会的机会,为陈××收拾好行装,又买好车票,弄得他不走不行了。父母二人又把他送到榆次,到了榆次车站,火车来了他又磨磨蹭蹭地不肯上车。母亲见状,连忙帮着他把行李送到车上,这样他才不得不怏怏而去。

陈××走后没几天,就发来电报,说自己手头很紧,要求速汇款一千五百元,接收人居然是另一个名字“陈×”。因为我母亲曾说过现在卖彩电特赚钱,他就在电报上最后画蛇添足地说了一句:“彩电大量有”。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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