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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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城管的情景。每看到这个场面，我的心里就是说不出的滋味。

巴尔扎克说过：“苦难对于天才是垫脚石，对强者是一笔财富，对弱者是万丈深渊。”我在生活中也曾经遇到过混得不错的下岗人员，反而觉得自己下岗是福气。那是二○○○年五月，我还住在汉口高雄路附近，当时订了一份酸奶。一天晚上八点多钟，给我们家送奶的订奶员来收下个月的奶费。那个人看上去四十岁出头，长得很高很瘦。等我交了钱开好发票，就跟他闲聊了几句，得知他原来是在国营钢木家具厂工作，厂子垮了以后已经下岗三年了，厂子垮掉的原因是生产的家具款式、质量都不好，没有市场。当我问到厂领导有没有贪污时，他说自己说不准，但那些领导都比自己富。而厂子垮了以后，那些领导有的调走，有几个把厂子承包了自己搞。当我问到今昔相比哪个好时，他笑着回答，现在比以前强，下岗比不下岗强：以前在工厂里谈不上累，但一个月只有四、五百块钱，不够用；现在每日风里来雨里去很辛苦，同时做了两份工作，但一个月可以挣到一千六百多块钱。最后我问道：“如果现在再让你回厂上班愿不愿意？”那个订奶员自信地笑了笑，说：“还回去干吗？不回去了。”

不过，也有对下岗工人幸灾乐祸的老百姓。有一次我在北京出差乘坐公共汽车，听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售票员在那里跟司机讲，以前首钢的工人特横特坏，坐公共汽车不出示月票，自己要求他们出示一下反而被那帮人给打了。讲完以后她突然抿嘴一笑，说：“现在这帮人不神气了，都下岗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四、多收了三五斗

一九九八年春节过后，我的父母离开了居住了二十六年的太谷县城，随同我到武汉落户，就住在我们在吴家山买的那套商品房里。父母来了以后，仍然干做灯笼的营生，每天埋头干活。到了一九九九年春节，恰好武汉市有灯展，母亲和我出去拦了几笔生意，卖了三万多块钱。当时山西还有一些存货，恰好武汉市的灯展在春节前筹备，而山西卖灯笼则在春节以后。这样时间错开了，父母在春节之后又回到山西卖了几天灯笼，也卖了四万多块钱。二者合计，一共卖了七万多块，是我们家做灯笼生意以来收入最多的一年。

父母看到收入如此可观，以为在武汉是大城市，做生意挺容易的，于是想把生意做大。于是，在一九九九年春节过后，母亲就琢磨着印制一些广告画册，以利于以后推销时使用。我会画画，又在单位里学会了电脑，于是就自告奋勇地承担起画册的设计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我终于设计出一份相当不错的宣传画册，找了一个印刷厂印制了三千多份，花掉了四千多块钱。为了便于生产，父母又花了六万块钱，在我们住的那幢楼的二楼买了一套八十平米的两室一厅作为焊灯笼的车间，又租用了三楼的两套和二楼的一套房子用来作为仓库和糊灯笼的场所。

那一段时间父母雄心勃勃，决心要在他们有生之年，建立一个具一定规模的家族企业，给子孙们留点产业。恰好我舅舅的小儿子华周初中毕业，舅舅为了让他谋生把他送到我们家来跟母亲学做花灯的技术。而我在节假日都回家帮忙：设计广告，推销，给灯笼上画画。那一两年，家里总是快乐而忙碌。

然而父母很快发现以前的估计实在是太乐观了。武汉这地方号称“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胃口特别大。前来买灯笼的那些企业和政府办事人员中，几乎没有一个不索要回扣的。我们以前在山西卖灯笼时很少遇到这种情况，最多也是要求开发票时多开个百儿八十块的算个跑腿费。但到了武汉我们很快就发现，来买灯笼的人都是张嘴明要回扣，而且要的特别狠实，一般都要到总价款的百分之三十，而且只要现金。有一个企业来买灯笼的那个人，只买了一千二百块钱的货，却要我们开五千块钱的发票，可见下手有多狠。光要回扣也就罢了，问题是这些人一边要着回扣，一边还狠狠地砍价，说要图回头生意。起初母亲还以为人家真的打算做回头生意呢，就狠狠心让了价，后来才知道这是人家的套路，下次来的时候还是这么说，或者就干脆不来了。有时，一些人还用铁丝值多少钱、布料值多少钱来估算花灯的价格。就这样一面砍价，一面要回扣，几乎把我们家做灯笼的利润全都砍去了。我母亲看到这个情况，只得感叹人家武汉人真是货真价实的九头鸟，把什么机关都算尽了，只可惜武汉经济还是这么落后。后来父母做生意越来越艰难，想再回山西去做灯笼，又舍不得儿子。正在犹豫之时，我父亲积劳成疾，查出来得了多发性骨髓瘤，于是就是想走也走不成了。

在我父亲得病的几年里，我因为工作太忙、经常出差难以帮助家里做事。母亲一边要照顾父亲，一边还要干活糊灯笼、出去推销，给人家送货。二○○二年春节，有个客户要我们在江汉路过街天桥上做一盏三米高的巨型宫灯，价格是两千块钱。宫灯做好后需要画画，虽然父亲当时已经历了将近十次化疗，但还能够起来，仍然忍着痛画了两天。后来我父亲病重卧床，母亲每次要出去推销或者送货之前，都要先喂父亲吃饭和喝水，然后才狠狠心离去。

不光是生意难做，就连那些职能部门也经常来敲竹杠。当地的工商局、税务所都要我母亲订什么《工商管理》和《税务管理》之类的刊物，否则就卡脖子。无奈，我母亲每年都要花好几百块订这些永远不会看的杂志，也从来没有收到过一本刊物。即便是如此艰难，我母亲依然觉得现在比毛泽东时代强，因为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虽然可恶，但自己还是能够凭借双手挣口饭吃；而在毛泽东时代，却连自己出卖劳动力的机会都没有。

从二○○○年到现在，我们家历年卖灯笼的所得如下：二○○○年，二万元；二○○一年，不到一万元；二○○二年年景比较好，卖了四万五千块；二○○三年卖了二万六千块；二○○四年，则只卖了一万六千多块。这些钱除了日常吃饭开销之外，其余的全部给我父亲看病了。当然，和医疗产业化以后医生开出的天文数字的治疗费相比，这点钱还远远不够。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五、母亲的病

从一九九八年起，我母亲就总是持续低烧。母亲这个人一向泼辣，就总是说这是水土不服，一天到晚忙着做灯笼也不去医院看。父母逐渐年纪大了，每天爬七楼很是吃力，后来就把二楼那套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父母搬了进去。搬了新房子后，姐姐带着孩子贝贝到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一九九九年五月下旬，有一天母亲抱着贝贝玩，贝贝小脚一蹬，踹到了母亲的胸部，顿时一阵钻心的疼痛传来。母亲用手一摸，竟发现里面有一个鸡蛋大小的硬块。

母亲到武汉同济医院去检查，发现是一个很大的肿瘤，而且初查是恶性的。全家顿时陷入一片慌乱之中，惟独母亲一个人很镇静。她说，自己辛劳了一辈子，儿女也都长大成人了，过得都还不错，自己的任务也算完成了，就是死也无憾了。后来复查，医院的结论又变成了无法确定，又要再查。这时，我在郑州的一个表姐闻讯，说自己认识河南省肿瘤医院的一个大夫，那人技术很精湛，救活了不少肿瘤患者。当时我父亲尚显得身体健康，于是母亲由父亲陪同一起到了郑州，住进了肿瘤医院。

那位大夫果然尽职尽责，经过专家会诊，确定母亲的肿瘤是良性的，暂时未发生恶变。后来那位大夫主刀为母亲做了切除手术。我的母亲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在鸡蛋大小的肿瘤切除下来以后，还要医生拿过来亲眼看了看。做完手术后，那位主刀医生钦佩地说：自己做了大半辈子手术，敢于在手术台上直面自己肿瘤的，我母亲还是第一个，真是少见的勇敢。为了节约费用，我母亲做完手术只在医院住了三天就出院回家了。后来母亲对我说：“看来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呢，上帝也没办法把我收了去。”望着母亲憔悴而坚强的面容，再想起从小到大母亲为了我们这个家辛苦劳作、四处奔波的情景，我禁不住感慨万千，不由地想了起一首歌《我亲爱的母亲》。

当年我的母亲，通宵没合上眼睛伴我走遍家乡，辞别父老相邻当时天色方黎明，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给了我一条手巾她祝我一路顺风

河边落英缤纷，岸上露珠儿滚滚牧场芳草青青，夜莺整夜啼鸣无论我去到哪里，最难忘母亲慈祥的笑容最难忘母亲关怀的一双眼睛

拿起这条手巾，不由想起我的母亲想起小草细语，榭树摇曳不停这条母亲的手巾，我想起幼年熟悉的情景更有母亲慈爱和殷切心情

即便是自己身染重疾，母亲在河南省肿瘤医院住院期间仍然不忘帮助他人。当时医院里有一个小伙子，才二十五岁，刚刚结婚一个月就查出来得了脑瘤。因为疼痛小伙子极度地灰心丧气，有一天要跳楼自杀，幸而被别人拉住了。母亲闻讯之后，不顾自己的伤口上还插着导流管，找那个小伙子长谈了一次。母亲从自己的经历讲起，告诉小伙子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鼓励他要乐观豁达。经过我母亲一番触及灵魂的教育，小伙子豁然开朗，情绪稳定下来，平静地接受了手术治疗。但是遗憾的是，那个小伙子脑瘤已经扩散，没有能够活下来。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六、离开银行的日子

一九九八年以后，我已经越来越不愿意在银行里干事了。当时一个月只挣九百多块钱工资，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奖金。恰在此时，行里又给职工每人做了两套工作服，并根据计财处贾长的建议为此扣一千元工资，平均每月扣二百块。这样，我的收入扣掉工作服的钱以后只剩下了七百多块。幸亏当时没孩子，自己生活比较节俭，妻子单位收入也不错，才没有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形，但始终没有什么积蓄倒是真的。那些有孩子的职工，却已经明显地感到生活的艰难。

一九九八年底，行里新的办公大楼落成。大楼里的装饰豪华无比：地上铺的不是瓷砖，都是从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进口的整片天然石材，一个一千多平米的大厅里，石头的纹理都不乱。行长办公室是个宽大的套间，外间大约有二百平米左右，地上铺着昂贵的纯毛地毯；装饰着一个直径将近一米的、全铜架的立式地球仪。阳台足有一百平米；办公室的里间安放着一张宽大的双人床，里面的全部家具都是进口的欧式雕花古典风格；在矮柜上，摆放着一台四十二英寸的进口液晶屏幕电视。行长新办公楼落成仪式上自豪地说：全体职工都应该为这栋大楼自豪！是的，行长当然是有资格自豪的，因为我估计就算国务院总理的办公室，也未必有这个办公室豪华。由于这座大楼造价太高，引来了各式各样“检查组”、“审查团”、“审计小分队”走马灯般进驻我们行。本以为他们能查出什么问题，但是结果发现他们总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有一次刚刚被提拔为审计处长的吴处长无意中说了一句：今年为应付审计，光招待费就花了一百多万。

虽然办公楼盖得如皇宫一般豪华，但行长却保持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本色。一九九八年九月向总行高级评委会申报高级职称时，因为那申报材料表格设计得很复杂，我就用B4复印纸做了相关的文件，一共弄了十八套，给分行中级评委会十八委员每人一套，每套有四十多页。按照惯例我先牛行长呈报。不料行长看了我呈送的材料突然勃然大怒，说道：“怎么用这么大的纸？还有没有节约观念？这样下去再大的家业也得让你们败完！”接着，他给我指出了应该怎样节约：“拿回去，用A4的纸重新做！”我战战兢兢地领命，回到办公室里忙了一个下午，才又把这些评审材料用A4纸重新弄了十八套，并把原来弄好的那些统统丢进了碎纸机。这次行长很满意。后来我把材料发给廉书记时，跟他说了这件事。廉书记略微沉吟一下说道：“用B4的纸的确是大了点，不过……唉，以后注意吧。”

那次评审结束后，我把各位评委的投票结果进行了汇总，排出了得票最多的前二十名准备申报给总行高级评委会评选。当我把名单呈报给行长过目时，他对这个结果不满意。于是他掏出笔，划掉了八个他不喜欢的人，又添上了另外八个人。然后，对我说就按他修改后的结果上报。当时我心想，这恐怕就叫“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吧。

到了一九九九年春节，大家都指望着行里能发点奖金弥补一下自己生活的亏空。一天下午，行长召集贾处长和申处长在人事处办公室开会讨论年终奖问题，当时我坐在离他们不远处，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只听行长说：近来审计署对我们查得很紧，今年过年就少发点钱，免得引起审计署注意，就人平一千吧。谁知贾处长赶紧插话说：按人平一千计算的话，光机关就要七十万，也是笔不小的数字，最好只发五百元，总额三十多万就不算啥了。行长听后点头称是。这次，申处长很难得地为职工说了句话：“五百块太少了吧。这几年职工收入下降很厉害，据我了解，很多职工扣了行服钱以后一个月只剩了六百多块，过年就多发一点吧。”这时，我猛然听到行长一声尖叫：“五百块还嫌少？比下岗工人强多了！就这么定了，五百，一分也不多给！”就这样，我们心灰意冷地领到了一九九八年的年终奖金：五张“蓝精灵”。

一九九九年五月，国务院成立了四家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门收购和处置银行的不良资产，其人员多半从银行中招募。当时我听说银行的组织机构要有重大变动，想着与其在这里喝西北风、被人扒来扒去的，不如到新的机构里去试试。于是试着我提交了一份申请，结果被选上了。就这样我离开了工作了四年的银行，也离开了跟我朝夕相处四五年的同事们，来到了H公司。

我临走前两天，申处长领着全处人员到一家广东餐厅聚餐。那天申处长喝了不少酒，动了感情。他对我们说道：我知道，很多人在背后骂我，甚至我都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不计较，我从来也没有打击报复过他们……其实，难道我就不想留下个好名声、干出一番事业吗？可无论我花多长时间精心准备计划和思路，行长一句话就屁也不是了。行长不需要干事的人事处长，他只需要一个事事听话的人。我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行长成天想训就训，谁没自尊？我能怎么办？后来，我也想开了，当了处长又能怎么样？当了行长又能怎么样？都一样！人活着，就得图个快活，什么名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只要自己觉得快活就行了，廉书记名声比我好，可他也为名声所累，事事放不开。接着他又对我说：我知道你有才干，出去闯闯吧，兴许能够闯出一番天地，我也知道你是个老实人，但是这里确实不适合你。

申处长的这番话使我感到很意外，不但立刻冰释了我对他所有的愤恨与不满，甚至还激起了我对这里的一丝留恋。毕竟我在这里工作了四年，毕竟有那么多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的同事和朋友。我甚至多少有些同情申处长的处境，回想起申处长给过我的一些照顾、爱护和关心；回想起申处长曾和我促膝谈心，说自己正读书时遇到文化大革命，一辈子苦于没有文化，现在你们条件这么好，一定不要忘记继续深造。我忽然觉得，申处长也不那么令人憎恨了，他只不过是扭曲的权力大树结出的一个苦涩的果实，也是一个牺牲品。只是他在应该做出反抗和抉择的时候，没有勇气与这种官场的庸俗习气决裂和斗争，而是选择了随波逐流。可回过头来想一想，假如是我处在这个位置，我又能怎样？最多也只是求个独善其身罢了。

在我离开银行以后，大概到了二○○二年，我忽然听说行长因病去世了，走时年纪也并不大。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难过，甚至对行长感到有些愧疚，因为我曾经咒骂过他。尽管他做的一些事情我无论如何不能苟同，但毕竟当年是他把我挑进行里的。没有他当初的决定，我这个一文不名的外地穷学生肯定没办法在武汉站稳脚跟，从这个角度来说，行长也有恩于我。死者已已矣，生者常戚戚，在此我愿行长能够安息长眠。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一、国庆五十周年

一九九九年是建国五十周年大庆。那一年国庆前夕，俄罗斯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注」即前苏联红军红旗歌舞团）到中国各大城市巡回演出，也到了武汉市。闻听这个消息，我自然是激动万分，马上订了一张票去看。那天下午我早早地赶到武汉剧院，发现还没有开场，就绕到剧院供演员进出的后门。台阶上蹲了两名三十多岁长得很帅气的俄国人，用俄语交谈着什么。我走上前去，叫了一声：“达瓦里士！”（「注」，“同志”一词的俄语发音）二名俄国人停止了彼此的交谈看着我，回了一句：“达瓦里士。”然后，他们二人分别指着自己，一个说：“瓦夏”，另一个则说：“罗欣”。然后他们又看着我，嘴里用俄语咕哝着发问。我明白了，他们是在问我的名字，于是我回答到：“雅科夫。”两名俄国人怀疑自己听错了，脸上露出诧异的神色，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

除了几个简单的词汇之外我不懂俄语，可那两位俄国人也不懂汉语和英语，于是我敬给他们两枝香烟后就跟他们告别，进了剧场。我先买的座位是位于二楼的，可我到了座位上发现这里距离舞台实在是太远了，看电影可以，看演出不行。于是我来到楼下一等票区域，找了个空座坐下，想着万一有谁好说话就给人家百十块钱跟我换一下。这是身旁来了一个戴着眼镜、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看了看我以后问：“你在这里坐吗？”我赶紧把情况说了一遍。老太太一听就笑了，说：“小伙子你运气真好，这个位子是我丈夫的，他今天身体不舒服，不能来，你就坐吧。”我一听，又是感激，又是庆幸。

那位老太太是五十年代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的毕业生，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毫无疑问怀有对苏联和俄罗斯真挚的情感。乘着开场前等待的时间，老太太跟我谈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并且非常惊诧我竟然也这么热爱苏联。我们两个人像是忘年交，一起哼起了苏联歌曲，一首接一首。老太太会唱的那些歌我都会唱，她一起头我就跟着唱，有些歌词她记不清了，可是我记得清楚。因此，老太太又兴奋，又惊讶，激动地对我说：“没想到你这么年轻，竟然对苏联艺术这么熟悉，现在的年轻人里可真不多见啊。”我笑了笑，回答道：“是的，在这方面，我跟你们属于同一代人。”

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支持者，经常义务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集会上演出。那天红旗歌舞团的艺术家们给中国观众奉献了十八首歌曲和舞蹈。其中，那首亚历山德罗夫亲自所作的《神圣的战争》，给我以极深的印象。记得当年丘吉尔听了这首歌以后曾说：“唱着这样歌曲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而我听了以后，感觉和丘吉尔一模一样。

去看演出的人大半都上了年纪，也有一些年轻人。由于都是痴迷的俄罗斯艺术爱好者，会场气氛十分热烈，掌声不断。演出结束之后，应观众的热烈要求，艺术家们又加演了两首歌曲。然而，就在演出接近尾声时发生了不快：一些人看到演出就要结束，害怕人多拥挤赶紧抢着离开，人家在台上一边唱，我一边听到后面有人离去时弹簧椅子发出的辟里啪啦声。老太太皱了皱眉头，说：这真是对人家的不尊重，真为这些人感到丢脸。

演出结束之后，老太太想去跟演员们见见面，于是我搀扶着她来到后台。见到正在卸妆换衣服的演员们，老太太用俄语热情地跟他们交谈着。后来，一位演员掏出了一盒红旗歌舞团演出的磁带，送给了老太太。红旗歌舞团的团长也分别给老太太和我的节目单上签名留念。从剧院出来的路上，老太太教了我几句俄语：Здравстбуйсе达拉斯维捷（你好）；До　свидания达斯维达尼亚（再见）；Спасипо斯巴希巴（谢谢）；Спокойной　ночи（晚安）。当我跟着老太太读“До　свидания”（再见）这个词时，正好有两个俄国人回下榻的饭店，走过我们身旁。听到我们的话，他们停下来，微笑着轻轻地对我们说了一句：“达斯维达尼亚”。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国庆五十周年阅兵式。这次阅兵式是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背景下举行的，因此具有一种格外的意义。被民族主义情绪鼓动起来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