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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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国庆五十周年阅兵式。这次阅兵式是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背景下举行的，因此具有一种格外的意义。被民族主义情绪鼓动起来的我，自然也非常关注这次阅兵，故而一点不落地从头至尾看完了。不知为什么，尽管这次阅兵花费颇高，士兵的装备也改善了不少，但我总是觉得比一九八四年阅兵时缺少了些什么。究竟是缺少了什么呢？我思考了很久，发现大概是缺少了一种催人奋发的精神，以及人们脸上那种由衷的笑容。

国庆期间，前面提到的我帮忙找了工作的那位要好的同学，恰好被他当时供职的丽花丝宝集团派驻北京。后来他从北京回来到我家来玩，见到他以后我说：你小子有福气，正好赶上这次盛典，玩痛快了吧。谁知那位同学却苦笑着说：福气？天哪，你不知道我每天过的是什么日子，东躲西藏的跟逃犯一样。我连忙问是怎么回事，原来国庆期间北京清理外来人员，警察见到外地人，也不管有没有正当职业就强制遣返。因为工作需要，他们丽花丝宝集团招聘了一些促销小姐，在北京各大商场的柜台前搞促销活动。国庆前夕遣返外地人员，警车往商场门口一停，下来好几十个警察抓促销小姐，把那些女孩子吓得尖叫着四处逃跑。可是这些女孩子大都穿着高跟鞋跑不快，有些女孩子就脱掉鞋子拼命跑，可还是被抓住了。抓到以后，几个五大三粗的警察连拉带拖，把那些孤立无助的、哭天喊地的瘦弱女孩塞进闷罐车。

被遣返人员通常被闷罐警车拉到北京郊外一个叫沙河的地方筛沙子，筛一个礼拜攒够了遣返费用后，是南方的就塞到一个闷罐车里。男女老少挤到一起，一直拉到长沙就放人。很多人在北京有工作，就等到国庆节过后再回北京。

我的那位同学人长的比较文弱，又经常西装革履的，因此虽遭到几次盘问，但终究还是没有被抓。但是俗话说兔死狐悲，看到身边的同事这个那个被抓，他心里也害怕极了，那些天尽量不出门；即便出门买点生活用品，也是跟老鼠过街一样四处提防，见到警察赶紧躲着走。风声最紧的那几天，警察们可能分配了任务，也不管你是不是有正当职业，见着人相貌可疑或者外地口音就截住盘问，要人家出示身份证，一看是外地的或者没有身份证的，立刻就塞进闷罐汽车送走。甚至有些“三证”齐全的出示给警察看，警察就当面撕了人家的证件，然后冷笑着说：“现在你是‘三无’人员了吧”，也要送走。我同学他们公司北京地区的一个经理，就是被这样塞进闷罐车里。幸亏他有手机，赶紧打电话给公司，公司派人营救，这才免于被送到沙河筛沙子。

听了同学的这番叙述，我禁不住难受起来。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原来我们从电视里看到的国庆盛典的背后，竟然是这样的血泪斑斑。后来二○○三年三月广州发生了在收容所里打死无辜青年孙志刚的恶性事件，顿时全国舆论沸腾，也引起了新一代领导人的重视，废除了那部名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恶法。其实，孙志刚还算幸运的，毕竟他还留下了名字；在他之前，有更多的死难者就那么无声无息地死去了，家里好几年都不知道亲人究竟是死是活。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二、炸馆事件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无论从知识分子还是到普通百姓，都对美国这个国家怀有美好的感情。到一九八九年事件以后，虽然中国官方跟美国关系降至冰点，但民间对美国的感情依然如故，甚至还有些强化。很多百姓在私下场合，把美国视为正义的化身。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所接触的人中，除我之外几乎没有人对美国怀有恶意。

然而到了一九九三年，中国民间对美国的看法第一次发生了改变。那年的九月，由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阻挠，北京申办二○○○年奥运会失败。年轻人一般都有民族情感，当时的大学生们都很希望中国能够申办这次奥运会，至今我清楚地记得在最后结果揭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电视屏幕。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读出“Peiking”这个词时，校园里立即传出热烈的欢呼声。然而半分钟后，大学生们意识到自己弄错了，表情开始凝重起来，渐渐又变成了沮丧。当最后得知是澳大利亚的悉尼胜出后，几乎所有的人都爆发出愤怒的诅咒。这是中国民间对美国情感疏远的第一步。

一九九六年，中国大陆鉴于李登辉“台独”真面目日益暴露，在台湾海峡举行了威慑性的军事演习，美国前来干涉。造成了美国与中国武装力量的严重对峙。这次对峙使得一些原本对美国怀有良好感情的人发生疑惑：美国究竟是想干什么？再联想到苏联解体前后美国对苏联、俄罗斯的步步进逼，以及美国对藏独、疆独和台独等势力的支持，很多人开始觉得美国对中国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大概也是在这一年前后，一本叫做《中国可以说不》的书畅销起来，突出地代表了中国民间对美国情绪的逆转，以及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崛起。这本书我没有买，但我宿舍的一个朋友买了，我们俩人看了，都觉得写得挺过瘾的。

一九八九年以后，美国每年都要向联合国提交中国人权提案，被中国官方巧妙地歪曲成“反华提案”。随着一九八九年事件渐渐被人遗忘和官方的蓄意引导，美国的人权报告越来越被中国的老百姓所蔑视，认为美国人就如同祥林嫂一般絮絮叨叨，着实不以为然。此后，看到美国人的“反华”提案经常被否决的消息，很多老百姓反而高兴起来。

假如说这些事情还是只算量变的话，那么一九九九年美国对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的轰炸，却如同一个导火索一般，点燃了一大批中国人的反美怒火。当时我从电视里看到这个消息，先是极度惊愕，嘴巴张得大大的半天说不出话来；等到看完几遍新闻确认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之后，我变得怒不可遏。那天武汉发生了游行抗议事件，我也做了一个标语牌子，扛着去找游行队伍。但上街以后听人家说游行队伍去了位于武汉新世界商场后面的法国领事馆，我觉得这就有些胡闹了，冤有头、债有主，美国炸的使馆，干吗要去找人家法国人泄愤。极端民族主义就是这样盲目，也不分良莠，见到高鼻子、黄头发的就觉得是敌人。于是我回到家里，一遍又一遍地看特别新闻，看着看着，忍不住悲愤起来，写了一首讽刺打油长诗《老纳粹冯·瑞安的自述》：

我就是老牌德国纳粹分子冯·瑞安，躺在这片坟地已经有五十五年我曾经在南斯拉夫土地上杀人放火，最后被游击队一枪送上了西天唉，可怜我冯瑞安死了也要遭白眼，可怜我冯瑞安挨了不少的浓痰唉，可怜我冯瑞安真是寂寞又孤单，可怜我冯瑞安多想有人来做伴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这一天，这片沃土突然响起爆炸冒起硝烟我连忙爬出坟墓探出头把热闹看，发现原来是山姆大叔正在逞凶蛮哦！你看山姆大叔武装到了牙齿，还要把塑料安全套挂在钢盔两边狂轰滥炸杀无辜和我们当年一样，不，有些地方甚至比我们还凶残

如今的山姆大叔可实在是不一般，你看他在世界称王称霸颐指万端无论谁家的闲事他都要管上一管，这种霸气连元首他都会心生艳羡咦？怎么打仗还要把哈巴狗儿牵？只见那哈巴狗趾高气扬风度翩翩我冯瑞安连忙擦擦眼睛定神一看，狗尾巴上还绣着三个字：不列颠那声嘶力竭的老女人我似曾谋面，仿佛是个捷克犹太人来这里避难没想到她现在恩将仇报凶像满脸，怪不得元首他说犹太人天生下贱

看到这里我顿时感觉像亲人相见，急匆匆跳出坟墓跟山姆大叔言欢今天我冯瑞安算是大大地开了眼，没想到当今的世界居然又变了天强权就是真理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纳粹的理论却由北约来进行实践只是没想到杀人放火你还不算完，炸大使馆这种事连我当年都不敢

他山姆大叔毕竟也算是老谋深算，说起话来也是一本正经有板有眼NO，这是纯粹是次误炸是个意外，我对此已经表示惋惜和深深遗憾

我听了顿时感到失望发出了悲叹：难道刚来这里你就要灰溜溜滚蛋我日思夜想有人和我一起做个伴，一个人躺在这坟墓里实在太孤单

山姆大叔听后略微耸了一耸双肩：NO，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可就难我来这杀人放火是为了维护人权，这个神圣的使命就象是重任在肩

听了山姆大叔的回答我满腹狐疑：杀人放火难道会等同于维护人权？

这个高论我理解起来真是太困难，山姆大叔解释这叫人权高于主权听了山姆大叔的解释我连忙又问：既然你们声称人权绝对高于主权那前几年卢旺达种族屠杀叫悲惨，但不知你为啥光说不炼袖手旁观？

山姆大叔干咳了两声又翻翻白眼：这个嘛……那里实在离我太遥远我的力量嘛……现在毕竟还有限，不过我还是发表了声明表示反感

听到这里我冯瑞安忽然大彻大悟，什么山姆大叔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其实都是彻头彻尾的幌子和扯淡，山姆大叔的霸权才是问题的关键虽然我冯瑞安过去是个杀人凶犯，但我的罪恶毕竟已经算遭到天谴因此我终归还是有一些感悟反思，忙说出来把那山姆大叔婉言相劝：

我说我最最亲爱的山姆大叔先生，我承认你比我们纳粹更狡猾野蛮也承认你有先进武器和大把美元，但我还要现身说法把你婉言相劝塞尔维亚人民可实在是不好惹翻，他们决不会象绵羊一样任你侵犯这个伟大民族天性就是不屈勇敢，我冯瑞安的下场就是你最好样板唉，我冯瑞安今天真算是开了眼，看清你这个人权卫士的真实嘴脸炸死三个记者许杏虎朱颖邵云环，你看你遭到全世界谴责狼狈不堪侵略别人葬身他乡下场真是悲惨，有压迫就有反抗是我总结的经验残暴的手段压制不了自由的呼唤，为啥你还这样执迷不悟以身试探

谁知山姆大叔听后诡秘狡黠一笑，看看左右无人向前与我低声交谈我这个人向来都是惟恐天下不乱，好让我能火中取栗寻求世界霸权你看看我身上背的三枚新式导弹，这可真是我的看家法宝、杀手锏自从发明后就所向披靡异常灵验，代号叫‘民主’‘自由’和‘人权’我用它们颠覆了东欧分裂了苏联，现在这些敌人穷得发疯一片混乱谁知塞尔维亚死活不肯向我示软，米洛舍维奇这厮总给我制造麻烦不得已我使用新式武器贫铀炸弹，这玩意除了杀伤还会造成核污染虽也给己方造成危害是把双刃剑，但为了称王称霸我哪管洪水滔天

写好以后，我又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是一个戴着纳粹头盔的骷髅，在向一个背着写有“民主”、“自由”、“人权”三枚导弹的美国兵打招呼，美国兵还牵着一条哈巴狗，那条斑点狗高高翘起的尾巴上还绣着一个米字旗。第二天我来到办公室里，用计算机重新打印了一遍，然后就向《长江日报》投了稿，不过人家既没有刊用，也没有退稿。当时我还不会使用互联网，就请一位同事代我在网上发了几封电子邮件。

在看到电视上反复播放的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死难者生前的照片时，我隐隐约约感到朱颖的相貌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不过当时没有确定。过了不久我高中同学给我打电话时告诉我：原来朱颖竟然是我上高中时候的师姐。朱颖于一九八六年九月考上太谷中学，我则比她晚一年考上同一所学校。一九八九年朱颖从太谷中学考进天津轻工业学院，毕业后在北京一家企业工作了一段时间，于一九九四年调入《光明日报》工作。一九九七年朱颖与同在光明日报当记者的许杏虎结婚，新婚不久许杏虎受报社派驻南斯拉夫，朱颖也随丈夫到了贝尔格莱德，在“五八”　事件中，二人不幸遇难。

一九九九年的“五八”事件是中国民间反美情绪达到质变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猛然抬头的宣言书。而二○○一年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则进一步强化了反美情绪。从此，多数中国老百姓对美国的态度变得相当不友好。对美国的不友好错误地影响到一些老百姓对待民主的态度，开始搞“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美国人宣扬民主，那中国人就要坚决不民主。这真是中国民主主义者和中国老百姓的悲哀。二○○一年美国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以后，面对几千名无辜平民的死亡，我却听到了一片幸灾乐祸的残忍欢呼。这是中国人的耻辱，除了证明自己缺乏人性以外，什么作用都起不到。

民族主义当然是需要的，可凡事都要讲究个“度”。历史已经不止一次证明，极端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反而祸国殃民。因此，在一九九九年民族主义情绪爆发一次后，我渐渐地转向温和的民族主义，主张发展中美关系。因为，对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如何利用一切可能条件，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才是最实实在在的问题。因此，当二○○一年北京申办奥运会获得成功时，我没有一丝快乐的感觉。此时的我已经没有心思搞民族主义了，而是忧心冲冲地关注着腐败、侵吞国有资产、道德沦丧、教育和医疗产业化这些问题。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三、祸从口出

自从来到H公司，我就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开始了新的生活。起初，公司组织人员培训，每天工作量不大。那时我看到几个年轻人经常在互联网上浏览，顿时觉得很新鲜，看着看着就渐渐学会了上网，接着就找到了那种可以自由地讲心里话的中文论坛。那时我和现在大城市里那些养尊处优的年轻白领们一样，还比较的民族主义，因此早期在互联网的活动就是在互联网上与亲日分子、台独分子和亲美分子对骂。

由于工作原因，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有百般耍赖的奸商，也有本分守法的君子；有腐败渎职的官僚，也有鞠躬尽瘁的公仆；有侵吞国有资产的厂长，也有励精图治的领导；有腰缠万贯的大款，也有一贫如洗的工农。我应当感谢H公司，给我提供了如此近距离、全面地观察当今中国社会的条件。

自从走进这个公司的大门，伴随着日复一日在各个企业的奔波，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一天比一天压抑。以前生活在繁华大城市的摩天大楼里，我没有机会也没有心思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也不知道今日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子。每天，我只是看看《新闻联播》，为这里的高速公路通车和那里的摩天大楼竣工而觉得自豪。对中国的了解，只是停留在一片繁荣昌盛的外表上。而今，我终于走出了自己所在的象牙塔，深入到国有企业、田间地头去，了解到了一个隐藏在浮华外表之下的真实的祖国。

二○○○年的秋天，我去了一个县里一家主要生产建筑振动机的特困国有企业。按理说这个地方属于平原地区，算不上最为贫困的地方；而这家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企业领导的贪污腐化，而是他们实在没有力量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找不到销路、进不了原料，最终被市场淘汰掉了。在参观这家企业的橡胶粉碎车间时，我发现那里异味扑鼻，空气中充满了有毒橡胶粉尘，别说待久了，就是在门口站一站就难受。工人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业，唯一的劳动保护就是一副口罩。当我问及企业领导这些工人收入时，厂长告诉我一个令我无比惊讶的数字：年收入一千七百元，月均一百四十元。这区区的一百四十元钱，如果我们在一家餐馆里吃饭，无论如何算不上奢侈，但却是这个企业一名职工辛苦一月所得的全部收入。从那里回来以后四年了，我眼前总是能浮现出那个车间里遮天蔽日的橡胶粉尘，和戴着口罩为一百四十块钱卖命的工人。

那个厂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戴着一副眼镜，衣着非常寒酸。那天他跟我说：“我是这个厂的工人子弟，从小在院子里长大。后来我上了学，厂子却不行了。我不愿意看到我们厂就此垮掉，所以我回来了，想带领大家做点事情，救救我们的工厂。可是产品没有多少销路，我也没有钱搞技术革新。您要是有能力帮个忙，就帮我们想想办法吧。”我听了他的话，眼泪都快忍不住了，因为我也是一名工人子弟，父辈们赖以生存的企业也陷于了困境，多年发不出工资。但我只是一名小职员，一无钱二无权。于是，我回家以后找了妻子，看她们所管理的外贸企业有没有经营这类产品的，是否能帮人家找到销路。妻子找了几个外贸公司，可惜都不对路。这个忙我没有帮成，因此我对此一直抱以愧疚。

也是二○○○年，我去某移民县参加一个企业的破产债权人大会。在听清算组叙述该企业情况时得知：这个企业职工的房子盖好之后，没有钱安门窗，可是移民搬迁工作必须完成，于是就搬到了无门窗的房子里。职工也是多年没有发工资了，自己也没有钱安门窗，就弄些破塑料布、旧报纸或者床单遮风挡雨。他们不怕小偷，因为小偷也知道这些一贫如洗的人们是没有什么财产值得偷的。

还是二○○○年，我在到某省出差参加一个会议时候，听到该省某厅的一位处长私下里谈到：他们省某县政府为了给自己增添“政绩”，虚报乡镇企业产值和利润，结果带来高征收和提留，又把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当地经济不发达，农民每亩地除去成本后产出平均只有三百多元，可每亩地的负担却达到了四百二十元。农民被逼无奈，只得背井离乡，造成土地抛荒。等到纪委去处理问题时，发现某个村全村九十八户人家中有九十六户已经逃亡，而剩下的两户都是残疾人，用“十室九空”来形容这里的情况丝毫不夸张。那位处长感叹说，怪不得一些领导干部总想把子女送到国外，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的。接着那位处长还谈到该省省政府秘书长（「注」正厅级）因为情妇栽了跟头。省政府秘书长大人原来在某市担任市委书记，他的这个情妇本来是宾馆服务员，也没什么文化，秘书长大人看上她以后出钱给她开了一个服装店。可这女人不甘寂寞，一心想做官，于是秘书长大人给她伪造了入党志愿书和假干部身份，摇身一变成了某市开发区管委会宣传部副部长。可他的情妇还不满足，非要当一把手过官瘾，碍于她刚来不久，给她“扶正”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秘书长大人让她当上了“牵头”副部长（「注」“牵头”是指正职空缺时，由某位排名靠前的副职行使正职职权）。没想到这样惹恼了宣传部的一位资深副部长，他本来认为凭资历这个一把手职位本来应该是他的，谁知半路竟然杀出一个婊子充当程咬金，挡住了他的仕途。副部长咽不下这口气，到处上告，结果让这位秘书长大人在阴沟里翻了船。

还有一年春天，我走访了位于某省偏僻山区的××煤炭矿务局，这个资源枯竭的煤炭生产企业是典型的“企业办社会”模式，全局八千多名职工加上家属合计四万多人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镇，有自己的学校、医院、派出所等等。由于资源已经基本枯竭，职工的生存成了大问题，整个矿区到处是破破烂烂、摇摇欲坠的棚户，到处是没有事情做的下岗、失业职工。为了维持职工的基本生存需要，上级每年对其进行财政补贴一千五百万元，但平均到每人每月也不过一百五十元，实在是杯水车薪。由于地处偏远，当地职工甚至没有机会到城市去摆地摊谋生。这也是中国，与上海的高楼大厦、豪华商场同在的另一个中国。

鲁迅先生曾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些所见所闻深深刺痛了我，让我良心不安。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中，我爆发了。二○○○年夏天，我到某省一个地级市出差，目睹了当地政府一些官员们吃吃喝喝、铺张浪费的情景，再对比自己以前见到过的工人生活的凄惨状况，禁不住满腔悲愤。回来之后就我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一个官方网站的论坛上。这篇文章轰动一时，被多家网站转载。

然而当时我只是刚刚从事互联网写作，经验不足，因此在写该文时犯了几个错误：一是把人名、地名虽用了英文字母代替，但处理得不够老道，环境描写又过于逼真，读者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事情；加上里面的职务都是原封原地摘录，知情人一看就知道文中写的都是谁。第二，我在论坛的签名档里挂了自己的合成照片，当事人一看就知道我是谁。本来我写这篇文章只是就自己所见所闻描述现象，并不打算针对谁进行人身攻击，但是这么直白的文章，肯定要惹祸上身的。第三，这个论坛作为官方背景的论坛，一直是很多地方政府高度关注的地方，既然我的文章涉及政府官员，那么政府官员们就很容易看到这篇文章。

果然，我的文章发表没几天，该市市委书记的秘书在浏览这个官方论坛时发现了这篇文章，越看越觉得像自己城市发生的事情，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