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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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的姐姐本来不愿与哥嫂这一对坏人来往，自他们的母亲死后就多年没有回过娘家。获知外婆受哥嫂虐待的消息后，外婆的姐姐赶紧到哥嫂家里，把外婆领走了。好在赵老太爷的大老婆人还算善良，听了外婆的凄惨遭遇后不胜唏嘘，也就同意收留外婆，和家中佣人住在一起。外婆在姐姐家里可以吃得饱了，身体迅速恢复、发育，越长越漂亮。由于她在哥嫂家长期被虐待，谨小慎微惯了，做事手脚麻利，还会看大人眼色，把大婆伺候得舒舒服服，于是大婆也挺喜欢她，给她请了个私塾先生教她看书识字。

外婆这人心地善良，自己虽寄人篱下，但依旧同情贫苦人。民国十九年（「注」即一九三○年）前后，中原大战爆发，豫北又闹饥荒。外婆在外出时看到有母女二人即将饿毙，赶紧回到佣人房中，端出食物给二人吃，救活了母女俩。后来，外婆又跟姐姐要了一些钱，送给母女二人活命。这母女二人都挨过了饥荒，活到解放以后。外婆还帮助过一个穷老头，此人因吸大烟弄得家破人亡，自己孑然一身来讨饭。旁人都厌恶他，不施舍食物。后来外婆见他可怜，就每天偷偷把佣人剩下的伙食端给老头吃，一直持续了好几年。后来外婆一出嫁，就再也没人给那老头子送饭。几个月以后，外婆回门到赵家，才知道那老头已经饿死了。

转眼到了外婆出嫁的年龄，此时的外婆已亭亭玉立，而且知书达礼，故前来提亲的人络绎不绝，把门槛都要磨破了。这些人中有两个特别突出：一个是当时燕京大学的教授，另一个是家有“千顷牌”（「注」“千顷牌”是旧时奖励巨富的一种办法，家里有超过一千顷，也就是十万亩以上的土地，官府赐予“千顷牌”为褒荣）的豫北豪强地主王三祝（「注」王三祝在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暂编第九纵队司令，一九四九年五月安阳解放时被活捉，同年七月被处决）。特别是燕京大学那个教授，见了外婆以后非常满意，连聘礼都送来了。但是，赵家大婆喜欢外婆，不想让外婆跟着那个教授走而远离她；而外婆自己也不想到王三祝这样的大户人家里，谨小慎微地过日子。就这样挑来挑去，外婆的婚事又拖了几年。

外公年轻时长得很英俊，是远近闻名的美男子，人称“衣裳架子”：尽管天天在地里干活，但他的皮肤属于“晒不黑”，白里透红；身材也高大魁梧，达一米八三，而且特别匀称。民国二十二年（「注」即一九三三年），外公到赵家提亲。外公这人老实木讷，前去提亲时，赵家大婆问一句，他就回答一句，不问的时候就一言不发；但只要一谈起庄稼活来就眉飞色舞，兴致昂然。赵家大婆觉得外公是个本分人，靠得住，又勤快，于是让外婆来见。外婆见了外公，一是相中他老实，二是相中他能干活，三是相中他英俊。就这样，从那么多求婚的佼佼者中，外婆独独选中了外公这个最穷的庄稼汉。

解放前，由于连年战乱，豫北的土匪老抬十分猖獗。外婆刚与外公成婚不久，外公在去道口看戏回来的路上被几个“老抬”绑架了。当时土匪听得消息，说王三祝曾到在赵家向袁氏提亲，就以为外公是王三祝，于是将其绑架，放出话来要十万块现大洋，否则就要撕票。抓到外公以后一审，却发现不是王三祝，于是匪首就到赵家勒索，降价成五千块。外婆得知消息后简直快急疯了，赶紧托其姐姐到赵家借钱筹款。还正在忙活着，外公居然毫发无损地回来了。原来，“老抬”得知外公并非王三祝，又见外公老实木讷，就对其放松了警戒，关押几天后派两个小喽罗押着外公转移关押地点。谁知走到半路，两个家伙的大烟瘾相继发作，又是流鼻涕又是浑身抽搐，动弹不得，结果眼睁睁地看着外公挣脱绳索逃走了。住在赵家敲诈的匪首一听说人质已经跑了，顿时很泄气，赵家大婆也会办事，多少给了他几个钱，算是辛苦费。

外婆这人从小寄人篱下苦惯了，特别会过日子。外婆嫁给外公之后，二人配合非常默契。自从自己家买了第一匹牲口之后，外婆就像对待孩子一般爱护它，每天晚上起来给牲口喂草，连灯都舍不得点，结果经常被撞的一头包。节约下来的钱，全部攒着买地。外公这个人也不爱乱花钱，干活时根本不用人催，因为看见庄稼长的好，他比什么都高兴。八十年代后期，外公在我们家住了几年，有时我跟他一起到外面转转，每走到庄稼地，他都要俯下身子仔细地看半天，还说人家不会种田，庄稼没长好。

俗话说，天道酬勤，外婆的精打细算和祖父的勤劳耕作，使得这个家庭在解放前的二十年里不断扩大再生产，从原先的几亩地变为四十多亩，还盖了一座二层的小砖楼。不过，滑县的土地属于黄河故道，含沙量大，肥力差，当时又不懂使用化肥和品种改良等技术，尽管精耕细作，但还是离不了靠天吃饭，一亩地能打个二、三百斤粮食就算大丰收了，遇到荒年景颗粒无收的情况都有。每年打下的几千斤粮食养活当时一家六口，也不过温饱有余。

当时家里只有外公一个男劳动力，地多了以后一个人忙不过来，就雇了一个长工，农忙时节也雇几个短工。但是，这里的主家与雇工的关系并非像《收租院》里所描述的那样残酷、血腥，而恰恰相反——当时吃饭时，外公和长工同席，吃干饭；外婆和孩子们则另一桌，吃稀饭。这是因为，在天灾人祸频仍的河南，小户人家即使有些余粮也不敢顿顿吃干饭，必须留下来粮食备荒，或者换钱买地；而外公和长工属于下地干活的劳力，他们必须吃饱才有劲干活。上工时外公和长工一起下地干活，那长工与我们家关系也相当好，本身也就是自家五服以内的亲戚。外公与长工以叔侄相称，而且文革时代整我们家的那帮人里，独独没有这个长工。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殷实之家，而不是一些人公式化地描绘的如同洪水猛兽般的压迫者。

冯玉祥治豫时，搞“新生活运动”，派出大兵四处搜罗裹脚女人。可是，这种延续了一千年的陋习也并非一下子能破除的。那一段时间，村口有人放哨，远远看到有冯玉祥的大兵过来就高喊：“查裹脚的来了！”正在地里忙活的年轻妇女一听，撒腿就往家里跑，冯玉祥的大兵就在后面追，跟今天搞计划生育差不多。

后来日本人来了。外公的弟弟当时在县城卖馍，走到城门口时正赶上日本鬼子杀人立威，无端地被日本鬼子砍了头，在城门口挂了好多天。后来外公买通一个给日本人做翻译的同村人，花了不少钱才把尸首赎回来。几年里日本人就到过村里一次，吓得全村妇女脸上涂满锅灰躲到麦地里，被日本兵抓住的妇女倒也没怎么着，日本兵看着她们脸上黑糊糊、惊慌害怕的样子就哈哈地笑，嘴里还用生硬的汉语说“皇军大大的好，别害怕”，然后就走了。而汉奸队伍“皇协军”和一些杂牌队就挺可恶了，每次进村都偷鸡摸狗，搜刮财物，因此当地一些老百姓说“皇协军”比日本兵还坏。

解放前像外公这样无权无势的小地主，最怕的就是“穿四个兜”衣服，也就是穿军装、警察制服和中山装的人，这样的人一来村子里就是敲诈的。有些城里的地痞流氓没钱了，就借上一身中山装一穿来到村里，看到哪家家境好一点，但气派又不是很大的，就进去往椅子上一坐，装腔作势地说：“蒋委员长号召我们开展新生活运动，现在要交卫生费。”小地主们也不懂什么是“新生活”，不愿意交，“四个兜”就一拍桌子，声色俱厉地叫道：“怎么，不愿意？你还想不想过了？”小地主一听，吓得心惊胆战，连忙乖乖地把钱送上，算是破财免灾。

虽然豫北先后被新旧军阀、国民党、日伪轮番控制，然而这几种政治势力始终没有能深入到乡村中来，除了要交各种各样的捐税、偶尔有各式各样的军队和流氓来搜刮骚扰外，豫北的乡村多半时间处于千百年来形成的村社自治体系之中，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着，直到来了共产党。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一、阶级斗争

大概从一九四七年前后开始，滑县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就开始日益频繁起来。武装工作队到村子里成立了贫农协会，开始划分成分，瓜分富家财产。外公那个村子里，二百户人家中，有二十户被划做地主。中国农村普遍缺乏文化，特别是农村土改时期，打头阵的积极分子往往并非是老实忠厚的贫苦农民，而是农村的一些地癞子、流氓无产者。这些人心狠手毒，并非善良之辈。终于有一天传来了消息说：某村有一个地主，穷人来抢财宝时那家人不愿意给，结果那帮穷人勃然大怒，一拥而上把这家人活活钉死在他们家的大门上。

外公、外婆都是没见过世面的老实人，又不是有家丁武装的大地主，一听这个传闻，吓得魂不附体，连忙带着大姨、舅舅跑到安阳、新乡等地逃难。当时时局混乱，各种政治势力犬牙交错，长期拉锯。仅豫北这块地方，就有国民党政权、共产党武工队、杂牌部队、地主武装、土匪老抬等几大势力。外公他们出逃时赶着一辆牛车，带了一些干粮和浮财，结果路上遇到土匪老抬，牛车、浮财都被抢走。一家人扶老携幼，终日奔波躲藏，最后竟然落得全家栖身破庙，每日像叫花子一样讨饭。

一天中午，外公又出去到集镇上讨饭。走到半路，碰到国民党抓壮丁。外公一看拔腿就跑，两个国民党兵在后面追赶，还朝天放枪。幸而前面有个街道拐弯，又是一条岔路，外公沿着其中一条岔路跑进去，看到有个麦秸垛，便一头扎了进去，又用麦秸把自己全身盖了起来。过了片刻，两个国民党兵赶来，一边骂，一边在麦秸垛上用刺刀戳了两下，转头又朝另一条岔路追去。外公躲在里面，大气都不敢出，一直挨到天黑。住在庙里的外婆他们看外公一天不归，以为遭到了不测，简直要急疯了。幸而在此时，外公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这就是外公这种家底殷实的小人物的可悲之处：在两大政治势力的夹缝之中挣扎求生，革命者把他当作革命对象，反革命则把他当作压榨对象；谁也不在乎这个老实巴交的劳动者的死活，谁也不会给予这个小人物丝毫的怜悯。

就这样一路千辛万苦，外公一家流落到新乡附近的小河镇，正巧碰到一个熟人，那家人收留了他们好几个月。后来，豫北还乡团头子王三祝反攻，共产党武工队暂时转移，局势渐渐平静了下来，一家人才回去。

等他们回到家一看，家里的所有家什、牲口、大车都被瓜分，连床都被人搬走了。屋子里的地面也被人挖了半丈多深，那是穷人在挖掘屋子里是否埋了金银财宝。其实他们完全想错了：类似于我的外公这样的小地主，家底虽然厚实，但因为正处在创业阶段，一切财产都用来买土地和牲口了，金银财宝之类的贵重东西是没有的。

附近几个村子里一些被劫去财产的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回到家里，难以咽下心中这口恶气，于是组织起来，雇佣了一群枪匪，准备暗杀贫农协会主席和农会积极分子。密谋在村子最大的地主、外公的堂兄家里进行。那天夜里，外公被人叫到堂兄家里开会，被堂兄分配“承包”暗杀贫协主席。外公一听要杀人，顿时吓得魂不附体，急忙要求退出。外公的堂兄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一见外公要走，就掏出一把盒子炮，“啪”的一声往桌上重重地一放，冷笑着说：“你今天要是不画押，你就别想活着走出这个门。”外公往四周一看，几十个参与密谋的地主以及那二十几个匪徒眼中都露出杀机，一想要是自己不画这个押，肯定是没命了，只得哆哆嗦嗦地在自己名字上画了个圈。

外公这一辈子连个蚂蚁都不忍心踩死，如今让他出钱杀人，特别是都是自己家的亲戚，他自然更是心惊胆战。开完会回家后，老实巴交的外公长吁短叹，心神不宁。外婆看着外公情绪不对，急忙问怎么回事。外公在外婆逼问之下，只得把这个阴谋和盘托出。外婆闻讯大吃一惊，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于是连夜赶到贫农协会主席家里让他逃走，贫协主席逃生了。当晚半夜里匪徒开始行动，全村贫协积极分子除贫协主席一人不在刺杀未遂，其余的全部被匪徒杀害。这实在是一场悲剧，无论杀人的、被杀的，都是姓张的，原本都是骨肉兄弟。

那次被杀的积极分子中，本村的大约有七、八个人，里面只有两个是忠厚本分的老实人。其中一个，被杀那一天白天还来家里串门，跟外公唠了大半天家常。事后，曾经有人怀疑外公给那个贫协主席通风报信，但外公、外婆拼命矢口否认；外公的堂兄虽然对贫协主席脱逃感到非常恼火，但他知道外公这个人菘，翻不起什么大浪来，因而也就没有把外公怎么着。而被外公救了的那个贫协主席，竟然丝毫没有感激外公的救命之恩，后来在没收、瓜分外公财产时仍然非常积极；解放后外公蒙冤判刑时，贫协主席也并未对外公施过一只援手。

此时滑县尚未解放，村子里走马灯似地过不同的队伍：有时是国民党中央军来，有时是杂牌队还乡团骚扰，有时则是土匪老抬来抢劫。外公外婆没见过世面，也搞不懂都是什么队伍，只知道这些队伍一来就要钱要粮，弄得鸡飞狗跳。直到有一天，外婆早晨起来一开门，吓了一跳：发现院子里睡的都是兵。这些兵跟以前来的那些完全不一样，起来后打扫了院子，还帮着外婆把水挑满，然后就开拔了。外婆在战乱中活了三十多年，见过不少军队，惟独这一支令她感到亲切。直到几十年以后，她还念念不忘第一次见到解放军时的情景。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二、土地改革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旧时代的中国亿万农民唯一的梦想就是靠勤劳、节俭获得积累后不断地购买土地，他们热爱土地并没有任何罪过。我的外公、外婆原本是村里有口皆碑的勤俭之家，这四十多亩地产，并不是他们抢夺来的，而是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点点滴滴地积攒起来的；外公外婆没有军阀和官员作靠山，他们都是本分守法的淳朴农民，谈不上什么“鱼肉人民”。因此，外公、外婆这样的人，应当算是中国旧式农民中最勤劳、贡献最大的一类人，把他们的成分划作“地主”、“剥削阶级”而加以压制和歧视，实在是冤枉。

前面提到过，外婆的哥嫂是一对恶人。外婆的哥哥一向游手好闲，喜欢吸鸦片、嫖娼及赌博。俗话说，“龙生龙，凤生风，老鼠儿子会打洞”，他们的四个儿子中有三个也成为地痞流氓，跟外婆的哥哥一样吃喝嫖赌抽大烟，其中一个还染上了梅毒。外婆的姐姐在守了三十多年寡以后，无儿无女，想老了有个依靠，就开始把老头子家的钱往哥哥家里偷，买了不少地。谁知往家偷多少，其兄和他的三个儿子就花多少；外婆的姐姐前面买地，他们几个就偷偷卖地。解放后二次土改时，赵老太爷家的地被分了，外婆的姐姐也从原来的赵家里被赶了回来。此时外公蒙冤被抓，外婆家境极为艰难；于是外婆的姐姐回来后住到了哥哥家里，遭到哥嫂的百般虐待，这个苦命的女人没过几年就疯死了。

外婆的哥哥为了吸食鸦片，到解放前夕已经把地卖得精光，最后剩下一匹骡子，也找到外公以五块现大洋的价格贱卖给了他。当时我外公满心欢喜，还以为捡了个便宜，谁知这笔买卖做成以后还不到四个月土改就开始了。不过，外婆的哥哥倒是时来运转，沦为典型的农村流氓无产者后，却因为身无分文划为了贫农。外公家被划作地主，家里的田地、牲畜、农具都被瓜分了，解放后又被从原来的二层小楼中被赶了出来，在一座老庙中栖身。我小的时候回老家时，还在那座庙里住过。到了一九八一年，才在我母亲、大姨的支持下盖了一座新屋。我小的时候，外婆一想起来还常常后悔地说：要是当时不那么省着过日子买地，都和他的哥哥那样吃了喝了，或许这后半辈子还不至于这么倒霉。

对于土地改革问题，尽管我的父母家都是地主，土改中被分掉了土地，但我一直都认为：土地改革是必要的，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土地资源有限，因而过度的土地兼并和集中会造成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例如外公所在的那个村子，有二百户人家，但其中绝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二十户富裕人家手里。不过，我认为土改中仅仅依据财产多寡而不是依据行为好坏给人划线，以决定是“统治阶级”和“被专政阶级”的做法是欠妥的，特别是再依据这种划线将歧视与迫害强加到被“均富”者及其子女身上。虽然共产党一直讲“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往往不是这样。此外，不问农民财产的取得途径是否合法，简单地加以瓜分而不给任何形式的补偿，也容易人为地造成矛盾加剧。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开始清算昔日血债。当年雇佣枪匪杀害贫协积极分子的首犯外公堂兄逃亡，多年杳无音讯。六十年代末，他们家里人辗转得到消息，他逃到了山西某地山区以给人放羊为生，一个人住在一间废弃的窑洞里。他们家里人秘密地到了其藏身之地，但发现其早已死亡，只剩下一具白骨，于是用麻袋装着回来，秘密埋掉了。此事一直瞒着村里人，直到八十年代才得以公开。其他的参与者有两个被枪决，其余一些参与密谋者全都判处二十年徒刑，送到东北大兴安岭劳动改造。我的外公虽报信有功，却以出了钱、参与了密谋为理由，仍被判了八年劳动改造。后来由于外公表现好，减了两年刑期，一九五八年获释。

对于外婆这样老实本分的农村妇女来说，家里男人被抓简直不啻是天塌下来一般。那段时间外婆整日以泪洗面，她尤其想不明白：自己明明给贫协主席通风报信救了他一命，为什么竟然还要遭到牢狱之灾？外公被抓走以后，外婆每天都要领着大姨，迈着小脚，步行十几里地到道口去找政府、法院诉说冤情，但均无果而终。后来，外公被判了刑，家里没有劳动力和生活来源，外婆靠给人做鞋底、绣花挣点钱养活三个孩子，还不到四十岁头发就全白了。

当时中国的国家机器还没有完全建立和理顺，外公服刑的监狱也不断迁移，最初在濮阳，后来又转移到新乡。当时也没有人来通知外公究竟在哪里关押着，家属探监连地方都找不到。外公服刑后，由于我们家成分不好村干部不许外婆去探监，但外婆始终挂念着外公。当时大姨还未出嫁，外婆就让大姨去探监，把自己做鞋底、绣花挣来的那一点钱带给监狱中的外公，每次只有几块钱，都是自己从牙缝里硬挤下来的。那时家里穷，也坐不起汽车，大姨每次探监都要步行一两百里路，一个来回就要磨穿几副鞋底。还有一次大姨到了濮阳，人家却说监狱已经挪到新乡了，于是大姨又从濮阳步行到新乡去找。村子里还有一个亲戚，我叫她船姥姥，和外婆年纪相仿，他们家虽然成分划作了贫农，但对我们家很是不错。由于怕大姨是个女孩子家路上不安全，每次探监船姥姥都领着我大姨，把我大姨化装成男孩子模样，骗村干部说是去走亲戚的，这才能够脱身。后来大姨为了逃避村治保主任的骚扰而匆匆出嫁，家里也就没人能够再去探望狱中的外公了。

不过，实话实说，外公在监狱里的日子竟然比在农村还要好一些。那时监狱讲政策，像他这种罪行轻、人又老实的犯人，管教干部对他很是不错。后来就让外公担任采购，自由上街。外公这个人特别老实，一分钱也不贪污、不浪费。有一天下了倾盆大雨，管教干部见外公出去采购迟迟不归，就满大街找他，才发现他正冒着大雨跟一个卖菜的小贩因为价格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浑身上下淋得透湿。回去以后，管教干部在犯人大会上大大表扬了外公这种为集体利益不辞辛苦的精神。后来，监狱里成立了工厂，管教干部又让他当工人，干了几年成了熟练工。监狱里的待遇还真不错：顿顿吃得饱，每星期吃一回肉，外公在里面养得白白胖胖。外公以前有眼病，当时监狱里还关押着一个日本军医当狱医，大概是个战犯，他治好了外公的眼病。

后来这座监狱工厂发展成了一个国营的大印染厂，外公也成为该厂最早一批熟练工人之一。外公这人老实，领导让干啥就干啥，领导不说休息就决不休息。而且，外公干起活来精益求精，肯钻肯想，经常搞些小发明小创造。因此，监狱的领导们都很喜欢他，八年的刑期减为六年。期满时，监狱领导几次劝他留下来就业当工人，但老实巴交的外公执意要回家。外公回家那天，外婆和当时只有七岁的母亲正被村干部指派在村口“把路口”，在监狱里养得白白胖胖、穿着簇新工作服的外公从路口经过时，夫妻二人竟然面对面地互相认不出来——外公胖得脱了像，而外婆则在几年内由满头青丝变得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