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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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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公是个非常老实的人，说话嗓门大，心地非常善良，但反应比较迟钝，情感也有些麻木。外公回家那天，很多亲戚邻居都来家里串门，打听外公在监狱里这几年的情况。外公在里面受了优待，自然讲得眉飞色舞。外公不在家的几年，外婆怕母亲将来跟外公生疏，总是跟我年幼的母亲讲外公如何善良慈祥，培养她对外公的感情。现在我母亲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顿时感到非常亲切，再看看他的身材如同家里的柜子一样高大，声音如洪钟一般响亮，又是亲切，又是好奇，又有几分害怕，于是禁不住去摸了摸外公的手，摸了一下，又摸了一下。当时外公谈兴正浓，当母亲一次次摸他的时候，外公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高声说“去！”吓得母亲赶紧躲到了外婆怀中。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三、母亲的童年
我的母亲出生于一九五一年。虽然她出生在这个“地主家庭”，但自睁眼看到这个世界起，她从没有享受过一天“地主家庭”的好日子，反而要为她父母一生的勤劳节俭备受苦难与歧视。一九五二年，我的母亲刚刚一岁时，外公就蒙冤被抓走判刑。外婆四处上访，去找政府时，就把母亲一个人放在家里。母亲醒来时没有人照管，哭的时候两只小脚丫不断地搓着，最后把脚都搓烂了。痊愈后，母亲的一只小脚趾就再也没有发育，比正常的脚趾要小很多。
后来，上边来了土改复查工作队，由一个姓姚的年轻人带队，就住到我们家里。之所以要住到我们家来，主要是因为我的外婆特别爱干净，家里虽然穷，但总是收拾得一尘不染。那些土改工作队员有男有女，多半是城里人，在“贫下中农”们肮脏不堪的家里住不惯。住的时间一久，跟我们家人一接触，所有的工作队员都觉得我们家是好人，觉得外公实在冤枉。可是上面有政策，他们也没什么办法给外公翻案，只好尽量帮着我们家。后来，一个叫郑八的村干部想强娶我大姨，家里不愿意，姚队长就出面跟大姨扮做谈恋爱的样子，帮着把郑八给硬顶了回去。当时我母亲一岁多，长得白白嫩嫩，不哭不闹，土改队员们都特别喜欢抱着母亲，这个亲一亲，那个逗一逗。那时外婆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桃树，正值桃花盛开的时候，土改队员们就抱着我母亲坐在桃花下面，闻着花香，沐着春风。外婆爱干净也引起了村里一些人的嫉妒，文革期间，“造反派”们批斗外婆的一条罪状竟然就是“爱干净”，把外婆称做“小白菜”，并往她身上泼秽物。
外公被抓后，外婆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家里生活异常艰难。那时农村卫生条件不好，母亲三岁时全身长了几十个脓疮，每个都如核桃一般大。当时因为家贫不能就医，外婆就等脓疮长熟后，用针在火上烧一下把脓疮挑烂，再用手挤出来，经常要挤满满一碗。挤脓疮特别疼，外婆为了分散母亲的注意力，就在挤脓疮之前烧一顿稠一些的玉米稀饭，故意把锅烧糊，这样在锅底结上一层锅巴。外婆在下手为母亲挤脓疮之前，总要先把锅巴盛到碗里，让我母亲闻一闻，然后哄她说：如果挤疮的时候不哭，就把锅巴给她吃；如果哭了，就不给她吃。于是，母亲就忍着痛一声不吭，心里还惦记着那些锅巴。母亲自从生下来就没有吃过什么饱饭，玉米锅巴就是她的童年记忆中最好、最香的食物。
母亲还在童年时代，就要为自己家的“成分”付出代价。那时村子里的一些贫下中农的小孩已经被教育得充满了阶级感情，见到母亲就叫她“地主羔”。其中有一个叫改改的女孩，比我母亲大两岁，尤其喜欢欺负我母亲。改改家住我们家对门，成分是贫农，她爹又是村干部，人家属于“统治阶级”。改改总是手里拿一根鞭子，见到我母亲就往她身上抽，抽得我母亲不敢在自己家胡同里玩，一出家门就往村子西头猛跑，那里的人稍微好一些。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很小就懂得外婆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不容易。当时，外婆总是到离家六里开外的袁公店串亲戚，探望自己的疯姐姐。尽管六里路对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来说是非常遥远的距离，但母亲心疼外婆，从来不让外婆背她，都是自己走。走着走着实在走不动了，就蹲下休息一会。外婆一看，就心疼地说：小菊（「注」我的母亲原名张秀菊，小菊是外婆对她的腻称）你累了，我背背你吧。母亲就哄外婆，说我不是累了，我是尿尿呢。那时母亲连话还说不好，总是把“尿尿”说成“闹闹”。
尽管母亲从小就被人欺负，但她在外婆的教育下却养成了同情弱者、孝敬老人的品格。前面提到的那个改改的奶奶，在那时已经有七十多岁了，两个儿子都不怎么孝顺，商定每半个月轮换着养活改改的奶奶。到了要轮换的时候，两个儿子谁都懒得接送一下。老太太行动不方便，总是一个人背着被子，颤悠悠地从这家走到那家。我母亲那时才四、五岁，看见了以后就主动帮她背着被子，搀扶着她。后来母亲就记着日子，到时候就冒着被改改欺负的风险等候在改改家门口。改改看见以后，非但不帮助自己的奶奶一把，反而嘲笑我母亲是“小拐棍”。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四、兄弟姐妹
解放初期我的大姨刚刚成人，被村治保主任看上了。这个治保主任小名叫郑八，虽然也姓张，但是出了五服。郑八成分是贫农，参加过抗美援朝，因腿部中弹致残，立过三等功，又是党员。这样的出身和经历＇网｜。cc＇，郑八自然是新政权最欣赏的人物，当时在农村十分厉害。郑八来提亲时，甚至跟外婆许诺：如把大姨嫁给他，他就想办法跟土改工作队说说，让把我们家的成分改划成中农。其实，郑八只不过是一个村干部，他没有这个本事。
虽说巴结上郑八这个村子里的当权派可能会使我们家日子好过一点，但我大姨死活讨厌郑八这个人。而且，外婆是看着郑八长大的，对郑八知根知底，熟知他为人既凶残，又懒惰，因此无论如何都不答应。当时土改复查工作队就住在我们家里，那些人都还不错，比较同情我们家的处境，外婆就求他们出面顶住郑八的压力。于是，工作队的姚队长就装做和大姨谈恋爱的样子，其他队员们则出去造舆论。郑八不敢惹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得恨恨地作罢。后来，外婆托人到邻村说媒，找到了当时正在郑州工作的我的大姨父，草草成婚，于是大姨算解脱了。一九九一年外公病危，母亲和大姨回去伺候，还一起去了当年那个救了大姨的土改工作队员家里表示感谢，此时他已经是滑县法院审判庭的庭长了。那个治保主任郑八后来对此一直怀恨在心，以后凡是运动都把我们家人往死里整。郑八的父亲是个本分人，他儿子在外面作恶，老头看不惯却也管不住，只好经常来我们家串门骂郑八。老头子有点结巴嘴，说到激动之时，急得用手拍着膝盖，骂道：“妈的个……×，我，我……咋，咋生出这么个畜，畜生儿子！”
我的母亲有兄妹四个，我母亲是家里的老幺，比大姨小十八岁，比舅舅小十三岁。大姨是长女，出生于一九三五年，一九五三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在郑州国棉六厂当工人的大姨父，后在一个集体企业当了工人。大姨在大饥荒时期因为自己省下来往家送粮食，落下了浑身病根，在长期治疗中又引起不少并发症，有肾炎、糖尿病、肝硬化、肺结核、高血压、心脏病、血管瘤、胃病等等，不过居然能挺到现在，也算是奇迹。
大姨之下还有一个弟弟，十二岁时不幸夭折。我的舅舅出生于一九三八年，初中时成绩优异，因为外公判刑、家里太穷辍学。舅舅是学校里有名的尖子生，辍学时老师跑到家里力劝外婆，不要舅舅辍学；后来连校长都惊动了，亲自到家里为舅舅说情。但当时家里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又恰好有个招工到河南信阳的机会，外婆狠狠心还是让舅舅辍学当了工人。六十年代末期，我舅舅调到河南新乡某印染厂当车工。一九七九年的一天，舅舅正在干活时，一粒飞溅起的铁屑深深插入了舅舅的左眼，导致舅舅左眼失明、右眼接近失明，只得退休回老家务农。由于铁屑紧挨着脑部神经，因此摘除左眼时医生不敢把铁屑拔出，因而至今那个铁屑还留在舅舅颅内。
我的父亲有兄妹五个，我父亲排行第四。我大伯出生于一九二七年，长大后考上了河南大学，后参加了国民党河南省主席、第十九军团张轸的军队，上尉军衔。一九四九年五月，张轸部队在汉口的金口阵前起义改编成为解放军，大伯就留在了武汉。大伯有文学方面的才能，解放后成了部队作家。一九五四年武汉军民取得了抗洪斗争胜利，他写了一篇单弦《江边游》，成为当时脍炙人口的作品；此外还写了一部话剧《北定中原》，被各军区文工团竞相搬上舞台，名噪一时。他曾两次作为“部队青年作家代表”在国庆时登上过天安门的观礼台，其中一次是一九五九年十周年国庆。大伯还曾作为随军记者参加西藏平叛，写了大量的通讯、随笔，还拍了一些照片。在西藏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平叛后从农奴主庄园挖出被活埋的农奴的情景，那是父女俩，刚被活埋几天（「注」西藏和平解放时，中央承诺不干涉西藏内部制度，所以农奴主依然有权处死农奴），死时表情十分痛苦。大伯还亲眼目睹喇嘛寺里人皮做的鼓、祭祀用的活人心脏。“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伯挨了整，被开除军籍、党籍，押送农村改造。一九八○年，大伯获得平反，重新恢复了军籍和党籍。大伯婚姻不幸，其妻子是解放前确山县长的千金，两人一直感情不和。文革中大伯挨整时她与大伯“划清界限”，大伯平反后与之离异。二○○一年夏天，大伯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我的大姑解放前在高等师范学校读书，在其男友、中共地下党员张××影响下参加了学生运动。解放后大姑当了中学教师。大姑父张××解放后先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到《解放军报》社担任编辑工作。当时《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起被称为“两报一刊”，政治地位非常显赫。大姑父是个好人，但就是热衷于政治，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紧跟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注」李讷当时化名肖力，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造反夺权，成为《解放军报》社的实权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姑父也遭到清查并降级使用，调到一家部队农场任领导职务。大姑在“镇压反革命”时期遭诬陷入狱，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于一九六七年病逝，去世时还不到四十岁。
我的二姑解放前夕正在读高中，国民党溃败时随学校南迁，半路上被解放军围住缴械。当时解放军里缺文化人，动员青年学生参军，于是十六岁的二姑就参了军。二姑刚参军就参加了淮海战役，在前线认识了担任解放军汽车连连长的二姑父，后二人随部队南下至福州，安家落户。我的二姑父原是运输资本家的儿子，后来参加解放军，解放后一直在福建省交通系统工作；二姑则在转业后任一所中学的校长。文革期间，二人均遭到残酷迫害，其中二姑在批斗会上被红卫派打成颅内出血，淤血堵塞了脑部血管造成左脑萎缩，走路时摇摇摆摆的，至今未能恢复。文革结束后二人获得平反昭雪，现均已离休。二姑被政治运动整怕了，对我祖父的真实身份深讳莫测，连她的子女也一直听二姑说他们的外公在解放前只是一个县城的小文书。直到二○○四年我父亲去世，二姑的长子来武汉奔丧，才知道我祖父的真实身份。
我的叔叔在解放初还在读小学。他自幼喜欢钻研文史，但后来考大学填报志愿时，由于刚刚经历过大饥荒，全国都在响应毛泽东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于是脑子一热报考了北京农业大学，为此他一辈子后悔不迭。等到大学毕业时，再次响应号召，主动请缨到边疆。当时他们班上几十个学生，几乎全都交了申请“支边”的决心书，但最后选中的十几个人几乎都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叔叔被分配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注」布特哈旗文革期间曾划入黑龙江省，文革结束后重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现名扎兰屯市），在牧场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在那里遇到我的婶婶，三十多岁才结婚。八十年代以后，叔叔曾担任扎兰屯市主管农业的副市长、自治区呼盟农业局局长等职。一九八九年，叔叔调回农业部廊坊某干部学院，现已退休。
确山解放后不久，政府就公审枪毙了确山县恶霸地主李自新。当时我父亲随祖母住在确山老家，公审大会那天我父亲也去看了。李自新身上有不少血债，其中一个苦主声泪俱下地控诉，全家大人小孩老人七口都李自新的家丁杀害，只有她当天因为回娘家才躲过一劫。当时一起被审的还有李自新的狗腿子刘定方，会场上有人领着喊口号：“打倒李自新，人民得翻身！打倒刘定方，百姓获安康！”不过，李自新这个人却一向同情共产党，当年共产党被国民党抓时，经常跑到李自新家里藏着，李自新有好几百家丁，国民党也拿他没办法。但解放后，李自新功不抵罪，公审大会结束后就把他拉到会场旁边的一块空地上，还是把他给枪毙了。李自新的狗腿子刘定方则被判处了二十年徒刑。
等到全国解放、尘埃落定后，祖母又带着我父亲和我叔叔回到开封，一九五○年，父亲小学毕业后上了初中。由于一九四八年跑反时丢掉了大部分财物，没有收入来源，家里经济已经比较拮据。因此，尚年少的父亲也就挑起了生活重担，每日挑水、干家务活。为了生活，祖母把省政府对门那一套大宅子卖了，当时卖了约二亿元（「注」旧币，相当于1953年币值改革后的二万元），在那个时代也算一笔不小的财富了。但是，习惯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祖母生活很不节俭，加上老家来的亲戚这个借、那个要，短短两年时间就把这笔钱散的一干二净。
一九五一年的“八一”建军节，我的父亲十六岁时恰逢中原军区（「注」中原军区属第四野战军，当时司令员为林彪，政委为罗荣桓）到学校挑人，于是参加了解放军，被分配到河南省公安总队政治部，成为一名公安部队战士。当时的公安部队是现在公安机关的前身，职责上则类似于苏联的“契卡”，虽然也穿解放军军服，但左臂上有一个盾形臂章以示与一般部队的区别。历史就是这样耐人寻味：出身于国民党官员的少爷、小姐们，在革命大浪的推动下几乎全都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与柱石。当时祖母家的大门上，并排挂着四个“光荣军属”的牌子；无论什么时候召开拥军大会，祖母总是坐在最前面。
父亲刚参军时，曾经在开封市北土街原河南省银行大楼内住了一段时间。那时正在搞“三反”斗争，没收了很多资本家的财物，有怀表，金笔，还有衣服，都堆在这里，雇了几个流浪孩子挑拣。一次，在挑拣一件资本家的西装时，一个流浪儿发现衣兜里面竟然有一根金条。后来那小孩把金条偷出来卖给一个收破烂的，那收破烂的给了他几块钱。不过，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还是被查出来了，收回了金条。河南省银行大楼是一栋三层高的老式楼房，围成了一个天井。当时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十六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竟然会孤苦伶仃地死在这座大楼里。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五、镇压反革命
刚解放时，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暗藏特务活动十分猖獗。爆炸、投毒、暗杀甚至聚众暴乱事件此起彼伏。为此，一九五○年三月到一九五一年二月一年时间内，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央人民政府接连发布《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等一系列指示，并于一九五○年底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我父亲参加公安部队时，恰逢“镇压反革命”高潮，父亲所在部队每天的工作就是逮捕与枪决。不过父亲当时在政治部，没有亲自参与行刑。那时国家专政机器的工作效率真是高：仅仅在一夜之间，所有专政机关一齐出动，一个二十万人口的小小开封城竟然逮捕了上千反革命分子。监狱里放不下这么多人，就关押在已被关闭的妓院里；妓院早就被秘密地改造成了监狱，事先居然没有走漏一丝风声。
被逮捕的多是潜伏特务、恶霸悍匪和反动会道门的头头。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处死几十个人。一开始是对着脑袋开枪的，但那时枪毙了反革命分子以后都要照相，对着脑袋开枪以后五官血肉模糊不好辨认，于是后来下通知说要改成对着后心开枪。不过对着后心开枪也有问题，就是经常打了好几枪也不死。开封郊外的恶霸地主方××就是对着后心开枪执行死刑的，枪决时我父亲在现场。方××挨了两枪后轰然倒地，几秒钟以后竟然又一骨碌坐了起来，大口喘着粗气，眼睛死死瞪着执行死刑的解放军，把大家看得心里发毛。正准备补他两枪，方××喘了好几口气以后，又倒在地上死了。后来上面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又来了通知说不许对着后心开枪，一律再改成对着脑袋开枪。
公安部队里有一个经常行刑的刘排长，是个单身汉，跟我父亲比较熟。刘排长是个“老婆迷”，一心想在部队机关里找个老婆，总缠着我父亲要给他介绍个对象。其实机关里的女兵多是文化人，有两分姿色的眼光都盯着那些进城的大首长，根本看不上连队里的一个小排长。结果我父亲也帮着介绍了好几个，全都是只见一面就拉倒了。那时物资还不丰富，刘排长在城外枪毙了反革命以后，还要把死人身上的绳子解下来团成一团，再朝刺刀尖上一挑，有时绳子上还沾着血迹。当时正值一九五一年夏天，天气十分炎热。有一次刘排长一帮人枪毙完了犯人以后，觉得挺热的，就把军装脱下来一扎，也挑在枪尖上，光着膀子穿个裤衩回部队。这样的军容军貌自然不敢走在大街上，于是就沿着城墙根走，谁知路上还是被首长撞见了，狠狠训了他一顿，还让他写检讨。死刑执行方法改成对后脑开枪以后，刘排长在把犯人拉出去枪毙之前，在每个人后脑勺上都用粉笔画了个圆圈，指着圆圈对战士们说：“看见了没有，过一会儿就往这儿打”。结果还没出部队大门，又让首长给撞见了。首长一见，气不打一处来，教训他道：“就你啦咕点子多，擦掉！”于是刘排长不得不把圆圈擦了，又写了一份检讨。
“镇压反革命”早期，被镇压的几乎都是证据确凿的国民党潜伏特务、破坏分子、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头、反动党团骨干等等。经过一段时期的镇压，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因此说镇反运动一开始是必要的。给我父亲留下深刻印象的反革命分子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个恶霸方××，还有一个国民党女潜伏特务。那个女特务明眸皓齿，长的非常漂亮，当时正在哺乳期，但运动来了还是要枪毙。临刑前她的保姆来接孩子，女特务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之后，平静地把孩子交给保姆，对她说：“孩子长大后，别忘了告诉他我是怎么死的。”
但是，在中央发布《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之后，下面因为怕犯错误，在执行中“宁左勿右”，导致后期镇反的扩大化：不但是敌特，就连那些曾在敌伪机关任文职的、早就向政府坦白自首的、早就有了结论没有问题的，甚至都在新政府部门中安置工作的，都被重新找出来枪毙。他们临刑前个个痛哭流涕，可无论争辩还是哀求都没有任何用处。其中有好几个，是我父亲以前的熟人。我父亲虽然也感觉他们那点事实在不该论死罪，但当时自己年纪小，又只是一名普通战士，也不敢说什么，只是暗中可怜这些不幸的人。其中，一些被错杀、冤杀的人后来虽然“纠正”了，但是死人是不会复活的；而另外一些则被人遗忘，成为改朝换代的可怜的牺牲品。
镇反后期扩大化时，镇压的利斧第一次与我们家的家庭成员擦肩而过。当时我的大姑父已经去了朝鲜，大姑留在开封教书。有一个认识大姑的被抓特务诬陷大姑解放前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了特务组织。当时与大姑父音讯不通，于是大姑作为“反革命嫌疑犯”被逮捕了，单位也立即将其开除公职。在审讯中，大姑宁死不承认自己参加过特务组织，并且想来想去说自己的身份可以由当时学校地下党的负责人来证明。幸运的是，这位负责人最终被找到了，立即作证说解放前大姑不但不是特务，而且是进步青年。就这样，大姑在被关押了几个月又被释放回家。大姑虽然侥幸躲过一劫，但身体从此垮掉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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