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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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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铅笔在一些纸头上写写划划，然后把纸撕成小块扔到字纸篓里。有人不解其意，李克农笑着说：“这些国民党特务，既然对这方面有兴趣，就让他们拿了去慢慢研究好了，反正他们呆着也没事干。”翠明庄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李克农高兴地夸赞大家：“身在北平，心系延安，个个都是好样的。”
秘书处的严密
不过，令人虚惊一场的事情也偶有发生。
中共代表团下设一个秘书处，分管办理对外文书、电报、代替叶剑英接见来访人员以及拜访社会名流、与各界交往、了解社会情况等事情。针对秘书处的特殊情况，李克农指出：“毛主席强调在我党同国民党的斗争中要注意观察‘人心向背’的问题，我们要在各界群众对两方政策的了解和反应中认真观察这一问题。”他要求秘书处人员每次外出活动都要事先 向上级说明：到什么地方，见什么人，大约几点才能回来等等。每次外出，李克农都要守候外出人员平安回来，了解情况后，才回房休息。大家平时都比较注意，晚上10点以前按时回宿舍。
有一天，秘书处一位姓马的同志，出去看朋友，这位朋友是一位国民党军官。老马在朋友家喝酒聊天，直到凌晨1点多钟才回到翠明庄。
李克农非常着急，11点过后，就派人外出寻找。由于老马事先并未留下地址，遍找不见人影，大家都干着急。
老马回来后，李克农问明情况，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有人对老马说：“你知道克公和我们多为你担心啊！有两三个小时，克公一直在他的房间里和楼道里走来走去，派几批人去找你，都失望而归。他的健康状态不怎么好，可是他却多么关心干部啊！”在李克农的领导下，中共代表团如铜墙铁壁，特务们招数使尽，便铤而走险。
一次，中共代表团正在进行电台联络时，忽然发现有可疑电波出现。有人窃听！李克农指示：慎密侦察。
原因很快查出来了。原来，为破译中共代表团密码电报，国民党特务在翠明庄的一个隐蔽地下室，偷偷地架设了一部小型电台，专门偷抄中共代表团的电报。
几天后，一份中共代表团的严重抗议摆到了谈判桌上，指控国民党特务偷抄电报，态度严厉，证据确凿，不容抵赖。国民党和美国代表无言以对，只好连声应付：“对不起，对不起，马上查办！”很快，那部小型电台悄然撤走，神秘的电波消失了。
当国共双方在谈判桌上剑拔弩张的时候，翠明庄内也很不宁静。伙食供应像晴雨表一样反映出双方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本来，这里伙食相当不错，早餐是牛奶、点心或豆浆、油条，中、晚餐都是四菜一汤，饭后还有水果供应。大家来自条件艰苦的根据地，喝惯了小米粥，李克农更是偏爱酒糟白菜炖豆腐。吃到这样的饭菜，算得上是“口福不浅”了。
然而，伴随着谈判斗争的日趋激烈，餐桌上也风波乍起，这里的伙食也越来越令人倒胃口，有时甚至到了不能下咽的地步。这就不再是简单的饭菜问题，一定是有那么一些人想借伙食发泄对中共代表团的不满。
消息传到了李克农的耳朵里，他火冒三丈。
一天就餐时，李克农把翠明庄的管理人员叫到餐厅，手指着餐桌上的饭菜，当众问他：“你说说看，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一天是多少钱？”
那人老老实实地作答。
“那么，你看看，我们现在吃的实际标准是多少？与规定的伙食标准相差多少？”
“大概，大概……大概相差无几吧。”他偷眼望了一下桌上的盘子，舌头有点哆嗦。
“到底相差多少？”李克农火了。
一再追问之下，那人无招架之功，只好一个劲地点头。
李克农放大嗓门抗议道：“你们这样做是严重违反了停战协议，违反了三方规定的伙食标准，是贪污！是克扣军饷！”
那位负责人头上冷汗直冒，不住地弯腰道歉：“是，是，请长官息怒！我一定追查此事。今后保证按照伙食标准办好膳食！”说完，又转向四周的工作人员说：“对不起，请各位长官海涵！”从此，中共代表团的餐桌上恢复了“和平”。
然而，真正的和平却没有来得如此的迅捷，在蒋介石的词典里，和平只不过是一块廉价的遮羞布而已。1946年2月21日，中共代表团通过各种渠道，获悉国民党特务机关将于次日煽动北平部分青年学生举行所谓“反苏、反共”的示威游行；同时，还有一批暴徒，将打着“东北还乡团”的名义，前来“叶公馆”和翠明庄捣乱。
对此，中共代表团作了巧妙安排：请叶剑英悄然离开，请一位英国记者到“叶公馆”进行“实地采访”。
22日晚8时，一群暴徒气势汹汹地闯入“叶公馆”，见恭候他们的竟是一位洋记者———国民党特务在洋人面前还顾着一点脸面，知道走漏了风声，只好狼狈地溜走了。
此时的翠明庄，李克农正紧急动员，重点保卫南楼，派专人护卫电台、密码和机要文件，严阵以待。
由于这伙暴徒在“叶公馆”偷鸡不成，最终没敢再来翠明庄碰钉子。
经历一段令人悲痛欲绝的事情
23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代表提出了强烈抗议。操着广东白话的叶剑英厉声责问郑介民：“你们以‘还乡团’之名，制造事端，进行捣乱，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协议，我们决不能容忍！”郑介民狼狈不堪，只好推诿说：“本人实在不知！竟会有这样的事？我一定调查，严加惩办！”
散会后，郑介民把自己的手下叫来，一阵大骂：“饭桶！饭桶！”郑介民恼羞成怒，中共 代表团则拍手称快。不久，一个更令人快慰的消息又传了过来———
1946年3月，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访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拉拢柯克，于3月初亲自陪同柯克前往北平游览观光。
灯红酒绿之时，戴笠突然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电报，令他速返重庆参加会议，字里行间流露出撤销或改组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意思。蒋介石的命令，戴笠不敢不从，为拖延返回重庆的时间，戴笠以汇报关于所谓肃奸及遣送日侨日俘两项工作情况为由，决定先飞南京见何应钦，以期得到何应钦对他的支持。
不料在飞机到达南京上空时，大雾迷漫，飞机无法降落，遂临时改飞上海虹桥机场。而上海的上空同样是迷雾漫漫，飞机只得又折返南京。此时，机上油料耗尽，驾驶员将飞机盘空低飞时触山坠落，油箱起火，机毁人亡，国民党的特务王魂归西天。戴笠摔死的消息通过电波传到了北平中共代表团，大家兴奋不已。李克农不住地说：“好消息！好消息！大特务头子戴笠死了！赶快买酒庆贺！”
有人知道李克农爱喝酒，专门上街买了两瓶竹叶青，弄了几盘下酒菜。李克农又吩咐将同志们都找到他的房间去，并把“服务员”叫来，让他通知厨房给弄几个冷盘，还特地让“服务员”告诉大师傅，就说一件好消息、大新闻，那个作恶多端的大特务头子戴笠死了，大家要好好庆贺一番。
“服务员”哭笑不得，只得从厨房端来四个冷盘，还带来十几个酒杯。
大家入座后，李克农请大家高举酒杯，大声说：“来，为国民党大特务头子戴笠的摔死干杯！”
大家一饮而尽后，李克农说：“我们这不是幸灾乐祸，我们是为中国人民因此少遭受灾难和痛苦而高兴！戴笠这个坏蛋，做的坏事太多了。”
然而，在北平期间，李克农也经历了一段令人悲痛欲绝的事情。1946年4月8日，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博古、王若飞因要向中共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情况，搭乘美军飞机由重庆飞往延安经过秦岭上空时，因气候恶劣，飞机迷失方向，在山西境内的兴县黑茶山不幸失事，机上的全体人员，包括刚刚被营救出狱的叶挺将军以及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邓发全部遇难。
恶耗传来，中共代表团成员悲痛欲绝。
李克农神情严肃，默默地布置了一场纪念烈士的追悼会。会上，叶剑英致了悼词，李克农讲了话，他说：“正如毛主席说的，人总是要死的，共产党员不怕死，但是，这次的灾祸太突然了。牺牲的这些同志都是我们党身经百战的杰出领导。当前，我们的国家、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同志的牺牲，对革命事业来说，损失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活着的人，应当把他们放下的担子挑起来。”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李克农几乎没有了笑容，身体也越来越差。他睡眠不好，咳嗽加剧，有时咳得实在太厉害，就从衣服兜里摸出一个小盒，从里面取出两粒白色药片，放在口里，以缓病势。药有镇静作用，同志们都劝他少吃一点，李克农总是摇摇头说：“不吃，又有什么法子？”
的确，李克农肩上的担子太沉太重了！
国共和谈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以破裂告终，因为蒋介石对谈判根本没有诚意。1946年6月，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完成了内战部署，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挑起了大规模的全面内战。
8月10日，美国政府宣布“调处”失败，北平军调部随之关闭。它的存在前后历时仅8个月。别了，北平！
李克农还会回来的，他有这个信心。不过，他也许没有想到，仅仅2年半以后，他就又踏进了这座历史名城，和眼前的对手再度交锋。而那时的国民党———这个貌似强大的巨人，已是穷途末路，不堪一击了。
第七篇
1948年，李克农担任了中共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和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委员。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中央情报部主管对敌策反工作。
在李克农的指挥调度下，一幕幕精彩纷呈的活剧上演了：国民党军队一批批地“弃暗投明”，北平、湖南、川康、云南、西康兵不血刃，和平解放。
撤离延安
和谈破裂，战火再燃。
自1947年3月始，蒋介石在向中共解放区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改变军事战略，实行重点进攻。陕北、山东两地首先成为国共双方陈兵逐鹿的主战场。
陕北是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蒋介石派遣他的得意门生、国民党西北绥 靖公署司令长官胡宗南率领25万人马，分五路向陕北发动突然袭击。
延安渐渐处于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中，李克农的情报机构开足马力，多方搜集国民党的军、政情报。国民党中统山西省调统室主任缪庄林、陕西省调统室主任李茂堂，此时成为李克农手下的两位奇兵。
缪庄林，原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与中共失去联系，不久加入国民党，被委任为晋西北党务办事处主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委任其为山西省调统室主任。
李茂堂，原来也是中共党员，1935年他在南京被捕后自首，参加了中统，后来中统派他到西安，委任他为陕西省调统室主任。
1943年，缪庄林路过延安，表示愿为中共工作，李克农同缪庄林进行了会晤，晓以革命大义，鼓励他“浪子回头金不换”。在李克农的感召下，缪庄林开始秘密为中共工作。1945年11月，怀着将功补过之心的李茂堂也秘密到达延安，李克农亲自接见，经过谈心，得知李茂堂有重新入党的要求。李克农在报经毛泽东同意后，予以特别批准。
有了缪庄林和李茂堂积极的工作，李克农获悉了国民党中统山西调统室、陕西调统室的密码，得到了蒋介石与“山西王”阎锡山进行勾结的情报以及陕西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联合会议的全部记录。这对中共中央掌握延安周边的敌情，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胡宗南部大兵压境，敌众我寡，力量悬殊，中共中央经慎重考虑，于是年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
撤离延安前夕，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安全的重任落到了李克农肩上。胡宗南大兵压境，形势十分危急，叶剑英和杨尚昆等几次催他赶快撤离。李克农却说：“毛主席不走，我不能走。”3月19日，胡宗南手中的王牌———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占领了空城延安。尽管延安城此时已空空如也，胡宗南还是兴奋异常，他立即向蒋介石发电：
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于十九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虏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
其时，陕北的人民解放军总数也不过两万余人，且已悉数撤离，不知胡长官俘虏的“5万”人从何而来？蒋介石接电后，尽管情知有诈，仍然欣喜地向胡宗南发来嘉奖电：
“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积愤，特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
除了发电嘉奖外，蒋介石还下令授予胡宗南一枚大勋章，并晋升他为陆军一级上将。高兴之余，蒋介石不忘在自己的日记本上记下难忘的一笔：
奸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二十周年（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山舰事件）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
毛泽东主动撤离延安，唱的是一出“空城计”。他说：“胡宗南要来延安，那就请他来嘛。延安就是这样几孔窑洞，还是我们自己出力气打的，他也搬不走；要是他破坏了，那样也好，我们将来盖大楼。人民永远都是我们的，我们怕什么！不只是延安，东北、华北，还有别的解放区，必要时我们都会让一点地方给他们，让他们多背上几个包袱。他背不动了，还是得给我们放下。只要我们好好打几个大胜仗，不止延安要回到我们手里，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北平也会回到我们手里。全中国都是人民的，都要回到人民手里。”
陕北转战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陕北转战。根据形势与任务的需要，中央和军委两大机关分成三个部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组成中央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作战；刘少奇、朱德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李克农则和杨尚昆、李维汉等同志一起，在叶剑英的率领下，组成中央后委，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为确保中央前委和毛泽东的安全，李克农从原中央警备团中抽调了一个骑兵连和三个步兵连组成精干的警卫部队，随前委行动。同时，在绥德、陇东、三边等地派出了三个侦察站，配备了电台，直接为保卫中央前委服务。
1947年3月底4月初的一天下午，北国早春的寒风钻心刺骨，在晋西北临县的三交镇，来了几位骑马的军人和警卫员。为首的身材魁梧、英姿勃勃，他是叶剑英。李克农、杨尚昆和李维汉紧随其后。他们奉中央的命令，率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一、二、三局和总政治部、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调查部、中央办公厅等单位共3200多人在这里扎营。
叶剑英到三交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着手建立党组织，成立了由叶剑英任书记，李克农、杨尚昆、李维汉等组成的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党委。中央后委在三交历时一年。
国民党军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延安，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似乎一帆风顺。
胡宗南宣称：“中共已成流寇。”
蒋介石也高兴得昏了头，向胡宗南连连下令：“收复陕北事小，俘中共首脑事大，如能俘中共首脑，放弃陕北亦值得，望努力为之，以创立国之首功。”
李克农的情报系统高效而又有序地运转着，胡宗南在陕北的大量军事情报被侦悉，前方转战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因而有了洞悉秋毫的眼睛。
李克农具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情报部成立以后，他就敏锐地意识到西安在战略上的特殊地位，加强了对西安情报机构的建设。李克农在方针上、组织上、任务上都给西安情报机构以具体指导，提出了“巩固发展、长期打算、深入敌内、精干隐蔽”的要求，不仅使西安的情报组织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使其成为日本投降后中共开展北方工作的重要基地。
此刻，面对胡宗南军的猖狂进攻，李克农命令西安情报组织把对胡部进犯陕北的侦察工作作为当前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以配合西北野战军粉碎其阴谋，确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在此关键时刻，打入胡宗南部、担任胡宗南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年3月，熊向晖将胡宗南攻占延安、进攻陕北的作战意图、进攻路线、兵力部署等事先上报李克农，使中共中央能早作安排。胡宗南进占延安后，熊向晖又将胡宗南的一举一动及时向中央汇报，使中共中央对胡宗南的动向了如指掌，胡宗南也就不可避免地屡遭败绩。
毛泽东的“蘑菇战术”屡建奇效，陕北周旋的结果，蒋介石手中的王牌———一个又一个美式装备的旅、团一一被吞掉。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以无畏的革命气魄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李克农身在临县，心系陕北，他十分关心中共中央前委和毛泽东等人的安全，通过秘密电台指挥全国各情报系统，将有关情报及时报告中央。对此，周恩来夸奖说：“我们在西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的东西。”
这时的蒋介石却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他“重点进攻”的结果是———全面收缩。
这时，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人民解放军犹如苍龙入海、猛虎下山，摆开了战略进攻的态势。李克农具体领导的情报工作，到处开花，遍地结果。大批情工人员打进国民党的军队，深入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挥机构内，大量的密电被破译，大批的部队被策反投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得以“运筹帏幄，决胜千里”，牢牢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
1948年，李克农担任了中共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和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委员。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中央情报部主管对敌策反工作。
在李克农的指挥调度下，一幕幕精彩纷呈的活剧上演了：国民党军队一批批地“弃暗投明”，北平、湖南、川康、云南、西康兵不血刃，和平解放。
亲自指挥东北战场（一）
这其中，李克农亲自指挥的东北战场的对敌策反工作，就是光彩夺目的一幕。
东北地区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争夺的一个焦点。它工业发达、交通方便、资源丰富、粮食充足，地理上与苏、朝、蒙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战胜利后，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意欲占领东北，出动了大量飞机、舰艇运送蒋军到东北。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六十军、九十三军共五个军从上海、广州、越南等地云集东北各大城市和重要港 口，企图抢夺胜利果实。中共中央也果断采取了相应措施：由关内各解放区抽调部队13万人和两万干部从陆、海两路兼程进入东北，并陆续派彭真、陈云、林彪、李富春、高岗、林枫、张闻天等20多名中央委员到东北工作。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局，彭真为书记。同时，进入东北的各路部队与原在东北的抗日联军共同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是年底，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任第一、第二政委。熊熊战火在白山黑水之间燃烧起来。
为配合东北的解放战争，李克农亲自指挥了中共驻沈阳的情报组织。该组织的主要内线人员、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处少校参谋赵炜，早在北平军调部时期，就处于李克农的具体领导之下。赵炜主管机密室，几乎掌握了东北国民党军的全部情况。1947年3月至9月，在东北战场战况激烈的情况下，赵炜及时准确地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大量国民党军作战计划、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对改变东北战局，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7年6月，中共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在批发中央情报部致沈阳情报组织的电文上写道：“最近你们来的情报很有价值，对中央帮助甚大。”对赵炜提供的情况予以嘉许。
李克农还把目光投向了在东北作战的国民党军事体系中的杂牌部队———滇军。
在国民党驻东北军队中，六十军与九十三军就是滇军中的两支。六十军组建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当时，“云南王”龙云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从滇军中抽调出第一、二、三、五、七、九等6个旅和部分滇黔绥靖公署直属特种兵部队共4万余人，编成一个军，被国民政府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下辖一八二、一八三、一八四师，各师辖两旅。
六十军建成后，转战抗日战场：台儿庄战役，损失逾半；滇南守边，历尽艰辛；越南受降，备受殊荣。
抗战胜利后，在蒋介石“戡乱必胜，救国必成”的口号下，六十军奉调前往东北，投入到一场彻底改变六十军历史命运的反共内战中。
此刻，六十军雄风难再，等待它的是人民解放军暴风骤雨般的重大打击。六十军一时损兵折将，丢盔弃甲，元气大伤。
“后撤！再后撤！”国民党东北第四绥靖区副司令、吉林守备司令、第一兵团副司令兼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不停地下达这样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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