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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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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撤！再后撤！”国民党东北第四绥靖区副司令、吉林守备司令、第一兵团副司令兼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不停地下达这样的命令。曾泽生，云南永善人，1902年生。他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后奉龙云之召回滇，充任昆明军官候补生队副队长。抗战期间，历任新六军团长、副师长、师长、军长，是一位能征惯战的猛将。此时，“后撤”的命令从他的口中发出，一番难言的苦衷涌上心头。
六十军人心惶惶，军心不稳！
滇军中的中共地下组织活跃起来。这批人中间，有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刘浩。
刘浩，云南人，原名刘若坚，1937年入党，长期在中共云南工委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运工作和对国民党云南上层的统战工作。其妻禄时英是调往东北的国民党滇军第九十三军军长、云南彝族人卢浚泉的本家亲戚，而卢浚泉又是龙云的幺叔。因而，刘浩和云南军政要人龙云、卢汉、卢浚泉、张仲、陇耀等私交甚深，在云南滇军中常有“通天”的本事。
1946年4月26日，正在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习的刘浩接到通知：朱德总司令请他去谈话。
刘浩赶到朱德的窑洞，只见还有另外几位云南籍的干部也在那儿。不一会儿，朱德走出来，和大家握手见面。朱德笑着说：“你们在坐的都是云南人，我也算是半个云南人了，我们是老乡相会分外亲啊！”朱德虽是四川仪陇人，但他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接着参加了辛亥革命中的云南光复之役，此后又在滇军中历任团长、旅长，并参加过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和云南结下了不解之缘。
朱德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说：“蒋介石已经把云南的六十和九十三两军调到东北打我们，今天找你们来就是要商量一下怎样做好滇军工作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加强对敌军工作，向来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根据东北敌军情况，做好滇军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既是对全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又是为云南父老做一件大好事。”
亲自指挥东北战场（二）
针对刘浩今后的工作，朱德说：“中央考虑你是云南人，做过地下工作，有做云南上层统战工作的经验，对云南上层的情况也比较熟悉，决定派你去开展这项工作。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还要同你谈话，布置任务。”
刘浩当即表示：愿意去东北做好滇军的工作。
4月29日，刘少奇接见了刘浩，具体安排了他的工作。
刘少奇说：“对滇军的策反工作应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依靠我方在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广泛结交朋友，从滇军内部做好工作；二是依靠我军军事力量和党的政策，在前方积极开展对滇军的政治攻势；三是利用各种可能，直接与滇军上层将领接触，公开对他们进行策反。总之，工作要从各方面去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或迫使滇军大部分起义。”
刘少奇还告诉刘浩，中央还将抽调一部分云南籍干部去东北开展滇军工作，滇军中地下党员的关系，由刘浩负责联系。并要求刘浩先乘飞机去北平，到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由叶剑英、李克农具体安排接近滇军的事宜。
1946年5月6日，刘浩按中共中央指示，飞抵北平，向李克农等汇报受命策反滇军的情况。
李克农与刘浩详细研究了如何安全进入滇军的问题。由于国民党军加强了东北的防护，沿途盘查甚严，最后决定：刘浩先乘飞机去张家口，再经晋察冀转冀热辽，想办法进入东北。
李克农要求刘浩首先与东北滇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取得联系，了解情况，然后再相机行事。
在李克农的帮助下，1946年7月下旬，刘浩辗转进入东北。此时东北上空已弥漫着战火的硝烟了。
刘浩到东北滇军后，立即与九十三军中共地下党员张士明和六十军地下党员杨重接上了头，传达了中央指示，并根据滇军中中共地下党员的情况，与他们研究确立了八项工作任务：对具备党员条件的积极分子，迅速分别发展入党；共产党员要争取掌握带兵实权；广泛开展交友活动，更多地团结中、下级军官；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广大官兵的不满情绪，适时地进行策反宣传，团结进步，争取中间，孤立顽敌；积极搜集军事情报，配合解放军外线作战；建立与解放区的交通联络，内外配合；为便于工作，把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分为两个独立活动的党组织，六十军地下党组织由杨重负责，九十三军地下党组织由张士明负责；积极慎重地开展对上层将领的工作，争取在滇军内部策动反蒋起义。两个军的地下党组织，按照统一部署，积极活动，迅速发展了一批党员，开展了广泛的交友活动。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很有成效，很快，两军的带兵实权就掌握在中共地下党员张士明、宁坚、杨重、范啸谷、赵国璋手里。
刘浩将两军的实际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他认为，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虽然为保存实力，作战消极，但对中共顾虑颇多；和国民党其他将领一样，他迷信美国的支持和手中精良的装备，不到走投无路是不会认输的。
针对这一形势，中央经过慎重考虑，作出决断：集中精力策反六十军。
李克农居“庙堂”之高，刘浩处“江湖”之远，策反工作像上紧了发条的时钟，昼夜不息地运转起来。
与此同时，长春城外人民解放军大兵压境，城内已弹尽粮绝，军心涣散，士无斗志。军长曾泽生哀叹：“我少年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却是自相残杀。”原先充盈胸中的“为卢汉争光，为滇军争气”的豪情壮志，已荡然无存了。
于是，在历史的日历上，记载下了这样两个振奋人心的日子：1948年10月15日，东北滇军第九十三军在锦州被全歼，军长卢浚泉被俘；
1948年10月19日，东北滇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军部和一八二师、暂编二十一师、暂编五十二师3万余人，在长春起义。曾泽生部起义后，被中共中央军委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曾泽生任军长。1950年10月，五十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涌现出白云山团、帽落山英雄营及修理山、文衡山英雄连等英雄集体和一批战斗英雄，立下赫赫战功，打出了军威国威。曾泽生本人则于建国后历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长春起义，使蒋介石东北棋盘上重要的一颗子，不战而为我所有，这对改变战局，无疑有莫大的裨益。
滇军，是国民党军链条上的一个薄弱环节，继续从滇军入手，李克农把眼光盯住了云南。云南掌握在龙云、卢汉手中。
龙云，1884年生，云南昭通人，彝族。他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曾在云南军阀唐继尧部任过军长。1927年，43岁的龙云发动倒唐政变，一举夺得云南的实权，成为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和第十三路军总指挥，成了名副其实的“云南王”。抗战胜利后，早有消除异己之心的蒋介石，免去了龙云云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明升暗降，将龙云闲置了起来。龙云被蒋介石夺去了军权，但在云南的一方天地，影响却还在，他不时通过各种渠道，遥控云南局势。新任云南省主席卢汉便受其影响。
卢汉，1896年生，云南昭通人，彝族。1914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是龙云的老部下。此时，接替龙云，主理滇政。蒋介石此举，意在挑起龙、卢二人的矛盾。
龙云在抗战时期，曾与中共有过接触，此刻对蒋介石将其调虎离山的一招，正愤愤不平。卢汉偏于云南一隅，手握杂牌部队，蒋介石借“勘乱”消灭非嫡系部队的伎俩，也令他大为不满。显然，蒋介石在弄巧成拙。
全力策反云南
在这种形势下，卢汉向中共发出信号———请求与中共联络。中共中央也相应作出决定：全力策反云南！
卢汉的联络人，名叫宋一痕，此人1926年入党，1928年脱党后在上海从事新闻、摄影工作。1938年卢汉北上抗日时，宋一痕投身卢汉麾下，跟随卢汉征战南北。鲁南战役中，宋一痕在突围时与部队失散，几经周折后，于1939年携妻子回到昆明。与中共联络，卢汉想到 了这位老部下。1946年9月底，宋一痕夫妇被卢汉派往香港，卢汉希望他们能在香港找到与中共接触的渠道。
宋一痕夫妇下塌于“九龙饭店”，前脚进店，后边就跟来了香港“一斋书屋”的老板黄洛峰。
黄洛峰是中共党员，宋一痕参加中共后，二人曾在一起工作过，是老相识。而所谓“一斋书屋”，正是中共在香港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黄洛峰就是该联络点的总负责人。
此后，宋一痕在香港和昆明之间穿梭来往，在中共和卢汉之间传递信息。
卢汉心动了，他嘱夫人写了封起义决心书，签字盖印后，交宋一痕面交中共领导人。
1949年6月，宋一痕在中共华南局护送下，来到了北平。李克农会见了他，向他布置了云南起义的有关事宜。
中共中央对卢汉的决心书作了答复，宋一痕再回香港。而北平和香港之间的电讯联络也正式开通。宋一痕要回昆明见卢汉，他夫人的二弟席宣负责与中共的联络。宋一痕临走时，向他交待了暗语，说“我们在香港的地点，北平已知道了，如果北平来了电报，你就转昆明，而昆明来的电报，则转往北平。记住，北平来电的代名是：邹明。”邹明，就是李克农。
北平的电报南来，昆明的电报北往，通过香港的中转站，中共和卢汉频繁联系。为防国民党特务窃听，电报一律用密码加暗语：来往电报谈的全是有关汽车买卖的事。连席宣自己也弄不明白，只是照转不误。
终于水到渠成。1949年8月，先期避往香港的云南省“老主席”龙云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集团，拥护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9日，一个更具爆炸性的消息传出：云南省“新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偕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和潘文华，同时在昆明和彭县通电起义，宣布即日起率所部与国民党集团脱离关系。云南、西康和平解放！
据史料记载：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50年海南岛解放，中共策动国民党军起义、改编、投诚近500起，整师156个，舰艇74艘，飞机26架，官兵177万。起义投诚官兵占解放战争中被歼人数807万余人的1/5以上。这一业绩，在中外军事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在战火硝烟的背后，李克农参与策动了部分地区的和平解放工作，并组织了多起起义，功不可没。
形势下的傅作义
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神州大地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国共双方摆出了战略决战的态势。经过两年多作战，双方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愈战愈勇，由战争初期的120万人迅速增加到300万人；而国民党军则大量被歼，仅1948年7月至11月间，就丧失了100万部队，总人数则由发动内战时的430万人下降为290万人，元气大伤。对此，蒋介石神情黯然，手足无措；而毛泽东却充满了自信，他说：“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 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1948年底，处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围困的北平城中南海居仁堂内，一位体态魁武、神情严肃、身着黄布军装的国民党将军在室内默默徘徊，疲惫不堪的脸上露出忧虑的神情。此人，就是国民党军中名声显赫的傅作义将军。
傅作义，字宜生，山西荣河（今临猗县）人。1895年出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青年时期，他抱着救国的理想，投身军营。1918年，傅作义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阎锡山的晋军中任职。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和阎冯反蒋战争、抗日战争。1939年，傅作义脱离阎锡山部队，到国民党第八战区任职。
1948年5月，国民党军在华北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后，为挽救败绩，蒋介石决定成立华北“剿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傅作义走马上任后，绞尽脑汁，期望有所作为，不料，就在他刚刚上台不到两个月，华北人民解放军在保定以北的涞水、庄町一役，重创其“王牌”第三十五军、歼灭他的新编第三十二师和第一一师，给傅作义以极大的打击。
在正面战场给傅作义部迎头痛击的形势下，针对傅作义已陷入兵临城下的艰难处境，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傅作义部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一方面傅作义曾是抗日的爱国将领，与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的所作所为有较深的矛盾，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时，有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傅作义是反共的，长期与共产党兵戎相见，整个华北由他统帅的有60万国民党军队，不到不得已时，他不可能轻易接受和谈。因此，中共中央在立足于打、准备打的同时，力争和平解放北平，以保全北平的文物古迹，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为胜利后在北平建都创造一个好的条件。
配合中共中央的部署，李克农领导的情报系统积极活动起来。当时担任傅作义机要秘书的阎又文，就是李克农领导下的一名秘密党员。
阎又文原是1938年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派往傅作义部的一名情报人员。由于他与傅作义是同乡，又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深得傅作义器重，长期在傅作义身边隐蔽。1947年冬，李克农提出要尽可能地发挥阎又文的作用，决定将阎又文直接划归中共中央情报部领导，并将与他联系的王玉调入情报部。
傅作义被蒋介石委任为华北“剿总”总司令后，李克农两次约见王玉，亲自布置工作，要王玉秘密进入北平，向阎又文安排进一步了解傅作义的思想动向，提供傅作义部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随时报告中共中央。
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后，李克农又多次指示阎又文要随时掌握傅作义的一切动向，并不失时机地向傅作义做一些影响工作。阎又文按照李克农的指示，开始积极而谨慎的工作，将傅作义的思想动向、矛盾心理都适时地向中央汇报。甚至连傅作义焦躁不安、想乘飞机逃走又怕蒋介石整他以及解放军一旦用武力攻下北平后，自己将成为毁坏这座历史名城的罪人等等矛盾心情，都作了详尽的汇报。
这些情况，对中共中央及时掌握傅作义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1949年1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强大感召下，傅作义终于决定率部起义。北平———这座驰名中外的古都、饱经忧患的历史名城和平解放，重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北平的安全工作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日至12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宣布：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到城市。
会后，中共中央开始了大规模的行动准备———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次进发。毛泽东说：“党中央进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在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计划好。”
3月23日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人员分乘汽车前往北平。临上车前，毛泽东诙谐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一席话，说得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周恩来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信心十足。
这支由11辆小汽车、1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平常而平静地向北平驰去。
23日当晚，毛泽东一行住在唐县淑阎村。24日到达涿县。
24日晚，中共新任北平市长叶剑英专程从北平赶到涿县，同毛泽东、周恩来商定从涿县出发的具体事宜。最后商定3月25日凌晨2点，毛泽东等先乘火车进北平。
平、津解放前夕，李克农指示公开的情报研究机构，编写了平、津概况，供即将入城的干部阅读。这一做法，对他们了解情况、研究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以后上海、南京、西安、武汉、重庆等地的情报组织，也都推广了这一方法，编写了各城市的概况，有利于入城人员顺利接管。
为确保顺利接管城市，李克农还在河北省平山县黄村举办了“西黄训练班”，学员有从各解放区挑选出来的有斗争经验的地、县公安局长和县委书记，有经过中组部和华北城工部调集来的刚从平津到解放区来的青年党员和大学生。这些人都有过从事地下工作和民主运动的经验。巧得很，训练班的总人数刚好108人，后来被人们戏称为“一百单八将”。
1949年9月，训练班正式开学，在李克农的组织下，训练班采取“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讲形势、讲情况、讲政策。李克农有时还亲自授课。这个训练班虽然为时仅仅3个月，但收获不小。北平解放后，这批受训的干部，跟随李克农进入北平，协助中共中央接管北平。
按中央部署，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先期到达北平，安排打前站的工作。为安全保密起见，中共中央机关被代号为“劳动大学”。在“劳动大学”的名称下，李克农设立了三个临时机构：即劳动大学筹备处（办理交涉和备置用具）、劳动大学收发处（调查社会情况和布置警卫及办理中央机关来京人员的住宿介绍等具体事宜）和劳动大学招待处（负责香山地区的房屋修理、布置和租借等任务）。
为保卫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叶剑英和李克农对沿线铁路做了周密的布置。3月22日，两人联名致电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并报中央：
从涿县到北平清华园，共有12个站，约60余公里，两小时内即可到达。现每站派负责人两名，一守电话，一盯道叉并监视车辆通过。在中央首长从涿县换乘火车进北平时，为保证安全，编为3个列车，每列车8个车皮。第一列车挂8个客车，载警卫部队和少数干部以及警卫人员为压道车，到西直门站下车，然后用卡车将他们送至香山。第二列车挂8个卧车和一辆餐车，直开到清华园车站。第三列车挂5个客车和3个行李车，开到前门车站。
周恩来复电同意了这个方案。
按计划，毛泽东和中共高级领导人将在北平西郊的清华园火车站下车，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则从西直门火车站下车。这两个车站成为安全保卫的重点。
西直门火车站由中央警备团先入北平的一部分和北平纠察总队负责。而清华园火车站的警卫工作，事关毛泽东的安全，则由李克农的中央社会部便衣队负责，车站外围由北平市公安局配合。清华园车站是个废弃的旧车站，过去基本上不用。此时，作为毛泽东进京的停靠车站，24日一整夜，灯火通明，一派繁忙景象。李克农不敢大意，亲自和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到清华园车站检查部署情况，直到一切稳妥后，他才松了口气。
为防途中有变，李克农还提出了一个方案：在前门火车站也安排警卫，以防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前门站临时下车，避免保卫工作措手不及。
安全第一
25日凌晨4点左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安抵北平。火车进入站台，周恩来立即下车去找李克农。见了李克农，周恩来问：“克农同志，这里一切都安排好了吗？”
李克农将中央领导进京的安全保卫工作向周恩来作了大致的汇报。周恩来满意地点了点头。根据李克农的安排，毛泽东等人下火车后改乘汽车，前往颐和园益寿堂休息。
颐和园里本来住了一些和尚和工作人员，因为北平刚刚解放，国民党潜伏特务很多，破坏和暗杀活动十分猖狂。为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李克农安排人员将颐和园里的人都打发走了。哪知道毛泽东来了后，要水没水，要饭没饭。由于当天下午毛泽东还要去西苑机场举行入城仪式，此情此景令他很生气：“你们搞什么名堂？先来的人都干什么吃去了？”
旁边社会部的同志赶忙解释，一切的一切都只为两个字：安全！毛泽东听罢，更气了：“你蠢么！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你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
社会部的同志无奈，只得跑到颐和园外面的饭馆买来米饭和三菜一汤，才算解决了吃饭问题。
入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乘车来到香山，住进了香山双清别墅。这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北平毕竟解放不久，毛泽东如果住在北平城内，一旦出了问题，后果确实不堪设想。而香山地处北平西郊，山峦叠嶂，清泉幽幽，不仅景色怡人，而且易于安全警卫。
早在2月5日，李克农就指示：“由东北社会部部长王范、中央社会部的干部尚山羽等组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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