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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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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见状，不便强迫，因为张国焘职务还在，只得叮嘱邱南章说：“你和吴志坚一定要跟着他，我们先回去向周副主席汇报。”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后，又迅速找到张国焘。由于李克农的劝阻和邱南章、吴志坚等人的严密监视，张国焘一时间毫无办法。他气急败坏，却又无计可施，只得表示同意由武汉“八办”安排住处。不过，他死活不愿住在办事处内，最后安排住进了太平洋饭店。
张国焘泄密
为防张国焘向国民党泄露中共机密，李克农悄悄地让张海将他的行李搬到了“八办”，很可能，里面装有中央重要机密。果然，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还派人到“八办”要过行李，这，当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4月17日，周恩来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他找来张国焘，严肃地对他说：“中央的意见有三条：一、改正错误，回党中央工作，我们最希望是这样。二、可以向党请假，休息一段 时间。三、自动声明脱党，否则宣布开除你的党籍。”张国焘听完，面无表情，初衷不改。
当晚11点左右，在国民党军将领胡宗南手下一伙特务的协助下，张国焘仓皇逃离住所。
张国焘就这样背叛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天，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
张国焘出走后，负责监视的邱南章立即电话告知李克农，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冷静地说：“张国焘不思悔改，迟早是会走上这条路的。”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被安排进入军统内部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持工作。特务头子戴笠对张国焘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只盼着张国焘能利用自己过去在共产党里的地位和关系，对中共的组织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阴谋活动。
张国焘提出要办一个训练班，由他自己亲自培养对付共产党的专门人才，戴笠马上为他挑选人马；张国焘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按照他的计划办理。总之，张国焘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一时成了戴笠手中的红人。
哪知一年过去了，张国焘的计划无一兑现：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分配无着，只办了两期就停止了；而策反站呢，由于中共严加防范，成绩几乎等于零。张国焘束手无策，戴笠则大发脾气：“这家伙（指张国焘）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为就这样，可以对付得过去！”这以后，军统原来给张国焘的一些优待也渐渐取消，连以前配给张国焘的一辆专用汽车，也被收回。
一位熟知张国焘的军统人员暗地里为张国焘“鸣冤”：“戴笠骂张国焘不肯为军统卖力，实在是有点冤枉。他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办法，实在是因为共产党组织太严，防范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别成绩来。”
张国焘在军统一直过着坐冷板凳的受气生活，时常摇头叹气，心情郁闷不堪。
1948年冬，张国焘逃到台湾，在台北租了一间房住下。由于此时的张国焘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国民党既不给他工作，又不给他生活费，甚至连房子也被国民党官员强占。1949年冬，张国焘携妻儿移居香港，化名“凯音”，参加了由顾孟余等人组织的所谓“第三势力”的活动，并投靠美国驻香港领事馆，贩卖一些过时的“中共资料”，以资糊口。
1956年，张国焘托人向中共中央捎话，表示想回大陆。中央转告张国焘，只要他能在报上公开承认错误，就可以回国。但这一要求遭到张国焘拒绝。
60年代，张国焘接受美国肯萨斯大学约请，用四年时间写出了一部90余万字的《我的回忆》，书中对中共历史和中共领袖进行大肆歪曲和诬蔑。肯萨斯大学在其写作期间每月给他二千港元的“研究费”。书稿先在香港《明报月刊》连载，1966年正式出版。这些稿费收入，就成了张国焘晚年主要的生活来源。1968年，张国焘、杨子烈夫妇由香港迁往加拿大多伦多。1977年，80岁的张国焘因患中风，生活不能自理。杨子烈将其送到教会慈善机关办的老人病院。1979年12月3日晚，张国焘因盖的毯子滑掉床下，又无人护理，冻死在床上，魂断异域他乡，时年82岁。
桂林“八办”
1938年8月以后，日寇以30万兵力沿长江两岸大举西进，黄梅、广济、九江、马当相继失守。10月，日寇从水上和陆路三面包围了武汉，武汉三镇危如累卵。
10月21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新华日报》上登载重要启事：本处奉命迁湘，凡一切信件及临时事宜，请至界限路（今合作路）44号新华日报编辑部接洽，电话号码为24886，尚希各界注意是幸。
这以后，武汉“八办”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搬迁。
10月22日下午，李克农和潘梓年率领“八办”和《新华日报》社的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租来的轮船“新升隆”号由长江撤离。由于该船吨位小，《新华日报》报馆的印刷设备和纸张把底舱全部塞满，李克农他们一百来号人坐在船上，显得异常拥挤。临行前，岸上忽然拥来几十名无钱买票的难民，送行的周恩来看不过去，也让他们上了船。这一下，这艘小船人满为患，严重超载，行驶相当缓慢。
10月23日，当船行至嘉鱼燕子窝附近时（现属湖北省洪湖县），突然遭到4架日机的袭击，“新升隆”号被炸起火。碰巧李克农和夏之栩等人上岸办事，得以大难不死。当他们返回时，船体已被淹没在水中，江水顿成血色，四周哭喊声震天动地。
“八办”工作人员张海青、赵兴才、徐挺荣等人和《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共16人遇难。李克农强忍悲痛，一面安抚和救济脱险的群众，一面组织和鼓励幸免于难的同志们，振奋精神，继续前进。
李克农一行辗转长沙、衡阳，于11月中旬到达桂林。李克农到桂林，是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就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一职的。早在1938年8月至9月间，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就作出决定：武汉失陷后，在重庆、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为此，“八办”副官刘恕，偕同党外友好人士熊子民被派往桂林进行筹备。
刘恕到桂林后，先是租用桂北路138号“万祥醋坊”老板黄旷达的一幢两层楼房作为办公用房，以后又在城北灵川县路莫村和金家村，租用了几间农民房屋作为电台、仓库和接待站。
10月25日，周恩来在撤离武汉到长沙的路上，巧遇国民党副总参谋长、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周恩来告诉他，中共将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已派李克农担任主任（即处长），请白允予协助。白崇禧当即答应。这样，国共双方实际上就中共在桂林建立办事处的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
李克农率领大批人马抵达桂林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就正式开始了工作。桂林“八办”对外的名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或“第十八集团军桂林通讯处”。
桂林，一向以其秀美的山川、碧绿的江水闻名于世，而在1938年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以后，随着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桂林又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联系华南、华东、西南乃至香港和海外的重要通道。它既是国民党中央同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桂系军阀矛盾错综复杂的地域，也是中共坚持持久抗战的一个重要据点。
抗战初期，桂系的态度比较开明，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曾说：“现在日本人虽然打下了武汉，但蒋求和之心不死，如果他要和，定要牺牲我们，所以必须提防，多与反蒋和反对和谈的人紧密联系。”这个联系的桥梁之一，就是著名的“广西建设研究会”。
该组织是1937年10月李宗仁赴南京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一职前，主持成立的，李宗仁自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为副会长。白崇禧指派广西教育界元老李任仁代为延揽了一批进步人士、著名学者，充实这一组织。
“广西建设研究会”表面上是个学术研究团体，实际上是个与各种势力密切联系的政治组织。千家驹、胡愈之、张志让、阳翰笙、范长江、李达、欧阳予倩、杨东莼、夏衍、金仲华、李四光、邵荃麟等知名人士，都曾是研究会聘请的研究员。
白崇禧的本意，是藉此壮大自己的政治声势，亮出一块广西进步的金字招牌。但这样一来，不少专家学者、文学家、艺术家与各界民主人士相继聚会桂城，客观上使这里的抗日民主救亡运动异常活跃，逐渐确立了大西南文化中心的地位。
李克农领导的桂林“八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工作的。办事处人员精干，事务繁重，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组织与开展、抗日民族救亡运动与南方文化运动的推进、八路军与新四军后方的供应运输工作、各地人员来往交通、与香港及海外的联系、后方烈属及抗属的救济等等，都在李克农的亲自主持下，积极而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机要秘书谢和赓
以李、白、黄为首的新桂系，是桂林“八办”进行统战工作的重点。周恩来、叶剑英等已对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李克农在这一基础上，以公开合法的身份，经常与桂系上层人物接触，和他们交上朋友，宣传中共的统战方针。
李克农新官上任，首先拜会了广西省长黄旭初。
双方寒暄过后，黄省长有意无意地问李克农：“李主任，不知我们广西有没有共产党活动？”
李克农诙谐而机敏地答道：“有是有的，可是不会找你们的麻烦。如果说没有，那是在骗你，我本人就是嘛！”黄旭初默然无语，似心有疑忌。
李克农坦率地说，共产党在广西的活动，目的是支持广西的团结抗战，决不会干涉广西的内部事务，也决不会挖广西的墙角，请黄省长放心。黄旭初点头称是。
李克农对大事很是注意，小事也从不放松。
1938年10月，以总编夏衍为首的《救亡日报》同仁，在战火纷飞中离开了广州，经肇庆、柳州来到桂林。夏衍原定于11月8日只身赴长沙向周恩来和报社社长郭沫若请示报纸复刊后的指示。临行前，夏衍来向李克农辞行。
李克农建议，为争取报纸在广西的“合法”地位，让桂系当局安心，应先去走访黄旭初省长。
言之有理。夏衍在动身前，先由刘仲容陪同去拜访李任仁老先生，然后由李任仁陪同对黄旭初作“礼节性”的拜访。
11月12日长沙大火后，徐特立从衡阳来到桂林，转往重庆。李克农也请千家驹介绍徐特立去看望黄旭初。
中共态度如此真诚，国民党广西当局疑虑顿消，欣然表示愿同中共合作。
黄旭初兼任校长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就是双方合作的一个典型。该校建设之初，办学人才奇缺。黄旭初提出聘请著名教育家、中共秘密党员杨东莼担任教育长。
杨东莼请示李克农同意后，担任该职。征得黄旭初认可后，杨东莼掌握了该校的实际领导权。李克农还抽调了40多名中共党员到该校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主持政工、教学等工作，并建立了两个党支部。学校开办两年，不仅为广西当局培养了一批干部，而且还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这些人对推动广西的群众救亡运动，贡献不凡。
为配合公开的统战工作，李克农还经常通过在国民党的党、政、军中任职的中共秘密党员和与中共有关系的人，对桂系上层人物进行统战工作。
国民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就是其中的一位。谢和赓早在1926年年仅14岁时，就在其兄谢铁民的影响下，参加了中共的外围组织。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华北党组织派他赴察哈尔（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冯玉祥西北军担任吉鸿昌的秘书。察哈尔抗战失利后，华北党组织又派他回广西从事桂系上层的地下工作。
1934年秋，谢和赓通过其同乡、同学马仲孚的引荐，当上了白崇禧的机要秘书。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指定白崇禧赴南京就任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谢和赓随同前往，同时担任了国民政府的秘书。
作为白崇禧机要秘书和国民政府的秘书，谢和赓的主要工作是在国民政府秘书长张群主持下，分管一些日常事务和做会议记录。由于他经手多种文电和材料，对国内外、前后方的情势，了如指掌，加上自己不断思考，常常会产生一些有关抗战的新想法来。抗战以来，国民党军在淞沪会战中，损兵折将，损失惨重；华北前线，70万国民党部队兵败如山倒；太原前线，国民党军防线岌岌可危，而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对日作战，屡建奇功，原因何在？谢和赓不时思索着这个问题。终于，他有了答案：对日寇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作战形式，这才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不二法门。
谢和赓将他的这个想法写成了厚厚的一篇长文，题目是“全民军事总动员纲领与展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并在文章的右下角注上：“白副参谋总长机要秘书并大本营秘书谢和赓呈何应钦参谋总长、白崇禧副参谋总长核呈蒋介石统帅”。
这篇长文送呈后，赢得一致好评。白崇禧还根据该文的主要内容，总结出后来成为他战略名言的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谢和赓亲自把这份材料送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交到了李克农手上，请他转呈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
周恩来看完这份材料，高度重视，在上面划满了记号和眉批。一天，谢和赓来到办事处，周恩来当着李克农的面夸奖道：“和赓，没想到你在察哈尔只有很短时间的作战经验，而能写出这样具体的纲领和方案来，确实难得！”李克农也走过来，笑着说：“你这个小鬼，还真行！”
这篇文章也使得白崇禧对谢和赓另眼相看，1938年元月，白崇禧下令提升谢和赓为上校。
谢和赓和王莹的爱慕
不久，白崇禧又交给谢和赓一项任务，让他起草一个题为“军队政工与群众政工之关系”的讲话稿，供他在召开国民党军师以上集训团会议时演讲之用。谢和赓接到任务后，三天三夜没合眼，拟出了初稿。为确保稳妥，他将稿子交给了李克农，请他转呈周恩来校阅。
次日，当他取回原稿时，只见周恩来将其中指责国民党军脱离群众等过火语句约两千多字给删除了。谢和赓心里很激动，一旁的李克农说：“你看看，恩来删掉的都是本着白崇禧 的地位———军训部长，而不是副总长的地位指责政治工作的失误……”谢和赓连连点头：“我也看出来了，改得太好了。感谢恩来同志呀！也感谢你！”
后来，谢和赓在见到李克农时，又谈起这件事时，李克农还笑着说：“你看看，有恩来做你的‘改文老师’，这恐怕是一个两党合作中的奇事，不但老蒋和白崇禧想不到，就是毛主席他们也料想不到啊！你真幸运，有党做你的靠山，只要你谨慎而沉着，你的工作一定会成功，‘战无不胜’是我党对中国革命的最大信心，我们每个做地下工作的人，都应该有这种信心！”
和李克农有着长期秘密联系的谢和赓，此时在桂林，更直接受李克农领导。当然，这种关系由中共中央直接掌握，属于中共党内的高级核心机密。除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少数中共高层领导，任何人也不清楚谢和赓的真实身份。
一天，白崇禧叫来谢和赓，爽快地对他说：“和赓，你一直干得很不错。任上校也有一段时间了，我想派你担任省党部书记长兼绥署政训处副处长，授你少将军衔，你看如何？”对此，谢和赓早有耳闻。桂系少壮派潘官之、邱昌渭等对他“紧跟白崇禧”早已不满，在李宗仁面前吹过风，建议将谢和赓提升为“少将”，明升暗降。
谢和赓心想：周恩来对自己的要求是“无论如何也要留在白崇禧的身边”，离开了白崇禧，也就是离开了桂系上层，这是中央所万万不许可的。想到此，他静静地说道：“副总长，对于您的知遇之恩我万分感激。但我不愿意离开副总长，您不是要我重视全国的回教工作吗？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原来，谢和赓曾经以白崇禧机要秘书的身份，借办“西北战时巡回教育班”为名，向绥、甘、宁、青四省国民党军宣传白崇禧的思想主张，联络马鸿逵、马步青等人，以组成联合回教势力，和蒋介石构成某种程度上的抗衡，实现白崇禧做“中国凯末尔”的幻想。
白崇禧听谢和赓这么一说，遂不再勉强：“好吧，我看你还是留在我身边好一些，你讲的这些，由我向德公（李宗仁）报告好了。”事后，谢和赓向李克农作了汇报。李克农听后，十分高兴地说：“和赓，你可真聪明，你这才是真正执行了周公（周恩来）对你的指示，‘无论怎样，也要跟在白的身边！’”
谢和赓还有一位美丽俊秀、多才多艺的妻子，艺术大师徐悲鸿曾多次称赞她为“中华女杰”。她，就是影星王莹。
王莹，1915年生，安徽芜湖人，和李克农是同乡。她早年生活坎坷，历经磨难，但心怀大志，很早就参加了革命，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周恩来誉为“我们党里不多的少年党员之一”。她早年投身艺海，以其卓越的才华，崭露头角，成为著名的演员。抗战爆发后，上海救亡演剧二队成立，著名剧作家洪深任队长，金山任副队长，王莹任队委，受以郭沫若为厅长的政治部三厅的领导。武汉沦陷后，队长金山和王莹一起率队来到“文化城”桂林。
金山，1911年生，祖籍江苏苏州。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被认为是同赵丹齐名的著名男演员。他也是李克农手下的一位奇兵。桂林的谢和赓，身为国民党上校军官，仪表堂堂，气度不凡。而不幸的个人婚姻却在时时煎熬着他，真是度日如年，痛苦万分。王莹来了，给他带来了青春、热情和希望。
随着不断的接触和了解，谢和赓对这位著名的女演员由尊敬而转为爱慕，王莹也对这位风流倜傥的谢秘书充满了好感。
谢秘书人品不错，可毕竟是个国民党军官啊！自己是个中共党员，怎么可以……念及此，王莹又处于矛盾和不安之中，真是进退维谷。
李克农帮忙解开了这个结。
平生最爱是“九秘”
1938年12月上旬，抗敌演剧队二队受中共委托，准备组建“中国救亡剧团”，到南洋去向华侨宣传国内抗战形势，号召爱国侨胞以财力、物力支援前线抗战和后方难民。但这需要向白崇禧申请出国护照以及批发旅费。
这件差事自然落在了谢和赓头上。在他的奔走下，白崇禧在剧团的申请报告上，大笔一挥“照此办理”，一大笔款子就到手了。手续办妥后，兴高彩烈的谢和赓带着批示原件， 去找王莹和金山二人过目。
正当谢和赓拿着批件，坐车向二队驻地象鼻山驶去时，忽然，在北门至南门的大马路上，谢和赓透过车窗发现了身着长衫的李克农，只见他和王莹、金山一起，正有说有笑、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千万不能在外人面前暴露自己跟李处长的关系！”谢和赓知道，自己和李克农的关系，中央有明确指示，决不能暴露给第三者。他立即命令司机急转弯。
可到处是人流，汽车无法掉头。
无奈，谢和赓只好歪着头，假装没看见他们。可被称为“只眼先生”的李克农，这时眼睛却尖利起来，一眼认出了车上坐着的他。李克农的沉稳老练、认真严谨是出了名的，这时，却因一时激动，打着手势向谢和赓走来。
谢和赓只好磨蹭着下了车。李克农上前和他热情地握手，那种亲热劲儿，完全是党内同志之间所独有的。一旁诧异的王莹和金山顿时恍然大悟：原来谢秘书和八路军的李处长是一个战壕的战友！谢和赓忙把白崇禧的批复拿给大家看，三个人都很高兴。王莹见白崇禧特批给她和金山每人各500元大洋，就向李克农请示该怎么办。李克农说：“既然白崇禧如此优待你和金山，我看恭敬不如从命，还是接下来为好，拒绝，反倒会引起人家不快。”临分手时，李克农对谢和赓说：“你穿梭式的联络，好辛苦哟！剧团能这么快就组建成，我看该给你记头功啊！”
王莹也用芜湖话亲热地说道：“谢谢你，活根同志！”（芜湖话将“和赓”念成“活根”）
从此，两人神秘的面纱一抹而去，真心相爱了。
而李克农呢，因为“糊里糊涂”地当了回红娘，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因在王莹、金山面前暴露了谢和赓的真实身份，而受到当时正在桂林的周恩来、董必武的批评。
批评理所应当，而李克农和谢和赓夫妇的友谊却保持终身。以后，他们因工作需要去了美国。1949年12月，谢和赓夫妇历尽艰辛，辗转从美国归来后，李克农亲往拜访，并一再叮咛王莹把在美国受迫害的实况写下来，促成了王莹著名的自传体小说《两种美国人》的问世。
1957年春，谢和赓被错打成“右派”，王莹遭受重大的政治压力。李克农又两次来到香山王莹的住所，劝慰王莹。
真情一片，使王莹很感动，她曾写了一首小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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