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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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春，谢和赓被错打成“右派”，王莹遭受重大的政治压力。李克农又两次来到香山王莹的住所，劝慰王莹。

真情一片，使王莹很感动，她曾写了一首小诗，以表心意：教导莫忘周董叶，热忱关怀有克农。

平生最爱是“九秘”，（“九秘”指谢和赓———编者）万苦滴甘也相从。

李克农的为人，可见一斑。

《救亡日报》

受职务所限，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有时活动起来并不方便。如果能有一位助手，那就好多了。

这个工作，落在了桂林行营参议、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刘仲容头上。刘仲容，留俄学生，很早就与中共取得了秘密联系。“西安事变”前夕，他奉周恩来之命，从延安秘赴南宁，通过他的留俄同学王公度引荐，拜会了李宗仁，向其传达了中共团结抗日的方针以及愿与桂　　系真诚团结的意愿。抗战开始后，刘仲容被白崇禧留在身边工作，担任了桂林行营参议。这，也是李克农在武汉时给他下达的指示。

白崇禧让刘仲容负责桂林行营的对外联络工作，事情不多，这给他充当谢和赓与李克农之间的联系以充分的“自由活动”时间。刘仲容的办公地点离桂林“八办”很近，他和李克农之间，除了因公务有所接触外，还经常秘密来往。

李克农非常注意刘仲容的安全，经常提醒他遇事不可惊慌，要冷静沉着，提高警惕，并送给他一把左轮手枪，以防不测。刘仲容每次去李克农处接头，李克农总是派人布哨，严防走漏风声。李克农直接领导下的中共地下党员，还有三青团广西支部组训组组长周可传、解放后曾任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兼交际处长的侯甸等人。

1939年侯甸从延安来到桂林后，李克农指示周可传将其引荐给广西绥署政治部主任程思远，担任了绥署政治部的一名科长。一个又一个中共秘密党员被安插进国民党营垒，李克农有了许许多多灵敏的“耳目”。每逢夜幕降临，常有人力黄包车停在“八办”门口，一些神秘的人物悄然闪进大门。通过这些神秘的人物，李克农搜集到了许多重要情报，了解到桂系对中共的政策和态度，及时制定对策，使中共统战工作成效卓著，桂林城里出现了抗日救亡的蓬勃发展的局面。

一时间，只有六七万人口的小小桂林，成为大西南后方的一个进步文化事业的中心。一些从事文化工作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云集桂林，人数达一千人之多，其中全国知名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学者有二百多人。他们在中共领导下，出版报纸，开办书店，创作文艺作品，造一时之声势。影响最大的团体有国际新闻社、《救亡日报》社和文化供应社，它们被称为桂城三大进步社团。

《救亡日报》社的总编是夏衍，早在上海，李克农就结识了他。1938年11月7日，夏衍率报社全体同仁从广州撤至桂林后，当晚就去见李克农，听取他的指示。李克农建议他们一面争取在桂城的“合法”地位，一面自力更生，自筹经费，尽快复刊。夏衍表示，不愿意和国民党那些无聊的政客打交道。

李克农说：“沈先生（夏衍原名沈端先）啊，站在外面骂娘可算不得勇敢，深入敌垒去影响他们，那才是你应尽的本分。要把报办好，腿要放勤些，耳朵要放长些，要多听、多跑、多交朋友。你得认清这个时期，这个地方，在这里，和菩萨要打交道，和恶鬼也要打交道。我知道，你们个个都怕脏……”李克农爽朗地大笑起来：“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统战工作，戴白手套行吗？”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正式复刊。

由于报社人员大多是耍笔杆子的，对经营并不在行。应夏衍的请求，李克农介绍善于经营的翁从六担任经理，负责报社的印刷、发行及经济工作。以后，翁从六被调往上海做地下工作，李克农又介绍《新华日报》的张尔华接替。

李克农很注意对报社工作的指导，凡是涉及到办报原则和方针的事，他总是坚持己见，没有丝毫妥协。

一次，《救亡日报》发表了一篇国际时事分析文章，出现了政治性错误。李克农发现后，跑到编辑部和夏衍长谈了四五个小时。他严肃地说：“《新华日报》被扣得厉害。西南、东南乃至香港，都把这张报纸看作是党的外围，代表共产党讲话，那么你想想，把这么严重的国际问题作了错误的分析，对外面会引起多么坏的影响！”

随后，李克农指出了这篇文章的错误所在，严肃地问：“怎么办？”“明天再写一篇社论，纠正过来。”夏衍答。

“怎么写法？来，大家凑一凑。”李克农把大家召集过来。社论写好，天色已晚。夏衍透了口气说：“很好，我学会了不少东西。”

李克农抬手看了看表说：“学会了东西，能不付学费么？你看，都快8点了，阳春面也不请一碗？”说罢，他站了起来：“那好罢，我请客，我可要反客为主了。”严肃沉闷的空气随之一扫而光。

秘密工作与公开统战相结合，威力无穷。1939年底，《救亡日报》发行数已近8千份，在当时，这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一年，南洋爱国侨领陈嘉赓先生访问延安后来到桂林，特地去参观了《救亡日报》社，连连称赞。这张报纸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进步思想，影响遍及湖南、江西、广东、四川、贵州、云南、香港和南洋等地，很受群众欢迎。

文化供应社

由胡愈之创立的国际新闻社以及由胡愈之、陈此生和社会知名人士40余人发起筹建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也都是在以李克农为首的桂林“八办”指导下开展工作的。

文化供应社成立于1939年10月22日，始创者是当时在文化、出版界颇有声望的胡愈之，在创办过程中得到了广西地方爱国民主人士的大力支持。李任仁老先生任董事长，广西绥署顾问陈劭先任社长，李任仁最得力的助手陈此生担任总务部主任兼秘书。他们都是桂林“　　八办”的老朋友，在中共的支持下，他们都代表广西当局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广西救国会。供应社编辑部主任由胡愈之亲自担任，总揽编辑出版业务。编辑中有不少人是中共秘密党员和非党进步人士，胡愈之后来回忆说：文化供应社“实际上是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领导的”，“所用干部大部分都是由李克农同志推荐的”，“我当时的党籍绝对保密”。

周恩来曾经单独找了胡愈之和千家驹谈话，告诫他们“不要太露锋芒，要隐蔽，保全实力，作长期打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胡愈之在桂林一直坚持着隐晦曲折的工作方法，在他以后所写的《我的回忆》一书中，这样写道：

这一时期，由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毛主席关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方针指导下，我们在桂林的活动方向明确，抗日救亡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救国会的组织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以救国会的身份活动，易与广西各方面人士接触。我们紧密团结了广西各界人士，发展了广西的进步力量；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包括对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和争取他们，使他们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这样一来，顽固势力也就孤立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特务分子在广西不能横行。桂林一时成了西南大后方的一块抗日文化绿洲。

然而，随着国民党政府由武汉撤往重庆，在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等国的劝降之下，国民党内“限共”、“溶共”的呼声甚嚣尘上，抗日民主力量倍受压制。194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要求全党“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精神上要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在国民党统治区“凡有被国民党捕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的干部，应转移地区隐蔽起来，或调至军队工作。”中央文件下达后不久，李克农就请胡愈之来到八路军办事处阅读了这份文件。

李克农对胡愈之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隐蔽起来的方法主要有三条：一是更改姓名，到别的地方去；二是到八路军或新四军去；三是到香港或是国外。而你是个出头露面的名人，谁都认识，第一条行不通；第二条要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也不太容易；只有第三条，先去香港，比较合适些。”

至于文化供应社的工作，李克农决定指定在新加坡新知书店工作的张锡昌负责。

7月的一天，胡愈之正在文化供应社建在桂林西门老君洞的一座新楼里，准备和大家一起庆祝新楼的落成，李克农的电话打来了：约他见面。

胡愈之赶往碰头地点，只见李克农正拿着机票在等着他。李克农把机票交到了胡愈之手中，叮嘱他，第二天就得走，而且一定要保密。

第二天一早，胡愈之手提一只箱子，借口家中有急事需回去看看，从容撤离。

胡愈之到香港后，按照李克农临行前指示，找到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廖承志。廖承志告诉胡愈之，周恩来已决定派他到新加坡担任《南洋商报》的编辑主任，实际上就是总编辑和主笔。其后，《南洋商报》在胡愈之的领导之下，用大量的篇幅报道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前线的最新消息，文字通达简练，雅俗共赏，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而桂林的文化供应社，也在随后的中共党员的领导下逐步发展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直接领导的一个重要的文化阵地。它出版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在灌输进步思想、推进大众文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是一个很有影响的进步出版发行单位。

除了统战工作，李克农还承担着为中共军队筹备军需物资、输送过往人员的繁重任务。

设法解决桂林“八办”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推行“反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处心积虑地想消灭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他们不仅在发放枪枝弹药上百般限制，而且还时常停发军需用品。华北前线的八路军缺乏汽车、汽油，江南新四军甚至没有过冬的被毯。

中共中央电令桂林“八办”，一定要设法解决！

李克农接电后，不敢怠慢，立即组织人马，四处采购。不久，一批批汽车、汽油、被服、药品、医疗器械和电讯广播器材等物资，从桂林运往陕北和各抗日前线。前线物资短缺，李克农忧心如焚。

“八办”秘书科科长龙潜带着龙忠柏等人奉令出发了。目标———桂林市郊国民党军需仓库。任务———为新四军争取军用毯。

可仓库人员拒不承认储有毛毯。莫非情报有误？

聊天、谈心、交朋友，终于得知仓库内确有毛毯，但国民党军政部已下过密令，不准发给八路军、新四军使用。军令如山，仓库人员怎能违抗？

李克农出面了，略施小计，二万条美制毛毯终于运回了办事处。但一道命令传来，驻桂林的国民党军需司不准运出桂林，毛毯必须运回仓库。怎么办？

李克农对龙潜说：“看来，统战法宝现在要同武装力量结合起来用了。”说完，他一面派“八办”的警卫武装把守汽车，谁也不准动，一面亲自找到军需司进行交涉。

两天过去了，国民党军需司只得同意毛毯运走，不过，运费要算在新四军的头上。李克农点头一笑，上万条毛毯出了桂林城，缓解了前方将士的燃眉之急。

办事处迎来送往的任务也很繁重。周恩来、叶剑英、徐特立、博古、叶挺、袁国平、张鼎丞、胡乔木等都来过“八办”，并由“八办”护送到各地。

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当时化名胡光，也在“八办”住过大半年，还担任过办事处的俱乐部主任和墙报编辑，并曾给《救亡日报》写过有关东南亚民族革命形势的分析文章，以后也由“八办”护送到了外地。

李克农的工作如此繁杂，但他却善于出主意，想办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平江惨案”发生后，桂林“八办”一方面忙着安置撤退下来的同志，一面准备开追悼会纪念死难烈士，表示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抗议。李克农指导办事处的同志编辑了纪念册，以“平江惨案”的实例，教育大家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遇事要多加注意。他细致的工作态度，令周围的人佩服不已。

夏衍回忆说，一次，他和李克农谈起自己和国民党一个高级将领之间的谈话。李克农仔细听完后，问道：“你们之间……”

“现在可以无话不谈了，以前，只是泛泛之交，只听我的，不讲他的，后来，他对我很坦率，渐渐地熟透了。……”“熟透到……”

“连他家庭生活中的苦闷也和我讲了……”

“这很好，算是交上朋友了。……讲这些话的时侯，他的态度……”“先很随便，后来越讲越激昂了。”“在哪里谈的？”“在报馆，我的办公室。”“没有旁人？”“没有。”

“一个人来的？”

“一个人，随身带了一瓶酒，一包花生和叉烧。”“讲这些话的时候，喝醉了没有？”“没有吧，他平常能喝一瓶白兰地。”

李克农思考了一下，说：“假如喝醉了讲的，也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酒醉吐真言’，另一种是借酒装疯，有意讲给你听。今后要注意这种情况。同一句话，在不同的情况下讲，可以有不同的含义的。”

一番话，使夏衍受益颇深，甚至使他觉得，这对他以后创作剧本、刻划人物也有莫大益处。

1940年冬，随着蒋桂矛盾的发展与激化，蒋介石下令撤销桂林行营，改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白崇禧调往重庆，李济深担任了办公厅主任，副主任由蒋介石的亲信、浙江黄岩人林蔚担任。国民党中央势力趁机渗入桂系集团的大本营———广西，广西当局对中共的态度逐渐有所改变，一股暗流向着这座著名的“文化城”冲击而来。

1940年11月，国民党军政部桂林办事处派人来到“八办”，要求“八办”先行递交“自动”呈请撤销的公文，并限于11月19日前将办事处事务结束。

11月12日，李克农致电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次日，毛泽东复电指示：

一、向国民党当局申明，我皖南部队准备奉命北移，在实行北移前有事要做，暂难结束；

二、如彼方要求马上结束，请先来一正式公文；否则，则让其封闭为好。但我方内部要准备安全撤退，以防万一。

李克农接电后，以朱德、彭德怀和周恩来、叶剑英的名义，再电国民党军政部，要求缓撤“八办”，并与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疏通。

“皖南事变”

李克农心里清楚，这位李任潮（李济深）先生和蒋介石一贯面和心不和。1929年初，李济深作为蒋、桂矛盾的和事佬，由广州去南京，还曾被蒋介石囚禁于南京汤山，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获得自由，以后一直和反蒋人士来往频繁。李任主任的头几个月，的确曾给“八办”一些方便。所以，李克农找过他。然而，现在他也无能为力了。蒋介石此时磨刀霍霍，正酝酿着一场骇人听闻的大事变。李济深只好电告李克农说：

获悉贵集团军桂林办事处奉令转饬结束，务希即通令新年终撤销，结束前如尚未经运用之资材，暂准酌量少数人员办理转运为宜，并限于1941年1月内运完，切勿再延。

实际上，李济深给“八办”又延长了一个月的时间。时间紧迫，头绪纷繁。

为了在桂林“八办”一旦取消的情况下，中共仍然能取得在南方活动的立足点，李克农化名“龙正泉”，租用了泗河别墅作为“公馆”，在此设立了新四军交通运输处。

形势逆转，速度惊人。恰在此时，蒋介石精心策划的“皖南事变”发生了。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参谋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新四军军长叶挺等，命令在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由50万人缩减到10万人。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调至长江以北，并连续电告中共华南局和军委会书记项英，趁国民党军队尚未部署完毕，迅速率部北上，防止其突然袭击。

遗憾的是，项英未按中共中央的指示行动，却与顾祝同商定新四军的北上路线，在国民党军队部署就绪的情况下，才开始率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共9000多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北移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在泾县茂林地区遭到预先布置的顾祝同、上官云湘指挥的国民党军队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艰苦奋战7昼夜，终因力量对比悬殊，除两千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其中包括新四军高级将领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军长叶挺被扣。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国人无不悲愤万分！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愤怒地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全国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国际舆论广泛表示对中共的同情与支持。

而蒋介石却得意洋洋，17日，他在重庆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同时，他还调集20万大军进攻华中、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些反共分子弹冠相庆，第二次反共浊浪掀起了。

桂林的风向也急剧右转，“八办”门前，忽然布满了一群国民党军警和特务；有时，特务竟大摇大摆地闯进“八办”的大门。此情此景，令李克农怒不可遏，他拍案而起。

李克农令人将大门敞开，亲自站到门口，那些晃来晃去的特务见是大名鼎鼎的李主任，赶紧溜走了事。

国民党的宪兵、警察也时常来办事处，对房东进行恐吓和威胁。李克农听到后，总是立即从楼上走下来安慰房东说：“要坚持，不要听敌人的那一套。”

国民党特务招数使完，竟开来一辆汽车，把办事处的门墙撞倒。桂林“八办”已无望保留，李克农一面积极进行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一面迅速组织疏散和精心部署中共地下工作。

夏衍就是被安排疏散的一个重要人物。

1月22日，李克农打电话给夏衍，告诉他“皖南事变”的消息，并要他通知《救亡日报》全体党员作好应变准备。

中午，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周所长给夏衍打来电话，要求报社全文照登国民党中央社统发的诬蔑新四军“叛变”的稿件，声称此乃中央党部的命令，全国报刊必须一律照办。

夏衍马上打电话给李克农：“李主任，方才我的老乡周所长送来一份很重的礼物，我们打算不收，你看怎样？”

李克农答：“好！但得十分小心，能做得不伤情面最好。”

“皖南事变”后

根据李克农的要求，夏衍等人决定上演一出“狸猫换太子”，即先把国民党中央社的电稿全文付排，并登在头版头条上，把它送给检查所审查，等盖上“审讫”的图章后，晚上打纸型时，再将那篇电稿抽走，另换它稿，使国民党的美梦不能得逞。

这一招，可惹恼了那些检查官老爷们，他们不仅将当天的《救亡日报》全部扣押，而且还给夏衍一个书面的严重警告。

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夏衍正和同仁在报社的会客厅里打乒乓球，忽然，一个身影闪了进来。

只见来人身穿棉大衣，头上的帽子压得很低，进门就喊道：“好悠闲啊，还在打球。”

灯光昏暗，夏衍仔细辨认：是李克农！

两人走进里屋，夏衍忙问：“办事处已被包围了，你怎么能出来？”李克农笑道：“黄省长用汽车把我接出来的，大摇大摆，这叫用大鬼压小鬼啊！”

李克农掩上房门，低声说，南方来了急电，说国民党中统特务就要在桂林下手，你必须立刻离开桂林，到香港去建立一个对外宣传的据点。

夏衍问到报社怎么办，李克农说：“分几步走，第一步你先走，留下的事由林林、张尔华负责，只要国民党一天不来封门，我们就继续出版。但是，‘八办’看来也是保不住了，所以整个进步文化界人士，都得作好妥善的安排。我已经向南方局请示，建议凡有公开职业，可以得到广西方面保护者，如广西干校的教职员，都照旧坚持岗位；一些名气较大的文艺界人士，色彩不太明显者，也可以暂留桂林。《救亡日报》的骨干等到报社被封后，一律撤往香港。”

李克农还说：“这些事，都由我来处理。明天，你得去找黄旭初，坦率地告诉他《救亡日报》当前的处境，并向他表示，为了‘好来好去’，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准许你买一张去香港的飞机票。”“如果他避而不见怎么办？”

“那你就放心好了，我已和李任仁先生谈妥，他已经和黄旭初通过电话，我此刻来报社，不就是任老用黄省长的汽车给送来的吗？”李克农显得胸有成竹。

终于，夏衍从黄省长手中拿到了机票，顺利飞往香港，算是逃离了虎口。

李克农的小女儿李冰，到达桂林后，李克农夫妇考虑到她有护校文凭，可以留在桂林找个工作为掩护，将李冰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