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这二百九十年-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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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日，朝中的大小官员们纷纷接到了一份这样的请柬：为纪念大高句丽国立国N年，东部大人泉盖苏文将在京城附近举行一场盛大的阅兵式，以示国威。阅兵式结束后将有更加盛大的酒宴招待，望各位大人务必赏脸光临，与东部大人共同感受国家的繁荣与富强！

官员们大多喜欢热闹的场面，更何况还有白吃的大鱼大肉，不去那可就是傻子了！

事实上去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傻子——结果是那些欣然前往的“聪明人”们一个都没有能活着回来——全部被杀。国王高建武属于没去的那类傻子，侥幸暂时逃过一劫。

然而该来的怎么也躲不过。高建武也只是比大臣们多活了几个时辰而已。杀红眼的泉盖苏文军随即冲进了皇宫，杀死了高建武，并把尸体砍成碎块，扔进了下水道。

整个京城平壤立时被笼罩在了死亡的阴影之中，人人自危。几乎杀光了所有反对者的泉盖苏文和咱们三国时期的董卓一样，先是拥立高建武的侄儿高藏为新王，随即又当仁不让地自封为莫离支（相当于国防部长兼国务院总理，不要怪我颠倒官职，毕竟枪杆子才是最有话语权的），独揽大权。嘿嘿，不知他有没有也来个“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大权在握的泉盖苏文开始得意忘形起来。从此以后，他无论上马下马都要有高官大将趴倒在地，然后像踩上马石一样跨上马背；出门时必须要有军队开道，前导仪仗声势浩大，所有闲杂人等均要退避三尺。然而慑于他的军事实力，人人都是敢怒不敢言。

高句丽国中发生的巨变，很快便由营州都督张俭详细地汇报给了李世民。当时朝野的主流意见认为，这是高句丽国的内部事务，不宜插手，只要他们继续遵奉大唐为宗主国，不妨暂且听之任之。于是，唐朝方面很快做出了回应：册封高藏为辽东郡王、高丽王。双方倒也相安无事。

然而这回由大皇帝亲自下达的命令，泉盖苏文却坚持不予执行，他还反咬一口：“当年隋朝多次侵略我国，我国将士奋力抵抗。新罗那帮奸贼趁机从我国夺地五百里。所以现在我们所做的不是侵略，而是讨债。除非新罗归还土地，否则我们绝不停战！”

相里玄奖同样理直气壮：“这些都是陈年旧帐了。若要真论起来，辽东各城本都归天朝所有，现在被你等占据，天朝尚未发话，哪轮到你等在这里啰嗦？”

这泉盖苏文玩弄阴谋尚且可以，但若论引经据典辩论还只是幼稚园的水平。见说不过对方，索性耍起了无赖的本性：你说你的，我打我的。说破大天也没啥用！

相里玄奖同志见战势依然在扩大，自己此次出使毫无成效，难免着急上火，多次约见国王高藏，要求停战。可是这位国王的模样比挨打的新罗人还可怜，说出来的话几乎就没人肯听，还要得过且过地给人家当橡皮图章，实在是无能为力。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二月，相里玄奖无功而返，把详细情况一五一十地向唐太宗李世民做了汇报。

当了多年天可汗，李世民还从未遇到过如此的公然抗命。他当即拍案而起：高句丽大逆不道，朕当亲自率兵征讨！。

这下文官们可炸了营。二十多年前隋炀帝杨广一怒之下三次出兵讨伐高句丽，惹得天怒人怨，国破家亡的沉重教训似乎还历历在目，以至于人们闻及对辽东用兵就变色，轻度恐韩症已经出现。

经过一段时间的辩论和思考，朝廷内部主要形成了三种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大唐声威远布四方，远征一个小小的蛮夷之地，赢了是顺理成章，增添不了什么光环；但一旦输了却是丧师辱国，严重损害大唐的国际形象。如果初次用兵失败，势必还要出动大军报仇。愤而出兵，容易失去冷静，考虑可能不周，反而容易给国内的反动势力和图谋不轨者以可乘之机。只怕到时候局面难以收拾。况且，如果将天下比作一个人的身体，那么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无疑就是心脏，地方州县便是四肢。至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皆是身外之物。高句丽罪不可赦，应当讨伐。然而也只需几员大将率数万兵马即可讨平。皇帝陛下如以万金之躯亲自出战，反倒更令人担忧。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以褚遂良等为首的文官集团。

第二种观点则完全相反，认为除恶需务尽，要像对付东突厥一样，彻底扫除后患。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以李世眅等为首的武将。

第三种观点则颇有些循循善诱的味道：尧舜禹汤等君主再贤明，也无法让冬天的地里长出庄稼，但一介农夫再怎么鄙陋无学，也能在春季顺利地种植庄稼。事物的发展，关键还是要看能不能恰当地把握时机。世间万物都有一定的运作规律，顺应这个规律才能获得成功。泉盖苏文上欺国王，下虐百姓，人人侧目。此时正是荡平高句丽的绝好机会。各位大人的观点虽然听之有理，却少有人看到这一点。

最后，第三种观点成为了大家执行的标准，因为提出这一观点的正是皇帝李世民本人。并且，他还决定，此次战争由朕御驾亲征！

李世民决定攻打高句丽，并不单纯是一时之怒。实际上，在巩固了政权之后，太宗即提出“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可以说他很早就以将高句丽纳入版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了。

当年杨广的对头高句丽王高元死后，弟弟高建武继位。他主动派遣使者前来朝见唐高祖李渊，而李渊也乐得先“安内”，再考虑“攘外”，于是双方恢复了正常帮交，高句丽尊奉唐为正朔，接受册封。不久新罗和百济上书李渊，指控高句丽拦住去路，阻碍两国向大唐进贡。高建武也立刻改正了错误，主动向李渊道歉，并与两个邻国恢复和平共处。

此后，高句丽对唐一直是十分尊敬。唐灭东突厥、吐谷浑和高昌时，高句丽方面都主动向派驻在本国的唐朝“大使”发去了贺信。如此态度，自然令李世民十分痛快。他曾向大臣们表示：“高句丽全国不过四郡之地，我发数万人马攻击辽东，他们一定会倾国相救，此时若再派一支海军自山东出发，从海路直取平壤，必然轻易攻克。然而天下刚平定不久，朕实在不想再扰民了。”

可如今这泉盖苏文竟然公开谋杀了亲唐派首领高建武，还十分嚣张地违背天可汗的命令，实在是不得不教训一下了。再加上死心塌地跟着自己的新罗小弟也身陷险境，无论从提高威信还是保护盟国的角度来说，这一仗都有打的必要。

不过，虽然李世民和大部分武将都自信满满，但杨广的前车之鉴还是要充分借鉴的：打归打，但一定要吸取教训，既要做好准备工作，也要尽可能地减少对国内正常经济建设的影响。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第一步就是解决粮食问题。将作大匠（住房和建设部部长）阎立德奉命前往鱼米之乡的洪州（江西南昌）、饶州（江西波阳）和江州（江西九江）等地，建造运输船只，征集军粮。贞观年间连年丰收，筹集粮食本不是问题，但为以防万一，李世民还是派遣高级官员直接负责。

接着是调集部队。和杨广一样，李世民也是选择幽州作为大军的前进基地，只是此时军队的士气和求战欲望都已不可同日而语。前面说过，唐朝实行府兵制，各地都有负责征兵和训练的专门机构。参加战争的军队不需要临时抽壮丁，而是由指定的征兵府派出，大批人马很快便源源不断地从各地开往幽州集中。此外，幽州当地还设立了现场招募点，诚招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军。结果是大量的工匠携带自制的攻城器材主动前来投效，报名的人数比计划招募的数量要多出近十倍。整个准备工作进行的是热火朝天，负责征兵的官员更是个个喜笑颜开。

看到各项工作都已按照自己的预想有序地进行，李世民这里也开始积极进行战前准备。既然是御驾亲征，就得先安排好留守监国的人选。按说，这一人选太子李治当仁不让。然而老爹李世民却颇有些放心不下，他略带担忧地询问百官们：“太子为人处事，宫外之人是否明了？”

司徒长孙无忌一看老问题又来了，急忙接上去：“太子虽不出宫门，但高尚的品德早已传遍天下，天下百姓无不对此感到钦佩和尊敬。”

这马屁拍得实在是太明显，以至于李世民依然皱着眉头，叹道：“朕当年像太子这么大的时候，十分顽劣，而治儿却从小宽厚。俗话说：儿子性格像狼，还要担心他会像只羊。男孩子嘛，有些狂野的气质才好，更何况治儿一直忠厚老实的。真希望他将来成人之后，能够有所改变啊！”

下面的长孙无忌听了都快要哭出来了。老大，有些事情能不能不要这么频繁地重复啊！只是有些话，就算是已经说了一千次一万次，却也还是要说的：“陛下英明神武，是平乱克祸的天才之选；而太子仁爱宽大，正是具有维护国家安宁所需的美好品格。陛下与太子虽然个性不同，却都具备不同时期管理国家所需的才能和品德。此乃上天为我大唐降下的两位明主，也是百姓之福。陛下又何故担忧呢？”

事实上，李世民心里明白，光耍嘴皮子是没用的，太子到底如何是算不出来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所以他虽然心存狐疑，也只能暂且放在一边。

第四十四章　知炫、识人与用人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农历十月，唐太宗李世民和太子李治一起离开长安，行程安排是长安——洛阳——定州。最后李治留守定州，李世民则前往前线。司空房玄龄和右卫大将军兼工部尚书李大亮受命留守京城，分别担任正副留守。

本来这一文一武两位都是相当好的人才，李世民留他俩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这二位还是先后给李世民添了堵。

前往洛阳的途中，李世民突然接到政府专用马车送来的紧急报告一份，同车随行的还有人证一名。报告是由正留守房玄龄所提交，来人则声称“有机密事”要面呈皇上。

李世民何等聪明，一听是老房为这人写的奏章，再加上对老房的了解，立刻判断出了这次事件的大致情况，于是他立即召见来人。只是与以往召见不同的是，这次他的身边陪侍有刽子手。

一见到来人，李世民劈头就问：“所告何人　？＇…＇”

“禀皇上，小人告的乃是房玄龄！”

“好！果然不出朕的所料！左右，把这厮拉出去，腰斩！”

什么？！告密者完全懵了，还没等缓过劲来，已经被几个彪形大汉强行拖了出去。

此时，身处京城之内的房玄龄，心里也不平静：皇上前脚走，后脚就有人前来告密，还说告的就是我。所以我只能派车把他连同奏章一并送往行宫，由皇上亲自定夺。哎，皇上应该不会怀疑我，可是发火估计是免不了了。

果不其然，皇帝的使者很快便到。他奉旨宣诏，斥责老房太不自信，白白给自己添麻烦。诏书最后明确授权：再有类似的事情，可便宜行事，先斩后奏，该抓的抓，该杀的杀，不必汇报！

皇上圣明啊！——相信这是老房当时的第一感觉。

很快，老房就深切感受到，自己与李世民的差距。不在于到底谁更有才，而是谁更适合做领导，谁更会看人。

同年十二月，京城副留守李大亮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五十九岁。他临终前留下的最后一份奏章中恳求道，希望李世民能够停止这场战争，撤回军队。

虽然对李大亮“最后一奏”的内容并不十分认可，但李世民还是被他这种死且不敢忘忧国的信念所打动。感动之余，他顺便问起了李大亮死后的家庭情况。

这一问就更感动了：李大亮多年位居高官，死后却只留下了五斛米和三十匹布。还有就是他收养的几十位孤儿！

多好的人，多好的臣啊！

只是，虽然你希望朕能够停止讨伐，返回长安。但须知此次作战不比往常，只待成功，便可将辽东重新收回中华版图。到时，想必你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宽慰了。

按照早就存在于脑海之中的构想，李世民第一次实施了海、陆军联合作战行动：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四万士兵和五百艘战舰，从山东莱州出发，横渡黄海，直扑平壤；太子詹事李世眅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步骑兵六万及蛮夷部落军向辽东城进发。

虽然已经任命了两位大总管，抵达洛阳后的李世民仍然感觉高级将领的后备力量不足，需要进一步挖掘，言谈之中也时常流露出这个意思。于是，经口舌相传，？州刺史程名振进入了他的视线。

这位老程同志可并非是无名之辈。早在隋末唐初天下大乱的时候他就曾经在窦建德手下做过事，后来又主动投奔了老李家，被李渊任命为永宁令。

很快，他便为新主公立下功劳：率部夜袭邺县，俘获男女百姓一千余人。

当时正逢乱世，大部分武将只热衷于打仗和杀人，成为俘虏的百姓在他们眼中犹如蝼蚁，生死根本无人关注。于是，程名振便做了一件几乎让当时所有人都对他刮目相看的事情：他将俘虏中所有尚处在哺乳期的妇女一一挑选了出来，一共90余位，悉数释放回了家。

这事在当时可谓是轰动一时，结果是：程名振成了“仁义”和“爱民如子”的代言人；邺县的老百姓个个对他感激涕零，据说还有人专门到庙里为他烧香祈福。同时，程名振也被看做是一个有想法、有深度的人才，得到了业内各方面的肯定。

然而，一千三百多年后，柏扬老先生在评论这件事的时候，却是狠狠地借题发挥了一把。他指责国人的麻木：程名振是什么人　？＇…＇对于遭到袭击并被掳掠的邺县百姓来说，他的部队就是一伙强盗，程名振便是那强盗头子。虽然那九十多名妇女最终回到了家中，可是剩下的人却大都不知所终。程名振虽放了九十多个人，却还抓走了一千余。诚所谓，大恶在先，小恩在后，总的来说还是个恶棍！老百姓们想不到这些，却去为祸害他们的强盗头子祈福，岂非不明事理？

我以为，事情不应简单的绝对化，也不应拿现在的人道主义标准去苛求古人。要知道，咱们中国老百姓吃苦耐劳那可是出了名的，对“王师”的要求也不高，只要不随意杀人放火抢劫强奸，也就差不多了，不敢指望着双方能站在同等的位置上。加上当时河北各种势力犬牙交错，今天你赶跑了我，明天他又打走了你，个个都说自己是正义之师，草头王齐出，大皇帝并立。普通老百姓根本搞不清楚这其中许多名堂，只知道自己的日子能过的下去就好，至于谁当皇帝，与我何干？

更何况，程名振抓人那可不是为了杀着玩，基本是年轻力壮的编入军队，剩下的合理分工，烧饭、洗衣、割草、运粮的都有。虽然是强迫的，也没个政委之类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但那时抓壮丁才是增强自身实力的不二法门，大家都是这么干的。较之其他人来，程名振的做法似乎还要更文明一些呢。

所以，不管怎样，一棍子把程名振打成强盗头子未免有些苛求，毕竟他所做的是被当时大多数武将们（甚至部分老百姓）视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当然这事是绝对不值得表扬的。只是如果拿现在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的标准来要求历史上乱世中的武将和老百姓，只怕操作性实在是不强。

话说当年窦建德失败后，刘黑闼兴起，势力席卷河北。而此时的程名振对当时的形势分析比较到位，选择了坚定地站在唐政府一边，率领区区一千多名部下活跃在刘黑闼的后方，不断破坏刘黑闼军的运粮路线，并多次成功烧毁刘黑闼的军用物资，在扰乱敌方后勤补给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当然为此他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刘黑闼派军多次扫荡未果，一怒之下竟将程名振的老母和妻子都抓来砍了。

背负了国仇、家恨的程名振从此更加死心塌地地从事对刘黑闼一方的突击和破坏活动。后来刘黑闼被俘，他还亲手砍下了刘的人头，在自己的母亲坟前祭奠。

河北安定后，程名振因功被任命为营州长史，爵拜东平郡公。后又转任？州刺史。

值得一提的是，程名振还有个骁勇善战的儿子——官拜大唐王朝的左武卫大将军的程务挺。此人的名声比老子尤胜——死后还被突厥人奉若神明。有说法认为，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女星潘迎紫主演的《一代女皇》中程南英一角的原型。具体后文再说。

言归正传。虽说早就听说过程名振的事情，但李世民却从来没有和他正面接触过。而且后来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程名振也并没有能给他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召名振问以经略之事，名振初对失旨”）。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李世民对程名振的回答很不满意，当场便变了脸色。这若是放在普通人身上，估计就灰溜溜地下了，升迁啥的也就不抱希望了。或许上天还是对程名振有所垂青的，他最终还是又赐给了程名振一个辩驳的机会——太宗不光是拉下脸，还言语对他进行了斥责（动色诘之）。

被骂，倒是给了程名振说话的机会。于是，他开始滔滔不绝地陈述自己的观点。随着他的分析和讲解，李世民铁青的脸色居然渐渐缓和起来，最后更是完全释然了。当天，程名振便被拜为右骁卫将军，随即又被任命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作为此次战役的主要将领，将跟随大唐皇帝出征去了。

呵呵，看来，第一印象不好也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只要你能用实际行动来扭转自己在领导心中的形象即可——当然，前提是你得有表现的机会，并且有足够的能力。

就这样，程名振从一个普通的地方官员一跃成为了中央军的重要将领，正式步入大唐核心历史舞台的他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展现自身雄厚的政治资本。

不过，在此之前，还是要先介绍一下他此时的两位同事——契絆何力和阿史那思摩。

这两位可都是老朋友了，只是与先前相比，他们两位的近况实在算不上很好——契絆何力失去了一只耳朵，而阿史那思摩则成了名符其实的亡国可汗。

先说契絆何力。当年参加高昌国战役归来后，除了论功行赏外，他还额外享受了一次带薪休假。这契絆老兄也是个实在人，没想着去什么名胜之地优哉游哉，而是只想着回去看看远在凉州的母亲和弟弟。于是依照规定，他向皇上提出了探亲的请求。

如此孝顺之事，岂有不批之理？于是乎，契絆何力就这样高高兴兴地奉诏上路去了。只是他万没有想到的是，征战多年的自己居然会在家门口遭人绑架。

那还是贞观十六年的事儿了。当时，北边的薛延陀汗国势力大盛，不少居住在凉州的契絆部落酋长都寻思着改投与自己习俗更为接近的薛延陀。契絆何力的家人也概莫能外。在他还没到达之前，他的母亲和弟弟就已经被连哄带骗地准备投奔北方老薛家。

正好这时契絆何力主动送上了门来。考虑到他在大唐王朝的尊贵地位以及一旦改投门庭将会给老薛家带来的强大号召力，他自然而然地便成为了酋长们争相策反的关键人物。

一天，契絆何力正在家中小坐，突然看到涌进来了很多人。仔细一瞧，原来都是认识的部落酋长们。哦，大概是好久没见，过来打个招呼吧。

契絆何力正准备寒暄几句，他们却已经抢先开了口。这不说则已，一说惊人——居然是劝自己背叛大唐去投奔薛延陀，这如何使得！

“皇上待我契絆部众恩重如山，为何要造反？”

“大人，您误会了，这可不是造反！现在薛延陀日益强大，投奔他们我们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况且薛延陀并不与唐朝为敌，怎么算得上是造反呢。再说，您的母亲和弟弟都已经过去了，您也没有亲人留在此处，还有什么好顾忌的呢？”

“不行！如果你们决心已定，我不阻拦；我弟弟如果铁了心要去投靠薛延陀也就罢了。只是我契絆何力深受大唐厚恩，早就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奉献给了大唐，绝对不会走！”说完这句话，契絆何力的脸色已经完全阴沉了下来，他大手一挥，果断地发出了逐客令。

嗬！义薄云天啊！是条好汉！不过事到如今也由不得你了。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为首的见劝说不管用，便使出了后招：他一使眼色，四五个人同时扑了上来，把契絆何力牢牢按住，很快更多的人也冲了上来，半拖半架地把他“请”了出来。

就这么的，契絆何力像个囚犯一般，被严密看管着带到了薛延陀可汗乙失夷男的面前。

听说有大唐重将前来投奔，乙失夷男自然是喜出望外，立马跑来看望。不料刚走进大帐，眼前的场景便着实让他吃了一惊。

来的人可还不少，为首的便有几十个，几乎都是面色恭敬地低头站在一边，等候着自己的接见。唯有一人，大大咧咧地一屁股坐在地上，两条腿分开直直地伸在前面，像个簸箕一样几乎呈90度角坐在那里。他的脸本可以正对着自己，他却偏要斜侧成45度，只是那双眼睛，却正放肆地上下打量着自己，脸上挂着的那分明是轻蔑的笑容么。

这是什么意思？这里要先说明一下下：古时的“坐”，可不是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