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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这二百九十年-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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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一代名将就此谢幕！
和李靖相同，李世勣也是早年以战功扬名，后入朝辅佐君王。二人在为官与处世的哲学方面也颇为一致：坚决不做出头鸟，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只求一生平安。
只是李世勣比李靖更加通晓人情世故，善于揣摩主上的心理，且行事更为谨慎。被贬时，他二话不说，立即奉命上任。李治时期，他从不公开对政务发表意见。但是当李治私下试探他时，他却毫不含糊，旗帜鲜明地站在了皇帝一边。在随后的一系列战争中，无论是后方统筹还是前线坐镇，他都表现神勇。更难能可贵的是，完成任务后，他立刻老老实实地回到家里，从不居功自傲。
这么能干、忠心又谦逊的人才，如何能不重用？
可是，李世勣真的是这样地表里如一吗？
要说这李世勣，确实是重情义。自打他跟随李密投降了李渊父子，此后不管是自己被俘还是被人以亲人的性命相要挟，他都一心一意地跟着老李家，从未产生过动摇。
他姐姐生病。身为尚书仆射，他亲自为姐姐熬粥，以至于胡子被风吹起的火苗烧到。姐姐十分过意不去，劝他：“家中有这么多仆人，何必如此辛苦？”李世勣的回答却让姐姐当场落下泪来：“并非家里无人。只是姐姐年事已高，我也已年迈，二人都已土埋半截，就算是想经常给姐姐煮饭，又能再煮上几次呢？”
应该说，李世勣人品确实不错，但也仅限于道德品质。至于官场表现，那完全另当别论。
且不说李世民逝世前与他的那段勾心斗角，就是在玄武门之变前后那段风云变幻的时期，李世勣和李靖也是践行发扬明哲保身的原则，绝不接近任何一方，每日除了上下班外绝不在工作岗位多逗留半分钟，也从不和人议论时事。
高宗时期，他越发地小心谨慎。作为前辈，他还很乐意提携优秀的年轻官员，只是他的教导大都无关业务。
渭南县尉刘延祐二十岁不到就进士及第，在首都特别行政区同级官员中排名第一，可谓前程似锦。李世勣也很看好他，曾劝他说：“你年纪轻轻便有如此盛名，以后更要加强自我约束，不要总想着爬到别人头上去。”
瞧这话说的，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李世勣是在妒忌，于是便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实上，了解他的人都知道，李世勣说的可都是大实话。
其实这正是中国人奉行了若干年的中庸之道：不落人后，不超人前。与同事相处，最好就是大家都差不多，一旦比别人先进许多，即使是自己辛苦努力的回报，也会有人（而且是不少说风凉话，猜测你是通过非正当途径得到的“超额利润”。于是先进者会被孤立和疏远，不再被原先的群体所认同和接纳。
这还算好的，若再有人妒心大发，串通起来诬告一把，即使不家破人亡，也势必会不得安宁。在一人专制的皇权制度下，这种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
为了能有个圆满的下场，以李世勣为代表的聪明人索性装傻充愣当哑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反正我老老实实干活，别找我麻烦就成。
但是人就免不了嫉妒，对于比自己牛叉许多的人难免会产生酸溜溜的感觉。强人自有他的道理，或许是天生脑袋好使，或许是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又或许是上面有人。发现了差距，不管服不服气，事实得承认，竞争要良性。更何况，优秀的人也不是全方面优秀，落后者也并非一无是处。人们如果能够认清方向并踏实努力，即使不能超越追赶的目标，也一定能大大超越原来的自己。
可惜，国人往往更擅长红眼，所以才有了平庸者逍遥快活，出头者如履薄冰的奇怪境况，也才有了“揣摩上意”＋“多磕头、少说话”=“大官”的奥妙公式。
除小心做人外，李世勣还十分注重对族人的教导。病重后的一天，他感觉精神和身体状态都好了许多，于是便吩咐弟弟李世弼召集家人聚餐，酒足饭饱之际，他向全家老小发表了最后一次公开讲话：
我自知病情已无力回天。今日设宴，便是与尔等作别（已经有人开始哭泣）。
尔等不用悲伤流泪。今天的话，尔等当仔细听好，务必牢记于心。
我一生为官，亲眼看到房玄龄、杜如晦等人操劳一生，刚刚站稳脚跟，就遇上不肖之子房遗爱和杜荷之类，败坏门庭不说，还几乎导致全家灭门！
（转向弟弟李世弼）今天我把子孙都托付到你的手上，你要仔细观察。有胆敢胡思乱想，或结交品行不端之辈的，一律先打死后再奏报皇上！不要让我在九泉之下被后人讥笑！
我死后，棺材用粗布装饰的普通马车装运，寿衣即平常衣物即行，棺材中可放入一套朝服。若泉下有知，我当穿着朝服去见先帝。随葬品只要五六匹木马、几顶幔帐和十个木偶就好，其他一概不要。我的小妾们，愿意留下来抚养孩子的就留，其他的想改嫁、想回家都可以。
以上尔等务必记好，不许违背。否则，便如同把我开棺戮尸一样不孝！
说完这些，无论家人再怎么哭泣、询问，李世勣再也不发一言，直至逝世。
如此安排，不可谓不小心，不可谓不谨慎。然而一个人能约束好自己已属不易，又怎能管好一大家子呢？多年之后，李家还是惨遭了灭门，不过那已经是武则天时期的事了。
高句丽之战，虽然大唐获胜，但过程却不是一帆风顺的，一种奇怪的现象始终如影随形着——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接连逃亡。
李治无法理解，一般只有吃了败仗的部队才会因丧失斗志、害怕死亡而逃走，明明打赢了怎么还要跑呢？莫非是贪生怕死？
不解归不解，对这等影响恶劣的行为当然不能听之任之。于是，一道言辞凌厉的诏书随即发出：限所有逃兵务必在规定期限内回部队自首。自首者可享受坦白从宽的待遇。逾期不归者，一律从严处理——斩首！自首后再次逃跑者，同样斩首！犯者家人一律剥夺人身自由，男子为奴，女子为婢！
可即便如此，军中逃亡现象还是屡禁不绝。好在战争还是以胜利而告终，皆大欢喜的结局，也就无人再去深究此事了。
可太子李弘还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此事进行了深度调研。
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李治接到了太子李弘的奏章。
奏章没有废话，直截了当地指明了问题所在。核心思想是这样的：
当初东方战事吃紧时，父皇收到前方报告，称士兵中有逃亡者。但事实并非贪生怕死那么简单。逃亡者中，有些是因为突染疾病，无法应征入伍，病愈后又担心受罚而逃离家园；有些是在作战或外出作业时被俘；有些是过海时溺水而亡；还有些则是因同一作战单位的战友突然失踪，害怕连坐而集体逃亡。
大敌当前，人事部门根本不可能彻查此事，于是便简单地把失踪人口都算成了逃兵，致使不少无辜家人受到了牵连，实在有些令人悲哀。
希望父皇能够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操作方式更加人性化些，免去家人连坐的刑罚。
读完奏章后李治笑了。儿子不仅详细分析了问题的前因后果，更充分展示了皇位接班人认真踏实的作风与宽厚仁爱的性格。十六岁的李弘比起当年的自己，还真是应了那句话：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于是，原先那道严厉的诏书被撤销。
在这件事情上，李弘宽以待人，肯定是值得褒奖的。但透过现象，我们需要看到后面所隐藏的问题。
前面介绍过，唐初实行的是府兵制。成为府兵者全家编入军府；国家实行均田制，分田到户，训练务农两不误；自备武器服装，根据命令参加军事行动。
但是，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唐初地广人稀，原先的地主在动荡中下落不明，有大量无主田地可供分配。随着社会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人口迅速增加，而可供分配的田地却基本没有变化，自然的，人均占有土地的数量便不断下降。
均田制下，每家每户都会有属于自己支配的土地。而伴随政治稳定而来的就是商业的发展。原本大家的生活来源都是种地收粮食，彼此间相差不大。可后来开始出现贫富悬殊，加上携带资本拥入的外地商人和富人们开始大量购进土地，两极分化凸显。
坦率地说，这是一种社会的不公平，但也是财产私有制条件下的必然结果——你愿买我愿卖，哪家的王法能禁止？
若是普通农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府兵不一样。他们的职业亦农亦军，武器、服装和坐骑都要自己准备。现在可好，穷府兵的收入根本无法支撑这些支出。有钱的觉得自己的命值钱，不想去干掉脑袋的事儿，就花钱买通官员，免去了兵役。于是乎，上阵卖命的都是穷爷们儿，衣服破烂，刀枪锈迹斑斑，坐骑也是老弱病残。这样的府兵，兵源能好到哪里去？
发现问题的不止李弘一人。早在灭百济后，奉命驻守百济的熊津都督刘仁轨在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就将相关情况向朝廷作了汇报，并指出了问题的根源所在：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政府的法令和执行方面也有问题。
当时百济的驻军，从兵到官，每天想的不是异域建功，而是早日回国。
每次列队，放眼望去，根本看不出这是一支刚刚消灭敌国的无敌之师，而像是刚吃了败仗狼狈溃散的残兵败将。年轻力壮、士气高昂的战士屈指可数，而衣衫褴褛、武器锈蚀、满脸愁容的半老头子倒是一抓一大把。
比起物质条件的艰苦，官方对将士们的态度更让人心寒。按说胜利后生还者都应该得到嘉奖，可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与政府的官僚化，官方统计的作战人员名单中居然不包含战争后期参战的人员，这些人如果能活下来或是建立功勋还算好，如果战死，连名字都没人知道。
那么立功受赏的应该过得不错吧？
遗憾的是连这也无法做到。即使有了身份，性质还是府兵。一纸调令下来，还得去挑担拉车，重活累活一样不少。受赏的时候壮志满怀，可现实却把那些荣耀一脚踢开：“你生来就是吃苦受罪的命，想改变？做梦！”
在这种状况下，当兵吃饷这一行当，从原先备受尊重并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职业一下子沦落成为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雷区。这也直接导致军队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降低。
对海外驻军的忽视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百济驻军在出发时得到的命令是准备一年的装备，可一转眼两年都快过去了，没有得到补给的物资，也没有等来换防的部队。驻军们连轮流休整都无法保证，军队中处处弥漫着消极低迷的气氛。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幕幕令人扼腕痛惜的悲剧开始上演：本该应征入伍的青壮年们甚至不惜自断手脚拒绝应征。本应只在末日王朝才会上演的事件，居然会在国力蒸蒸日上的大唐频频出现！
府兵制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国家军事发展的需要。无论它曾有过多么辉煌的过去，一旦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就只能遭到历史无情的抛弃。
第八章 呀啦嗦，那就是青藏高原
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病逝。由于松赞干布唯一的儿子贡日贡赞已先于父亲逝世，由孙子芒松芒赞继任为吐蕃第三十四任赞普。
关于松赞干布的年纪，业内有不少争议。有说他死的时候已经八十多的（也就是说，文成公主当年嫁的是个土埋半截的老头），也有称他死时不过36岁的，等等。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即芒松芒赞即位时还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因此朝政由宰相禄东赞（就是替松赞干布向大唐求亲的使者）把持。照此推断，松赞干布去世时年纪应该不会很大。
禄东赞家族这一把持，就是十五年。
松赞干布去世后，长安的老丈人家也派遣使者前来吊唁，吐蕃方面一一答礼，双方继续保持一团和气。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吐蕃派使者前往长安，替芒松芒赞求婚。
当时李治的心思都扑在西域战事上，根本没心思管这茬。况且，在他的印象里，吐蕃与其他小国并没什么不同，对大唐构成不了威胁。再说了，大唐公主个个金枝玉叶，你送点东西来就想换一个回去，未免也太容易了吧。
于是，吐蕃使者无功而返。
碍于之前的情面，吐蕃方面（主要是禄东赞）并没有表示出反感，但不痛快却是一定的。唐吐关系开始降温。
在安定完内部，巩固好地位后，禄东赞开始筹划扩张本国的势力范围。他的第一个目标，便是离自己最近的邻居——倒霉蛋吐谷浑。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吐谷浑可汗慕容诺曷钵在唐军的支持下坐稳了可汗的位子，几十年来倒也平安无事。作为夹在吐蕃和唐之间的缓冲地带，吐谷浑极力与两大强邻维持友好睦邻关系。慕容诺曷钵和老婆唐弘化公主的小日子也过得是有滋有味。
然而，就算他不想惹事，吐蕃早晚也会找上门来。一来因为吐谷浑控制的地区水草丰美，在游牧民族看来是块风水宝地；二来吐谷浑实力较弱，是个软柿子，既然是软柿子，自然少不了要被人捏。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蕃开始发难：屡次侵入吐谷浑领土，滋扰一番后便回去。吐谷浑吃亏后，开始注意调动军队防范，双方开始出现摩擦。
吐谷浑的综合国力自然远不如吐蕃，不过仗着有唐老大罩着，倒也不太害怕。吐谷浑人一边抵挡吐蕃人的进攻，一面向李治呈递奏章，请求长安方面干预。
吐蕃闻讯后也依葫芦画瓢，同样派人到长安控诉吐谷浑。双方各执一词，都要求对另一方实施制裁，并对己方提供援助。
李治被吵烦了，干脆大手一挥：不准再胡闹！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瞎折腾啥呢？！
这下正中吐蕃的下怀。论军事实力，吐蕃和吐谷浑根本不在同一级别，说是老美对伊拉克也差不多。只要唐政府不干涉，灭吐谷浑顶多也就是一次中等规模的军事演习而已。
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吐谷浑内部又横生枝节，使得吐蕃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因触犯刑律，叛逃到了吐蕃，并将国内情况向吐蕃和盘托出。
有针对性地加强部署后，禄东赞作出了直接出兵的决定。完全处于劣势的吐谷浑节节败退，国土迅速沦丧，很快便走到了亡国的边缘。
面对严峻的局面，吐谷浑第十九任可汗慕容诺曷钵与妻子弘化公主一道，带着嫡系部众弃国而逃，投奔到了大唐的凉州（甘肃威武市），随即又被安置到了远离战场的内地。
屡亡屡建的吐谷浑王国就此彻底终结。
吐谷浑的剧变终于将远方的长安从睡梦中惊醒。吐谷浑没了，凉州和河西走廊一带将直接暴露在吐蕃大军面前，西域和中原的联系也时刻面临被切断的危险。
唐政府方面宣布进入紧急戒备状态。
凉州都督郑仁泰、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分别被任命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和安集大使，负责加强凉州一带的防御，同时对于吐谷浑残部的军事行动积极予以援助。
牛刀初试即成效显著，禄东赞感到相当满意：老领导松赞干布早就对吐谷浑垂涎三尺，但碍于唐政府始终未能如愿。现在既了却了老领导的遗愿，又大大提升了自家在吐蕃的声望。不过话说回来，既然吐谷浑已灭，唐大军又已压境，不必要的冲突还是能免则免吧。至于以后，随机应变好了。
就这样，触角已基本遍布吐谷浑全境的吐蕃人暂时停止了扩张的步伐。为了试探唐政府的态度，禄东赞再次派出使者前往长安，控诉吐谷浑，并再次提出了和亲的请求。
这下李治和文武百官们的火更大了：就算吐谷浑有不对，你也已经占了人家的地，赶走了人家的可汗，什么仇都报了。居然还要来告状？竟然还敢问我们要公主？当我们都是傻子不成！
吐蕃的请求再次遭到了拒绝。
李治有个最大的优点——有错就改。对老婆如此，对外人同样如此。吐谷浑事件后，他派人仔细打探了吐蕃的实力，发现这个和大唐还算是亲戚的家伙对丈人家的威胁还真不是一般的大。对于这种对手，在做好充足的准备之前一定要先稳住。至于吐谷浑，立即夺回来眼见是不可能了，那就先默认这个既成事实吧。
但是，作为堂堂大唐皇帝，即便是吃了哑巴亏，也不能叫别人看出来。于是他派左卫中郎将刘文祥出使吐蕃，带去了一份措辞严厉的诏书，对吐蕃的军事行动表示愤怒和谴责，要求吐蕃立即交还吐谷浑，并退回本国国土。
可想而知，这种诏书只能摆摆样子，表示一下态度。实际效果？就不用说了吧。
慑于唐军的威势，禄东赞也不再采取进攻战略，而是开始在新占领区确立统治。
眼瞅着一年过去了，双方都没啥动静，禄东赞于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元月再次派遣使者向李治恭贺新年。
吐蕃使者此行当然不只是拜年。客套话说完，使者便向李治表达了两项“温和”的请求：一是请求皇帝准许吐蕃和吐谷浑和解，二是请求大唐批准吐蕃在赤水地区从事畜牧业生产。
李治的态度也很明确：此奏不准！
为什么呢？
只因为这两项请求都是笑里藏刀。
说的好听，和吐谷浑和解。什么叫和解？吐蕃退出侵占的土地，迎接慕容诺曷钵返回都城，双方重建友好外交关系方叫和解。而现在，吐谷浑的国土仍然被吐蕃所控制，慕容诺曷钵若是贸然与吐蕃接触，八成要风萧萧兮高原寒，可汗一去兮不复返。
至于允许吐蕃人在赤水地区放牧，就是说唐政府对于吐蕃人公然在原本属于吐谷浑的土地上任意而为予以官方认可，也就意味着唐政府承认吐蕃对赤水地区拥有主权。
这怎么可能！
吐蕃使者碰了一鼻子灰后无功而返。
表面上看，两年多来唐吐双方除互派使者，耍耍嘴皮子外并没有什么动静，但暗地里双方却都在积蓄力量，扩军备战。李治和禄东赞都明白，当两个同样处在扩张阶段的势力直接对话的时候，一场大战已在所难免。
很快，大唐和吐蕃在西起中亚、东到秦岭的漫长战线上开始了大规模武装对峙。
最初，双方都把目光聚焦在凉州（今天的甘肃青海一带）一线。由于互相忌惮，双方都采取了按兵不动的策略，静候时机的成熟。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西域。
十三年前苏定方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后，两位西突厥贵族被授予可汗称号，负责原西突厥汗国的各项事务。唐政府在西域设立了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大军区，合称“安西四镇”。不久两位可汗发生冲突，继而演变为火拼，胜的一方进一步做大做强，成为了民族自治政府的唯一首脑。
随着这位可汗的去世，西突厥故土群龙无首，各方势力开始蠢蠢欲动起来。期间，相当部分的西突厥部落投靠了吐蕃。
见有人主动前来归附，吐蕃大喜，同时也敏锐地觉察到唐军在西域的军事力量并不强大，是个很好的突破口。
咸亨元年四月，号称有四十万之众的吐蕃大军在禄东赞次子论钦陵的率领下，由南向北推进，攻陷了唐朝在西域偏远地区设置的十八个州，继而又和于阗人合作，攻克龟兹拔换城（新疆阿克苏市）。驻西域唐军因兵力严重不足，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挡，连战连败。最终安西四镇全部失守。
见吐蕃人先动手了，李治也毫不示弱，立即开始布置反击。
首先，撤销已名存实亡的安西四镇编制。这既是对失败的承认，也是对全军将士的激励：打了败仗，丢了地盘，耻辱！
紧接着组建西方远征军，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和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副总管，集结十多万军队向吐蕃发起了进攻。
薛仁贵摩拳擦掌，打算大干一场。可郭待封却另有自己的想法。
当年灭高句丽，郭待封和薛仁贵是同级。可现在薛仁贵已贵为大总管，自己反倒成了他的副将，郭待封心中很是愤愤不平。他总揪着“当年我俩差不多”的老账，加上父亲郭孝恪曾出任安西都护，是经略西域的前辈，自己乃名门之后，因此在行军途中一直明里暗里和薛仁贵较劲儿。
对此，薛仁贵心里是一百个明白。不过考虑到大敌当前，内部不团结是大忌，也就没太计较。
尽管内部有磕绊，最初遭遇的都只是吐蕃的小撮部队，唐军还算是比较顺利的。
抵达大非川（青海湖南部）后，薛仁贵准备向驻扎在乌海（青海玛多县）的吐蕃主力发动攻击。但进攻之前有两个问题得先解决一下：
一是从大非川到乌海，路程遥远且艰险，携带大量粮草物资上路更难；
二是乌海西南便是吐蕃腹地。一旦得知乌海战事，吐蕃必定会大举增援。即使乌海一役获胜，唐军也未必再有体力击退增援的吐蕃军。
经过慎重考虑，薛仁贵做出了决定：留两万人在大非川设立堡垒，囤积粮草和物资；自己则和阿史那道真一起率领部分主力出击乌海；郭待封率领其余人等随后出发，双方在乌海会师，共同对付吐蕃的援兵。
不愧是突击好手，薛仁贵的行动再一次取得了成功。在乌海附近的河口，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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